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四 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专题四　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 课标要求 通过了解秦朝统一的业绩和汉朝削藩、开疆拓土、尊崇儒术等举措，认识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通过了解秦汉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农民起义，认识秦朝崩溃和两汉衰亡的原因。 一、汉初的困局与“文景之治” （一）秦亡之后：一个残破的天下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击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然而迎接这位开国皇帝的并不是一片锦绣江山，而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残破天下。《汉书·食货志》记载了当时触目惊心的景象：百姓因长期战乱而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大规模饥荒蔓延，出现了“人相食，死者过半”的人间惨剧。更令人唏嘘的是，贵为天子的汉高祖竟然凑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来驾车，将相大臣们只能乘坐牛车出行。这种困窘程度，在秦朝统一天下时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二）“黄老无为”与休养生息 面对这样的局面，西汉初年的统治者选择了“黄老无为”作为治国指导思想。所谓黄老之学，是黄帝学派和老子学派的合称——黄帝的学说侧重修身养生，老子的学说侧重治国无为。这一思想的核心主张是“无为而无不为”，强调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和过多的政令干预，倡导“待时而动”和“因时制宜”，实质上是一种“积极无为”的哲学观。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汉初推行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减轻赋税徭役，废除秦朝的严刑峻法，尽可能减少国家对百姓生产生活的干预。从汉高祖到汉文帝、汉景帝，经过五六十年持续不断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汉书》称赞这一时期“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将其与西周的“成康之治”相提并论，后世因此称之为“文景之治”。 （三）“汉承秦制”与分封制的复辟 在制度层面，西汉初期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双重性格：一方面“汉承秦制”，在中央基本延续了秦朝的皇帝制度和三公九卿体制；另一方面，又在地方层面上部分恢复了秦朝已经废除的分封制度。这一看起来“倒退”的举措背后，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秦朝全面推行郡县制、彻底废除分封制，结果二世而亡，这一历史教训对汉初君臣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动。在当时人的认识中，郡县制属于极端专制的集权单线统治，一旦中央对地方控制不力，就会造成全国政权大面积崩溃——秦亡似乎印证了这种担忧。因此，汉高祖在剪除异姓诸侯王之后，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希望以血缘纽带作为中央政权的屏障。 分封还有更为现实的考量：一方面可以笼络诸将诸侯之心，巩固新生政权；另一方面，当时匈奴已成为严重的边患，在边境地区分封诸侯王，可以节省中原的人力物力、为内地百姓休养生息创造条件，同时也能利用诸侯力量巩固边防。 但分封制带来的隐患很快就暴露出来。汉初的诸侯王国疆土广大、人口众多——齐王刘肥拥有六郡七十三县，吴王刘濞有三郡五十三县——各王国在政治上处于半独立状态。王国政权机构与中央基本相同，除太傅和丞相由中央任命外，其余官吏都由诸侯王自行任命，诸侯王还拥有军权和财政权。从力量对比来看，王国全部的疆域总和几乎等于旧时燕、赵、齐、魏、楚等东方大国的全部故地，中央直辖的土地相比之下十分有限。这种强大的地方势力，迟早会对中央构成威胁。 果不其然，汉景帝时期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叛乱平定后，景帝趁势下令取消诸侯王治理民众的权力，使诸侯王只能“衣食租税”而不再能够治理国政；缩减王国政权机构，改丞相为相，降低王国官职等级，重要官员全部由中央任命。至此，诸侯王国虽然名义上仍存在，但实质上已经和郡没有根本区别，成为中央直接管辖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不过，王国势力并未就此根除，这一问题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得到彻底解决。 二、汉武帝：大一统帝国的全面巩固 （一）一个强盛而危机四伏的国家 公元前141年，年仅十六岁的汉武帝即位。这位少年天子接过的是一个国力空前强盛却又危机四伏的国家。 从财富积累来看，汉初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繁荣。《汉书·食货志》描述当时的情形：只要不遇水旱灾害，百姓家家富足，各地粮仓堆满了粮食，国库中的铜钱因长久不用而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太仓中的存粮一层压着一层，多得溢出仓外、腐败不可再食。街头巷尾马匹成群，田间阡陌之间骏马奔驰，人们甚至不屑骑乘母马出行。这样的富裕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然而繁荣的表象之下，危机也在暗中积聚。诸侯王国虽然经过景帝削弱，但一些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在中央控制宽松时骄奢淫逸，一旦形势紧张就可能合纵对抗朝廷。地方豪强势力兼并土地、武断乡曲，影响了社会安定。朝堂之上，丞相权重——武帝即位初期，丞相田蚡骄横到甚至在任命官员时间武帝抱怨“您的官任命完了没有？我也要任命官员”——相权对皇权构成了直接制约。思想领域，诸子百家各执一词、议论纷纭，朝廷缺少统一的意识形态来凝聚人心。边疆地区，匈奴连年入侵，从文帝到景帝，匈奴铁骑多次逼近长安，杀掠人口动以万计。 面对这种局面，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制度变革，其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全面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大一统格局。 （二）政治集权：中外朝制度 汉武帝削弱相权的方式颇具创造性。他不再直接削弱丞相的正式职权，而是在原有的三公九卿体制之外，另起炉灶建立了一个新的决策核心。具体做法是：使用身边亲近的侍从和低级官员——加以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头衔——让他们出入宫廷，与原本为皇帝管理章奏文书的尚书令共同商议军国大事。这个由皇帝亲信组成的决策圈子被称为“中朝”或者“内朝”，而原有的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体系则成为“外朝”，退化为执行机构，不再参与核心决策。 这一制度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表面上原有的官僚体制一切照旧，但实质上的决策权已经悄然转移到了皇帝可以直接控制的身边人手中。丞相的高位仍在，但其权力却被抽空了——这正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进中典型的“转移权力而不撤销职位”的权术手法。中外朝制度为后世皇帝削弱相权提供了范本，此后历代类似的制度设计——从唐代的三省制到明清的内阁与军机处——都可以在汉武帝的发明中找到源头。 （三）削藩集权：推恩令 对诸侯王国这个从汉初就困扰中央的顽疾，汉武帝拿出了堪称神来之笔的解决方案——推恩令。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行此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都可以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从表面上看，这是皇帝对诸侯王子弟的恩赐——让更多王子得到封地，故名“推恩”；但实际效果却是釜底抽薪：一个诸侯王国经过几代“推恩”之后，土地被不断分割，由一个大王国裂变为若干小侯国，宗室子弟“无不封侯而诸侯益弱”。正如古人总结的，推恩令“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不需要罢免任何诸侯王，封国就自行分解了。 推恩令之外，汉武帝还辅以其他手段削弱诸侯势力。“酎金夺爵”是又一记重拳——公元前112年，武帝以列侯贡献祭祀宗庙的酎金分量不足或成色不好为借口，一次性废除了106位列侯。“附益之法”则严禁中央官僚依附结交诸侯、为诸侯谋取利益，从制度上切断了诸侯王与中央官员建立私人关系的渠道。至此，从汉初以来困扰中央近百年的王国问题终于得到了根本解决。 （四）监察地方：刺史制度 在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方面，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他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州），每州派一名刺史负责监察。这一制度的突出特点在于“位卑权重”——刺史的俸禄仅六百石，而被监察的郡守国相俸禄为二千石——以低级官员监察高级官员，用意十分精巧：刺史因职位低而不敢在地方上妄自尊大，因权力重而足以震慑郡国大员，这种“以小制大”的设计既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又可以防止刺史本身坐大成为新的地方割据势力。 刺史的监察范围有明确的“六条问事”规定，主要针对郡守及其子弟和地方豪强：占田超额恃强凌弱者、不遵守诏令欺压百姓贪腐者、断案不公草菅人命者、选拔官吏不公任人唯亲者、子弟仗势欺人枉法办事者、勾结豪强损害国家利益者——都在刺史的监察之列。这套制度使中央的监督触角第一次如此深入地延伸到地方层面。 （五）官僚选拔：察举制 在用人制度方面，汉武帝确立了察举制作为国家选用官吏的基本机制。从即位第二年起，他就诏令各郡和诸侯封国每年向朝廷举荐两名人才——一名是学术上有造诣的“文学”，另一名是德行显于乡里的“贤良”。这种做法后来逐步制度化，举荐科目包括孝廉、秀才、明经、明法、贤良方正等多个门类，形成了一套自下而上推荐人才为官的制度体系。 察举制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世卿世禄制的残余，为国家选拔有德行、有才学的人才充实官僚队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央集权对合格官员的需求。但它的弊端也不容忽视：推荐权掌握在地方长官手中，容易导致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到了东汉中后期，选拔官吏的权力逐渐被世家大族垄断，这使得察举制最终走向了其创立初衷的反面。 （六）经济控制：盐铁官营与均输平准 经济领域是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的又一重要战场。在桑弘羊的主持下，汉朝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将经济命脉收归中央的措施。货币官铸结束了私人铸币的混乱局面；盐铁官营将利润最丰厚的两大产业纳入国家垄断；均输法在各地设均输官，将郡国须上贡而中央充裕的物资从出产地直接运到所需地贩卖，既减少了转运损耗又增加了国家收入；平准法则在京师和主要城市设立平准官，根据市场物价低买高抛，以平抑物价、打击囤积居奇；算缗和告缗政策则规定工商业者必须按经营成本申报纳税，同时鼓励检举揭发隐瞒不报者。 这些措施从正面来看，打击了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大幅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为对外战争的巨额开支提供了财力保障，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但从弊端来看，《盐铁论》中记录了当时百姓的抱怨：官营铁器多为大件农具而不合民用，产品粗劣不堪使用，盐铁价格高昂使贫民只能“木耕手耨”；均输平准在实行中也出现了官商勾结、豪吏敛财的现象，并未真正做到“平准”。评价这些政策时，需要特别留意一个区别：汉武帝的抑商并非不要商业，而是抑制私商、发展官商，将商业利润从民间转移到国库。 （七）思想统一：儒学独尊 在思想文化领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独尊儒术”并不等于在治国实践中纯用儒家思想。董仲舒所构建的新儒学，本身就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了阴阳家、黄老道家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复合体系，主张大一统、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学说。汉武帝在实际治理国家时，广泛吸纳了法家的手段和理念，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治国模式——汉宣帝后来曾直言不讳地道出汉朝政治的真谛：“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霸道”就是法家路线，这“王道”就是儒家学说，二者杂用才是汉朝制度的真相。 不过，儒学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后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朝廷设立五经博士教授儒家经典，在京师建立太学培养儒生官僚，察举制的选人标准也逐渐向儒学倾斜。以儒经为标准的选官体系，塑造了一支研习儒经、崇尚教化、执行统一政策的士大夫官僚队伍。儒家倡导的忠义孝悌等伦理，通过官方力量向下渗透，逐渐成为民众日常行为的基本规范。这为中国此后两千年“以儒学为意识形态主干”的政治文化格局奠定了根基。 （八）开疆拓土：远超秦朝的广阔疆域 汉武帝的雄心壮志并不局限于内部制度建设，他在对外开拓方面同样成就斐然。在北方，他派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设置河西四郡，将匈奴势力逐出漠南；在南方，平定南越，将其纳入版图；在西南，征服西南夷，设置郡县；在西北，开辟河西走廊，经营西域，后来汉宣帝时期正式设置西域都护府，将西域纳入中央管辖。经过汉武帝几十年的开拓经营，西汉疆域较秦始皇时期扩大了一倍。 张骞通西域是这一时期中外交流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原本是为了联络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虽然没有达成最初的军事目的，却意外地开辟了中西交通的道路。汉通西域后，形成了经由河西走廊沿天山南北两路、越过葱岭、西达罗马帝国的陆上交通线，丝绸等中国商品沿此路线西运，后人称之为“丝绸之路”。这条通道不仅促进了西域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也使中国的丝绸、冶铁技术等传入西方，西域的葡萄、胡桃、苜蓿、佛教等传入中原，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在对外交流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三、西汉中后期：危机积累与王朝终结 经过汉武帝数十年的征战和建设，西汉国力臻于鼎盛，但也埋下了深深的隐患。连年大规模战争消耗了“文景之治”积累的巨额财富，赋税加重使小农经济不堪重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在繁荣的表面之下悄然积聚。 汉武帝晚年对此有所察觉，颁布“轮台罪己诏”，反思连年征战的过失，宣布停止远征、与民休息，政策一度有所回调。此后的昭帝、宣帝时期，汉朝继续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出现了短暂的“昭宣中兴”。但从元帝开始，政治日趋腐败，土地兼并加速，豪强地主势力膨胀，自耕农大量破产沦为佃户，社会分化严重。外戚势力逐渐抬头，最终在公元9年，外戚王莽篡汉自立，建立“新”朝，西汉灭亡。 王莽即位后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托古改制措施——改革田制为“王田”、禁止奴婢买卖、改革币制、实行五均六筦——这些措施主观意图未必全无可取之处，但大多不切实际、操之过急，加上用人不当、朝令夕改，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再加上连年天灾，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绿林军、赤眉军相继而起。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覆灭。 四、东汉的兴衰 （一）光武中兴：“以柔道治天下” 公元25年，刘秀在战乱中重建汉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光武帝刘秀亲身经历了西汉末年和新莽时期的社会动荡，深刻体会到严刑峻法、急功近利的统治方式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后汉书》记载了这样一个生动的场景：光武帝回到故乡祭祖，与宗室长辈饮酒叙旧，长辈们说他年少时“谨信”“直柔”——为人谨慎诚信、性格直率温和——光武帝大笑回答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以柔道治天下”成为光武帝治国的基本理念。他废除了王莽时期的繁杂苛法，减轻赋税，与民休息；整顿吏治，惩治贪腐；释放奴婢，禁止虐待奴婢；恢复西汉时期的三十税一制度。这些措施使经历了长期战乱的中原大地得到了宝贵的恢复契机，社会经济重新走向繁荣，史称“光武中兴”。 在制度层面，光武帝对西汉体制进行了重要调整。他扩大了尚书台的权力，使之成为实际的决策中枢，而三公的职权被进一步削弱——这一调整虽然有利于皇帝集中权力，但也为后来外戚和宦官利用尚书台干政埋下了制度上的隐患。 （二）豪强地主与田庄经济 东汉一个极为突出的社会现象是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与西汉初期依赖军功或官爵获得土地的贵族不同，东汉的豪强地主主要通过土地买卖获得土地所有权，属于非身份性地主。他们在经济上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份额，在地方上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豪强地主经营的基本组织形式是田庄。田庄内部多是宗族聚族而居，宗族首领就是田庄的家长，在家族内有着严格的尊卑长幼之序。农民在田庄中集体劳动，同时承担军事义务，充当田庄的私人武装“部曲”，与田庄主之间形成了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田庄经济高度自给自足，内部农林牧副渔多种产业并兴，还设有煮盐、冶铁、酿造、纺织等手工业作坊，几乎不需要依赖外部市场。这种封闭的经济形态，一方面减少了田庄对中央政权的经济依赖，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豪强地主在地方上的独立性——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经济基础，正在于此。 （三）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生态的毒瘤 东汉政治中最具破坏性也最有“特色”的现象，是外戚与宦官的交替专权。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而是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观察东汉中后期皇帝的即位和寿命统计可以发现：大多数皇帝在幼年即位，而在位时间又很短——这就是说，连续多代都是幼主继位、早夭、再立幼主的循环。 从制度层面分析，外戚干政是君主专制下皇权至高无上的必然产物。当皇帝年幼或无能时，谁来代行皇权？最有资格也最被信任的角色，当然是皇帝的母亲——太后。而太后身处深宫，能够依靠和信赖的，自然是自己的娘家兄弟和父辈。于是外戚以“辅政”之名把持朝政，成为实际上的最高权力行使者。小皇帝长大之后，不甘心继续做母亲和舅舅的傀儡，但他久居深宫，能与外界大臣抗衡的唯一凭借，就是他身边朝夕相处的宦官。于是皇帝依靠宦官铲除外戚，宦官因“定策之功”而获得皇帝的绝对信任，由此宦官势力又取代外戚掌控政局。然后这位皇帝去世，又一个幼儿被立为皇帝，新一轮循环重新开始。 由此可以看出，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实质，恰恰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产物——正是因为皇权过于集中、一切大权系于皇帝一身，当皇帝本身不具备行使权力的能力时，权力就必然会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被别人代行。这是集权制度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外戚和宦官专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政治极端黑暗，朝政腐败，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朝中大臣在上书中直言：黄巾起义的根源就在于宦官把持州郡、搜刮财力、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当民众的冤屈在正常渠道中无法得到申诉时，暴力反抗就成为唯一的出口。 （四）东汉的灭亡 公元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尽管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但东汉中央政权也因此元气大伤。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州郡长官和统兵将领获得了军政大权，地方势力急剧膨胀。此后外戚与宦官的斗争愈演愈烈，最终酿成董卓之乱，军阀割据的局面正式形成。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东汉灭亡。 从两汉灭亡的原因中可以总结出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覆亡的典型模式：秦朝是危机急剧爆发而迅速崩溃的典型案例，两汉则是危机逐渐积累、慢性瓦解的典型路径。秦朝的教训在于统一之后不能审时度势、改弦更张，暴政导致社会矛盾迅速激化；两汉的教训则在于，即使有文景之治和光武中兴那样的恢复性治理，如果制度不能有效遏制土地兼并、豪强膨胀和政治腐败，社会矛盾仍会代代积累，直到某一天被灾荒和起义引爆。两种模式折射出同一个核心命题：绝对的权力如果缺乏有效的自我纠错机制，最终都会走向自身的反面。 五、两汉的辉煌文化成就 两汉四百余年的稳定统治为文化繁荣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这一时期在史学、文学、科技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 史学领域出现了两部中国史学史上的奠基之作。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首创纪传体通史的体裁，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历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专记西汉一朝的历史，其体例为后世“正史”确立了典范。 文学方面，汉赋以其铺陈排比、辞藻华丽的风格成为这一时代最典型的文学形式，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名动一时。与此同时，由官府采集民间歌谣整理而成的乐府诗，以及东汉民间流行的五言诗，代表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科技领域更是群星璀璨。医学方面，《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理论基础，东汉张仲景被后世尊为“医圣”，其《伤寒杂病论》至今仍是中医学的经典；《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华佗发明麻沸散，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全身麻醉剂之一。数学方面，西汉《周髀算经》提出了“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特例，东汉《九章算术》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著作。发明创造方面，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使纸张取代简帛成为主要书写材料，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张衡发明候风地动仪以检验地震方位，撰写的《灵宪》汇集了当时天文学的重要成就。农学方面，《氾胜之书》总结了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经验，《四民月令》则逐月记述了东汉田庄的农事活动和日常生活。 综观两汉科技文化，可以归纳出几个鲜明特点：成就众多，在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实用性强，主要服务于日常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注重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系统总结——这种重视传承和经验积累的治学方式，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学术的发展走向。 全专题小结 两汉四百余年，是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全面巩固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以黄老无为思想指导休养生息，创造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汉武帝在雄厚国力的基础上全面强化中央集权——政治上的中外朝制度、推恩令和刺史制度，经济上的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思想上的儒学独尊，军事上的大规模开疆拓土，共同构成了一套环环相扣的制度体系，使大一统国家由初创走向成熟。东汉在继承西汉制度遗产的同时，也埋下了豪强势力膨胀、外戚宦官专权等深层隐患，最终在农民起义和军阀割据中走向覆亡。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两汉四百多年的统治之下，“汉”从一个王朝的称号逐渐演变为一个民族的称谓。原先以“燕人”“齐人”“秦人”互相区别的各地百姓，不再以故国相称，而是以“某郡某县”人自居，在统一文字、统一制度、统一伦理规范的持续作用下，逐渐凝聚为“汉人”这一命运共同体。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正是在两汉时期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历史根基。 汉朝对秦制的继承与创新同样值得总结：承秦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创立中外朝制度以限制相权；承秦朝的监察制度而发展为刺史制度以加强对地方的监督；承秦朝的郡县制而采用郡国并行制，再通过推恩令削除王国势力；承秦朝的赋役制度而创新出编户齐民制度以加强人口管理。可以说，秦创立了制度的基本框架，汉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检验、调整、完善了这个框架，最终使其成为此后历代王朝长期沿用的基本模板。这正是秦汉并称的意义所在——秦为中国帝制时代开创了范式，汉则为这个范式注入了持久的生命力。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