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课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传播（教材深挖讲义）--2025-2026学年高一下学期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下

第11课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传播（教材深挖） 一、新维度下的思想溯源：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不是一次突然的“理论爆炸”，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成果、深入考察现实社会矛盾的基础上逐步完成的深刻思想变革。2025至2026年间，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为理解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理论渊源提供了更为立体和精微的认知框架。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在“感性”中重构新哲学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至1846年间合著的一部未刊手稿，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教材指出，这部著作“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对于这部奠基性著作的哲学主线，学术界的理解至今仍在深化之中。2025年，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刘森林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在马克思哲学中重新理解感性——〈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哲学主线与主题》的重要论文。 刘森林教授提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分析框架：费尔巴哈和施蒂纳在《形态》中构成了“并列的双批判核心”。费尔巴哈较早告别思辨（否定）哲学走向感性（肯定）哲学，但他将感性单纯理解为直观，未能看见社会经济关系对感性世界的塑造作用；施蒂纳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感性理解为纯粹的“我”的产物，一切社会规范都是对自我的束缚。当时德国哲学界正在经历从思辨哲学向“肯定（实证）哲学”的集体转向，晚期谢林在德国、孔德在法国分别代表了这种转向的不同形态。在这种思想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建构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包含着一种全新的哲学追求——重新理解“感性”及其与理性的关系，克服旧唯物主义和思辨唯心主义的双重局限。“感性”不是一个纯粹的认识论问题，不是心物二元论中的低端经验；在马克思那里，感性是社会性的物质实践本身。 刘森林进一步揭示了《形态》中包含着五个相互交织的“双重”关系：费尔巴哈与施蒂纳的双重批判对象、黑格尔与晚期谢林的双重思想渊源、主体性哲学与肯定哲学的双重哲学转向、实证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双重知识形态，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双重作者关系。“五种‘双重’关系的叠加递进，使得一种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新理解感性及其与理性关系的新哲学得以诞生。” 这项研究为教学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视角：《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是一份已完成的理论宣言，而是一个思想实验室——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过程中，逐步廓清了自身新哲学的基本立场。正如刘森林教授所指出的，这种对“感性”的重新理解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核心哲学突破——只有当马克思将“感性”从被动直观提升为人的物质实践时，历史唯物主义才有了坚实的出发点。“感性”不再是低端的、需要被理性克服的经验层面，而是人类根本的存在方式——生产活动、交往实践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基础。 “马克思思想转变”之争：184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是否存在一个清晰的“断裂点”？如果有，这个断裂发生在何时？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最核心也是最持久的争论之一。国际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断裂论”来自阿尔都塞——他认为马克思在1845年前后发生了“认识论断裂”，此前是受费尔巴哈影响的“意识形态”阶段，此后是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阶段。 2025年，这一争论在中国学界被重新激活。清华大学刘恩至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马克思在1847年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思想转变，即“生产关系资本观”的诞生。这一观点被南京大学孔伟宇称为一种“新断裂论”。孔伟宇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辨析和商榷。他敏锐地指出，“马克思往往只是以一名纯粹哲学家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而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工艺学、国势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则如月明星稀一般，在哲学的耀眼光亮下略显暗淡”。事实上，马克思从1845年起就在刻意与“哲学”保持距离——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旗帜鲜明地与过去的哲学家们划清界限，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中几乎删除了所有涉及哲学的话语，“纵观马克思的笔记性文本，我们也几乎找不到有关哲学著作的摘录，80%的摘录与评论都是经济学方面的”。 这场争论的核心在于：马克思思想成熟的标志究竟应该定位在何处？孔伟宇指出，“对同一个马克思的‘回到’存在着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学者透过不同的方法论‘眼镜’会看到不同的马克思，也会书写内容迥异的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故事”。对于更倾向于哲学的学者，1845至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新唯物史观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根本标志；而对于更侧重经济理论的学者，1847年马克思“生产关系资本观”的出现，同样标志着一个新的思想成熟阶段。 这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不是一个单点事件，而是一个多维度的思想变革过程——哲学维度（唯物史观）和经济维度（剩余价值理论的萌芽）的成熟存在时间差，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部张力。对同一思想变革事件，不同的研究方法会带来不同的理解图景，这本身就是历史解释开放性的一种生动展示。 二、文献典藏的革命：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守护思想的火种 教材指出，《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然而，从1848年那个薄薄的德文小册子，到今天遍及全球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体系，其间经历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思想传承之路。2025至2026年间，一系列重大文献展览和最新研究发现，为理解这条传承之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 信仰之光：一次规模空前的文献集结 2025年7月，“信仰之光——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展”在上海和南京相继开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专题展览，展陈展品近400件。展览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此前从未公开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其中几份马克思致《资本论》法文版发行人的书信手稿系近年来新发现并从国外购入，“国内外已出版的任何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中都没有刊登过”，“对于理解《资本论》法文版及其出版背景，深入研究《资本论》的创作史和传播史具有重要价值”。据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二级巡视员鲁路介绍，正在陆续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将收录这些新发现的珍贵文献。展览还展出了“目前全球发现的唯一一本由马克思签名的《共产党宣言》”，以及120多部《共产党宣言》海内外珍贵版本组成的书墙。此外，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重要思想和材料来源——《伦敦笔记》的两页手写内容也在展览中亮相，“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火花呈现在观展者眼前”。 毛批本《共产党宣言》：一位革命者的阅读史 本次展览中还有一件极具感染力的展品——毛泽东亲笔批注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书页的空白处，几乎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说，有三本书使他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曾说过，‘《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讲解员介绍说，“从书页上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不太熟悉或认为比较重要的单词，都会进行批注。单是数一下第一页上的批注，就有30多处。”1954年秋，毛泽东重新开始学英语时，所选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就是《共产党宣言》。据毛泽东晚年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人员回忆，《共产党宣言》英译本是“毛泽东晚年读得最多、批注最多、版本最多的一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部“毛批本”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具体方式具有独特意义——它不是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是一位革命者在反复阅读中不断深化理解的对话过程。 文献传承：一幅波澜壮阔的思想接力画卷 教材以“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传播”为标题，本身就隐含着一个核心命题：一种思想的生命力，既取决于它诞生时的理论深度，更取决于它能否在代际传承中保持活力。马克思去世后，他的手稿经历了曲折的保管和流传过程：考茨基和梅林把从马克思女儿劳拉处借来的遗稿归还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伯恩施坦则保管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到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文献遗产便集中到了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其后，苏联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系统收集、整理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文献遗产。目前正在编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²），“完整地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文献、遗留的手稿、草稿及书信等，最为忠实、全面地反映了马恩存世作品的全貌”。 从“信仰之光”展览中那些“纸张已经泛黄”的手稿，到毛泽东批注本上密密麻麻的字迹；从马恩遗稿在各国档案馆之间的辗转流传，到MEGA²编撰工作的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传承本身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思想史。这不仅是学术资料的积累，更是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在极端困难的政治环境中为保存真理火种而付出的艰辛努力。正如展览标题所昭示的——“信仰之光”，正是这种对真理的坚定信仰，使马克思主义能够跨越时空的阻隔，从一百七十余年前的欧洲大陆传到东方的中国，从纸质时代走入数字时代，至今仍然放射着不可熄灭的光芒。 三、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第一国际的新叙事与巴黎公社的跨学科学反思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书斋中的学问，它与工人运动实践密不可分。教材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为主线，勾勒了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早期实践的关系。近年来的研究正在从跨国史、微观史和跨学科等多个维度丰富这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历史图景。 第一国际的微观机制：雪茄工人的跨国网络 1864年9月28日，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在伦敦圣马丁堂成立，“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马克思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第一国际的出现标志着欧洲工人运动在经历了种种挫折之后，终于走向了跨国联合。2025年，阿德·克诺特的著作以雪茄工人这一特殊群体为窗口，揭示了第一国际运作的微观机制。研究指出，第一国际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控制跨国劳动力市场”。在英国工联主义者眼中，“不受控制的跨国移民流动威胁着工资标准和工作条件”，因此建立国际组织来“防止罢工破坏和外国工人的工资削减，并支持其他国家工会提高本国的工资标准”，成为第一国际最迫切的实际任务。 雪茄工人之所以在第一国际中极为活跃，是因为他们本身就运作在一个跨国劳动力市场中。19世纪中期，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美国的雪茄工人通过迁移网络形成了跨越大西洋的行业联系。他们的国际合作“主要是由规范跨境劳动力市场的愿望驱动的，而不完全是出于国际团结的抽象理想”。这一发现为理解第一国际的性质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启示：作为社会主义理想的先锋，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初动力并不完全是马克思著作中阐述的抽象革命理想，而是工人在跨国劳动力市场竞争中所面临的切肤之痛——工资被压低、罢工被破坏、劳动条件不断恶化。这也恰恰说明，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从众多社会主义流派中脱颖而出——因为它不是从外部灌输给工人的抽象教条，而是对工人阶级现实处境的理论化表达。当雪茄工人在跨国市场上为工资而战的实际斗争中意识到“只有联合才有出路”时，他们就已经在践行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成立宣言中所阐述的基本原则了。 巴黎公社的新研究：公社精神与工农联盟的历史教训 1871年的巴黎公社虽然仅存72天，却深刻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走向。2025年出版的新著《作为民主技能的公社主义——从巴黎公社到当代》汇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思考，系统梳理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如何在过去150年中持续为各种运动提供灵感来源，以及公社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如何帮助我们重新构想今天激进民主的可能样态”。公社不再仅仅作为一场失败的革命被写入历史教科书供人凭吊，而是作为一整套关于民主如何可能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时代重新被发明的“政治技能库”，为人们理解国家消亡、直接民主、城市自治等命题提供着取之不竭的资源。 更具比较意义的是202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将巴黎公社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进行了系统对比，聚焦于一个关键问题：工农联盟。列宁曾深刻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未能形成工农联盟，“而工农联盟是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前提条件”。列宁从公社的失败中直接吸取了这一最关键的历史教训，并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成功实践了工农联盟，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新政权。这项研究还聚焦于霸权（hegemony）的概念，“工农联盟，以工人阶级利益在俄国社会中的霸权为标志，使革命的建立成为可能”。巴黎公社的失败，客观上是当时法国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使然；列宁从公社鲜血中提炼出最核心的历史启示并将其系统应用于实践，深刻改变了革命运动的阶级基础。这一点在教学中时常被“工人阶级专政”的宏大叙事所遮蔽，而实际上，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的理论推演，而是在血与火的惨痛代价中积累革命经验的艰难历程。 四、扎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新研究 教材指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正在从文献整理、人物研究和跨国传播史三个维度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 学科建设的推进与普及 2025至2026年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取得了标志性进展。2025年6月，“第三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学术研究论坛”在湖北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15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顾海良在主旨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学科归属上应该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学理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两大领域”。 在此基础上，顾海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性区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是两大学术领域。前者聚焦于从系统引进到全面传播的历史进程——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如何从欧洲进入中国语境的具体译介过程；后者则聚焦于“在中国已经有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此后的传播”，即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之后，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国内外传播。这一区分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程具有重要意义，它提醒人们：不能将整个传播过程笼统地混为一谈，而应该依据主导传播内容的根本性质变化进行清晰的阶段划分。 同期，由华中师范大学曾银慧副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人物辞典》于2025年6月正式出版。这部辞典系统收录了近300部原始著述，“涵盖1952位相关作者、译者和人物，是国内首部聚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人物的工具书”。同月，田子渝教授进一步阐述了其核心研究成果“《马藏》”——这是一项旨在穷尽式收集、整理和考证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产生的全部文本的巨大系统工程，已出版的成果“不仅完整收录《共产党宣言》等13种核心经典，更填补了《资本论》早期诠释本等重要文献的传播空白”。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围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学术界开展了更为丰富的研讨活动。西安工业大学图书馆举办的“重温红藏记忆 赓续百年血脉”特藏书展，集中展出了建党与大革命时期创刊的35种革命进步期刊，以实物形态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轨迹。北京大学周良书教授在专题讲座中系统阐述了李大钊的历史贡献，“李大钊先生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其《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作的发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系统化传播阶段”，并重点分析了李大钊在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论战中“坚持‘根本解决’的立场，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清华大学王宪明教授则从跨国传播史的视角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从日本、法国、苏俄三条渠道进入中国的不同路径及其特点。 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道路：一条跨文明传播的思想史线索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性”。北大孙来斌教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归根到底取决于国家寻求社会发展出路的实践需要”，“传播者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联系”，从根本上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质。这一判断与社会学的基本洞见相呼应：一种外来思想能否被本土社会接受，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的正确性，更取决于本土社会是否存在着对该思想的现实需求。近代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峻危机，寻求救国道路成为最大时代主题，而马克思主义恰好提供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完整理论工具——正是在这种本土社会强烈需求的驱动下，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短短数年之间完成其他国家需要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理论普及进程。 1917年的十月革命将马克思主义从欧洲理论变为国家实践，1919年五四运动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人的思想世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将马克思主义变为中国政治的核心行动力量——短短四年间，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式传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比喻，而是中华文明史上一次最深刻的思想革命。东方的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以自身的历史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永恒的东方智慧。 五、结语：从经典到时代的思想伟力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却在21世纪的东方显示出愈发强大的生命力。回望170余年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既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艰难跨越，也经历了从欧洲向全球的广泛传播，更经历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实现的伟大飞跃。 从文献传承来看，那些泛黄的马恩手稿、批注本和早期译本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不朽历程。从理论演进来看，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文本的深入研究不断丰富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理解。从实践探索来看，巴黎公社的失败经验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教训，证明了“工农联盟”作为革命胜利前提条件这一核心命题的正确性。从中国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之后，释放出了改变世界历史的无穷伟力。第四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各国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研讨，共同探寻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方向。这些最新进展深刻昭示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不仅在认识世界，更在改变世界；不仅指引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提供着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