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讲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讲义 --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09讲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导言：从“唐宋变革”说起——一个时代的内在转型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提出过一个影响深远的学说——“唐宋变革说”。他认为，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这一判断的核心依据，不在于王朝更替本身，而在于唐宋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的社会变化：门阀士族彻底衰落，“取士不问家世”成为常态；贱民阶层数量减少，社会成员身份趋于平等；土地买卖基本不受官府干预，“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城市坊市制瓦解，街市制取而代之，商业活动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面向平民大众的俗文化蓬勃兴起，文化不再是贵族的专利。 把以上这些变化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将辽宋夏金元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平民化、世俗化、个性化。经济上，宋元是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全面成熟、手工业和商业取得突破性进展、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的关键时期。社会上，从世族社会向“齐民社会”的转型基本完成，社会流动空前活跃。文化上，儒学以理学的新形态重新夺回思想阵地，文学艺术走向市井民间，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在宋朝基本成熟并广泛应用。本讲的核心任务，就是系统梳理这些变化，并理解它们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经济变革提供物质基础，社会流动释放活力，文化创新书写精神面貌，三者相互推动，共同构成了一个“转型时代”的完整图景。 知识点一：经济之变——传统农业的成熟与工商业的繁荣 一、农业：从“田制不立”到“稻麦复种” 宋元时期的农业，在耕作制度、种植结构和土地政策上都出现了值得关注的突破。 在耕作制度方面，宋朝时一年两熟的稻麦复种制在南方得到全面普及，有些地方甚至发展到一年三熟。稻麦复种意味着同一块土地在一年之内先种水稻、收后再种小麦（或先种麦后种稻），土地的利用效率比此前的一年一熟制大为提高。据学者估算，唐朝粮食基本亩产量在1石左右，宋代提高到约2石，而两浙路等发达地区的亩产甚至达到五六石甚至六七石——这个水平已经接近明清时期同一地区的产量。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直接支撑了人口的增长。北宋末年实际人口数已经超过1亿，这在中国古代人口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在农业经济结构方面，经济作物的种植显著扩大。出现了固定种植经济作物的专业化农户，茶叶、甘蔗、桑树、果树等的种植面积持续增加。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棉花的推广——棉花在内地的种植始于宋朝，在元朝得到大力推广，南方植棉逐渐普遍。这不仅丰富了农业经济结构，也带动了此后棉纺织业的蓬勃发展。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和农产品的商品化，对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结构构成了一定程度的突破。 在土地政策方面，宋朝采取了与前代迥异的方针——“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所谓“田制不立”，是指国家不再像北魏至唐前期那样推行均田制，不再对土地的分配和转让进行大规模的行政干预；“不抑兼并”，则是承认并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允许土地按照经济规律自由流转买卖。土地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土地买卖频繁，“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成为普遍现象；租佃关系随之成为最普遍的农业经营方式——无地的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按约定交纳地租，人身依附关系较此前大为松弛。 在边疆开发方面，辽夏金元统治之下，边疆地区获得了进一步开发。漠北、东北、西北、西南的农业都有显著进步，中原农耕文明在更大范围内向周边扩展。 二、手工业：瓷器与煤铁的时代 宋元手工业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其中最具时代标志意义的是制瓷业和冶铁业。 制瓷业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宋代出现了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各具特色；景德镇更是后来居上，成为全国制瓷中心，被誉为“瓷都”。瓷器大量出口海外，成为继丝绸之后中华文明新的物质象征——以至于在英文中，“china”一词既指中国，也指瓷器，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出瓷器在当时世界贸易中的标志性地位。 冶铁业在燃料方面经历了重大革新。北宋时期，煤炭（时称“石炭”）的开采量大幅增加，都城东京的居民已经普遍使用煤作为日常燃料。南宋时期，焦炭被用于冶铁，燃料的改进大大提高了金属冶炼的产量和质量。 印刷业的发展同样意义深远。雕版印刷日益兴盛，北宋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普及——书籍的复制成本降低、数量增加，知识传播的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与此相配套的造纸业也随之持续发展。 棉纺织业在元代取得了关键技术突破。松江妇女黄道婆从海南黎族地区学来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并加以革新推广，此后棉布逐渐取代麻布成为普通民众的主要衣料——这是一场深刻改变中国人穿着习惯的“衣料革命”。 三、商业：从“交子”到“海上丝绸之路” 宋元时期商业的繁荣程度，在中国古代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好几位经济史学者甚至将宋代出现的若干商业现象称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个比喻是否贴切可以讨论，但宋代商业确实在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发展。 市场体系方面，三个层次的市场网络基本形成。面向大众的基层市场蓬勃涌现，草市（在农村交通要道定期交易的市场）数量大增，其中一部分发展为固定的居民定居点和工商业市镇。宋神宗元丰年间全国镇市达一千九百多个，南方各路约占一千三百个。城市内部的坊市制被彻底打破——坊墙倒塌，街市兴起，临街开设店铺成为常态，晓市、夜市繁盛，商业活动不再受“定时定点”的约束。边境市场上，宋与辽夏金各政权在边境设置榷场进行互市交易，民间贸易也相当活跃。海外市场上，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达到极盛，主要外贸港口有广州、泉州、明州等，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市舶司，外贸税收成为宋元两朝国库的重要财源。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织品和瓷器为大宗，远销亚非，输入则以香料和珠宝为主。这一时期，中国将海上贸易提升为国家重要经济命脉，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水密隔舱等造船技术的改进，也为世界航海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金融货币方面，北宋前期四川地区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最初是作为铜钱的辅币出现的，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四川地区使用铁钱，笨重不便，商人在长途贸易中急需一种轻便的信用工具。北宋政府后来将交子发行收归官营，使其成为法定货币。到了元朝，纸币更被作为主体货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从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的这一转变，在世界货币史上也属于先驱性的探索。 商业政策方面，宋朝交易活动不再受官府的严格直接监管，重农抑商政策有所松动。经商不再是被人轻视的“末业”，商人的社会地位相对于前代有了明显的提升。勾栏瓦舍（城市里的娱乐场所）的繁荣、商业广告（如宋代庆历年间铜版印刷的针铺广告）的出现，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个商业化气息日益浓厚的社会。 四、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 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是一个持续了上千年的漫长过程。这一趋势在魏晋南北朝北民南迁时开始加速，在隋唐时期进一步发展，到了宋代最终完成。此后，“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说的就是太湖流域的丰收足以养活全国——这标志着南方已经成为毫无争议的经济重心。 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之后，南北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比较隋朝和元朝的运河路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和东南呈“人”字形展开；元朝则截弯取直，将运河修成南北直贯的捷径，同时开辟了长途海运路线。这一变化的背后，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现实——政治中心在北方（元大都），经济重心在南方，因此需要更加高效的漕运和海运来将南方的粮食和物资北运。 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宋元时期的经济发展，已经孕育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经济因素。有学者指出，汉唐的立国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气息浓厚；而宋明虽然在农业上仍然立足，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基础之上，已经生长出了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在当时均有踪迹可觅。这些现象虽然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结构的程度，但已经透露出传统经济内部的一种活跃的变革动向。 知识点二：社会之变——从“世族社会”到“齐民社会” 宋元时期的社会结构变迁，其深刻程度可能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变迁的实质，那就是从“世族社会”向“齐民社会”的转型。所谓“齐民”，就是法律身份上平等的平民——不论贫富贵贱，在法律面前都是“齐等”的。这一转型表现为三个方面的趋势：平民化、平等化、自由化。 一、门第观念的淡化和科举社会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一个人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在出生时就已经由他的家族出身决定了。这种局面在隋唐科举制建立后开始改变，到宋代则发生了根本性的翻转。宋代的科举考试不仅原则上面向全社会开放，而且更加强调公平竞争——“取士不问家世”。试题在考试后被重新誊录、密封姓名（糊名法），使考官无法识别考生身份，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以才学而非以门第取人。正是在这一制度保障下，大批出身平民家庭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政坛，为政治增添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活力。 科举社会带来的连锁效应是深远的。在婚姻观念上，“婚姻不问阀阅”——择偶不再以祖先的名望门第为标准，而是更看重对方当前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在社会流动方面，通过科举改变命运成为全社会普遍认可的上升通道，由此形成了一个远较前代庞大的士大夫阶层。 二、社会成员身份趋于平等 宋代社会一个极显著的变化，是贱民阶层数量的减少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在唐代及以前，奴婢在法律上被视为“畜产”，身份低于平民。到了宋代，这一情况发生了明显改变：家内服役的奴婢更多来自雇佣（而不是世袭的贱民身份）；佃户在法律上与地主拥有基本平等的地位，只要结算清楚就可以自由流动，不受契约关系以外的人身束缚。正如宋人所言：“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这种趋势在元代虽然有所反复（元代存在“四等人制”等民族歧视政策，但这是民族等级而非门阀士庶等级），但从长线来看，社会成员身份趋于平等的大方向并未根本逆转。 三、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相对松弛 与前代相比，宋元时期国家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干预明显减弱。土地买卖和典当基本不受官府干预——这在讲“田制不立”时已经提及。官府对百姓迁移、更换职业的限制也更加松弛。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再像秦汉和唐前期那样受到严格的制度约束，社会流动不仅在代际之间（通过科举），也在空间和职业之间变得更加容易。 这种“平民化、平等化、自由化”的趋势，与前面讲的经济变革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和比较宽松的市场环境，而这正好推动了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和社会控制的减弱。与此同时，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士大夫政治的成熟，则为这些变化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和制度上的支撑。 知识点三：文化之变——从“庙堂”到“市井” 一、理学的兴起：儒学的新形态 宋元时期思想领域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理学的兴起。这既是儒学复兴运动的高潮，也是儒学面对佛道挑战的一次深层次自我革新。 理学的产生并非偶然。从思想史的内部线索来看，魏晋以来儒学权威严重削弱，佛道两家在社会各阶层中占据了广泛的精神市场。唐中后期韩愈等人发起的儒学复兴运动虽然声势不小，但并没有在哲学理论的层面超越佛道。到了宋代，儒学家们在充分吸收佛道思想资源、又坚决维护儒学根本立场的前提下，构建出了一套以“理”或“天理”为核心的精致哲学体系。这就是理学——一种既贯通宇宙自然和人生命运，又继承孔孟正宗、能够实际治理国家的新儒学。 理学的代表人物，北宋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南宋的朱熹则集其大成。程朱理学的核心概念是“天理”——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都贯穿着同一个“理”，人通过“格物致知”（探究事物的道理以获得真知）可以达到对天理的认识，进而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理学把传统儒学中零散的伦理教诲提升为一套系统完备的本体论和修养论——这使得儒学在哲学深度上首次具备了与佛道抗衡的能力。与此同时，理学又始终牢牢守住儒家的根本立场——注重现实的人伦日用，强调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理学在南宋后期被确定为官方哲学，元朝又规定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从此，理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思想领域，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族规家训，影响基层教化，在塑造中华民族精神气质方面发挥了极为深远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为此后元明清三代的社会稳定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 对理学的评价需要注意两面性。积极方面，它强调道德修养、人格完善，提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担当精神，对塑造传统士大夫的道德人格和社会责任感起到了重要作用。消极方面，它将“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强化了封建伦理纲常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束缚——“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句程颐的话，如果被绝对化地执行，便成为后世束缚人性的精神枷锁。 二、文学艺术：走向市井的审美趣味 如果说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那么宋词就是中国诗歌中另一种美的高峰。与唐诗的格律严整、气象雄浑相比，宋词长短不一、配乐歌唱，更加灵活自由，也更适合表达细腻的个人情感。柳永的词俚俗浅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其传唱度可以说是空前的；苏轼的词豪放雄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李清照的词婉约深挚，“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辛弃疾的词慷慨悲凉，充溢着报国无门的悲愤。宋词这种或豪放、或婉约、或俚俗、或典雅的风格谱系，恰好反映出宋代社会审美趣味的多元并立。 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元曲——包括散曲和元杂剧。散曲比词更灵活、更通俗，使用大量的口语方言，更加贴近市井百姓的生活。元杂剧则是一种将成套散曲连缀起来演唱、配合人物角色和故事情节的综合艺术形式，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戏曲艺术的成熟。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汉宫秋》等经典作品，代表了元杂剧的最高成就。 书法方面，宋元两朝书法名家辈出。与唐代楷书强调法度不同，宋代书法更加追求个性、不拘一格。苏轼的《寒食帖》行云流水，黄庭坚的草书笔力纵横，宋徽宗的瘦金体峭拔清劲，都展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绘画方面，山水画最为突出，花鸟画和人物画水平也很高。文人画不刻意追求写实逼真，更注重意境和笔墨情趣——这实际上是一种从“技艺”向“心性”的转向，与理学的哲学精神是相互呼应的。 三、三大发明的成熟与西传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最为密集的一个时期，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在宋朝基本成熟。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极大地提高了印刷效率；火药被大量制造并应用于军事，南宋时出现了突火枪等早期火器；指南针被广泛应用于航海，是远洋航行从“近海”走向“远洋”的技术前提。 这三大发明后来相继传入中亚、西亚和欧洲，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曾形象地指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这段话虽有其特定的语境，但它点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几项关键技术的西传，深刻地参与了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历史进程。 此外，在天文学方面，元代郭守敬主持编制的《授时历》测定一年为365.2425天，这个数值与现行公历几乎完全相同，但在时间上比公历早了约三百年。在农学方面，王祯的《农书》集南北农业技术于一体。沈括的《梦溪笔谈》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综合了古代主要是北宋时期的许多科技成就，在中国和世界科技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语言文字方面，辽先后创制契丹大字和小字，金创制了女真文字，元朝忽必烈委派高僧八思巴改制藏文字母创造了一套拼音符号——这是汉语拼音化的最早尝试，同时也是元代多元文化交融的缩影。 思维拓展：宋元文化的世俗化走向及其历史意义 纵观宋元时期的文化演变，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一以贯之的“世俗化”趋势。这一趋势不是某一个领域单独发生的，而是文学、艺术、思想、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共同走向。 唐诗的主角往往是士大夫和英雄，宋词元曲的吟唱者中则出现了大量普通人——市民、商贾、伶人、歌女。唐代的绘画多为宗教画和宫廷人物，宋元的绘画则更多关注山水和花鸟，文人画追求个人性情的抒发。唐代的书籍多为经典和文集，宋元时期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医书、农书、历书、通俗读物大量印行，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汉唐佛教讲深奥的义理，宋代理学家却把道德修养的规范编入族规家训、推向乡里民间。 这种世俗化的走向，其动力来源是多元的。经济的繁荣和商业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坊市制的瓦解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和受众群体。科举制的普及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有文化的士大夫阶层，而他们的文化趣味又通过讲学、著书、家训等方式向基层社会渗透。从某种意义上说，宋元的文化世俗化就是儒学“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在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实践——把道德和文化从庙堂推向民间，从贵族推向平民。 这一世俗化走向的历史意义是多方面的。它为中国社会的近世转型准备了文化条件——一个识字率相对较高、社会流动性较强、平民文化蓬勃发展的社会，与唐宋以前的世族社会已经有了质的不同。它也为此后明清两代文化的进一步民间化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其叙事传统和文化土壤都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的世俗化进程。 一轮复习方法指导 本讲内容涵盖经济、社会、文化三大领域，知识点极为庞杂，复习时建议从以下几条线索入手： 线索一：经济变革如何推动社会变革？ 土地政策的宽松导致了租佃关系的普遍化，商品经济的繁荣导致了社会控制的松弛，科举制的完善导致了社会流动的增强。经济基础的变化始终是理解社会变化的出发点。 线索二：社会结构变迁的“三个维度”。 宋代社会的“平民化、平等化、自由化”是高频考点。建议将这三条分别对应具体的史实进行梳理——平民化对应科举制和“取士不问家世”，平等化对应贱民数量减少和雇工取代奴婢，自由化对应土地买卖和迁移限制的松弛。 线索三：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 唐诗→宋词→元曲的文体嬗变，背后是文化服务对象从贵族向平民的转移。理学的兴起和对基层教化的重视，背后是儒学对社会伦理秩序松弛的回应。记住一句话：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总是社会中特定人群的精神表达。 线索四：精准区分易混概念。 稻麦复种制（一年两熟）与代田法（沟垄互换的耕种方法）、交子（汇兑凭证演变为纸币）与飞钱（仅是汇兑凭证）、活字印刷（毕昇）与雕版印刷（唐已有之）——《梦溪笔谈》与《农书》——这些在选择题中经常出现，需要准确辨析。 从“田制不立”到“交子”通行，从“婚姻不问阀阅”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辽宋夏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变迁，其核心趋势是走向平民化和世俗化——整个社会呈现出更多的活力、更多的流动性和更多的烟火气息。这种变化，为此后明清两代的社会面貌和文化气象奠定了基调和方向，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演进提供了一面极具分析价值的透镜。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