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专题一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

课标要求

通过了解石器时代中国境内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认识它们与中华文明起源以及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关系；

通过甲骨文、青铜铭文及其他文献记载，了解私有制、阶级和早期国家的特征。

一、文明的曙光：石器时代的古人类与文化遗存

（一）漫长的旧石器时代

中国是世界上古人类遗址分布最为广泛的国家之一。从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到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的北京人，再到距今约3万年的山顶洞人，这些早期人类使用打制石器，以采集渔猎为生，过着群居生活，并逐渐学会了使用和保存火种。观察中国旧石器时代重要人类遗址分布图可以发现几个显著特点：遗址分布极为广泛，几乎遍及中国大部分地区；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两大流域地带；东部地区的遗址数量明显多于西部；绝大多数遗址位于水源充足的地方。这些分布特点并非偶然——靠近水源既是远古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也为后来农业文明的兴起埋下了地理伏笔。

从社会组织的角度看，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已经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在这一阶段，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氏族成员共同劳动、成果共享，妇女居于支配地位，丈夫从妻而居，辈分从母系计算，氏族财产由母系继承。

（二）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性变迁

距今约1万年前，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这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时期之一。磨制石器的广泛使用取代了旧石器时代的打制技术，原始农业的出现使人类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陶器的发明为定居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家畜饲养也随之兴起。从社会组织的角度看，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7000—5000年）仍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而到了晚期（距今约5000年），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父系氏族社会取代了母系氏族社会。

这一转变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本质上反映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在母系氏族社会，妇女在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中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农业和饲养业的发展，男子逐渐代替妇女从事农业和饲养业，这些经济活动成为人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妇女的地位随之退居次要。婚姻形态也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父系氏族公社内部以男子为中心分裂成若干大家庭，再进一步分裂为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逐渐瓦解，代之以地缘为条件的农村公社正在形成。伴随这一进程而来的，是社会贫富分化与不平等的开始

出现，私有制的产生、阶级分化的日益明显，部落中权贵阶层的形成——这一切都为国家的诞生准备了社会条件。

（三）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众多光彩夺目的区域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以彩绘陶器闻名，其代表器物人面鱼纹彩陶盆至今令人惊叹先民的审美与技艺，河南、陕西等地大量遗址的发现表明，仰韶先民以粟为主要栽培作物，已形成相当规模的定居聚落。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同样拥有发达的制陶技术，是黄河流域文明的又一重要源头。在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的居民则开辟了另一条发展道路——他们种植水稻，并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栽培者之一。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格局变得更加绚丽多彩。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以其“蛋壳陶”闻名于世，这种薄如蛋壳、漆黑发亮的陶器代表了新石器时代制陶技艺的巅峰。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则以精美的玉器著称，良渚文化的神人纹玉琮王、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祭坛和积石冢，都是中华文明早期辉煌的见证。

从更宏观的视野审视这些文化遗存，可以提炼出中华文明起源最为鲜明的特征：多元一体，中原核心。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辽河流域等地区各有自己特色鲜明的文化传统，这是“多元”；但各文化区之间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和交流，中原文化区在其中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这是“一体”。这一格局奠定了此后数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此外，中华文明还具有地处大河冲积平原、文明原生性强、兼容并蓄而绵延不断等重要特征。

（四）一个关键辨析：文明与文化的分界

在进入“国家”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厘清一对容易混淆的概念。广义的文化超越了人类本能，涵盖一切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结果；而文明则特指与“野蛮”相对的人类社会进步状态。考古学家夏鼐明确将文明定义为“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一界定意味着国家产生是衡量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此外，城市、文字、冶炼金属、礼仪性建筑等也都是文明的重要要素。

2018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专家组将文明标准进一步细化为四条：生产力方面，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程度发展；社会出现明显分化；出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出现王权。这一标准体系的建立，为我们判断文明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更加清晰的操作性依据。

关于中华文明始于何时，学界迄今存在两种主要意见。一种带有传统色彩的观点认为，夏是中国第一个王朝，有了国家，文明社会应从此开始；另一种意见则根据现有考古资料结合古史传说记载认为，在距今约五千年前后，全国各地区各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或先或后地进入了文明社会，中华文明的产生是多元一体的过程。

二、从部落到国家：传说与考古的交汇

（一）三皇五帝传说的史料价值

在文字尚未发明的漫长岁月里，先民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了对远古时代的记忆。“三皇五帝”的传说便是这类集体记忆的典型代表。从教人结网驯服鸟兽的伏羲氏，到教人构木为居的有巢氏，再到教人钻燧取火的燧人氏和教人播种五谷的神农氏，这些传说人物名目不一，形象神人混杂，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如何看待这些传说的史料价值？首先应当承认，古史传说大多是后人的追述，并非直接史料，不能单凭这些传说就科学地实证从部落到国家的转变，必须借助考古资料加以印证。但另一方面，这些传说也并非毫无意义——它们反映了远古时期各氏族部落相互融合、相互认同、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客观趋势，蕴含着珍贵的历史信息。因此，传说与考古相辅相成，二者结合才能更完整地还原上古历史的真实面貌。

（二）夏朝：早期国家的形成

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那么，从哪些方面可以判断夏朝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形态？传世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有力证据。《左传》记载“茫茫禹迹，画作九州”，说明夏朝已有疆域划分的意识；同书又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表明已经有了刑法体系；《淮南子》所言“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揭示了城墙与城市的出现；《史记·夏本纪》提及的“夏台”作为监狱名称，说明已存在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同书记载夏启讨伐有扈氏的战争，则反映了军队的存在。疆域、刑法、城墙、监狱、军队，这些要素的出现共同标志着国家机器的形成。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夏朝实际控制的范围非常有限。其统治方式以聚族而居为特征，夏王直接统治本部族，对其他地区则实行间接控制，版图和疆域总体上是不稳定的。近年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持续考古发掘为认识夏朝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实物资料。作为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的夏代晚期都城遗址，二里头是同时期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都城遗存。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发现了多网格式的都邑布局、功能齐全的青铜礼器，以及“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平民外围”的城市规划模式，印证了夏朝已具备成熟的都城规划理念和以礼制整合空间秩序的治理能力。

从禅让制到王位世袭制的转变，是这一时期政治制度演变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禹传位于其子启，标志着“公天下”向“家天下”的转变，权力传承由此从“选贤与能”转变为父子相继的血缘传递。

三、商与西周：早期国家的发展与成熟

（一）商朝：信史时代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