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课 两宋的政治和军事（教材深挖）讲义--2025-2026学年高一上学期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第9课 两宋的政治和军事（教材深挖） 一、“崇文抑武”还是“重文轻武”：一个概念之争背后的历史实情 教材明确指出宋代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崇文抑武是宋朝国策，是宋朝统治者反思唐代藩镇割据、武将专权的结果”。这一表述值得注意——新教材不再使用此前流行的“重文轻武”说法，而是采用了西北大学陈峰教授提出的“崇文抑武”概念。这两字之差，背后包含着重要的学术判断。 陈峰教授指出，“重文轻武”通常被认为是北宋政治的一大特点，“但实际上北宋一朝十分重视军队和军制的建设，有宋一代养兵高达126万，为中国历史上所少见，但是在处理文武关系上，北宋统治者却表现出‘崇文抑武’的特点，从杯酒释兵权、将从中御到以文驭武，崇文抑武国策一以贯之的执行了一百六十多年”。这个辨析极为关键：宋朝不是“轻视”军事——在养兵、制械、布防上的投入，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小觑——而是“抑制”武将的权力。换句话说，宋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军队，但极度不信任掌握军队的武将。 2025年8月，陈峰教授的著作《文治天下：宋朝政治文化漫谈》出版，系统梳理了宋朝崇文抑武的政治特点，“不仅从传统的历史角度梳理了宋朝的政治变迁，更从文化、社会、心理等多个层面，挖掘了宋朝政治文化的深层内涵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崇文抑武”从制度史研究扩展到政治文化研究——崇文抑武不只是皇帝的个人意志或政策选择，而是在宋代政治生态中形成了一整套文化心理结构：文官集团自觉维护自身在政治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武将群体在长期的文化贬抑中丧失了政治话语权，甚至连岳飞这样战功赫赫的名将，在政治决策中也几乎没有发言权。 崇文抑武国策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五代时期“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政治现实，是赵匡胤无法摆脱的噩梦。后周太祖郭威、世宗柴荣，都曾是禁军统帅，赵匡胤本人正是以殿前都点检的身份发动陈桥兵变。如果不从制度上彻底切断武将专权的可能，赵宋王朝随时可能重蹈五代的覆辙。因此，“杯酒释兵权”之后，宋朝制度设计的核心逻辑就是两个字——“制衡”。在中央，枢密院有调兵权但不统兵，三衙统兵但无权调兵；在地方，禁军实行更戍法，定期轮换驻地而将领不随军更戍，以达到“兵无常帅，将无常师”的目的。这套精密的权力制衡机制确实有效地结束了中唐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其代价也是沉重的。更戍法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将领与士兵之间缺乏长期磨合，“不利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这也是后来王安石变法实行将兵法的重要原因”。 同样值得留意的是，上一版高中历史教材中频繁使用的“积贫积弱”一词，在部编版新教材中已不再使用。这并非随意的调整。“积贫”与宋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历史事实不符——北宋的财政收入远超汉唐，纸币交子的出现本身就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积弱”则抹杀了宋军在外线防御作战中以步制骑的顽强战绩，以及长达三百余年的政权存续期在世界中古史上实属罕见的事实。弃用“积贫积弱”，意味着教材编写者开始正视宋代历史的复杂性，不再以简单的道德评判框定一个朝代。 二、宋初制度设计的考古印证：从地下走向历史的现场 教材用“杯酒释兵权”“分化事权”“崇文抑武”等条目概括了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但制度的条文终究是纸面上的规定，它们如何在现实中运作、如何在历史演进中变形，还需要考古材料的印证和补充。 汴河故道的兴替：运河与国家命运的共振 历代中原王朝定都开封，看中的正是“四河交汇”的水运枢纽地位。然而，北宋运河体系高度依赖黄河作为补给水源，必须直面水沙失衡带来的漕运风险。2025年发表的一项历史时期水沙环境重建研究，首次将运河水文动态纳入政治军事演变的解释框架。研究指出：“北宋时期运河的整体走向与黄河下游故道近似，其补给水源主要依赖黄河引水，汛期极高的含沙量造成了严峻的泥沙淤积并时刻威胁漕运。”这意味着，维系帝国命脉的漕运体系本身就处于不断淤积、不断疏浚的动态博弈之中，稍遇战乱或朝政紊乱，疏浚工程无法及时跟进，漕运能力便会急剧萎缩。 这一自然地理逻辑深刻影响了北宋政治的运行。“自建都开封之始，北宋王朝便确立了其基本国策——以兵立国。而汴河连接东南财赋之地，保证大量物资运入开封，既是供养大规模职业军队的命脉，也是限制地方割据的重要政策。“靖康之变”后，宋金南北对峙，漕运中断，运河亦湮塞，间接导致了南宋立国方针的根本性转变。”换句话说，北宋“强干弱枝”的集权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以汴河为核心的漕运体系为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物流基础；而汴河一旦中断，北宋赖以立国的根本国策也就失去了物质保障。 2025年至2026年，开封州桥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为这一历史叙事的物质注脚。发掘揭示了一幅令人震撼的“地下编年史”：自唐宋至明清的地层清晰叠压，在宋金战争的血火硝烟中，昔日的漕运大动脉被淤埋于地下；明代在旧河道之上重建城市，清代黄河泛滥再次淤埋，以至于今日开封城下3至12米处，上下叠摞着6座古城址，形成世所罕有的“城摞城”奇观。更有说服力的是，2026年最新披露的景龙门遗址已发现唐宋至明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墙、城门等遗存70余处，汴河河道在战乱中淤废的具体过程也由此获得了考古学上的精确断代。一条运河的兴废，折射的是一个王朝国运的兴衰——这正是考古发现为我们理解宋史提供的最生动的课堂素材。 制度焦虑下的物质实践：宋陵布局中的政治密码 如果说汴河的兴废记录的是宋朝制度运行的地理条件，那么北宋皇陵的考古发现则从丧葬礼仪的角度揭示了宋朝制度设计的深层逻辑。2026年公布的巩义北宋皇陵考古成果，首次明确了宋陵献殿的位置和下宫的建筑布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永裕陵《封山记》碑刻，“碑文内容反映了北宋皇陵的选址理念、陵区的保护，以及北宋皇陵陵区内的历史地理等诸多信息”。 学者的研究成果更令人深思。基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有学者认为北宋皇陵存在着规律性的埋葬方式，即以逐个西偏北的方式埋葬，两任相邻皇帝之间、帝后之间存在着符合《地理新书》中所记载的特定埋葬规则，“北宋皇陵的埋葬似乎并不具备着长远规划”。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在于：北宋皇陵并非像秦始皇陵或唐代帝陵那样，从开国之初就有一个宏大的总体规划，而是一代一代临时选址、仓促营建的产物。这恰恰折射了北宋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重视当下、侧重实用、缺乏长远战略眼光。在制度设计上也是如此：宋初集权措施的核心逻辑是“解决眼下的问题”（防止武将造反），至于这些措施会给一百年后的边防带来什么后果，并不是设计者的首要考量。 在南方的绍兴，南宋皇陵的考古同样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25年，绍兴宋六陵考古发现了第七座帝后陵“石藏子”，“该石藏东西长9.5米，形制、规格与南陵区1号陵园等石藏相近”。然而正是这整齐划一的规制之下，隐藏着南宋皇陵最深的秘密：南宋帝后陵被称为“攒宫”，意为暂厝之地，寄托着日后收复中原、迁葬巩义的遗愿。一座座排列整齐的“石藏子”，是南宋一百五十年“偏安”心态的物质凝结——既不能放弃皇陵的礼制规格，又不能大兴土木修建永久陵寝，只能在“暂厝”与“永葬”之间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两宋都城的考古新视野 2025年的考古工作还从另外两个维度丰富了我们对两宋都城的认知。在开封，顺天门遗址的发掘揭示了这座城门叠压了6个时期的地层序列、16层不同时期的道路、3次黄河泛滥的淤积层，“填补了中国都城考古史的一段空白”。在杭州，2025年考古工作者系统揭露了南宋临安城东城墙的结构，在德寿宫遗址旁让一段消失的城墙重见天日——这场从2025年6月持续至12月的发掘，系统揭露了城墙的基础、包砖、夯土等结构细节，正在将纸面上的《咸淳临安志》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肌理。从汴梁的“城摞城”到临安的“攒宫葬”，从北方的层层淤积到南方的暂厝遗愿——考古发掘以一种沉静而有力的方式，将两宋三百年的政治命运写在了大地上。 三、边防压力与财政危机的再审视 教材指出，北宋面临辽、西夏的军事压力，同时陷入“养兵和养官成为朝廷的沉重负担”的财政危机。近年来的研究为我们理解这些问题的结构性根源提供了更深入的分析。 岁币的真实负担：数字背后的历史真相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岁币视为北宋财政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然而，2026年有研究指出：“宋朝的岁币，其实是由宋朝给辽、金的岁币和给西夏的岁赐所组成。岁币的给付给两宋造成的直接财政负担并不很严重，但是聘使往来所产生的人力和物力费用却很庞大，增加了财政支出并可能扰及百姓。”这个判断值得注意：岁币的直接财政负担被后世的文学化和道德化叙事大大夸大了。每年给辽的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后来增加到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放在北宋的总财政收入中比例并不高。比较而言，真正造成沉重负担的，是岁币背后大量的配套开支——使节往来的接待费用、沿途的供顿、馈赠的礼物、翻译和护卫的开销等等，这些“隐性开支”才是朝廷和地方难以承受之重。 “岁币”“岁赐”“岁贡”三个名称的差异也蕴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北宋对辽称“岁币”，兄弟之国，字面上有互市的意味；北宋对西夏称“岁赐”，居高临下；南宋对金则称“岁贡”，臣对君的义务——三个名词折射的是三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各自政治地位的高低。 当然，对岁币的评价不能简单以财政数字论定。正如有学者指出，“宋朝总爱用岁币买和平，看似换得一时安稳，实则是养肥对手、耗竭自身，一次次妥协退让”。岁币政策在外交上造成的心理劣势，以及后续因互动链条的延长而带来的额外人力物力消耗，是数字无法衡量的历史代价。 “三冗”中的“冗兵”：北宋养兵成本的量化考察 关于北宋的财政危机，“三冗”——冗兵、冗官、冗费——是教材的核心论述。其中，养兵费用所占比例之高，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咋舌的数字。据学者顾宏义分析，“自宋仁宗朝起，‘三冗三费’问题便备受诟病，其中养兵费用在特殊时期竟占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令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也就是说，北宋朝廷每十文钱的开销中，有七八文都花在了军队上。然而，北宋统治者并不认为这是可以削减的开支——荒年募兵被有意识地当作一种社会政策：将破产农民中的精壮者收入军队，既充实了国防力量，又消除了流民造反的隐患。这种“养兵防乱”的逻辑，本质上是用财政代价换取社会稳定。 但令人困惑的是：宋朝养了126万大军（远超汉唐），为何在战场上仍被辽、西夏压制？答案正指向崇文抑武体制的一个内在矛盾。顾宏义分析道：宋朝实行三司户部与内库双轨并行的财政体制，“故宋朝财政虽屡现危机却从未崩溃”；军事上，“杯酒释兵权与崇文抑武虽防范了武将割据，但由此导致的将帅无权、指挥僵化、兵将分离等因素，使得宋朝在与辽、西夏、金、蒙元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养兵最多、花钱最狠，却因为制度性的指挥失灵而打不赢仗——这是北宋军事体制最根本的悖论所在。 “路”级财政制度：央地关系中的集权密码 教材提到宋初“设诸路转运司统管地方财政，保证各州赋税绝大部分上缴朝廷”。这一制度设计是宋初集权措施中最具影响力的创造之一。有学者系统分析了“路”级财政机构的演变过程，指出宋代最初设立转运使是为了征收和转运地方财赋，但随后“逐渐形成路—州—县三级制行政区划，‘路’作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单位，其财政机构的设立与演变，成为落实最大限度地将地方财权收归中央的关键工具”。 转运使的权力演变尤其耐人寻味。宋初转运使的职责原本比较单一——“初主军须粮饷”，但“后于一路之事无所不总”——从只管运粮到总揽一路军政民政，转运使的职权膨胀，使其逐渐从朝廷派出的财政监督官演变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这正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演变的一条普遍规律：中央派出的监察官或专项官员，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往往演变为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如汉代的刺史演变为州牧、唐代的道逐渐实体化、宋代的路转运使也是如此）。 为防范转运使权力过大，北宋朝廷又陆续设置了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路级机构，从不同方面分割转运使的权力。宋代在路一级存在着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多个互不统属的机构，“各司的分‘路’区划或有不同，各路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的所在地也或有不同”。这种“各管一摊、互不统属”的制度设计，确保没有任何一个路级官员能够同时掌握财权、司法权和人事权——这正是教材所说的“分化事权”原则在地方行政层面的贯彻。从效果上看，这套制度确实杜绝了地方割据的可能；但从效率上看，行政成本也因此成倍增加。 四、王安石变法：国家理财的制度实验与基层困境 教材以“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三大板块概括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指出变法“达到了富国目的，增加了大笔收入”，但“一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近年来的研究为理解王安石变法的深层逻辑和内在矛盾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 朱熹眼中的王安石：一个复杂的历史评价 对王安石的评价，自古就是争议的焦点。2025年，宋史专家李华瑞教授在一场学术讲座中专门讨论了朱熹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问题。李华瑞指出，“朱熹认可王安石变法的必要性和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措施，在宋初无为而治的情况下，产生了很多弊端，在此情况下变法是必要的，并且朱熹对王安石的一些变法措施如青苗法、保甲法等都持肯定态度。只是朱熹反对王安石的功利思想”。这段分析极具启发性：朱熹作为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通常被归入“反变法”的阵营，但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远比后世想象的要复杂——他肯定变法的必要性，肯定青苗法等具体措施，否定的是王安石“以利为义”的思想根基。这意味着南宋以来的“反变法”话语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包含着多个层次的评价维度。 青苗法的结构性困境：国家信用的理想与现实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中争议最大的措施。2025年至2026年间，学术界对青苗法的讨论持续升温。有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做了精到的分析：“王安石设计青苗法时，预设了一个理性国家——国家会低息放贷、会保护小农。但他忽略了国家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官僚体系。”一旦“低息贷款”变成政绩考核的KPI指标，地方官员的理性选择就是——强行摊派。农民本不愿借贷,官员却为了完成指标而将贷款强行分配到每家每户；到了秋收催还之时，本息归还的压力有时甚至大于此前民间的高利贷。 另一篇文章从执行层面做了更具体的剖析：青苗法要求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借贷官粮，“理论上可抑制高利贷，但执行中地方官员搞一刀切，甚至大搞寻租，导致‘民怨沸腾’”。问题的关键在于，宋代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远不足以支撑一套精准化的国家信贷体系——基层没有能力准确评估每户农民的还贷能力，也没有能力及时跟踪贷款的使用情况，更难以防止胥吏在“利出一孔”的垄断授信环节中上下其手、暗箱操作。一切制度设计的精致，在执行层面都不可避免地扭曲变形。 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对王安石的评论至今读来仍有余味：王安石“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十一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所谓“不合实际”，不是理论本身有误，而是当时的行政技术和社会条件尚无法支撑如此宏大的制度实验。 五、南宋的延续与终结：崇文抑武体制下的偏安逻辑 岳飞班师的幕后推手：南宋财政困局 教材指出，“南宋初年，宋军在与金军对抗中素质明显提高，尤以岳飞指挥的‘岳家军’战绩卓著”，但“宋高宗和宰相秦桧视岳飞等为心腹之患，主动向金朝求和”。绍兴和议的订立标志着南宋偏安格局的正式形成。值得关注的是，有论者从财政维度解读了岳飞班师背后的深层原因：崇文抑武是两宋国策，“皇帝和文官集团对武官集团坐大都深为忌惮”。宋高宗在经历了苗刘之变和淮西兵变之后，对武将的疑惧心理更加强烈，“金军几于北遁。然桧以一人主和，其内诸之师患罢，甚至矫制杀飞，而天下事遂不可为”。 崇文抑武的基本格局自宋初确立，高宗南渡后非但没有动摇，反而因亲历兵变而更加牢固。岳飞个人的军事抱负——收复中原、迎回二帝——与高宗的首要战略目标（首先是保住皇位，其次是镇守半壁江山）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当金人的军事威胁稍一缓和，朝中以秦桧为首的求和势力便迫不及待地解除岳飞兵权，以绍兴和议将南宋锁定在“称臣纳贡”的不平等政治格局之中。 岳飞府的归宿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细节。岳飞遇害后，“岳飞的府邸成为太学新址，士大夫政治的全面恢复，南宋的以文抑武，这也是一个象征性的标记”。昔日武将的宅第，变成太学生读经论道的场所——“以文抑武”的政治逻辑，以最具体、最具象征性的方式呈现在都城空间之中。 “积贫积弱”的再认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部编版新教材不再使用“积贫积弱”来概括宋朝的历史地位，这背后有深层考量。“积贫”忽略了北宋商品经济极为繁荣的历史事实——汴京的繁华、交子的发明、海外贸易的兴盛，都说明宋朝绝非一个“贫穷”的朝代。“积弱”则简化了北宋一百六十余年存续期间在军械制造、军事工程、守城战术等领域不容低估的成就——以步制骑的外线防御战需要极高的后勤组织能力，而这正是宋军的制度优势所在。 当然，不称“积贫积弱”不等于全盘肯定宋朝。“以钱财换取和平”的岁币政策造成的战略被动，崇文抑武体制对军队战斗力的制度性抑制，这些历史教训同样不容回避。教材以“边防压力与财政危机”为标题，就是要引导学生从制度设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张力来审视宋朝的历史命运——而非以简单的好坏二分来框定一个朝代三百年的兴衰。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