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课 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教材深挖讲义）--2025-2026学年高一上学期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第22课 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教材深挖） 一、重新定义“九一八抗战”：局部抗战的起点如何重构战争叙事 教材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中国局部抗战的开端，并将“14年抗战”确立为完整的历史叙事。近年来学界对这一框架的讨论不断深化，围绕“九一八抗战”这一概念的内涵、意义及其在十四年抗战中的定位，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 “九一八抗战”的概念建构与内涵充实 2026年3月，焦润明、高健在《辽宁大学学报》发表《再论“九一八抗战”》一文，对这一问题做了系统论述。文章提出，“九一八抗战”应以九一八事变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为标志，由一系列中国军民的对日斗争组成。东北军的抗战、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人民军的抗战，以及东北各界人士在外交、舆论、文艺等各条战线上的抗战，共同构成“九一八抗战”的主要内容。 这意味着，“九一八抗战”不是一个单点事件，而是一个涵盖了多重斗争形式的复合历史过程。此前人们习惯以“九一八事变”来称呼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侵略战争的那一夜，习惯将事变之后东北地区的分散抵抗与全国性的抗战叙事割裂开来。而“九一八抗战”概念的提出与深化，正是要将事变与事变之后中国军民的一系列抵抗斗争整合为一个具有内在连续性的历史单元。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明确主张“九一八抗战”应与长城抗战、淞沪抗战并列为局部抗战期间对日武装斗争的三大战役之一。长期以来，相比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规模宏大、史料丰富、社会认知度高的各大正面战场会战，张学良率东北军撤入关内之后的东北地区武装抵抗在公众认知中始终处于边缘模糊的位置。“九一八抗战”概念的提出与建构，正是在学术层面为正视、还原这段历史的固有地位提供学理支撑。 义勇军的多元构成：重新审视历史的一段真实 教材重点提及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实际上，在抗联成立之前，东北地区在九一八事变后最早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抵抗的是民间抗日义勇军。这些义勇军的构成极其复杂，包括东北军部分官兵、警察、民团、土匪、青年学生等多个社会阶层，其组织规模一度达到30万人以上，顶峰时期“多达50余万”，作战活动范围遍及东北全境。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抵抗活动沉重打击了日伪统治势力，牵制了数万日军兵力，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积蓄了力量和经验。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有力的后勤保障，这些自发组织的义勇军在日军的强大军事围剿面前，大多坚持一两年后便走向瓦解。义勇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大多是就地为营、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指挥系统和政治纲领——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抗日联军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义勇军到抗联的转变，标志着东北抗日斗争从自发走向自觉，从松散走向组织化，是一个不断克服内部局限、逐步走向成熟的艰难过程。 二、从依赖国联到“一边抵抗，一边交涉”：国民政府政策的艰难转向 教材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日本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幻想依赖国际联盟迫使日本撤兵”。这一概括抓住了国民政府的主要政策取向，但近年来的研究揭示出这一政策向度的转换比此前理解的要更为复杂。 国联三次决议的多方博弈 人民网2026年1月发表的《抗战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新进展》一文，系统梳理了侯中军等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表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但是国联陆续出台三次决议的背后存在多方博弈，本质上是为维护国联声誉提出的‘折中’办法，是英、法、美等国绥靖外交的结果，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正如教材“深挖点”所指出的，“当时国际联盟在英、法等国操纵下，对法西斯实行绥靖政策”——但最新研究更为具体地勾勒了这一过程：日本的军事行动发生在英法等国最不愿发生冲突的东亚边缘地带，国联从保全自身声誉出发，以“调查”“决议”等折中方式应对中国诉求，最终步步退让。 这些折中方式的实质是什么呢？一一考究三次决议的出炉过程就会发现，国联每一次决议的背后都有大国之间的利益交换和互相推诿。英国不愿因远东冲突而损害其在华贸易利益，法国自顾不暇，美国置身事外，苏联冷眼旁观——没有一个大国愿意为中国的领土完整付出实际代价。这让国民政府逐步认识到，依靠国联的外交路线已经走到尽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援引《国联盟约》第15条，“实施‘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合并解决方针，但寄希望于国联遏制日本侵略的目标最终落空，反映出其外交工作的固有缺陷”。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由争取各国出面调停，到尝试放弃对国联解决中日问题的冀望，自‘九一八’事变后第一次在无第三方介入下与日方直接交涉，交涉结果便是《塘沽停战协定》的签署”。 从“不抵抗”到“依赖国联”，从“依赖国联落空”到“一边抵抗一边交涉”，再到“直接交涉签署停战协定”——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数次调整，每一步都是在现实逼迫下的被动转向，而非主动的战略规划。这种被动性本身就折射出国民党政权在内政外交之间的两难处境：它既要集中力量“剿共”，又要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既不敢公开对日宣战，又无法完全放弃抵抗。正是这种两难困境，决定了国民政府局部抗战时期的政策始终带有摇摆性和局限性。 全球史视野下的抗战叙事重构 同一篇文章介绍了《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译本于2025年出版，该书“专设‘九一八’事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章节，纠正了西方传统二战叙事中的‘1939年起点论’，将中国和东亚置于中心而非边缘位置，以跨战区视角揭示了中国战场如何牵制日本兵力从而支援太平洋战场，凸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这一学术动向的深远意义在于：中国学者的“14年抗战”叙事正在被纳入全球二战史的学术主流框架，这不仅是对中国抗战贡献的学理认可，也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事的有力纠正。 三、历史教学的新视野：跨学科视角的可贵探索 围绕局部抗战史的阐释，近年来的研究也在教学法和跨学科层面展开了可贵的探索。2025年8月在湖北师范大学召开的“烽火十四年——1931945年教科书和教育文献之抗战叙事”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从教科书文献、教育史料和批判话语分析的角度，探讨了抗战历史叙事的建构与传播。其中，刘学利副教授在题为《伪满洲国教科书中的“九一八事变”——基于批判话语分析的视角》的发言中，“就该主题与参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进一步拓展了教科书与教育文物研究的学理深度与实践向度”。这一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提示我们：十四年抗战的叙事不只是一个历史研究问题，也是一个关涉历史教育、话语建构和民族认同的综合性命题。 四、西北特支：一条不应遗忘的隐秘战线 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军事线、外交线和政治决策线构成了三条清晰可辨的主线。然而，近年来的研究正在揭示第四条线索——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秘密组织工作。 隐蔽战线的组织基础 1936年春，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陕北“剿共”战场上屡遭失败，两位将领对内战日益厌倦。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一时机，加强了对这两支部队的秘密统战工作。1935年底至1936年间，中共中央在东北军中秘密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发展了一批秘密党员，为张学良与周恩来的秘密会谈铺平了道路。 2026年1月，西北大学革命文化调研团队沿着西北特支红色路线进行实地考察，以“探寻西北特支舆论宣传足迹，传承红色革命文化”为核心，“通过实地参观、深度访谈、史料梳理等多元方式，系统挖掘西安事变前夕‘西北特支’在隐蔽战线的新闻舆论工作史实”。这条隐秘战线的存在，说明西安事变的发动并非张学良、杨虎城一时冲动的结果，而是有着深厚的地下组织基础作为支撑。 国际舆论：解码西安事变被遗漏的“第四维度” 西安事变的国际舆论维度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研究面向。最近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的《西安事变时期国际舆论新论》一文，对这一课题做了系统梳理。研究揭示：“无论是事变之前还是事变之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也在极力地争取国际舆论。由于不明真相及自身的国家利益，西安事变时期各国舆论反应总体上是不利于西北地区的，与有关方面的事先期待有很大的反差。但是，欧美新闻舆论、苏联新闻舆论都倾向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这意味着：虽然各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事变褒贬不一，但“倾向于和平解决”这一舆论基调是相对一致的。而正是这种一致——来自英美等国舆论的压力、来自苏联的明确信号——最终构成了张学良决策天平上最后的砝码。当张学良得知苏联明确反对、英美舆论普遍倾向于和平解决时，他意识到扣押蒋介石并不会获得外部世界对“抗日联军”的认可，反而可能导致全面的外交孤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张学良做出了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的最终决定。 “善后”比事变本身更复杂 学术界常将注意力集中于西安事变的“发生”与“解决”，而对其“善后”关注较少。事实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只是开了个头，此后的“善后”问题远比事变本身更为复杂——蒋介石如何兑现承诺？东北军何去何从？红军如何在统一战线框架内保持独立？2025年辽宁省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善后与抗战：西安事变后内政外交研究”，正是要系统回答这些问题。该项目专门聚焦西安事变后“善后”阶段的国民政府内政外交调整，“深入分析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内外政策的转向及其与全面抗战的关系”。这一课题的立项，标志着西安事变研究正从“事件史”走向“制度史”和“政策史”的更广阔视野。 五、民族意识的觉醒与统一战线的建立：从“一盘散沙”到“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教材在深挖点中指出，“1935年底，中共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统一了党内思想”。这一表述点明了中共在建立统一战线中的主导作用，但近年来的研究更为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划时代意义。 西安事变与共同体意识的空前觉醒 中国历史研究院郑师渠教授在《“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前觉醒》一文中，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对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做了深刻阐发。文章指出，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归根结底在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谈判三方都顺应民心，守住了民族大义的底线，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最震撼人心的一幕”。缘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终使‘一盘散沙’的国人实现了大团结、同仇敌忾，‘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成了坚定的民族信念”。毛泽东在统一战线建立之时，兴奋地宣告：“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郑师渠指出，此言有三层意涵：“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团结起来的中华民族不可战胜”。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一阐发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此前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定位，多从军事史和外交史的层面展开；而郑师渠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层的历史后果——西安事变及其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社会认知和政治分量。自此以后，“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就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成为全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同的信念。这种认同的建构一旦完成，就永久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的逻辑：此前一切以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地方利益为优先的政治行为，都在“一致抗日”的旗帜下被重新排序；此后任何敢于挑战民族团结的政治力量，都将面临全社会的道德谴责。 六、国共两党持久战略的比较：表面相似下的本质差异 教材重点介绍了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而在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过渡期间，国民党也制定了其战略方针，即“持久消耗战略”。有学者精辟地概括了两者的本质差异：国民党主张“两阶段”的持久战，注重“向国内退军”和“以空间换时间”，实行单纯防御，把阵地战置于首位，辅之以运动战和游击战，逐次消耗敌军，求得最后胜利。两党虽然都强调“持久”，但其战略基础和执行路径截然不同。 从战略主体来看，表面相似的“持久”二字背后隐藏着根本性的分歧。中国共产党主张以运动战和游击战为主的灵活战术，强调“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依靠的是“人民战争”——将广大群众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而蒋介石过多强调深沟高垒的阵地防御，没有充分估计到运动战的巨大意义。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主要出于被动防御的考量，以正面战场的正规作战和“以空间换时间”的消极退守为主。这一分歧也终结了教材至此课所预设的基本问题：为什么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迅速转入反共内战，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真正实现“全面抗战路线的彻底胜利”。 七、结语：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建构——局部抗战的六年如何铸就历史的转折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六年常被称为“局部抗战阶段”。但这个“局部”二字不应被误解为历史的次要部分。恰恰是在这六年里，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深层次的政治觉醒。 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证明了即便在最绝望的条件下，中国人民也没有放弃抵抗。国联三次决议的失败，让国民政府从“依赖国联”的幻想中醒来，勉为其难地走向了“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道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则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为全国抗战的实现扫清了最大的障碍。更重要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宣告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这个在枪炮声中锻造出来的历史共识，成为此后八年全民族浴血奋战最坚固的精神基石。 14年抗战是一个连贯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局部抗战阶段为全面抗战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准备”——这不是抽象的空话，而是可以用每一场战役、每一次外交博弈、每一条隐蔽战线上的组织工作来具体衡量的历史事实。正是这六年，中华民族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建构，从分散抵抗走向团结御侮。当卢沟桥的枪声响起之时，中国人民已经做好了全民族抗战的准备。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