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教材深挖讲义）--2025-2026学年高一上学期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第25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教材深挖）

一、协商建国：第一届政协的历史样貌

教材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判断准确地概括了新政协的历史地位，但近年来的研究让我们得以更近距离地观察“协商建国”的具体过程——那些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精细历史纹理。

代表的遴选：一场“有温度的协商”

南京大学王建华教授发表于2025年《安徽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第一次从学术角度系统考察了第一届政协会议代表的遴选与组织工作。研究揭示了一个此前鲜为人知的细节：“较之中国共产党，进步民主人士在新政协人选的标准把握上更为严格；这使得中共还需要通过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中间偏右分子甚至右派分子参加会议。”

这个发现耐人寻味。通常人们会以为中共是团结对象，民主人士是被争取的对象，但在代表遴选的操作层面，情况恰恰相反——民主人士出于对革命纯洁性的追求，反而比中共更倾向于排斥右派分子；而中共则从扩大统一战线覆盖面的战略高度出发，主动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以争取最大限度的政治包容。到全体会议召开时，662名代表中出现了“特许列名缺席”和“缺额未补”两种特殊现象——“前者彰显了新政协代表的广泛性，后者体现了对相关单位话语权的尊重。中共对民主人士谦虚至诚的态度与细致周到的关怀，使得民主协商成为有温度的协商，第一届政协也成为人民民主的协商样本。”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将新政协这个“熟悉的旧题目”从一个简单的“里程碑”标签还原为一场复杂而精密的政治工程。从代表单位的资格审核到个人身份的反复斟酌，从政治标准的严格把关到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整个筹备过程本身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早的制度化尝试。

《共同纲领》的制度遗产

教材指出《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韩大元教授在2024年发表的研究中进一步揭示了《共同纲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施制度的真正起点的重大意义。他指出，“过去理论研究倾向于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宪法实施制度的开端，“而认为《共同纲领》仅包含着宪法实施保障方面的精神”。然而事实是，《共同纲领》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配套法律，“明确了中央人民政府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有权监督法律、法令以及施政方针的实施，由此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宪法实施机

制。”因此，“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施保障制度，有必要追溯到《共同纲领》，不能仅以‘五四宪法’作为起点。”

具体而言，《共同纲领》序言明确规定“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确立了其普遍约束力；《共同纲领》第8条规定了国民遵守法律的义务，第12条和第13条确立了由权力机关行使合法性审查权的体制。在《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所确立的法秩序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负有保证《共同纲领》实施的法定职责”。这套由义务规范、监督规范和立法控制组成的实施机制，“初步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秩序中规范控制机制，为‘五四宪法’建立宪法监督制度奠定了规范和实践基础。”

《共同纲领》的临时宪法功能还体现在其双重契约性质上。它既是一种“政治协商”——体现了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共识，又是一种“为未来人民立宪的先定承诺”——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是这种双重属性，使《共同纲领》在新中国初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共同纲领》“构建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确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目标的国体和政体方向。

二、财政经济：“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

教材指出，新中国面临“经济上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通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稳定了物价，并通过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巩固了经济形势。这场被称为“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的斗争，是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第一场重大考验。

从金融战到物价战的协同作战

国民党统治末期，恶性通货膨胀已使经济秩序彻底崩溃。1949年上半年，上海等大城市的投机资本仍在疯狂炒作金银和物资，“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面对严峻挑战，新生人民政权采取了“行政手段和经济措施”双管齐下的方针。

1949年6月，上海市军管会率先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武汉、广州等城市解放后也相继查封地下钱庄，沉重打击了投机商的非法活动，确保了人民币的法定地位”。这就是著名的“银元之战”，它以行政力量迅速打击了金融投机势力，但也只是暂时的压制——投机资本随即转向粮食、棉纱等生活必需品，“再次掀起物价风潮”。面对这一局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部署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调运物资，在涨价最猛的11月25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统一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收紧银根，使投机商因资金周转失灵而纷纷破产。”

这两大战役最值得深挖的，是其背后的治理逻辑。银元之战依靠的是行政力量，米棉之战则依靠的是市场力量——“统一调运、集中抛售、收紧银根”——实质上是国家有计划地

运用物资储备和货币手段对抗市场投机。这标志着新政权在经济治理上迅速完成了从战时供给制思维到宏观调控思维的转型，展现出远超外界预期的经济管理能力。

统一财经的制度革命

物价的暂时稳定只是治标之策，根本问题在于财政收支的分散状态。1950年3月，政务院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物资调度、现金管理。”这个决定“在全国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很快取得明显成效。当年，国家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

统一财经工作的深远意义在于，它终结了自抗战以来长期存在的恶性通货膨胀和财政混乱局面，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后续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批评了‘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强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这一策略为新政权在严峻的内外环境中争取了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也为后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教材深挖点特别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把‘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工作方针转变为‘边打、边稳、边建’”。这个方针的深刻之处在于——它精妙地揭示了一个全新建立的政权，如何在战争消耗、社会动荡和建设需求的三重挤压中寻找精妙平衡点，而统一财经正是这个三角平衡得以维持的制度基石。

三、抗美援朝：立国之战的世纪回响

口述史：百年回响的珍贵留存

2024年4月至2025年9月，安徽大学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抗美援朝战争口述资料采录与整理”持续推进，成功完成了第三批、第四批志愿军老战士的口述史采录工作。所有口述资料已按程序上报，极大地丰富了国家层面的抗美援朝战争资料库。

这批口述史料的抢救性采录，意义非凡。项目团队“怀揣着对历史的敬畏与对英雄的崇敬，再度深入合肥、六安、宿州、滁州、淮南、淮北、阜阳、蚌埠、亳州等省内多个地市”，系统性地收集了高清影像、原始录音、精校文字，以及老照片、立功证书与勋章等珍贵实物资料。尤为关键的是，这批材料不仅在学术层面“是对现有党史、新中国史、军史文献的进一步补充”，更“承载着深厚的社会教育与精神传承功能”——“这些来自老战士们的亲口诉说，是最感人、最有力、最具说服力的教育资源，能够深刻激发全社会，特别是青年一代，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汲取磅礴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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