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十 辽夏金元的统治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专题十　辽夏金元的统治 课标要求 通过了解辽夏金元诸政权的建立、发展和相关制度建设，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与两宋并立于世且绵延近四个世纪的，还有契丹建立的辽、党项建立的西夏、女真建立的金，以及最终结束多政权并立局面、实现空前大一统的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这些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制度建设上既吸收了中原王朝的先进经验，又保留了本民族的固有传统，在治理广袤疆域的过程中进行了独具特色的制度探索，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新动力。 一、辽夏金的统治：多元治理的早期探索 （一）辽朝的南北面官制 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定都上京。辽朝统治的疆域极为辽阔，既包括契丹本族聚居的北方草原地带，也包括后晋割让的燕云十六州所在的大片汉族农耕区。如何在一个政权框架内同时治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迥然不同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成为摆在辽朝统治者面前的核心难题。 辽朝的解决方案是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南北面官制。所谓“北面官”，负责处理契丹等游牧民族事务，官员一律由契丹贵族担任，沿用契丹传统的官制和礼俗。所谓“南面官”，负责管理汉人为主的农耕民族事务，官制和礼仪大体仿照唐朝制度，官员既有汉人也有契丹人。这种“因俗而治”的制度安排，使同一个政权能够根据统治对象的不同，灵活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对游牧民族继续以部族制管理，对农耕民族则以州县制管理。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是“蕃汉分治”，它的最大特点在于承认差异、尊重差异，不强求划一，在差异之上建立统一的政治秩序。 南北面官制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以往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也曾设置过带有羁縻性质的机构，但像辽朝这样在核心制度层面明确划分两大管理系统、将“因俗而治”确立为国家基本制度的，尚属首次。后来的金、元乃至清朝，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这一治理思路。 （二）西夏与金的制度模仿与创造 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定都兴庆府。西夏的制度呈现出鲜明的二元特征：在保持党项本民族传统的同时，大规模模仿北宋的制度体系。元昊命人参照汉字创制了西夏文字，这是少数民族政权中少有的系统性的文字创制工程；官制上则模仿北宋设立了中书省、枢密院、三司等机构，同时又保留了一套党项语名称的官职系统，形成“一制二称”的独特格局。 1115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最初定都会宁，后迁都燕京，改称中都。金朝初年起家之际，其基本的社会组织是猛安谋克制。猛安谋克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地方行政组织——猛安相当于千户，谋克相当于百户——它将女真各部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平时生产、战时出征，具有“兵民合一”的鲜明特点，极大地节约了财政开支，同时保证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随着金朝占领中原地区的不断扩大，猛安谋克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金朝统治集团将大量北方土地分赐给女真贵族以及迁到中原地区的猛安谋克户。猛安谋克的上层分子把分得的土地租给汉族农民耕种，自己收取地租，变成了新的地主；一般猛安谋克户也转而在分得的土地上从事农耕。这一变化大大加速了女真族的封建化进程，也使得猛安谋克从原来的部族兵制组织逐渐转变为兼具行政管理和土地分配职能的制度体系。 在更大的制度建设层面，金朝沿袭唐宋制度，设立了以尚书省为核心的中央行政体系，科举取士也渐成规模。金世宗时期政治安定，经济恢复，史称“大定之治”，金朝的文化和制度建设在这一时期达到极盛，以致金世宗被后世称为“小尧舜”。 综观辽、西夏、金三个政权的制度建设，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它们都吸收了中原先进的政治制度，同时又都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本民族的固有传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二元”或“多元”治理结构。这既是少数民族政权面对中原先进文明的理性选择，也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制度探索。 二、元朝的统一与治理 （一）空前辽阔的统一帝国 1206年，蒙古部首领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被尊为成吉思汗。此后数十年间，蒙古铁骑西征南伐，先后灭亡了西夏、金朝，征服了中亚、西亚乃至东欧的大片领土。1260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即汗位，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定都大都。1279年，元军消灭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自唐末以来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统一。 元朝的疆域之广，超过了汉唐盛世。其版图“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管辖，云南设行省，澎湖设巡检司管辖台湾地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格局，在元朝时期得到了关键性的奠定。如何有效管理如此辽阔而复杂的疆域，是元朝制度建设的核心课题。 （二）行省制度：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的制度创新 元朝在地方行政制度上的最大创制，是行省制度的确立。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直接管辖大都及其周边称为“腹里”的地区。全国其余地区则分设十个行中书省，由中书省委派官员前往处理地方事务，这些派出机构就称作“行中书省”，简称“行省”。 行省制度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值得深入分析。 第一，行省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中书省的派出机构——从性质上说，它是“流动的中央政府”在地方的延伸；同时它又是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统管一省的军政、民政和财政。这种双重身份使得行省成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关键枢纽，相较于汉代的刺史、唐代的道等监察区划，行省作为一级实体行政单位的建制更为成熟和稳定。 第二，行省是平衡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制度结晶。行省长官总揽一省军政大权，表面上看似乎权力过重，但元朝对此有一系列精巧的制衡设计：行省的重大民政事务必须上报中书省，军政事务必须上报枢密院，没有中央授权，行省不能擅自行事；行省内部设有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多位长官，实行集体负责制，相互牵制；此外，行省的设置和废除、行省长官的任命和调动均由中央牢牢控制。这种既要赋予地方足够的权力以应对辽阔疆域的治理需要，又通过制度设计防止其尾大不掉的做法，为此后明清两代的省级行政体制奠定了基本框架。 第三，行省的行政区划刻意打破了山川河流的自然界限，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这一做法自古有之，但元朝将其推向了极致。例如，秦岭—淮河这条中国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在元代行省区划中却被有意打破——陕西行省跨秦岭而辖汉中，湖广行省跨南岭而辖广西部分地区，江西行省也跨过南岭辖有广东部分区域。任何一个行省都无法形成一个完整而封闭的自然地理单元，这就从根本上削除了地方利用山川形便割据自立的潜在可能，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有力手段。 行省制度大大提高了中央对广阔疆域的行政管理和控制能力，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整合和经济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行省制度是中国省制的开端——直到今天，中国的地方最高行政建制仍然以“省”为名，其渊源可以直接追溯到元代。这一制度影响之深远，在世界行政制度史上也属罕见。 （三）驿传制度：维系庞大帝国的交通网络 辽阔的疆域所带来的最大治理挑战之一，是信息传递和物资运输的困难。元朝为此建立了一套空前发达的驿传制度。据统计，元朝全国共有一千一百余处驿站，约有驿马四万五千匹。在东北地区，驿站网络北至黑龙江入海处的奴儿干城，南至高丽王都开京，共辖一百三十五个驿站，配备驿马六千五百余匹、驿车两千六百余辆、驿牛五千二百余头、驿狗三千只。通往西域和中亚的甘肃行省辖有驿站四十七处，有的驿站拥有驿马多达三百匹，最少的也有三十匹。 除了驿站系统之外，元朝还分设急递铺，专门负责传递紧急公文。驿站与急递铺构成了严密的交通信息网络，使中央政令能够以较快的速度传达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地方信息也能及时反馈至中央，这为庞大帝国的有效治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四）边疆管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性贡献 元朝在边疆治理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可以说是贡献卓著。在西藏地区，元朝设立宣政院，专管全国佛教事务兼管西藏军政事务。宣政院的设立标志着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下，这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台湾地区，元朝继承发展了南宋的建制，设置澎湖巡检司，将台湾、澎湖列岛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体系。 由此可见，元朝对边疆地区采取了与内地一体化的治理方针——过去历代王朝对边疆多采取间接统治和羁縻方式，元朝则大规模地在边疆地区设置与内地相同的行政机构，派驻官员、征收赋税、推行法令。这种将边疆与内地纳入同一行政体系、实施直接治理的做法，极大地强化了中央对边疆的控制，深化了边疆与中原的政治联系，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三、多元一体的进一步展开 （一）民族的杂居与交融 元朝的统一打破了此前各政权并立时期的政治壁垒，为各民族的迁徙和杂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大批蒙古人、色目人随着军事征服和行政管理而迁入中原和江南，大量的汉人也因屯田、服役、经商等原因迁徙到边疆地区和蒙古草原。契丹人、女真人在元朝统治下进一步与汉族融合，一个名为“回回”的新民族共同体也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它是由来自中亚、西亚的穆斯林移民与汉、蒙古等民族通婚融合而形成的，即今天回族的先民。 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杂居分布，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民族交融的深入。不同民族在同一地域内共同生活、生产和交往，文化习俗相互渗透，语言文字相互借用，血缘也通过通婚而相互交融。 （二）关于“四等人制”的再审视 谈到元朝的民族关系，教科书和传统史学往往会提到所谓“四等人制”——将全国人口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规定其政治法律地位和社会待遇存在差别。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元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新的进展。学者们注意到，“四等人制”这个提法本身从未在任何元代官方文件中出现过。所谓“四等人制”，实际上是后人将元朝相关零散规定——如某些官职优先任用蒙古人和色目人、科举考试中对不同族群的门槛设定有所差异、法律量刑标准因民族身份而异——加以概括总结而形成的一种理论假设。 这并不是说元朝不存在民族差别待遇。元朝确实是一个以蒙古贵族为统治核心的王朝，在政治权力分配和法律地位上，蒙古人享有明显的优先地位，色目人次之，汉人和南人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但这种差别更多是体现在具体制度安排中的倾向性和不均衡，而非一套系统化、制度化、法典化的“四个等级”体系。 （三）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地位 长期以来，中原王朝视角下的历史书写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贬低了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地位。学者魏坚先生的一段话对此有非常精辟的反思：“二十四史基本都是中原王朝秉持下的产物，即使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史书的主要编撰者还是中原的汉人，史料的运用者也是汉人。长期以来，因为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记载比较匮乏，所以经常被中原的史书加上一些想象的成分，甚至篡改和诋毁。”他指出，不理解草原文明，就无法理解中国历史——“中国的历史就是边疆民族不断融入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北方民族的南下和交融，才使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由原来的华夏形成了现在的中华，造就了今天的多元一体”。 这段论述点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认识：辽、夏、金、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与两宋汉族政权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主体。它们的历史地位是平等的，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从民族政权的地位和民族关系来看，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民族之间战争的评价，不能简单地套用近代以来“侵略”与“被侵略”的范畴，而应当区分正义与非正义——凡是反抗民族压迫和掠夺的战争是正义的，凡是意在掠夺其他民族土地和人口、实行民族压迫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议——无论是宋辽澶渊之盟、宋夏和议，还是宋金绍兴和议——对汉族政权来说，确实接受了屈辱的条件，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和议本身也是民族之间寻求和平相处方式的表现。和议达成之后，大规模战争显著减少，客观上为边境地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政权在统治中原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和借鉴了中原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内容，同时也将草原文明的独特元素——如尚武精神、骑射技术、草原音乐舞蹈、尊重妇女的意识等——注入了中原文化，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 全专题小结 从辽的南北面官制到元的行省制度，从金朝的猛安谋克到元朝的驿传网络，辽夏金元时期的制度建设展现了一条清晰的历史轨迹：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主中原或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逐渐学会将本民族的传统治理经验与中原制度文明相结合，创造出适应多民族大国治理需要的制度体系。行省制度、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治理方针、空前发达的交通网络，这些制度遗产被此后的明清两代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辽夏金元时期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进一步发展。各民族在冲突中走向融合，在共处中加深了解，在制度创新中学会了如何在同一个政治屋顶下共同生活。没有辽夏金元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大放异彩的时代，就不会有明清两代更加巩固、更加成熟的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这正是“没有边疆，何以中国”这一命题的深邃历史意涵所在。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