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讲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讲义 --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09讲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导言：从“唐宋变革”说起——一个时代的内在转型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提出过一个影响深远的学说——“唐宋变革说”。他认为，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这一判断的核心依据，不在于王朝更替本身，而在于唐宋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的社会变化：门阀士族彻底衰落，“取士不问家世”成为常态；贱民阶层数量减少，社会成员身份趋于平等；土地买卖基本不受官府干预，“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城市坊市制瓦解，街市制取而代之，商业活动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面向平民大众的俗文化蓬勃兴起，文化不再是贵族的专利。

把以上这些变化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将辽宋夏金元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平民化、世俗化、个性化。经济上，宋元是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全面成熟、手工业和商业取得突破性进展、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的关键时期。社会上，从世族社会向“齐民社会”的转型基本完成，社会流动空前活跃。文化上，儒学以理学的新形态重新夺回思想阵地，文学艺术走向市井民间，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在宋朝基本成熟并广泛应用。本讲的核心任务，就是系统梳理这些变化，并理解它们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经济变革提供物质基础，社会流动释放活力，文化创新书写精神面貌，三者相互推动，共同构成了一个“转型时代”的完整图景。

知识点一：经济之变——传统农业的成熟与工商业的繁荣

一、农业：从“田制不立”到“稻麦复种”

宋元时期的农业，在耕作制度、种植结构和土地政策上都出现了值得关注的突破。

在耕作制度方面，宋朝时一年两熟的稻麦复种制在南方得到全面普及，有些地方甚至发展到一年三熟。稻麦复种意味着同一块土地在一年之内先种水稻、收后再种小麦（或先种麦后种稻），土地的利用效率比此前的一年一熟制大为提高。据学者估算，唐朝粮食基本亩产量在1石左右，宋代提高到约2石，而两浙路等发达地区的亩产甚至达到五六石甚至六七石——这个水平已经接近明清时期同一地区的产量。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直接支撑了人口的增长。北宋末年实际人口数已经超过1亿，这在中国古代人口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在农业经济结构方面，经济作物的种植显著扩大。出现了固定种植经济作物的专业化农户，茶叶、甘蔗、桑树、果树等的种植面积持续增加。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棉花的推广——棉花在内地的种植始于宋朝，在元朝得到大力推广，南方植棉逐渐普遍。这不仅丰富了农业经济结构，也带动了此后棉纺织业的蓬勃发展。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和农产品的商品化，对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结构构成了一定程度的突破。

在土地政策方面，宋朝采取了与前代迥异的方针——“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所谓“田制不立”，是指国家不再像北魏至唐前期那样推行均田制，不再对土地的分配和转让进行大规模的行政干预；“不抑兼并”，则是承认并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允许土地按照经济规律自由流转买卖。土地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土地买卖频繁，“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成为普遍现象；租佃关系随之成为最普遍的农业经营方式——无地的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按约定交纳地租，人身依附关系较此前大为松弛。

在边疆开发方面，辽夏金元统治之下，边疆地区获得了进一步开发。漠北、东北、西北、西南的农业都有显著进步，中原农耕文明在更大范围内向周边扩展。

二、手工业：瓷器与煤铁的时代

宋元手工业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其中最具时代标志意义的是制瓷业和冶铁业。

制瓷业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宋代出现了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各具特色；景德镇更是后来居上，成为全国制瓷中心，被誉为“瓷都”。瓷器大量出口海外，成为继丝绸之后中华文明新的物质象征——以至于在英文中，“china”一词既指中国，也指瓷器，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出瓷器在当时世界贸易中的标志性地位。

冶铁业在燃料方面经历了重大革新。北宋时期，煤炭（时称“石炭”）的开采量大幅增加，都城东京的居民已经普遍使用煤作为日常燃料。南宋时期，焦炭被用于冶铁，燃料的改进大大提高了金属冶炼的产量和质量。

印刷业的发展同样意义深远。雕版印刷日益兴盛，北宋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普及——书籍的复制成本降低、数量增加，知识传播的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与此相配套的造纸业也随之持续发展。

棉纺织业在元代取得了关键技术突破。松江妇女黄道婆从海南黎族地区学来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并加以革新推广，此后棉布逐渐取代麻布成为普通民众的主要衣料——这是一场深刻改变中国人穿着习惯的“衣料革命”。

三、商业：从“交子”到“海上丝绸之路”

宋元时期商业的繁荣程度，在中国古代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好几位经济史学者甚至将宋代出现的若干商业现象称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个比喻是否贴切可以讨论，但宋代商业确实在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发展。

市场体系方面，三个层次的市场网络基本形成。面向大众的基层市场蓬勃涌现，草市（在农村交通要道定期交易的市场）数量大增，其中一部分发展为固定的居民定居点和工商业市镇。宋神宗元丰年间全国镇市达一千九百多个，南方各路约占一千三百个。城市内部的坊市

制被彻底打破——坊墙倒塌，街市兴起，临街开设店铺成为常态，晓市、夜市繁盛，商业活动不再受“定时定点”的约束。边境市场上，宋与辽夏金各政权在边境设置榷场进行互市交易，民间贸易也相当活跃。海外市场上，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达到极盛，主要外贸港口有广州、泉州、明州等，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市舶司，外贸税收成为宋元两朝国库的重要财源。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织品和瓷器为大宗，远销亚非，输入则以香料和珠宝为主。这一时期，中国将海上贸易提升为国家重要经济命脉，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水密隔舱等造船技术的改进，也为世界航海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金融货币方面，北宋前期四川地区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最初是作为铜钱的辅币出现的，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四川地区使用铁钱，笨重不便，商人在长途贸易中急需一种轻便的信用工具。北宋政府后来将交子发行收归官营，使其成为法定货币。到了元朝，纸币更被作为主体货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从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的这一转变，在世界货币史上也属于先驱性的探索。

商业政策方面，宋朝交易活动不再受官府的严格直接监管，重农抑商政策有所松动。经商不再是被人轻视的“末业”，商人的社会地位相对于前代有了明显的提升。勾栏瓦舍（城市里的娱乐场所）的繁荣、商业广告（如宋代庆历年间铜版印刷的针铺广告）的出现，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个商业化气息日益浓厚的社会。

四、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

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是一个持续了上千年的漫长过程。这一趋势在魏晋南北朝北民南迁时开始加速，在隋唐时期进一步发展，到了宋代最终完成。此后，“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说的就是太湖流域的丰收足以养活全国——这标志着南方已经成为毫无争议的经济重心。

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之后，南北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比较隋朝和元朝的运河路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和东南呈“人”字形展开；元朝则截弯取直，将运河修成南北直贯的捷径，同时开辟了长途海运路线。这一变化的背后，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现实——政治中心在北方（元大都），经济重心在南方，因此需要更加高效的漕运和海运来将南方的粮食和物资北运。

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宋元时期的经济发展，已经孕育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经济因素。有学者指出，汉唐的立国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气息浓厚；而宋明虽然在农业上仍然立足，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基础之上，已经生长出了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在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