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讲 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581—960年）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选必融合）

第6讲 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581—960年） 【复习导航】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隋朝虽然国祚短暂，却完成了统一大业，创立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开凿了大运河，为唐朝的繁荣铺平了道路。唐朝继承并发展了隋朝的制度遗产，在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时期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治世局面，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明、民族融合、中外交流频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最文明的国度。 然而唐朝的衰亡同样发人深省。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相互交织，中央权威一落千丈，最终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走向灭亡。唐朝之后，中国陷入了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但统一的趋势并未逆转，北宋最终重新实现了中原地区的统一。 复习本讲需要把握两条主线：一是隋唐制度创新与盛世局面的因果关系；二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制度根源与社会矛盾。透过隋唐的兴衰周期，可以深刻理解“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历史规律，以及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一部分 隋朝：承上启下的短暂王朝 一、隋的统一与制度创新 581年，北周外戚杨坚代周建隋，定都长安，是为隋文帝。589年，隋军南下灭陈，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全国。 隋朝的统一并非偶然。北朝后期，北周通过府兵制和关陇集团的建设，已经积聚了超越北齐的军事和政治实力；江南经济在南朝的发展，使南方具备了被纳入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长期分裂给民众带来的苦难，也使人心思定。隋文帝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完成了统一大业。 隋朝在制度建设上有三大创举，对后世影响深远： 第一，确立三省六部制。隋文帝在中央设立三省：内史省（负责起草诏令，后改称中书省）、门下省（负责审核封驳）、尚书省（负责执行政务）。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管全国政务。三省相互制衡——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任何一省都无法单独决策，最终裁决权掌握在皇帝手中。这一制度设计既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又防止了任何部门（尤其是相权）对皇权的威胁，成为此后历代中央官制的基本框架。 第二，创立科举制。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下令“分科取士”。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以试策取士。科举制的核心特征是不问门第、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打破了士族对选官权的垄断，为中小地主和平民子弟进入统治阶层打开了通道。这是中国选官史上的一次革命，其影响远及欧洲文官制度。 第三，开凿大运河。隋炀帝时期，以洛阳为中心，先后开凿了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河等河段，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大运河全长两千余公里，连接了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重心，大大便利了南北物资运输和国家财政调拨，对巩固统一、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隋炀帝的功过与隋的速亡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帝王之一。他在位期间，完成了统一（亲征灭陈）、营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创立进士科、派人出使西域，在制度建设和大国工程上确有建树。然而，他“负其富强之资，志逞无厌之欲”——大兴土木、穷奢极欲，三次征伐高丽，滥用民力，超过了社会承受的极限。隋朝虽然国库充盈（隋亡后多年，太原官仓仍存有大量布帛粮食），但民众已不堪重负，最终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 618年，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所杀，隋朝灭亡。隋朝和秦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在长期分裂后完成统一的大帝国；都创立了影响深远的制度（秦的中央集权郡县制、隋的三省六部科举制）；都有举世瞩目的工程（秦的长城、隋的大运河）；都因暴政而速亡，二世而终。这一历史周期反复提醒后人：制度的先进不能替代民心的向背，再强大的国家机器，如果失去人民的支持，也会在瞬间崩塌。 唐朝的建立者深刻吸取了隋亡的教训。唐太宗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将民众比作水，将君主比作舟，这一比喻成为贞观君臣共同的政治共识，指导了唐朝前期的治国实践。 第二部分 唐朝的繁荣与盛世 一、贞观之治：政治开明与社会安定 唐太宗李世民（626—649年在位）是唐朝的奠基者。他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得皇位，但并未因此成为一个暴君。相反，他以隋亡为鉴，推行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 在政治上，太宗“乐闻直谏”，重用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贤臣。魏徵死后，太宗痛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段名言成为后世君臣关系的典范。贞观时期，朝廷决策较为民主，大臣敢于进谏，皇帝能够纳谏，这在君主专制时代十分难得。 在制度上，完善了三省六部制，使之运行更为规范；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保证农民有田可耕，国家有税可收；完善科举制，扩大了统治基础。在社会治理上，贞观年间“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社会治安良好，百姓生活安定。 贞观之治的核心特点是“政治开明、社会安定”，其形成有赖于唐太宗的个人品质（知人善任、虚怀纳谏），但更根本的是制度建设与民本思想的结合。太宗君臣深刻认识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道理，将隋亡的教训转化为治国实践，这是贞观之治的根本保障。 二、从贞观到开元：盛世的全方位展开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唐朝继续向前发展。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大力发展科举，提拔寒门士人，打击关陇贵族集团，在政治上虽有争议，但客观上推动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唐玄宗李隆基（712—756年在位）前期，励精图治，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整顿吏治，改革兵制，发展经济，使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与贞观之治不同，开元盛世更强调“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杜甫在《忆昔》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描绘了当时社会富庶的景象。 盛唐时期，手工业（丝绸、陶瓷、冶铁）和商业高度发达。长安、洛阳、扬州、益州（成都）等大城市人口众多，市场繁荣。唐朝的对外贸易也十分活跃，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时畅通，广州、泉州等港口商船云集。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市，来自西域、中亚、波斯、阿拉伯甚至欧洲的商人、使节、留学生云集于此。 唐朝的疆域在玄宗时期达到极盛：东到大海，西达咸海（今中亚），东北至外兴安岭、库页岛，南及南海。唐朝对周边地区实行羁縻统治——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立都督府、州，任命当地首领为长官，世袭其职，接受中央号令。这种灵活的民族政策，使唐朝的统治范围空前广阔，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也达到了新高度。 三、开明的民族政策与民族交融 唐朝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交融的成果，并进一步发展了开明的民族政策。 唐太宗被西北各族尊称为“天可汗”，这意味着他不仅是汉人的皇帝，也是各少数民族共同拥戴的领袖。唐朝在边疆设置安西、北庭、安东、安南等都护府，管理广大的羁縻地区。对于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唐朝往往授予官职，允许其世袭，并采取和亲政策（如文成公主嫁给吐蕃松赞干布）来巩固关系。 唐朝对待各族文化的态度十分开放。胡服、胡乐、胡舞在长安盛行，西域的葡萄、胡桃、苜蓿早已进入中原百姓的生活；波斯的祆教、摩尼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以及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都在唐朝境内传播。这种文化上的兼容并包，是盛唐气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盛世背后的隐忧 开元盛世的繁荣之下，隐患也在积累。 均田制在唐代中叶已难以维持。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可供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农民逃亡现象日益严重，国家掌握的编户锐减。均田制的瓦解，直接动摇了租庸调制的基础。 府兵制也走向崩溃。府兵制是北周隋唐时期的一种兵制——府兵平时务农、战时出征，武器马匹自备。这一制度在均田制稳固、自耕农大量存在时能够有效运行。但均田制瓦解后，府兵失去了经济基础，逃亡现象严重。唐玄宗改行募兵制，雇佣职业士兵。这一改革短期内解决了兵源问题，但募兵制下士兵与国家之间没有土地纽带，更容易成为将领的私人武装。 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外族入侵和镇抚边疆，唐朝在边境设置了十个节度使，赋予其军事、行政、财政大权。节度使手握重兵，长期驻守边疆，逐渐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危险格局——中央掌握的兵力有限，而边疆藩镇的兵力日益膨胀。到天宝年间，安禄山一人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拥兵18万余，占全国边防军的三分之一以上。这颗定时炸弹，终于在755年爆炸。 第三部分 唐朝的衰亡：从安史之乱到朱温篡唐 一、安史之乱：盛衰转折点 755年，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今北京）起兵，率十五万大军南下，长驱直入，很快攻占洛阳、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途中发生马嵬坡兵变，杨贵妃被赐死。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755—763年），虽然最终被平定，但唐朝的元气大伤。叛乱期间，北方人口锐减，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朝廷为了平叛，不得不依靠地方节度使和回纥骑兵，进一步助长了地方势力。更重要的是，安史之乱打破了“盛唐”的心理神话，此后唐朝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辉煌。 二、藩镇割据：中央权威的瓦解 安史之乱后，唐朝为了安抚叛将，在河北地区设置了几个节度使，由安史旧部担任。这些藩镇“拥劲兵、自署官吏、不供赋税”，表面上尊奉朝廷，实则割据一方，父死子继，朝廷无法干预。河北藩镇成为“国中之国”。 除了河北割据型藩镇，唐朝还在内地和边疆设置了大量节度使。到唐后期，全国共有四十多个藩镇。其中，东南地区的藩镇由中央直接控制，是唐朝赋税的主要来源；西南、西北的藩镇介于中央与割据之间，与中央时有摩擦但尚未完全独立。藩镇之间互相牵制、彼此抗衡，形成了一种脆弱的平衡，使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又延续了一百多年。但这种平衡的代价是中央权威的严重削弱——皇帝的实际控制范围仅限于长安周边和东南财赋之地。 三、宦官专权与朋党之争 唐后期，宦官势力急剧膨胀。宦官掌握了禁军（神策军）的指挥权，甚至可以废立皇帝。唐宪宗、唐敬宗均为宦官所杀，唐文宗试图铲除宦官失败后，被宦官软禁至死。宦官专权是唐朝中后期最突出的政治腐败现象。 与此同时，朝臣之间形成了“牛李党争”——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多出身庶族）与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多出身士族）围绕选官途径、藩镇政策等问题展开了长达四十年的激烈争斗。党争使朝政混乱，互相攻讦，将个人或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唐文宗曾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宦官与朋党相互勾结，又彼此斗争。朝廷内部的政治生态已经恶化到了极点，中央丧失了整合各方力量的能力。 四、黄巢起义与唐朝灭亡 唐朝后期，土地兼并严重，赋役繁重，加之连年灾荒，农民起义此起彼伏。875年，黄巢发动起义，转战大半个中国，881年攻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黄巢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唐朝的统治基础已被彻底摧毁。 907年，宣武节度使朱温废唐哀帝自立，建立后梁，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第四部分 五代十国：分裂的插曲 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短命王朝，史称“五代”。与此同时，南方和山西等地先后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荆南（南平）、北汉等十几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国”。 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五代各朝的开国皇帝都是唐朝的节度使——朱温（后梁）是宣武节度使，李存勖（后唐）是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后晋）是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后汉）也是河东节度使，郭威（后周）是邺都留守。政权更迭频繁，战争不断，北方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 但即使在分裂时期，统一的趋势仍在积聚。后周世宗柴荣（954—959年在位）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整顿吏治、改革财政、发展生产、训练禁军，为统一奠定了基础。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随后开始了统一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五代时期中原王朝与北方契丹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契丹（辽朝）在唐末崛起，石敬瑭为了夺取帝位，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自称“儿皇帝”。这一割让对后世影响深远——燕云十六州是中原北方的天然屏障，丢失后中原门户洞开，辽、金、元等北方民族多次南下，宋朝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的境地。 第五部分 隋唐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 一、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隋唐继承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规定：成年男子（丁男）授露田（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女子授露田四十亩（一说不授田）。露田死后归还国家，永业田可传给子孙。农民受田后，必须向国家缴纳租（粟）、庸（以绢帛替代徭役）、调（绢或布）。 均田制在唐代前期运行良好，但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兼并加剧，可授之田越来越少。到玄宗时期，均田制已名存实亡。均田制的瓦解导致租庸调制难以为继——逃亡的农民无法纳税，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德宗时期，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780年），废除租庸调制，改为按土地和财产分夏秋两次征收。两税法标志着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的松弛，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大变革。 二、科举制的成熟 科举制在唐代得到全面发展和完善。考试科目有进士科、明经科、明法科、明算科等，其中进士科最受重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反映了进士科的难度。唐朝科举尚未完全弥合门第的痕迹——考生需要“行卷”（将自己的诗文呈送给有权势者推荐），但与九品中正制相比已是巨大的进步。 科举制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士族对选官权的垄断，使国家可以通过标准化的考试选拔人才；它为中小地主和平民子弟提供了制度化的上升通道，扩大了统治基础；它推动了全社会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提高了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 三、经济的繁荣与区域格局的变化 隋唐时期，经济重心加速南移。大运河的开通，使南方的粮食、丝绸、瓷器可以便利地运往北方。唐代中期以后，江南已是国家的主要财赋来源，“天下大计，仰于江南”。 农业方面，曲辕犁的出现和推广提高了耕作效率；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圩田（围湖造田）技术发展。手工业方面，丝织业以吴越、蜀地为最；陶瓷业中的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唐三彩名扬中外。商业方面，长安、洛阳、扬州、益州成为全国性的商业中心，夜市、草市开始出现，城市经济日趋繁荣。 对外贸易空前活跃。陆上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西域通往中亚、西亚乃至欧洲；海上丝绸之路以广州、泉州、扬州为起点，通往东南亚、印度洋、阿拉伯地区。唐朝的丝绸、瓷器、茶叶大量出口，外国的香料、珠宝、药材、珍禽异兽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唐朝在对外贸易中采取开放政策，允许外国商人在中国定居、经商、做官，这是盛唐气象的重要体现。 第六部分 唯物史观在本讲的典型运用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 均田制的建立和瓦解，生动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北魏至隋唐推行均田制，是因为战乱后土地荒芜、人口稀少，国家有足够的荒地分配给农民。但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社会经济恢复并发展后，土地私有化和商品经济的活力就会突破均田制的束缚。均田制的瓦解并非制度设计的失败，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变革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唐朝由盛转衰，表面上是安史之乱等政治事件造成的，深层原因却是经济基础的变动。均田制的瓦解使府兵制失去经济依托，不得不改为募兵制；募兵制下士兵与将领的私人依附关系增强，为藩镇割据提供了条件。土地兼并和赋役不均导致农民大量逃亡，国家控制的人口锐减，财政收入减少，中央权威被削弱。经济基础的变化——小农经济的瓦解和庄园经济的扩张——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格局，这才是唐朝衰亡的深层逻辑。 三、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隋炀帝“罪在当代、功在千秋”，但他的“功”是以压榨民众为代价的。隋朝仓库里堆满了粮食布帛，但民众却在饥饿中挣扎——这说明国家的强大不等于人民的幸福。唐朝前期统治者吸取了这一教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换来了社会的安定与繁荣。唐朝后期，统治者的贪婪与腐败使民众再次陷入苦难，最终黄巢起义将唐朝推向了坟墓。这一历史周期反复验证了一个朴素的真理：统治者善待人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压榨人民，再强大的帝国也会瞬间崩塌。 【本讲小结】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文明辐射力最强、国际影响力最大的时期。 隋朝虽然二世而亡，但它完成统一、创立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开凿大运河，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和物质条件。唐朝继承并发展了隋朝的制度遗产，在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时期先后达到鼎盛，形成了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民族融合、对外开放的“盛唐气象”。 然而，唐朝的衰亡也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均田制的瓦解动摇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府兵制的崩溃改变了国家的军事格局，藩镇割据使中央权威名存实亡，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腐蚀了政治生态，最终在黄巢起义的打击下走向灭亡。唐朝后期一百多年的衰落史说明：制度优势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不断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一个政权能否持久，最终取决于它能否始终保持对民众疾苦的体察和对自身弊病的革除。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隋唐时期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关键阶段，大运河的开通将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连接在一起；科举制的成熟打破了门第壁垒，推动了社会流动；对外开放与民族融合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些成就在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中并未中断，而是被北宋继承并发展。隋唐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强盛，既需要制度的先进性，更需要文化的包容性；既需要国家的统一，更需要民心的凝聚。 对于2027届高考复习而言，隋唐部分的核心要点可以概括为“一个趋势、两大制度、三大阶段”：一个趋势是“由盛转衰”的历史周期；两大制度是“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三大阶段是“隋朝奠基—唐朝鼎盛—唐朝衰亡”。掌握了这一框架，辅以对均田制、两税法、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等关键概念的理解，就能较为完整地把握隋唐五代的历史脉络。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