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讲　国家出路的探索和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 讲义 --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13讲　国家出路的探索和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 导言：在沉沦中上升——近代中国的救亡之路 历史学家张海鹏先生曾提出一个理解中国近代史的经典框架——“沉沦与上升”。所谓“沉沦”，指的是列强侵略不断加深、中国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所谓“上升”，则是指中国人民在越来越深的民族危机面前，前仆后继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民族意识日益觉醒，近代化进程艰难推进。这两条线索不是先后交替，而是同步进行、相互交织。本讲的核心内容——从开眼看世界到清末新政——正是“上升”这条线索最为集中的体现。 如果把晚清七十年的救亡探索看作一场接力赛，那么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正是这场比赛中接续奔跑的选手。地主阶级抵抗派（林则徐、魏源）最先“开眼看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农民阶级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尝试建立自己的理想国度，甚至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资政新篇》。地主阶级洋务派推行洋务运动，希望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师夷长技以自强”。资产阶级维新派则更进一步，发动戊戌变法，试图以君主立宪制来挽救民族危亡。义和团运动以“扶清灭洋”的口号表达了底层民众朴素的爱国激情和反帝意志。最后，清政府自身也被迫推行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在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了最后的自救尝试。 本讲的复习主线非常清晰：“一次比一次深入的探索”。从“器物”到“制度”，从“自强”到“变法”，从“布新而不除旧”到“既布新又除旧”——中国人在救亡的征程上，对西方和世界的认识在逐步加深，对自身问题的反省也在逐步深入。 知识点一：开眼看世界——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鸦片战争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开端。然而战争结束后，清朝最高统治层并没有从惨败中真正清醒过来。1842年，距战争开始约两年之后，道光皇帝还在问：“英国距离中国水程七万里，所经过者几国？”“该国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这些问题说明，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正在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的敌人几乎一无所知。当美国公使将航海地图、地球仪、蒸汽挖掘机模型、军事技术书籍等作为礼物送给清朝皇帝时，这些珍贵的西方科技产品仍然被当作“奇技淫巧”谢绝了。 尽管如此，一批有识之士已经在硝烟中开始睁眼看世界。林则徐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他在广州禁烟期间开办译馆、罗致译员，收集西洋各国的消息情报和国际知识资料，汇译成《四洲志》——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各国地理、历史和政治概况的著作。 魏源受林则徐之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纂了《海国图志》。这部著作是近代中国最早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之一，被誉为了解外国知识的“百科全书”。魏源在该书序言中明确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用来抵抗西方的侵略。所谓“长技”，在当时的语境中主要指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养兵练兵之法。同一时期的徐继畬还著有《瀛寰志略》，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大洲的地理和政治情况。这些著作初步表明了先进中国人已经萌发了向西方学习以求自强的主张。 然而，“睁眼看世界”的只是极少数人。当时的绝大多数官僚士大夫仍然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视西方科学技术为不值一提的“奇技淫巧”，固守“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即便是林则徐本人，在早期的奏章中也写过这样的话：洋兵“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他认为洋人腿不会打弯，上了岸就没有战斗力。这话在今天看来近乎笑谈，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的认知有多么隔膜和肤浅。 最为发人深省的是《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这部书传入日本后，两年内印刷了十五版，书价涨了四倍，政军商学界竞相购买研读——天皇称其重要性相当于英国大宪章，思想家佐久间象山为此书写了二十万字的读书笔记，私塾以之为教材。而在它的祖国，《海国图志》十年只刊印了六版，国内印刷不过千册，大多数士大夫甚至不知其为何物。书成二十年，世局如故；再过二十年，几近绝版。一本书的两种命运，折射出的是两个民族在近代门槛前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一个虚心学习、急于求变，一个固步自封、无动于衷。这被耽误的“二十年光阴”，使得中西差距进一步拉大，直到下一次更惨痛的失败才将整个民族从沉睡中震醒。 知识点二：太平天国运动——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如果说“开眼看世界”是士大夫层面的微弱觉醒，那么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底层农民对旧秩序的一次剧烈冲击。它同时具有反封建和反侵略的双重性质，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声。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逐步破坏了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传统手工业，大量手工业者失业破产。鸦片输入年年激增，由此引起的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问题比战前更加严重，农民的实际负担不断加重。1846年至1850年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连续遭到严重的水旱灾害，两广地区更是水、旱、蝗灾不断。人祸天灾交织，将大批农民推向了饥饿、破产和死亡的边缘。在清朝官场，“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的腐败状况，使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屡试不第的落第秀才洪秀全借助基督教教义创立“拜上帝教”，以“天父上帝”的名义发动和组织群众，描绘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蓝图。 从1851年金田起义到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四年，波及大半个中国，其规模之浩大堪称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顶峰。太平天国先后颁布了两份性质迥异的纲领性文件。1853年定都天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为核心，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它以绝对平均主义为分配原则，反映了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对平等生活的向往，标志着旧式农民战争达到了最高峰。但这份纲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没有先进阶级的理论指导，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无法施行。1859年，为了挽救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衰落的危局，洪仁玕提出了《资政新篇》——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带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主张学习西方，发展工商业和资本主义经济。《资政新篇》反映了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迫切愿望，但它不是农民革命实践的产物，得不到农民的支持，也没有机会付诸实施。 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在1864年以天京陷落而告结束。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无法提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的腐败，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正如史学家陈旭麓所言：“这是一场悲壮的斗争。其悲剧意义不仅在于他们失败的结局，更在于反封建的人没有办法洗清自己身上的封建东西。”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是导致失败的客观原因，这也从反面给出一个深刻的历史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单纯的农民战争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最终胜利。 然而，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它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引起了清朝政治和权力结构的深刻变化。一个之前几乎不可想象的现象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汉族官僚在清政府中的比重急剧上升。乾隆十三年时全国十一处总督中满人占九人、汉人仅二人；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三十年间，总督几乎全为汉人充任。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系汉族官僚集团迅速崛起，大批湘淮将领出任总督和巡抚，清政府中央权力下移、汉族地方督抚势力扩张的趋势从此不可逆转。这股势力既成为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也为此后洋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政治上的推动者和执行者。 知识点三：洋务运动——器物层面的“自强”尝试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清政府内部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员认识到，仅靠传统的骑射刀矛已经无法应付“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他们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强兵富国，维护清王朝统治”，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其核心代表包括中央的恭亲王奕訢和地方上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 洋务运动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持续到九十年代中期，以“自强”“求富”为口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的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为根本（体），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用），两者之间是“体”决定“用”的主次关系。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这一思想是洋务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一种应对策略。从文明史观的角度看，它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引进了西方的工厂制度，开始了机器大生产。但“中体西用”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滞后性：它将学习的范围严格限定在器物层面，坚持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本身，这就从根子上决定了洋务运动不可能真正将中国引向富强之路。 洋务运动的内容覆盖军事、经济和教育三个主要领域。在军事方面，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建立了以北洋水师为代表的新式海军。在民用经济方面，以“官督商办”为主要形式创办了一批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航运）、开平煤矿（采煤）、汉阳铁厂（钢铁）、上海机器织布局（纺织）等。洋务企业的经营方式主要有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三种。军事工业全部为官办，资金来自官府拨款。民用企业中，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都有民间资本的介入，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在教育方面，创办了京师同文馆等新式学堂培养翻译和技术人才，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组织翻译了大批西方科技书籍。 如何评价洋务运动？陈旭麓先生的说法非常精当——它构成了“近代化的一小步”。进步性体现在：它引进了西方的工厂制度和机器大生产，其中民用企业还采用了股份制经营，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尝试；它使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知识展现在国人面前，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由此放眼世界、探索新知，推动了维新思想的萌芽。然而它的局限性同样明显。李鸿章晚年对自己的洋务事业有一个坦率得近乎悲凉的自我评价：“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1895年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与破产。其失败原因并不复杂——洋务运动只是引进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军事和生产技术，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不敢也不愿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本身。这种“只变器用，不变制度”的思路，注定了失败的必然性。 知识点四：戊戌变法——制度层面的维新尝试 甲午战争的炮声彻底打破了“洋务可以救国”的迷梦。一个泱泱“天朝大国”竟然败于弹丸小国日本之手，而且败得那样惨，条约订得那样苛——这在当时的中国不啻于一场精神上的大地震。就连一贯对时局颇为自负的李鸿章也成了众矢之的，而年轻的光绪皇帝则被深深地刺痛了。用吴玉章在回忆录中的话说：“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 正是甲午战争带来的深重民族危机，催生了维新变法运动。与此同时，洋务运动期间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随之壮大，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思想领域也早已蓄积了力量——早在中法战争前后，一些曾经支持或参与洋务运动的知识分子（如王韬、郑观应、马建忠等）开始与洋务派逐渐决裂，从单纯要求发展工商转向要求改良政治。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明确提出了“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的变法主张。 戊戌变法以1895年春的“公车上书”为序幕。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各省在京应试的举人上书光绪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主张——拒签《马关条约》，迁都以示抵抗之决心，变法以图强。这次上书虽然没能上达光绪帝手中，但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由此拉开序幕。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百日维新”。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军事四个主要领域：政治上，裁撤冗官冗员，允许官民上书言事；经济上，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发展农工商业；文化教育上，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办新式学堂（京师大学堂即在此期间创立）；军事上，裁减绿营，训练新式军队。 然而变法仅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于9月21日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禁于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慷慨就义。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外，其余变法措施全被废止。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一次爱国救亡运动、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为此后的辛亥革命做了思想和社会上的准备。从失败的原因来看，根本在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而封建顽固势力强大；依靠的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改革过于急于求成、缺乏政治经验。这再次证明了一个历史教训：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不通。 康有为在理论上还有一项值得注意的创造，那就是“托古改制”——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如民主、平等、君主立宪）与传统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子改制之说）结合起来，在“孔子儒学的旧瓶子中装入民主平等的新酒”。这种做法主观上是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为变法提供理论合法性依据，客观上却在思想界引发了一场“大地震”——从根本上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保守观念，为思想解放打开了一道裂口。 知识点五：义和团运动——底层民众的朴素反帝斗争 正当维新变法的呼声在知识界引发涟漪之时，一场更加暴烈、更加本能的反帝斗争在华北平原的底层社会迅速蔓延——这就是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源自山东、直隶一带的民间秘密结社和练拳习武组织，主要成员是农民。它的兴起有着直接而具体的社会原因：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外国传教士活动的猖獗，严重侵害了底层民众的切身利益。焚毁教堂、拆除铁道、砍断电线——义和团采取的这种激烈斗争方式，反映出被迫害的下层民众对外国侵略势力宣泄愤怒的直接渠道。 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对这个口号需要做具体的分析。“灭洋”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判断——民族矛盾已经压倒了阶级矛盾，外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因此义和团运动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倾向。“扶清”则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们没有认清清政府的反动本质，以为清廷可以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也为后来清政府在局势逆转后“剿杀”义和团留下了伏笔。从客观效果来看，义和团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镇压义和团之后也承认：“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这句话表明，义和团展现出来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牺牲精神和强大的民众力量，使列强意识到——瓜分中国是不可能的，从此对华政策从“瓜分”转向了“以华治华”。 然而，义和团运动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它的斗争方式带有盲目排外的倾向（不加区分地排斥一切外来事物）；它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它无法阻止中国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事实上，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惨遭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随后便是《辛丑条约》的签订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 知识点六：清末新政——封建王朝最后的自救 历经甲午惨败、戊戌政变、庚子国变，慈禧太后和清廷统治者终于意识到——再不改革，就连统治也无法维持了。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到1905年又转入“预备立宪”，试图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来进行王朝的自我救赎。 第一阶段（1901—1905年）的“清末新政”涉及多个方面，比戊戌变法走得更远也更实。在官制方面，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新设商部、学部和巡警部；在选官方面，1905年宣布废除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在军事方面，废除武举，编练新军；在经济方面，倡导创办工商企业，颁布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在教育方面，兴办新式学堂，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统一全国学制。 第二阶段（1906—1911年）是“预备立宪”。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一个亚洲立宪小国战胜了欧洲专制大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立宪思潮。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下诏“预备仿行宪政”，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大纲》虽然仍以保障“君上大权”为核心，但它第一次明确规定了臣民的权利和义务，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然而，当1911年清政府宣布成立责任内阁时，十三个内阁成员中皇族竟占了七人——被时人讽刺为“皇族内阁”。这一举措彻底暴露了清廷“假立宪、真集权”的真相，大失民心，反而将立宪派推向了革命派一边。 清末新政的性质是一场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它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专制制度，也没有达到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的目的——事实恰恰相反，科举制度的废除断绝了传统士人的进身之阶，新政加征的赋税加重了民众负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势力日益壮大，立宪派对清廷彻底绝望后转向同情革命。可以说，清末新政在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思想、人才和社会条件，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思维拓展：从“冲击—反应”视角看晚清七十年 美国学者费正清曾提出“冲击—反应”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化进程。这一模式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巨大的惰性，缺乏突破传统框架的内部动力；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冲击促使中国被动地做出反应，从而发生了一系列社会变革。从“开眼看世界”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到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到戊戌变法（甲午战争的冲击），再到清末新政（八国联军侵华的冲击）——几次重大的改革和探索，几乎都是在对外战争惨败之后“逼”出来的。 “冲击—反应”模式的长处是简洁，能直观地反映出中国近代化起步的被动特征。但它也有明显的局限：它过于强调中国社会的被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社会内部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如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和新思想的发展、内政危机带来的改革压力等）；它把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化为“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单向模式，难以充分解释中国各阶层在救亡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主动精神。 无论使用哪种解释框架，晚清七十年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清晰的：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从学习“器物”（洋务运动）到学习“制度”（戊戌变法），再到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层变革。每一次认识的深化，都是以一次惨痛的失败为代价换来的。但也正是在这不断加深的苦难中，中国人民的救国意识在不断觉醒，探求的步伐在越走越坚定。 一轮复习方法指导 本讲是近代史“探索”主线最集中的体现，复习时建议注意以下几点： 厘清各次探索的“阶级身份”。 地主阶级抵抗派（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农民阶级（洪秀全、洪仁玕）——太平天国运动；地主阶级洋务派（奕訢、曾国藩、李鸿章）——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戊戌变法；底层民众——义和团运动；清廷统治者自身——清末新政。弄清每次探索的领导阶级和阶级属性，是理解其为何成功为何失败的前提。 把握探索的递进逻辑。 从“器物”到“制度”到即将到来的“思想文化”，从“布新而不除旧”到“既布新又除旧”——这条逻辑线是高考主观题的重要答题框架。 注意关键概念和历史定位。 “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托古改制”“扶清灭洋”——每一个口号背后都是一种独特的救国思路，需要准确理解其含义、评价其得失。太平天国运动是“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资政新篇》是“第一个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这些“历史定位”往往是选择题的考点。 牢记“失败—教训—启示”的三段论。 太平天国失败——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洋务运动失败——单纯学习西方技术、不触动封建制度不能使中国富强。戊戌变法失败——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每一条教训都是血写成的，也都是理解此后革命运动之所以必然发生的重要逻辑前提。 从林则徐在虎门海滩的销烟池边遥望大海，到谭嗣同在菜市口刑场上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中国人在七十年的血火交锋中走过了一段何其艰难而又何其悲壮的求索之路。戊戌变法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探索的终结——恰恰相反，改良之路既然断绝，革命的时代就快要到了。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