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讲 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 讲义 --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下一轮复习

第39讲　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 导言：自我调整的制度——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面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并非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但确实使资本主义呈现出与战前显著不同的新面貌。如果说19世纪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20世纪上半叶是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危机笼罩下的动荡年代，那么二战后至70年代初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罕见的“黄金时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失业率保持在低水平，社会福利大幅改善，科学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 理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关键在于把握一个核心动力和四个主要维度。核心动力是：在1929年经济大危机和二战生死存亡的双重教训下，资本主义各国普遍放弃了战前长期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转而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经济大危机充分暴露了完全依赖市场自发调节的致命缺陷——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周期性地将整个经济推入崩溃深渊；二战则从反面证明了国家动员和组织资源的巨大效能。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从外部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压力和示范效应。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国家干预”成为战后资本主义最核心的关键词。 四个维度的变化是：经济上，国内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国际上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等协调机制，资本主义经济朝体系化、制度化方向发展。科技上，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社会结构上，产业结构和阶层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间阶层”的壮大成为战后发达国家最显著的社会特征之一。社会生活上，“福利国家”制度的普遍建立改善了底层民众的生活，缓和了阶级矛盾；与此同时，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推动着社会向更加平等和多元的方向发展。本讲将依次梳理这四个维度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与局限。 时间坐标：从大危机到新经济 本讲的时间跨度大致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理论基础和政策框架的形成期（20世纪30年代至1945年）。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二战期间各国实行战时统制经济，积累了大量国家管理和干预经济的实践经验。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确定了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 第二阶段是“黄金时期”（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各国普遍奉行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干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失业率低，社会福利迅速扩大。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签订。20世纪5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全面展开。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9年美国建成最早的军用互联网。 第三阶段是调整和转型期（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1973年石油危机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滞胀”——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困境。各国开始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行私有化和放松管制。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牙买加协议》，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终结，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实现商业化并在全球迅速普及，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经济”在美国率先兴起。 知识点一：经济之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全面强化 一、国内层面：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 二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最根本的变化在于国家角色的全面转型。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信奉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认为政府只应做“守夜人”——维护法律秩序、保护私有财产，其余的事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自发调节。然而，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给这种信念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生产严重过剩、大量企业倒闭、数千万工人长期失业，市场机制不但未能自动恢复均衡，反而将整个社会拖入崩溃的漩涡。罗斯福在美国推行的“新政”首次在大规模实践中证明了国家干预可以有效地缓解危机。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从理论上论证了经济危机并非市场经济的偶然异常，而是其内在缺陷的系统性表现——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长期的、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凯恩斯主张，政府应当主动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节总需求：在经济衰退时加大政府开支、减税、降低利率以刺激需求；在经济过热时则采取反向操作。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石。 战后国家干预的主要措施包括：加大政府开支、增加就业机会；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协调各经济部门的发展；利用税收、利率等经济杠杆实施宏观调控。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日益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实质是在保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以适应战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些措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失业率维持在极低水平，这一时期被称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二、从干预到有限回缩：“滞胀”与凯恩斯主义的困境 然而，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展性政策也积累起了新的严重问题。政府开支不断膨胀，财政赤字逐年增加，货币供应量持续扩大。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胀”现象——经济停滞和严重通货膨胀并存，高失业率与高物价同时袭来。按照传统的凯恩斯理论，经济停滞应当伴随着通货紧缩而非通货膨胀，政府在经济停滞时应扩大开支刺激经济，在通货膨胀时应紧缩开支平抑物价——两者同时出现，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的经典药方面临两难处境。 “滞胀”的出现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困境，也促使西方国家开始调整方向。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削减住房、医疗、失业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开支，减少税收，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胀。几乎同时，美国里根政府也推行了类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适当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减少干预”并非回到19世纪那种完全自由放任的状态——国家仍然在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服务、调节社会矛盾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是干预的方式和力度进行了调整。 三、国际层面：从割裂到协调——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 二战结束后，在重建国际经济的努力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了若干重要国际经济组织和制度框架，试图从金融、投资和贸易三个领域对世界经济进行国际协调，以避免重蹈一战后各国筑起关税壁垒、以邻为壑、最终演变为世界大战覆辙的老路。 在金融领域，1944年7月，四十四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通过了《布雷顿森林协定》。据此，1945年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通常所说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提供短期贷款，帮助成员国应对暂时性的国际收支失衡；世界银行则负责提供长期贷款，帮助成员国进行战后经济恢复和基础设施建设。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制度设计是“双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确定三十五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汇率。这套体系在最初二十多年间运行良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稳定了国际金融秩序。 国际贸易领域，1947年，美国等二十三个国家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各缔约国通过多轮谈判，持续削减关税、减少贸易壁垒，极大地推动了战后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和大幅增长。关贸总协定只是一个临时适用的多边贸易协定，而非正式的国际组织，但它在此后近半个世纪中发挥着事实上的国际贸易组织的作用，直到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运行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即“特里芬难题”。该体系要求美元币值稳定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随着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持续增长，各国对美元的需求不断膨胀，美国必须长期维持国际贸易逆差才能输出美元——而持续的逆差又必然导致美元泛滥、动摇国际社会对美元兑换黄金的信心。这一内在矛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断累积。到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支柱随即倒塌，固定汇率制最终被浮动汇率制所取代。 四、调整的实质与局限 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的调整，归根到底是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进行的局部调整。国家宏观调控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尖锐矛盾，但它并没有触动造成社会不平等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生产的日益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只是其表现形态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演变。因此，即使在“黄金时期”，经济危机也并未被消灭——只是其程度有所减轻、周期有所拉长；当“滞胀”在70年代出现时，更暴露了国家长期全面干预经济这一模式本身的新困境。 知识点二：科技之变——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 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与主要成就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场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科技革命在西方兴起，这就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与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相比，第三次科技革命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是空前的，它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了“信息时代”。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并非偶然。20世纪初以来，科学理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力学、维纳的控制论、香农的信息论、贝塔朗菲的系统论，这些理论的提出为技术开发的革命性突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储备。二战和冷战期间各国对军事科技的巨大投入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战后各国政府也不遗余力地扶持科技发展——国家成为科学研究最重要的资助者和组织者。 第三次科技革命覆盖了众多前沿领域。原子能技术从军用转向民用，核电站成为重要的清洁能源来源。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在美国问世；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启了太空竞赛和卫星通信的时代；1969年美国国防部建立了最初的军用网络，后逐渐演化成为互联网。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实现商业化并迅速在全球范围普及，世界真正进入了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此外，航天技术、海洋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二、科技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革命性影响 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使劳动方式日益走向自动化和智能化。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生产、管理、流通和消费的几乎所有环节，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劳动方式。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在全球商品出口额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而新兴经济体制造业则迅速发展；发达国家的部分产业逐步向外转移，大量就业人口从传统的农业和工业流向服务业——这些都是科技革命推动下全球经济结构深刻重组的具体表现。90年代以后，在美国率先出现了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经济”形态——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不再是传统的物质资本投入，而是知识创新、信息处理和人力资本的提升。与历史上的历次科技革命一样，第三次科技革命再次雄辩地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知识点三：结构之变——社会阶层的新面貌 一、产业结构的转型 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深刻地改变社会的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引起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战后西方社会结构变化最直观的表征，是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转型——农业和传统工业的就业人口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从事服务业（第三产业）的人口所占比重持续增加。到20世纪后期，服务业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就业部门和经济贡献部门。这种产业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革命大幅度提高了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等量的物质产品可以用越来越少的人力来完成，被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大规模地转向服务业和信息产业。 二、“中间阶层”的壮大 与产业结构转型相伴随的，是阶层结构的最显著变化——“中间阶层”的人数显著增加。所谓“中间阶层”，也被称为“中产阶级”或“新中产阶级”，主要指那些不同于传统小资产阶级（小店主、手工作坊主等）和传统产业工人（蓝领工人）的社会群体，包括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第三产业的白领职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等。他们一般不直接拥有生产资料（工厂、矿场、大型地产），但有较高的工资收入和可观的生活资产——住房、汽车、股票和各项保险。中间阶层在生活方式、教育背景和价值观念上明显地不同于传统的产业工人，也不同于资本家和大企业主，构成了战后发达国家人口比例最大的社会阶层。 中间阶层的壮大从本质上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在生产关系层面的一种反映——科技革命使生产过程中的知识含量和管理需求大增，对受过良好教育、掌握专业技能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需求量持续扩大；经济发展带来的总体富裕使得一部分原本属于工人阶级的成员有可能通过教育和技术培训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从而扩大中间阶层的规模。中间阶层已经成为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的重要主体。 知识点四：社会之变——“福利国家”与社会运动 一、“福利国家”的建立与调整 “福利国家”是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普遍进行的一项重要社会制度建设。它的基本内涵是：国家通过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保证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经济安全；通过加大社会服务开支，保证全体公民享受到较好的公共福利。 二战后福利国家制度的普遍建立，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凯恩斯主义为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干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提供了理论依据；经济大危机带来的大规模贫困和二战的深刻教训，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单纯依靠私人慈善和市场机制无法解决贫富分化和底层基本生活保障的问题；罗斯福新政中实行的《社会保障法案》则为后来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实践经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也为国家大规模举办公立福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福利国家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社会保障体系——通过社会保险（养老、疾病、失业等）和社会补贴（多子女家庭、孤儿、带薪产假等）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二是劳动就业政策——通过政府调节促进劳动力充分就业；三是社会服务——国家或社会组织兴办的面向全体公民的教育、医疗、住房、文化娱乐等公共事业。这一制度的实质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重要形式，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局部调整。 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它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为战后数十年的政治和社会相对稳定创造了基本条件。但它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和激励机制的扭曲——过高的福利开支使政府债台高筑、赤字缠身，过度的政府保障在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主要西方国家相继进行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试图在提高效率与维护公平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二、社会运动：争取平等权利的民众斗争 二战后，西方国家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普遍扩大了社会福利，但社会内部固有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种族的、性别的、阶层的——并未随着物质的宽裕而自动消除。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种形式的民众社会运动在西方各国风起云涌，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 二战期间大量黑人参军参战，战后不再甘愿容忍长期以来的种族隔离和制度性歧视。从1955年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运动到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民权运动持续十余年。在持续的社会压力下，美国联邦政府相继通过了《1964年民权法》和《1965年选举权法》，从法律上正式废除了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在选举权上的各种歧视性规定。《1965年选举权法》生效后的短短几个月内，亚拉巴马州达拉斯县黑人登记选民从不到一千人激增至八千五百多人；在随后四年内南部成年黑人中近五分之四进行了选民登记。 与此同时，妇女运动、反越战运动、学生运动也在西方各国迅速发展。这些社会运动从各自侧面共同推动了社会向更加平等、开放和多元的方向进步，深刻地改变了战后西方社会的面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战后西方的社会运动有一个共同的深层背景：19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教训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现实，使资本主义国家增大了对社会底层和少数群体的关注和让步力度。然而在冷战两极对峙的语境下，这些争取平等权利的社会运动往往遭受着具有时代特征的抑制——在普遍警惕共产主义的政治氛围中，争取经济正义和社会权利的抗议行为容易被贴上可疑的政治标签，这构成了战后西方社会进步运动不可忽视的历史环境。 思维拓展：二战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 纵观二战后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社会结构和福利制度等诸多方面出现的新变化，其根本实质在于：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局部的自我调整，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有限的自我完善。 从经济层面来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只是改变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和力度，没有改变资本家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剥削雇佣劳动这一根本经济制度。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从“黄金时期”的增长波动到“滞胀”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并未被消除。 从科技层面来看，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创造了新形态的经济增长点——知识经济、信息技术产业，但它也带来了传统产业工人失业、技术鸿沟加深等新的社会问题。 从社会结构来看，中间阶层的壮大改变了传统资本—劳动二元对立的简单社会形态，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更加复杂和多层次的结构，但没有消除财富和权力的集中。 从福利制度和社会运动来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各种民权运动的开展，确实改善了底层民众的生活，扩大了社会权利的范围，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差别、种族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并未根除。 因此，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可以概括为一个命题：它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和管理方式进行的某些调整和自我完善。这种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战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创造了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黄金时期”。然而，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以来的种种问题同样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不可能在制度不变的框架内得到彻底解决。 一轮复习方法指导 本讲内容涉及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科技、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等多个领域，知识点多且跨学科特征强。建议复习时把握以下几点。 围绕“国家干预”这一核心概念来整合各部分知识。 国家宏观调控是战后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变化，它直接导致了“黄金时期”的出现和“滞胀”危机的爆发；它是福利国家制度建立的理论依据和物质基础；它影响了科技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它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以“国家干预”为主线，可以将本讲分散在几个子目下的知识串联成一个有机整体。 理清凯恩斯主义—滞胀—新自由主义的演变逻辑。 大危机的教训→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战后各国普遍奉行→“黄金时期”→长期干预积累问题→滞胀→凯恩斯主义困境→减少干预、新自由主义兴起。这条演变线索中，每一次政策转变都是对上一次政策弊端和现实经济问题的反应。 掌握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制度安排。 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年）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是本讲选择题的高频考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短期贷款）、世界银行（长期贷款）、关贸总协定（削减关税、促进贸易自由化）——三大机构的职能不可混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瓦解的事实，也属于高频考查的知识点。 注意几组关键概念的辨析。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等于国家社会主义——前者仍然以私有制为基础，只是国家与垄断资本更紧密结合。关贸总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前者只是一个临时适用的多边协定、并非正式的国际组织，后者则是具有法人地位的永久性国际组织。福利国家制度的实质是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而非消灭剥削制度。这些辨析性的命题往往是选择题中设置干扰项的常用思路。 从1929年大危机的深渊到战后“黄金时期”的繁荣，从凯恩斯主义的全面推行到滞胀危机中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从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信息化浪潮到福利国家和社会运动对社会结构的重塑——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深刻而复杂的演变。这些变化既显示出资本主义制度在应对自身危机和挑战时具有一定的自我调整能力，也揭示了这种调整本身的有限性和内在矛盾。理解这种演变，不仅有助于掌握这段历史的基本知识点，也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所必需的历史思维基础。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