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讲 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4讲 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 一、课标研读与考情分析 课标要求 本讲对应的课程标准主要有三条。其一，通过了解汉朝削藩、开疆拓土、尊崇儒术等举措，认识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其二，了解两汉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农民起义，认识两汉衰亡的原因。其三，认识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格局。相较于第3讲侧重秦朝的“建立”，本讲的核心主题是“巩固”——汉朝如何汲取秦亡教训，在制度上调整完善，最终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框架稳定下来，使之成为此后历史沿袭的基本模式。 考情概况与命题趋势 两汉时期是高考的高频考点，选择题和材料解析题均有大量涉及。命题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 其一，“汉承秦制”及其调整。汉初的郡国并行制、文景之治、汉武帝的制度创新，是命题的核心线索。考题常常要求比较秦汉制度的异同，或分析某一制度演变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其二，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系列措施。中外朝制、推恩令、刺史制、察举制、盐铁官营、尊崇儒术等，几乎每次高考试卷中都会涉及其中一两项。近年命题趋于综合，要求学生将这些措施放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整体框架下统一把握。其三，两汉的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土地兼并、豪强地主田庄经济、流民问题、东汉外戚宦官专权等，是理解两汉由盛转衰的关键。其四，丝绸之路与边疆治理。“河西四郡”、西域都护府、屯戍政策、对外交往等内容，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在边疆治理和对外交流方面的成就。 从命题趋势看，有几个方向值得特别关注。第一，“制度变革的内在逻辑”类题目增多——不满足于考查“是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变”和“变的结果如何”。比如从郡国并行制到推恩令、从黄老无为到尊崇儒术，都需要从时代需要和政治逻辑上加以解释。第二，考古新材料不断充实汉史研究，部分高考试题已开始援引出土简牍（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居延汉简、里耶秦简等）作为情境材料，考查史料实证能力。第三，“比较”是汉史考题的常规题型——秦汉比较、汉初与武帝时期比较、西汉与东汉比较——备考时要善于建立对比框架。 二、时空坐标：两汉四百年的兴衰演进 （一）时间框架 两汉时期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开始，到公元220年东汉灭亡结束，前后长达四百余年。其间以公元9年王莽代汉为界，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阶段。 西汉又可细分为三个段落。汉初（前202年—前141年），从刘邦建立汉朝到汉景帝去世，实行黄老无为政策，经历了吕后干政、诸吕之乱、七国之乱等政治波动，最终在文景时期走向稳定和繁荣。汉武帝时期（前141年—前87年），国力达到顶峰，制度创新频繁，中央集权空前加强。西汉中后期（前87年—9年），外戚势力抬头，政治日趋黑暗，土地兼并加剧，社会矛盾积累，最终王莽代汉。 东汉（25年—220年）也呈现相似的兴衰轨迹。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出现了“光武中兴”的短暂复兴。此后从汉和帝开始，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成为政治顽疾，豪强地主势力持续膨胀，社会矛盾逐渐激化。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东汉名存实亡，中国进入军阀割据和三国鼎立的局面。 （二）空间与疆域 汉朝的疆域在武帝时期达到全盛，东到大海、西到西域、北到蒙古高原、南到南海。汉朝的统治空间相比秦朝进一步扩大：在西北方向，武帝击退匈奴，设置“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在西南方向，逐步加强对西南夷的控制；在东北方向，设置护乌桓校尉；在南方，进一步开发了岭南地区。 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是空间的延伸，更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张骞通西域使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世界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中国不再是东亚一隅的封闭文明，而成为欧亚大陆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两汉的时代主题 如果说秦朝的时代主题是“统一”，那么两汉的时代主题就是“巩固”。秦朝将统一建立了起来，但未能巩固住；汉朝在秦朝奠定的制度基础上，经过数百年的调整和积累，最终使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框架真正稳固下来。理解两汉历史，要牢牢抓住“巩固”这条主线——巩固统一的政治秩序（解决王国问题和相权问题）、巩固统一的经济基础（盐铁官营、货币改革）、巩固统一的文化认同（尊崇儒术、兴办太学）、巩固统一的疆域安全（出击匈奴、设置西域都护府）。 三、西汉的建立与汉初的“文景之治” （一）汉朝的建立与“布衣将相”格局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楚汉之争中击败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与秦朝“奋六世之余烈”的贵族出身不同，西汉开国集团具有鲜明的“布衣”色彩。刘邦本人出身低微，其开国功臣群体也绝大多数“起自布衣”，大都没有贵族头衔。萧何是县吏出身，韩信曾受胯下之辱，樊哙是屠狗之辈。“布衣将相”格局的出现，打破了商周以来贵族垄断最高权力的传统，说明经过春秋战国和秦末农民起义的冲击，旧贵族势力已被彻底削弱，社会的垂直流动性大大增强。 （二）“汉承秦制”与郡国并行制 汉朝建立后，在制度建设上面临一个根本性选择：是沿用秦朝的中央集权体制，还是恢复周代的分封体系？汉朝最终走了一条折中道路——“汉承秦制，有所损益”。 所谓“汉承秦制”，是指汉朝继承了秦朝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郡县制等核心制度框架。皇帝依旧是最高统治者，中央官制依旧以丞相为百官之长，地方行政依旧实行郡县两级管理。 所谓“有所损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郡国并行制。刘邦鉴于秦朝不封子弟、孤立无援的教训，在继续保留郡县制的同时，大封同姓诸侯王。汉初的诸侯王国权力极大——可以自置丞相以下官吏、自行征收赋税、编练军队，实际上是一个半独立的政权单元。刘邦与群臣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试图通过血缘纽带来维系刘氏对全国的统治。 （三）黄老无为与“文景之治” 汉初的政治指导思想是黄老无为思想。黄老之学尊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继承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核心主张，但扬弃了其中消极悲观的因素，提倡“无为而无不为”——顺应自然规律，积极作为而不妄为。 黄老无为在汉初占据主导地位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秦末战火频繁，社会经济遭受极大破坏，司马迁描述当时的情况是“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天子都凑不齐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来驾车，将相出行甚至只能坐牛车。在这样的背景下，统治者必须与民休息、恢复生产。秦朝暴政的速亡教训也使统治者意识到，宽政优于暴政，少干预优于多干预。 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包括：减轻田租（从秦朝“收泰半之赋”降至“三十税一”）、免除因贫困自卖为奴婢者的奴婢身份、让大量士兵复员回乡从事生产等。文帝和景帝时期，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史称“文景之治”。粮食连年增产，粮价极低。但繁荣背后也有隐忧：诸侯王国势力膨胀，日益威胁中央集权；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匈奴频繁侵扰北方边境。这些问题在文帝景帝时期尚未爆发，但为汉武帝时期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四）七国之乱：王国问题的总爆发 刘邦分封同姓诸侯王的初衷是拱卫中央，但事与愿违。随着时间推移，各诸侯王国与皇帝之间的血缘关系日渐疏远，而诸侯王的实力却在不断增长。吴王刘濞控制三郡五十三城，利用封地内的铜矿铸钱、利用沿海资源煮盐，财力雄厚，甚至免除百姓的赋税以收买人心。 汉景帝在位时，采纳晁错的建议推行强硬削藩政策，先后以各种罪名削去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部分封地，并下诏削夺吴王刘濞的会稽、豫章郡。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赵等六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景帝一度动摇，冤杀晁错以求罢兵，但叛军并未撤退。景帝随即坚定平叛决心，命周亚夫率军出击，仅用三个月便平定了叛乱。 七国之乱是汉初郡国并行制内在矛盾的集中爆发。平定叛乱后，景帝趁势推行了一系列削弱诸侯王权力的措施——贯彻“以郡为国”的原则，新建王国不再跨郡；下诏“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免除诸侯王的行政权力；“天子为置吏”，由中央直接任命王国官吏；削减王国官吏编制，使其规模无法与朝廷抗衡。这些措施为汉武帝以推恩令彻底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条件。 四、汉武帝的制度创新：大一统的全面巩固 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前141年—前87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他的时代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基本定型的关键时期。武帝即位时，文景之治留下的国力储备已经相当雄厚，但面临的问题也相当严峻：政治上，相权过大制约皇权，王国势力依然是对中央集权的威胁；经济上，工商业秩序混乱，富商大贾实力坐大；思想上，黄老无为不再适应积极有为的时代需要；边疆上，匈奴威胁日益严重。针对这些问题，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等各个领域推行了系统的改革。 （一）政治制度创新 中央层面：中外朝制的创立。 汉初沿袭秦朝的三公九卿制，丞相是百官之长，权力很大。汉武帝为加强皇权，在宫禁之内设立了由亲信侍从组成的“中朝”（也称内朝），作为决策核心；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则构成“外朝”，逐渐沦为执行机构。中朝官员多为尚书、侍中、给事中等品级较低的近臣，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不受外朝体制的约束。 中外朝制的实质是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皇帝通过中朝掌控决策，外朝负责执行。这一制度有效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此后，中朝权力持续膨胀。到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朝尚书台已经染指行政执行事务，逐渐侵蚀外朝的职能，出现“中朝官外朝化”的倾向。东汉光武帝更进一步，“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成为实际上的最高决策机构，三公成为虚职。 地方层面：推恩令的巧妙设计。 七国之乱平定后，诸侯王国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于公元前127年颁布推恩令：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弟可以分割王国部分土地为列侯，列侯的封地隶属于郡管辖。 推恩令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上是施恩于诸侯子弟，使更多人分享封地；实质上则是将王国越分越小、数量越来越多，每一个侯国都直属于郡，中央控制的区域越来越大，而诸侯王控制的地盘则越来越小，再也无力与中央抗衡。这一做法达到了《推恩令》所预期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效果。汉武帝还配套推行了其他削弱诸侯的措施——“左官律”规定王国官员地位低于朝廷官员，降低王国吸引力；“附益法”严禁诸侯王招结宾客、联络朝廷官员；“酎金夺爵”以诸侯献祭黄金成色不足为借口，一次性废除了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位。这些措施从人事、财政、社会网络各方面压缩了诸侯势力的空间。 监察层面：刺史制度的创置。 汉武帝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刺史秩仅六百石，品级较低，但代表皇帝巡行郡国，监察郡守、国相和强宗豪强的不法行为。“位卑权重”是刺史制度的重要特征——品级低则不构成独立势力，权力重则足以震慑地方。刺史的设立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强化了中央集权。 刺史制度在后来经历了重要演变。西汉末年至东汉，刺史的权力逐渐扩大，从单纯的监察官向行政长官转化，开始参与地方政务和统兵作战。东汉末年，刺史正式改称“州牧”，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演变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这一演变埋下了军阀割据的隐患——原本监控地方的监察官本身变成了最强大的地方势力。 选官层面：察举制的推行。 汉武帝确立了察举制为主要选官方式。察举制是由地方官员先考察后推举——重点考察被举者在乡里的舆论评价和为官能力，然后向中央推荐为官或提拔任用。察举的科目分常科（每年定期推举，有固定人数和标准）和特科（不定期，有具体标准但无固定时间）。察举的标准主要是品行和才能，尤其看重道德声望。 察举制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从政治上看，为两汉政权选拔了大批人才，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从思想上看，儒家思想成为朝廷选官的考查标准，提高了儒学地位；从社会上看，制度设计相对公平，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但察举制也有其局限。到东汉后期，选官权逐渐被世家大族垄断，“察举不实”的现象日趋严重——权贵子弟凭门第和关系被举荐，真正有才德的人反而被排斥。河南尹田歆的外甥王谌以知人善任著称，田歆对他说：“如今应推举六名孝廉，多有贵戚书信相命，又不好违背，我想自己选一名名士以报效国家，你助我求之。”这一细节生动地反映了察举制在运行中的困境——权贵的书信推荐已经成为难以抗拒的干扰因素。 此外，察举制的标准中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和道德声望的重视，客观上促使社会阶层趋于固化——熟读经书需要时间和财力，一般平民难以具备这样的条件，长此以往，公卿世家垄断察举名额的趋势难以逆转。汉武帝还任用酷吏治理地方，严厉打击豪强、游侠等社会势力的不法行为，表明集权政府对社会秩序的绝对主导地位。 （二）经济制度整合 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呈现出鲜明的国家干预特征，核心目标是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打击地方豪强势力、为军事行动提供物质基础。 货币改革。 汉初允许郡国和民间铸钱，导致货币形制不一、币值混乱，富商大贾和诸侯王通过铸钱聚敛财富。汉武帝下令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由专门官吏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五铢钱因其重量适中、形制规范，此后长期沿用，直到唐朝才被取代。 盐铁官营。 盐和铁是古代社会两种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盐是生活的必需品，铁是农具和武器的原料。汉初盐铁由私人经营，一些盐铁商人积累起巨额财富。汉武帝将盐铁经营权收归国家，在产盐区和产铁区设置盐官和铁官，由国家组织生产和销售。盐铁官营后来引发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国家与民争利。但桑弘羊坚持认为，盐铁官营是“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盐铁收入是国家边疆战略的重要财政支柱。 均输平准。 均输就是调剂物资运输——由均输官将各地本应运往京城的物资，就近转运到物价较高的地方出售。平准就是平抑物价——由平准官根据市场行情，物价过高时抛售物资压价，物价过低时收购物资抬价。均输平准将过去由富商大贾掌握的物资流通和物价操控之权收归朝廷，既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也稳定了市场物价。 算缗告缗。 汉武帝还向商人征收财产税——算缗是根据财产多少计征；同时鼓励告发隐瞒财产者——告缗，以没收财产的一半奖励告发者。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商人势力，增加了政府收入，但也不可避免地过度抑制了民间商业。 重农抑商的延续与调整。 武帝南征北伐、四出巡游，奢费无度，导致府库告竭。他用聚敛之臣行各种敛财之策——“卖爵、更币、算车船、租六畜、告缗、均输、盐铁、榷酤”——几乎无孔不入，唯独不敢增加田赋。这一做法体现了“以农为本”的传统理念：农业是国家的根本，田赋是农民的基本负担，不能轻易提高。武帝在经济上的各种手段实质上是对商人和商业的抑制，对农业和农民则相对保护。 （三）思想文化整合 从黄老无为到尊崇儒术。 汉初黄老无为思想适应了休养生息的需要，但随着国力恢复和问题积累，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需要。诸侯跋扈、匈奴犯边、豪强兼并——这些都不是“无为”能够解决的。 董仲舒抓住了这一时代需求，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元素，构建了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的核心主张有三。“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思想上的统一以保障政治上的统一。“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天是有意志的至上主宰，君主受天命进行统治，但如果君主无道、不仁不义，天就会降下灾异来警告；如果君主行德政、体恤百姓，天就会降下祥瑞来表示赞许。“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伦理准则，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本框架。 对于“天人感应”需要做一点辨析，它实际上具有双重政治功能。一方面，它为君权提供了神学依据，“君权神授”使皇帝的权威具有了神圣不可违的宗教色彩。另一方面，“灾异谴告”说也为限制君权提供了理论武器——如果君主失德，天就会降下灾祸，这就使臣僚可以借天灾来规劝甚至批评皇帝。董仲舒本人就曾因皇家祖庙火灾上书要求追究为非作歹的近臣——这是借助“天人感应”来约束皇权的一次实践。“天人感应”被统治者接纳后，其限制君权的功能在政治实践中受到很大削弱，但“灾异谴告”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约束最高权力的重要思想资源，在此后两千年中反复被儒臣引用来批评朝政。 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尊崇儒术，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朝廷设立五经博士，在中央兴办太学，在地方设立地方官学，以儒家经典为各级学校的必修内容。儒家思想成为朝廷选官的考查标准，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并不意味着纯粹以儒家思想治国。武帝同时也采纳了法家重农抑商、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的思想，以及道家和其他学派的一些主张。因此有人将汉武帝的统治思想概括为“外儒内法，剂之以道”——以儒家的仁义礼乐为外在标榜，以法家的刑罚权术为实际手段，兼采道家和其他学派的思想加以调和。这种“王霸道杂之”的统治方式，以经典为依据的道德教育与以法律为依据的外在管束相结合，体现了汉代政治意识形态的现实性和灵活性。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儒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后，其他学派如法家、道家并没有消亡，仍在民间传播，只不过不再具有官方认可的地位。 法律儒家化的开端。 武帝尊崇儒术还推动了法律的儒家化。汉初沿袭秦律，编成《九章律》。从武帝时期开始，儒家知识分子以经注律——用儒家经典的精神来解释法律条文，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决狱”就是以《春秋》的义理来判断案件、决定刑罚。这标志着中国法律从纯粹的“严刑峻法”走向“德主刑辅、礼法融合”的儒家化方向，其后续的演进脉络是：秦律→《九章律》→《唐律疏议》→《大唐开元礼》——从礼法对立逐步发展为礼法结合，最终在唐代走向成熟。 （四）边疆治理与对外交往 对匈奴的攻防转换。 汉初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并每年赠送大量财物。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妥协性的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国力充实，战略上转为主动出击。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多次率军深入漠北，大破匈奴，基本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 西北边疆的经营。 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置“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将汉朝的行政控制延伸到了西域边缘。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天山南北地区正式纳入汉朝的行政管辖体系。在东北方向，汉朝设置护乌桓校尉，管理与乌桓、鲜卑等民族的关系。汉朝还在边疆地区推行屯戍政策——军队屯田，且耕且守；向北方大量移民屯垦——既巩固了边防，也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 丝绸之路的开通。 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史称“凿空”——开辟了中西之间的通道。张骞之行是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丝绸之路逐渐形成网络——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向中亚和西亚延伸，最远可达地中海沿岸。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抵达波斯湾，虽未能渡海到达罗马，但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大大加深。海上丝绸之路也在西汉时期开辟，从合浦郡徐闻县出发，东线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南线最远可达印度南部。东汉时，倭国派使臣来朝，光武帝赐“汉委（倭）奴国王”金印一枚，这是中日交往的重要物证。 丝绸之路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商业贸易范畴。物质上，西域的苜蓿、葡萄、石榴、胡麻、胡桃、胡瓜、胡椒、胡萝卜等物种传入中原，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汉朝的丝织品、铁器以及冶铁技术和凿井技术传入西域，也丰富了西域人民的生活。文化上，两汉之际佛教从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此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更长远的视角看，丝绸之路连接了东亚、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世界，使中国成为欧亚大陆贸易网络的重要一环，开拓了中外交流的通道和视野。 这一时期，秦汉的统治者对于边疆地区和境外世界的认识虽然有限，但持续的军事行动与外交活动逐步扩展了实际控制范围和政治影响力，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格局奠定了基础。 五、王莽改制与东汉的兴衰 （一）王莽代汉与改制的失败 西汉中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外戚势力坐大。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破产流亡，沦为奴婢。赋税徭役沉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 公元9年，外戚王莽夺取皇位，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王莽试图通过一系列复古改制来缓解社会矛盾：恢复井田制、将土地收归国有（名曰“王田”）、禁止奴婢买卖、改革币制和官制等。但这些改革措施严重脱离现实——井田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瓦解，在土地私有制已经根深蒂固的条件下试图恢复它，必然遭到豪强地主的强烈抵制；币制频繁改变，造成市场混乱，百姓无所适从。改革不仅未能缓解矛盾，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覆灭。 （二）光武中兴：东汉初年的整顿 25年，西汉宗室刘秀重建汉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即光武帝，他在位的三十余年间，推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 政治上，光武帝“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名义上保留三公职位，但实际权力转移到尚书台，尚书台直接听命于皇帝，皇权进一步加强。同时严格控制外戚干政，整顿吏治，惩处贪污腐败；裁并郡县，裁减官员，节省财政开支。 经济上，光武帝清查全国垦田和户口数量，连续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因战乱和饥荒沦为奴婢者恢复庶人身份，非法拘禁不放者按卖人法追究。这些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有利于小农经济的恢复发展。东汉初年社会经济在稳定政局下重新发展起来，史称“光武中兴”。 思想上，光武帝重视儒学，恢复太学，继续以儒家思想作为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 （三）东汉中后期的政治困境 光武中兴之后，东汉王朝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衰退期。东汉中期以后，皇帝大多年幼继位——汉和帝十岁即位、汉殇帝即位时不满周岁、汉冲帝两岁即位，皇帝年少不能亲政，实际权力控制在母后和外戚手中。皇帝长大后不甘受制，便依靠身边的宦官铲除外戚势力，宦官因此又掌控朝政。等到皇帝去世，新皇帝又年幼继位，新一轮的外戚专权又开始了。这种循环在东汉中后期反复上演，形成“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政治格局。这种局面的实质并非君主专制的没落，恰恰相反，它是君主专制的强化——外戚也好宦官也罢，其权力都来源于皇帝，正因为皇帝（无论是年幼还是年长）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围绕皇权才形成了如此激烈的争夺。 一部分正直官员和太学生通过“清议”品评人物、抨击时政，试图扭转政治风气。他们触犯了宦官集团的利益，被诬陷为结党营私的“党人”，遭到残酷镇压，史称“党锢之祸”。清流士人遭受打击，政治更加黑暗。 （四）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发展 东汉经济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发展。西汉末年已经兴起的田庄经营，到东汉时期大盛。田庄是豪强地主经营土地的主要方式，其特点十分鲜明：规模宏大，进行农、林、牧、副、渔、商多种经营的综合经济组织；使用佃客、部曲、徒附等进行集体劳作；自给自足程度很高，内部有独立的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很强的宗族色彩，田庄主不仅是经济上的支配者，也是宗族内部的长者和保护者；拥有私家武装（部曲），具有军事化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还行使了基层政权的职能——主持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甚至自觉抚恤地方贫困人员和破产农民。 田庄经济有其双重性。一方面，田庄是基层治理的有力补充，在社会秩序动荡的时期起到了稳定地方社会的作用。另一方面，田庄主大量隐匿人口和土地，削弱了国家的赋税基础和兵源基础；在中央控制力下降时，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田庄主容易转化为割据势力。田庄的出现和兴盛，是国家贫弱、中央集权弱化和政局不稳的表现。 与田庄经营并存的是租佃经营的发展。东汉时期的租佃关系中，佃农对地主的依附性较强。两种经营方式都是土地兼并加剧、自耕农经济萎缩的产物。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沦为田庄的依附民，或成为地主的佃农，或流离失所成为流民。 这里需要对“豪强地主”和“门阀士族”两个概念略加辨析。豪强地主更强调经济实力和私人武装，凡是在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在地方上拥有强大势力的大地主都可称为豪强。门阀士族则是地主阶级中更高级的特权阶层——他们通常有高贵的血统和显赫的家世，世代为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享有特殊地位，并与庶族保持严格界限。门阀士族多是豪强地主，但豪强地主不一定是门阀士族。 （五）黄巾起义与东汉的瓦解 东汉中后期的社会矛盾在不断积聚中走向总爆发。据不完全统计，从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年）至汉灵帝熹平元年（172年），中小规模农民暴动多达四十三次。特别在桓帝时期，几乎年年都有暴动。当时有民谣唱道：“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形象地表达了民众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和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 184年，张角以太平道组织发动黄巾起义。起义虽然被镇压，但它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州牧（刺史）乘机扩充军力、割据自保，中央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东汉政权名存实亡，中国进入军阀割据和三国鼎立的局面。 六、两汉的经济与文化成就 农业的进步。 两汉时期，铁犁牛耕进一步推广，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汉武帝时期，赵过推广“耦犁”——二牛三人协作耕作，效率是传统耒耜耕作的十余倍。水利工程大量兴建，关中地区修了白渠、六辅渠、龙首渠等。西域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等作物传入中原。 手工业的发达。 冶铁业中，西汉出现了高炉炼铁和炒钢技术，东汉杜诗发明了水排——以水力为动力鼓风冶铁，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纺织业中西汉政府在长安设有东西织室，有数千工人，丝织技术相当成熟，能用提花机织出带有精美花纹的丝织品。陶瓷业中东汉时期已能烧出成熟的青瓷。两汉时期手工业生产的特点是以官营为主导，私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和田庄手工业共同发展。 商业的繁荣。 两汉时期，商人成为社会交往活动中最为活跃的人群之一。汉代以“市”为重要标志的全国性商业中心已经形成，“市”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商业契约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凡涉及买卖、租佃、借贷等财产关系和收养、雇佣、立嗣等人身关系的事宜，当事人之间几乎都要订立契约。 科技成就。 《九章算术》在中国数学史乃至世界数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使纸张逐渐取代简牍和缣帛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大大促进了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医学方面，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华佗发明麻沸散，是最早的麻醉药。 史学与文学。 司马迁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历史。班固著《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西汉一代的历史。文学方面，汉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司马相如、扬雄等都是辞赋大家。乐府诗来自民间，“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七、总结：秦汉时期的阶段特征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共四百余年，其总特征是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奠定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 政治上。 秦朝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汉朝“汉承秦制”并有所发展——从郡国并行制到推恩令，从三公九卿到中外朝制，从秦律到法律的儒家化——使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日趋完备。 经济上。 铁犁牛耕得到推广，以农业为主导的封建经济迅速发展，小农经济是基本经营模式，东汉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盛行。手工业发达，丝织业领先世界。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货币官铸、均输平准等政策。 文化上。 统治者实行思想文化专制政策，思想大一统局面逐步形成——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焚书坑儒；汉朝从黄老无为转向尊崇儒术。两汉科技成就突出，造纸术的改进是世界文明史上的重大贡献。 民族关系上。 秦汉王朝加强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拓展了疆域。张骞通西域后，西域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大大加强。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进入新阶段。 秦汉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奠基期。此后的两千余年里，中国的疆域范围时有伸缩，王朝更迭不断，但秦汉奠定的制度框架、思想传统和文化认同，始终是维系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深层力量。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