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课 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教材深挖）讲义--2025-2026学年高一上学期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第6课 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教材深挖）

一、隋朝建设的物质见证：大运河与仓储系统的新发现

教材指出，隋朝“兴建仓库”“兴建洛阳”“开通大运河”，这些工程“对巩固统一、促进南北经济交流以及运河沿岸城市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这段历史主要依靠文献来讲述，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让这些宏大叙事有了可以触摸的物质载体。

含嘉仓刻铭砖：一粒米中的大一统

在隋唐洛阳城含嘉仓遗址出土的刻铭砖中，有一块保存完整的铭砖格外引人注目。这块砖正面阴刻铭文10行110多字：“含嘉仓 东门从南第廿三行从西第五窖 合纳苏州通天二年租糙米白多一万三□□石耗在 右圣历二年正月八日纳了……”考古学者对其做了详细解读：铭文中的“通天二年”即公元697年，是武则天主政时代；“白多”可以理解为糙米的等级；“耗在”则包含了从苏州运到洛阳一路上的损耗。最耐人寻味的是铭文中出现了两个时间——苏州的粮食运至洛阳后并非立即入仓，而是先在管理区的晒台上过秤、晾晒，经过处理后才能正式入窖，“圣历二年正月八日”才是正式入仓时间，距这批粮食启运已时隔一年多。铭文中还刻有15个人的名字和职位，如“正纲录事刘爽”“仓使王花”等，都是这批粮食入仓的经手人。按照制度规定，经手人将名字刻入铭砖，还要在仓窖外立碑，“碑文与砖铭内容相同。取粮时要两相对照，以防出现私自挪用、克扣、偷盗等情形”。

这块小小的刻铭砖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它记录了一批粮食的来龙去脉，更在于它让我们看见了隋唐大运河体系下的物流运作实态。从苏州的农田到洛阳的仓窖，一粒米穿越千里运河，历经收缴、押运、验收、晾晒、入仓等多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经手人和责任制度——这正是大一统国家行政能力的微观展现。值得注意的是，在含嘉仓遗址所出刻铭砖中，仅有两块是完整的，另一块完整铭砖记录的是从润州（今镇江）运粮至洛阳，此外在残破铭砖上还出现了“徐州”“楚州”（今淮安）等字样——这意味着隋唐大运河的漕运网络覆盖了江南广大地区，来自各地的粮食汇聚洛阳，支撑起帝国都城的运转。

回洛仓与黎阳仓：隋代仓窖考古的系列收获

含嘉仓并非孤例。考古工作者还在隋唐洛阳城发现了回洛仓等大型仓窖遗址，这些仓窖排列整齐、规模宏大，是隋朝在短时间内集中兴建大型公共工程的物质证据。隋朝兴建仓库的规模之大，正是隋炀帝统治时期国家组织和动员能力达到新高度的集中体现——但这种能力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建起“天下第一仓”，也可以因过度征发民力而激起大规模农民起义。

隋唐洛阳城正平坊：城市规划中的大一统气象

隋炀帝兴建的洛阳城不仅是一座都城，更是大一统国家的空间象征。2025年度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的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首次完整揭示了隋唐里坊的建筑空间格局。正平坊位于隋唐洛阳城洛南里坊区，坊内有孔庙、国子监、安国观和文武官员宅邸等，建筑类型多样，极具代表性。自2020年起，经过多年考古发掘工作，考古人员“已完整揭示了正平坊的四至范围、空间尺度以及坊内路网结构和宅院建筑空间布局，清理出坊墙、坊门、街道及宅院院墙、院门、门厅、主殿、轩廊、廊房、过亭、钟鼓楼等建筑基址”。

正平坊遗址的意义是多重的。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唐洛阳城继承并发展了隋大兴城的里坊制度，坊墙、坊门、十字街构成了基本的空间单元，每一个坊都是一个微缩的社会世界。从文化制度的角度看，坊内“孔庙、国子监”的存在直接印证了教材关于隋朝“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的叙述——科举制度的诞生，不仅改变了选官方式，也在都城空间中留下了物质痕迹。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看，亲王公主宅邸与皇家道观同处一坊，体现了“三教并行”政策下的文化多元格局。2025年，该遗址入选“河南省十大考古新发现”，2025年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其重要性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

隋唐长安城布政坊：大十字街与曲巷的里坊原貌

在长安城一侧，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同样成果丰硕。2026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布了隋唐长安城布政坊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区东部发现了一条南北向道路，早期路土最宽处10.8米，晚期路土最宽处11.1米，“符合隋唐长安城里坊中大十字街的宽度标准”，结合现代测绘与复原图叠加，确认为“布政坊大十字街的南北向街道”。与之平行的是一条坊内曲巷，宽度远小于十字街，两条道路之间是“由夯土墙围合的院落”，东西相连，保存相对完整。

布政坊遗址的发现，首次以实物印证了文献记载中“大十字街”的存在，并为研究“东西两市”之外的坊内商业活动提供了空间框架。一条十米宽的南北大道，夹着夯土墙围合的一个个院落，坊门开闭各有定时——这套严密的空间秩序，正是隋唐帝国对社会实施有效管理的城市基础。

二、唐朝的制度密码：从铜尺到里坊的社会治理

三把铜尺：丈量帝国秩序的微观尺度

2025年，考古人员公布了西安月登阁村唐墓的一项重要发现：在三座中晚唐时期的小型墓葬中，各出土一把铜尺，刻度、纹饰清晰，属于文献中记载的唐代“大尺”。目前所见各种材质的唐尺共41把，而此次在一个墓地中集中发现三把，极为罕见。

铜尺的出土首先让“统一度量衡”这个抽象概念变得触手可及。三把铜尺中，一把“通体鎏金”，正面以双线划分寸格，背面刻“桃花流水图案”；另一把正面主体图案为花卉、

草叶纹，背面正中刻有繁盛的花卉；第三把虽残，但从纹饰上仍可看出与另两把一致的风格。唐中央政府规定以“大尺”为官定尺度，各地赋税征收、布帛丈量、土地清丈皆以此为基准——铜尺的存在确保了帝国各地的度量统一性。

更值得深思的是铜尺出土的墓葬背景。这三座唐墓均为小型墓葬，随葬品并不丰富，但墓主人将铜尺与铜镜、铁剪一同下葬。考古人员推测，“这些尺子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尺，既可用于家庭制衣，亦可用于布匹买卖等商品交换活动”。也就是说，铜尺不仅用于官府征税，也渗透到了民间经济生活的毛细血管中——从官府到民间，从长安到边地，统一的度量衡将帝国的经济整合为一个整体。唐尺的分期与量值研究，也为考察中晚唐社会经济变迁提供了新的切入视角。

里坊制度：空间管控与社会秩序

从长安到洛阳，隋唐帝国的城市规划始终以里坊制为核心。布政坊的考古发现生动地呈现了里坊的日常生活空间。两条南北向道路——一条是十字街的南北干道（宽10.8—11.1米），一条是坊内曲巷（宽约3.5米）——将居民的活动框定在坊墙之内，出入由坊门统一管理。此外，考古人员还在遗址中发现了水井、水缸、砖砌窖穴和灰坑等日常生活遗存，出土了石菩萨像、陶佛塔等与宗教活动相关的遗物。这些发现说明，里坊不仅是行政管理单元，也是一个自足的微型社会，居民在此生活、劳作、礼拜。

与汉代相比，隋唐两京的坊市制度具有更为鲜明的封闭性管理特征。坊墙高耸，坊门定时启闭，日暮鼓响后居民不得出入；商业活动集中安排在“市”中进行，“市”同样有定时开闭。这种空间管控逻辑的本质，是国家对城市人口的直接管理——每一个坊都是一个登记在册的户籍单位，每一件商品都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交易。都城规制的统一性，正是隋唐大一统秩序在空间层面的投射。

三、民族交融的多重考古面相：从何家村到天山南北

教材以吐蕃、突厥、回纥、靺鞨等民族的交往为主线，呈现了唐朝“开明兼容”的民族政策。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为这条主线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实物佐证。

何家村窖藏：丝路文明交融的缩影

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一批唐代窖藏文物轰动了考古界。在这个不起眼的陶瓮中，一千余件金银器、玉器、宝石、钱币熠熠生辉，其中包括鎏金舞马衔杯银壶、镶金兽首玛瑙杯、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等顶级文物。每一件器物都是不同文明传统的交汇体：舞马衔杯是唐玄宗时期宫廷娱乐的真实写照——每年千秋节，唐玄宗都会在勤政楼前观看舞马表演，马匹随乐曲起舞，衔杯祝寿；而银壶的造型则带有鲜明的萨珊波斯风格。镶金兽首玛瑙杯的器形源于中亚粟特地区流行的“来通”杯，但材质和精工技艺却是唐朝宫廷匠人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