专题十二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专题十二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 课标要求 通过了解辽宋夏金元时期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新变化，认识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地位。 辽宋夏金元时期（10—13世纪），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多政权并立、后又走向大一统的复杂阶段。这一时期虽然政治上长期处于分裂或异族统治之下，但经济与社会层面却发生了深刻而富有活力的变化。农业、手工业、商业全面繁荣，经济重心最终南移完成；与此同时，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为标志的社会结构变革，使中国从中古门阀社会向近世平民社会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些变化共同塑造了此后元明清数百年的基本面貌。 一、辽宋夏金元的经济：繁荣与转型 （一）农业革命：精耕细作的深化 1. 耕作技术的突破：稻麦复种制的推广 宋代农业最核心的技术进步是稻麦复种制的逐渐普及。所谓稻麦复种，是指在同一块土地上一年内先后种植水稻和麦类作物——春夏种稻，秋季收获后紧接着种麦，来年夏初收麦。这一技术使土地利用率提高了一倍，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增加。长江流域的农民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这一模式，至南宋时已在江南地区相当普遍。《吴郡志》记载：“吴中田野，皆以稻麦两熟。”两熟制的推广意味着南方农业不仅可以自给，还能向外输出大量剩余粮食，为城市人口增长和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与此相关的还有秧马、踏犁等农具的改进，以及圩田、梯田的大规模开发。圩田是在低洼地区筑堤围水而成的水田，堤上设闸调节水量，既可防洪又能灌溉。范仲淹在《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中描述苏州一带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可见工程之浩大。梯田则在山坡上开辟，层层叠叠如阶梯，使山区耕地面积大大扩展。这些技术手段共同推动宋代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2. 经济作物的扩张：专业化与商品化 在粮食生产持续增长的同时，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呈现出显著的扩张趋势。桑、麻、茶叶之外，甘蔗、柑橘、荔枝、棉花等经济作物开始大面积种植。太湖流域以盛产甘蔗著称，福建、广东的荔枝、柑橘远销北方市场。更有专业化的菜园、药园、花圃出现，以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历史学家袁行霈在《中华文明史》中指出：甘蔗“产于长江流域，早在北宋初年，太湖流域一带即以盛产甘蔗著称。甘蔗的种植极费人力财力，需精耕细作。”经济作物具有经济价值高、技术要求高的特点，其种植面积的扩大，本身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经济作物的商品化又进一步刺激了区域分工和市场的发育。 （二）手工业的飞跃：从官营到民间的活力释放 1. 制瓷业：五大名窑与青花瓷的崛起 宋代是中国瓷器史上的黄金时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各具风格，其产品以温润如玉的釉色、典雅含蓄的造型闻名于世。汝窑天青釉“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意境，官窑的粉青釉色，钧窑的窑变色彩，都达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美学高度。与此同时，江西景德镇从唐代开始烧制青白瓷，至宋元时期迅速崛起，成为全国制瓷中心。元代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并成功烧制出青花瓷——以钴料在白瓷上绘制图案，罩以透明釉高温烧成，蓝白相映，清新明快。青花瓷的出现是中国瓷器史上的一次革命，它开启了以彩绘为主流的新时代，并成为此后中国瓷器外销的拳头产品。 2. 矿冶业与纺织业：技术进步与规模扩大 宋代煤矿开采量大幅增加，煤不仅用于家庭燃料，还广泛用于冶铁、制瓷等手工业。据研究，北宋时期华北地区的煤矿开采已相当普遍，煤的使用使冶铁成本降低、产量提高，铁制农具和工具更加普及。 纺织业方面，丝织技术和棉纺织技术都有长足进步。宋代丝绸品种繁多，织金、缂丝等工艺极为精湛。元代黄道婆从海南带回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在松江一带推广，使棉纺织业迅速发展，棉布逐渐成为普通民众的主要衣料。造纸业也在这一时期达到新的高度，竹纸、楮皮纸等品种多样，纸质精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 （三）商业革命：突破与创新 1. 市场的多层次发育：草市与榷场 宋代的商业网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层次结构。在农村和交通要道，草市大量兴起。草市起初是定期集市，农民在此用农副产品交换生活用品，“赶集”或“趁墟”成为常态。随着商品交换日益频繁，部分草市演变为固定的居民点，有的甚至升格为镇或县。这些草市上通城市、下连乡村，构成了商品流通的毛细血管。 在政权交界地带，宋与辽、夏、金之间设有榷场——官方控制的互市市场。榷场贸易受严格管理，官府有交易优先权，并对民间货物进行检查征税。但尽管如此，榷场的存在仍然使南北物资得以流通：宋输出茶叶、丝绸、瓷器、书籍，辽夏金输出马匹、毛皮、药材。这种跨越敌对政权的贸易，客观上促进了区域经济的互补和民族间的经济联系。 2. 城市的空前繁荣：东京与临安的盛况 宋代城市发展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坊市制度的彻底瓦解。唐代长安实行严格的坊市分离，居民区（坊）与商业区（市）被高墙隔开，商业活动受时间地点限制。而北宋东京（汴京）则完全打破了这一格局——商铺可以临街开设，夜市、早市、晓市昼夜不绝。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城“太平日久，人物繁阜”，“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高档酒楼如仁和店、会仙楼，内有歌儿舞女演唱作陪；茶坊遍布街巷，太学生甚至组织茶会作为联谊；凉饮店出售甘豆汤、漉梨浆、木瓜汁等各式饮料。时人称“汴京富丽天下无”，“资产百万者居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 南宋临安（杭州）的繁华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都城，临安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都市之一。城中有专业性的街市，如药市、花市、珠子市场等；有各种娱乐场所“瓦舍”，演出杂剧、说书、傀儡戏等。这种城市繁荣的程度，直到几个世纪后的欧洲城市才堪比拟。 3. 纸币的出现：商业信用革命 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对货币流通提出了更高要求。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因铁钱笨重不便交易，商人自发创造了“交子”——一种以信用为基础的兑换券。后由官府接管，正式发行官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南宋时期，纸币发行更加普遍，有“会子”“关子”等多种名目。元朝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纸币“中统元宝交钞”，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纸币为主要货币的朝代。纸币的出现和流通，标志着中国商业信用和金融手段走在了世界前列，也为大规模长途贸易和财政结算提供了极大便利。 （四）经济重心的南移：最终完成与深远影响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进程，至南宋时期最终完成。“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形象地反映了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成为国家主要粮食供应地的现实。人口分布上，南方户数已远超北方；税收贡献上，东南地区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文化教育上，南方进士数量也全面超过北方。据研究，北宋时期的72位宰相中，北方41位、江南26位；而南宋时期的62位宰相中，北方仅5位，江南47位。这一数据生动地说明了经济重心南移所带动的文化重心南移。 为了将南方财赋顺利北运，元朝重新疏浚了大运河，改变了隋唐时迂回曲折的路线，缩短了航程；同时还开辟了长途海运航线，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出发，经海路直达直沽（今天津），再转大都。运河与海运并举，构成了南北物资运输的双重动脉。 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推动了南方沿海沿江城市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繁荣；吸引了北方人口进一步南迁，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格局；促进了南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使各民族在南方更好地交融。但与此同时，南方某些地区出现了围湖造田、过度开垦的现象，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例如宋代是历史上围湖造田的第一个高峰期，以江浙一带围田量最大，大片湖泊消失；山区因过度砍伐导致水土流失，淤塞溪流，影响了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辽宋夏金元的社会变化：从门阀到平民 （一）宋朝社会的变化 1. 门第观念的淡化：“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宋代社会最显著的变化，是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势力的彻底衰落。这一变化最扎眼的标志，是时人对“家世”和“门第”态度的转变。南宋学者郑樵在《通志》中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意思是说，选拔官员不再看家庭出身，缔结婚姻也不再计较门第高低。这在唐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门第观念淡化的根本原因，是科举制度的彻底成熟。宋代科举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实行糊名（将试卷上考生姓名籍贯封贴）、誊录（另抄副本交考官批阅，以防辨认笔迹）、锁院（考官一经任命立即隔离）等制度，最大限度保证了考试的公平性。欧阳修在《文忠集》中写道：“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各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科举制度向社会各阶层开放，贫寒子弟只要苦读经书就有机会入仕。这从根本上动摇了门阀世袭的特权基础。 2. 社会成员身份趋于平等 在土地制度上，宋代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这与前代王朝试图抑制土地兼并、维护自耕农经济的做法完全不同。为什么宋政府放任土地兼并？原因有四：一是北宋建国时没有经历大规模战乱，缺乏无主荒地，难以推行均田；二是宋太祖以“杯酒释兵权”剥夺了开国将领的军权，作为补偿，对他们兼并土地持放任态度；三是宋代沿用两税法，按田亩而非人口征税，土地兼并不影响税收反而降低征收难度；四是宋太祖有“藏富于民”的指导思想，认为财富只要在国内，最终都会通过赋税归于国家；此外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不抑兼并导致土地流转加快，“千年田换八百主”。传统观点认为，这使大量自耕农丧失土地，激化了社会矛盾。但新观点认为，土地流转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生产效益，使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地主从佃户获得地租后消费需求提高，也刺激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前代有所减弱，许多佃农可以自由迁徙、选择雇主。 3.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相对松弛 与前代相比，宋代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控制明显放松。农民迁徙的自由度增加——不再像唐代那样被严格束缚在户籍所在地；匠户制度也较为宽松，工匠可以自由流动、自主经营；对商业活动的管理更是从直接管控转向间接征税。这种“相对松弛”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商品经济繁荣的重要制度条件。 钱穆先生曾有一句著名的论断：“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是贵族社会，宋以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虽然这一概括或有过于简化的地方，但它确实抓住了宋代社会变迁的实质——中国从中古门阀社会迈入了近世平民社会。 （二）金元时期的社会变化 1. 金朝的汉化与社会整合 金朝灭北宋后，统治着华北广大地域。女真贵族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汉族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金世宗、章宗时期推行一系列汉化政策：采用科举取士，尊崇儒学，仿照唐宋制度建立官僚体系。与此同时，女真人与汉人之间的社会壁垒有所松动，婚姻、交往日渐增多。女真族的封建化进程，使金朝社会与宋朝社会的差异在缩小。 2. 元朝的四等人制与社会结构 元朝统一后，蒙古统治者按照被征服的先后顺序，将全国人口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这一政策在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上制造了明显的等级差异：蒙古人居最高，色目人次之，汉人（原金朝统治下的汉族）再次，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最低。四等人制给元代社会带来了深刻的族群矛盾，许多汉族士人仕途受阻，转而投身于戏曲、杂剧等民间文艺创作，反而促成了元曲的繁荣。 但也要看到，元朝在制度层面亦有创新。在整体社会结构上，蒙古统治者对商业和手工业的态度比宋代更为开放，元朝商人尤其是色目商人享有很高的地位，海上贸易空前活跃。另外，元朝废除了宋代存在的一些身份性歧视（如“贱民”制度在法律上弱化），同时又引入了新的族群等级。总体而言，元朝社会呈现出异族统治下多元复合的特点。 3. 契约关系的进一步普遍化 无论金朝还是元朝，租佃关系中的契约化趋势都在加强。土地租佃越来越多地采用书面契约形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佃户缴纳定额实物地租后，剩余产品归自己支配，地主不得随意增加租额或收回土地。这种契约性的人身关系，较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部曲、佃客有了质的进步。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减弱，对国家的人身依附也在减弱——这与此前赋税制度从“以人丁为本”向“以资产为宗”的转变是同一个历史趋势。 全专题小结 辽宋夏金元时期，中国经济与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深刻而富有活力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归纳为几个关键命题： 第一，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 从中唐以来的南方经济崛起，到南宋时“苏湖熟，天下足”格局的确立，再到元朝通过运河和海运将南方财赋北运，南方作为国家经济核心区的位置再未动摇。这一地理格局的转换，决定了此后元明清数百年的基本经济走向。 第二，商业革命与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 草市、榷场、都会城市构成的多层次市场网络，纸币的发明与流通，海外贸易的空前繁荣，都表明宋代中国已经出现了类似于欧洲近代早期的“商业革命”迹象。如果不是后来蒙元统治和明清时期的政策逆转，中国或许会率先迈入近代化的门槛。 第三，社会结构从门阀向平民转型。 科举制度的成熟打破了身份固化的藩篱，“取士不问家世”成为现实；土地制度的“不抑兼并”看似违背传统均田理想，却意外地释放了土地流转的效率，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相对松弛，农民和工匠的人身自由度提高。所有这些变化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中国社会正在从中古的等级森严、身份世袭，走向近世的相对平等、流动开放。 第四，民族交融在经济层面同步深化。 辽宋夏金时期的榷场贸易、元朝的大一统格局，都促进了南北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虽然元朝实行了四等人制，但在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各民族之间的渗透和融合从未停止。 综观这一时代，经济繁荣与社会转型交相呼应。没有农业革命和手工业进步带来的物质基础，商业革命无从谈起；没有商品经济的渗透，社会等级壁垒难以松动；而社会流动的增强，又反过来为经济领域注入了更多活力。如果说唐宋变革是中国从“中世”走向“近世”的关键转折，那么辽宋夏金元时期——尤其是宋代——正是这一转折最终定型的阶段。此后元明清六百余年的社会基本面貌，都可以在这个时代找到清晰的源头。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