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课 隋唐制度的变化与创新（教材深挖）讲义--2025-2026学年高一上学期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第7课 隋唐制度的变化与创新（教材深挖） 一、选官制度：从九品中正到科举的曲折转型 教材指出，九品中正制在曹魏创立初期“重视家世、道德和才能”，至西晋演变为“主要看重家世”，“逐渐成为维护士族特权的工具”。隋朝建立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度形成”。这一叙述勾勒了制度变迁的基本线索，但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表明，从九品中正到科举的过渡，远比“废除—创立”的简单叙事要复杂得多。 南北朝的制度准备 隋唐选官制度的创新，离不开南北朝时期的长期积累。有学者指出，南北朝以“贤能政治配伍贵族门阀政治的多元治国追求，为隋唐选官的规范化做了制度准备”。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铨选机制和文学创作已有较高关联度。所谓“选官文学”混合体的形成，意味着南北朝后期，文学才能已经逐渐成为衡量士人素质的重要标准——这一趋势直接影响了隋唐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制度设计。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南北朝选官制度形成了“君主征辟、中央铨选、州郡察选”三个层面的特有选官文化，为隋唐科举制度的诞生铺设了制度土壤。 科举制的渐进形成 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后，“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但隋代的选官是否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指出，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的仍然是察举制”。关键的区别在于：察举制下，士人需要地方官员或朝廷大臣的推荐才能参加考试；而科举制的本质特征是“投牒自进”——士人可以自由报名参加考试，不必仰赖他人举荐。这一特征“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代”。 隋炀帝大业年间始设进士科，被学界公认为科举制度形成的标志。但隋朝的进士科尚处初创阶段，考试内容、录取标准、授官程序等都未完善。真正将科举制度推向成熟的是唐朝——唐太宗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和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扩大取士人数，首创武举和殿试；唐玄宗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制度变迁的曲折性 教材“深挖点”特别指出：“九品中正制在隋朝和唐朝初期经历了多次废立，并最终被废除。体现了制度变革的曲折性和反复性。”这一判断至关重要。制度的更替从来不是一纸诏书就能完成的。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后，门阀士族的政治影响力并未随之消失。唐初修订《氏族志》时，太宗看到编者仍以山东士族崔民干为第一等，而皇族仅列第三等，大为不满，“乃更命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于是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唐太宗此举旨在以当朝官品压制传统门第，但修订者自身的士族观念仍然浓厚，修成的《氏族志》中仍录有不少官职低微的旧士族。 科举制度真正动摇了门阀士族对选官的垄断，是在唐中期以后。有学者通过墓志材料揭示了中下层官员的出身构成：在唐代，科举出身者构成中下层官员的主要来源，其中明经出身者数量最多，“占到政府枢要官的80%以上”。虽然这一数据的具体适用范围有待进一步界定，但它至少指向一个趋势：到唐代中后期，科举已成为官僚队伍最主要的补充渠道。自汉至唐，儒学被奉为“周（公）之道”，宋代以后儒学多被称作“孔孟之道”——这一转变本身折射出从“以礼法治国”向“以道统自任”的士大夫精神转型，而科举制的成熟正是这种转型的制度动力。 出土墓志所见：科举时代的个人命运 墓志的大量出土为研究唐代科举制度的实际运行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唐代墓志铭刻“盛唐气象”，大量墓志显示“科举取士已成为寒门子弟跻身仕途的重要途径”。例如《尚书右丞倪公墓志》的墓主倪泉，出生于普通百姓之家，科举登第后授秘书正字（正九品下），最终官至尚书右丞（正四品），从九品末阶到位列四品，走完了一条完整的科举仕进之路。 西安南郊出土的天宝八载（749年）《席府君墓志》，则揭示了科举制度与寒门崛起之间的深层关联。墓志铭文中“寒素起家，三掌贡举”八个字，记录了席豫从襄阳寒门子弟到三度主持科举的仕宦轨迹。正如研究者所言，“这位《旧唐书》立传的席氏名臣，如何在大唐极盛时期突破门阀桎梏”。席豫家族虽属南朝旧族，但至唐初已沦为“寒素”——敦煌文书P.2625《天下姓望谱》中，襄阳席氏未被列入士族名录。他于载初元年（689年）进士及第，“放弃传统经义疏解，专注时务对策，这种革新文风后被《通典·选举典》列为‘开元新体’典范”。开元年间，席豫三任知贡举，有数据显示其选拔的进士中“寒门比例达63%”。席豫的仕途轨迹既是大唐科举制度开放性的实证，也暗含制度的结构性局限——“终其一生未入政事堂，恰如墓志所言‘位止六卿，时论惜之’”。 国博馆刊发表的唐张佋墓志考释，从另一角度揭示了唐代科举制度的社会效应。志主张佋出身清河张氏家族，是唐代关东望族，虽不如“五姓七望”门第显贵，但张文瓘、张锡叔侄二人曾在高宗、武后时先后拜相，时人称为“万石张家”。墓志“揭示了唐代前期统治者科举取士、奖励文艺、从严治吏和优遇士族的人才政策及相应的科举、仕进和法律等制度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张佋墓志同时展现了唐代选官的“状萃举”制度——科举之外，还有多种入仕通道并存。这意味着唐代的选官体系并非科举一途独大，而是门荫、科举、军功、杂色入流等多条路径并行，科举在其中所占的比重是逐渐增大而非一蹴而就的。 “常选人”群体：科举制度下的隐形阶层 一个更为独特的现象是“常选人”群体的存在。唐代墓志中常出现“常选”一词，其含义历来有所争议。根据最新考释，唐代“常选”可理解为两重含义：一是吏部、兵部选拔职事官的常规铨选，二是“常选人”的略称。“常选人是已有出身、参加常规铨选的选人，若终生未授职事官，则成为写在墓志上的身份，在官方文书中常与前资官、见任官并列，常选人仅享有高于普通出身者的政治特权，但不享有如同职事官的经济待遇。”有学者统计了唐代墓志中149例常选人实例，分布遍及各地，始见于高宗武周时期，晚期实例可延续到唐末，而以玄宗时期最为集中。 这个群体的存在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的内在运作机制。唐代士人获得出身——无论是通过科举及第、门荫还是其他途径——只是进入仕途的起点，要获得实际的职事官，还必须通过吏部或兵部的铨选。铨选的标准包括“身、言、书、判”四个方面，竞争极为激烈。许多人获得出身之后，常年等待铨选，甚至终生未能得一实职，墓志上便只能留下“常选”这个尴尬的身份标签。这一现象在开元天宝年间尤为突出，反映了盛唐时期官僚队伍急剧膨胀、官缺供不应求的结构性矛盾。“常选人”的存在提示我们，所谓“科举社会的开放性”不宜被过度美化——制度敞开了大门，但门内的竞争同样残酷。 二、三省六部制：静态架构与动态运作之间 教材以“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来描述三省六部制的运行机制，并指出三者“职权分工明确，彼此制约”。这个框架准确描述了制度的静态结构，但近年来的制度史研究揭示，唐代中央行政体制的实际运作远比这一模型复杂。 从奏抄看门下省的核心地位 三省之间的分工与制衡，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制度设计，更具体地体现在公文运作的每一个环节中。人大刘后滨教授在其专著中对唐代公文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迁做了系统研究。在唐前期的三省制下，奏抄是各级官府向皇帝申报政务的主要文书形式。奏抄的运作以门下省为核心：地方和中央各机构的奏抄上呈后，先由门下省“审署申覆”——即审核其合法性与合理性，门下省有权驳正不当者。经门下省审核通过后，奏抄才能进入皇帝裁决环节。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熟知的“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有不妥者驳回”的制度化表现。 与此同时，制敕文书——即皇帝的诏令——则以中书省为中心运作。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令，中书省对“王言之制”进行“宣署申覆”。从中可以看到，唐前期的三省之间形成了一种精密的分工：门下省主管上行文书（奏抄）的审核，中书省主管下行文书（制敕）的起草与发布，两者互相制衡，而尚书省则负责行政执行。 从政事堂到中书门下：体制转型的制度密码 教材指出，“宰相议事的地方叫政事堂，后改称中书门下”，“提高了工作效率，三省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这一简要叙述背后，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 在唐初的三省制框架下，三省长官均为宰相，在政事堂共同议政。但政事堂最初只是宰相议事的一个会议场所，并非正式的行政机构。开元十一年（723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这一改制“标志着唐代政治体制由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的转折”。此后中书门下成为一个常设的宰相机构，下设五房（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处理日常政务，“奠定了北宋政治体制的基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根源在于行政效率的需求。三省制下的分工制衡虽然精妙，但文书在三省之间往复流转，程序冗长，遇有紧急军国大事难以快速响应。尤其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边疆战事频发，使职差遣大量出现——皇帝绕过三省常规程序，直接派遣使臣处理前线事务——使职所上文书的裁决机制就不再走奏抄的旧路径，而是直接呈送皇帝或政事堂处理。随着使职体制的发展，原本三省分权制衡的格局被逐步突破，“中书省地位提高和职权转换”，政事堂从单纯的议事场所演变为实体化的宰相机构。 理解这一转变，需要跳出“强化皇权”的单一解释框架。从三省制到中书门下体制的演变，既是皇权运作方式的变化，也是应对日益复杂政务的行政效率需求。刘后滨教授提出以“政务运行”的动态分析视角取代传统的职官制度研究，“从公文形态与制度运作结合的角度研究政治体制变迁”，这一方法论对我们的启发是：制度不是静态的条文，而是在日常运行中不断被改造、再生产的动态体系。 司法领域的制度创新：三司推事 三省六部制的分工制衡精神，在唐代司法领域表现为一项独特的制度——“三司推事”。唐代遇到特别重大的案件，由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御史中丞三个机构的长官共同审理，称为“三司推事”或“三司会审”。对于地方上未决的重大案件，则派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大理评事充任“三司使”，前往当地审理。 三司推事的制度逻辑与三省制如出一辙：通过多个机构的共同参与来防止单一部门的专断或舞弊。“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皆是位高权重且有一定审判职能的部门，单一机构独立审案，难免专断或者舞弊的发生。三法司联合办案”便是针对这种风险而设计的制度解决方案。然而，这些制度的实效也需一分为二地看待：三司推事一方面“可以保证案件公正、合法地审断”，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防止臣下擅权”。也就是说，三司推事既是一种制衡机制，也是皇帝集中司法权力的工具——这种双重性贯穿于隋唐制度设计的许多层面。 计帐体系：尚书省如何“管钱” 在最能体现行政执行力的财政领域，唐代建立了极为严密的计帐体系。根据唐代法令，“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具体的流程是：乡一级汇总各里所造的手实，形成“乡帐”；县一级汇总各乡乡帐，造一县之计帐；州再汇总各县计帐，造一州之计帐；最后由尚书省户部司汇总成为全国计帐，以供度支司“作财政预算”。造帐费用由居民负担，“每户出一钱”。 这套体系的意义在于：它使得中央政府对全国的人口、土地、赋税资源拥有了较为精确的掌握，为“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提供了制度保障。从手实到乡帐，从县帐到州帐，从州帐到全国计帐——这套层级汇总的信息传递机制，是大一统国家进行资源动员的基础设施。而吐鲁番出土的大量唐代官府汉文文书，“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官府文书整体着眼，根据唐代地方官署设置的实际情况”，完整呈现了这套体系在边疆地区的实际运行面貌。中央的制度设计到达西州（今吐鲁番）这样的边疆地区，仍然保持着相对规范的运作——这正是唐代制度文明的辐射力所在。 三、赋税制度：从“以丁身为本”到“以资产为宗”的革命 教材以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关系为核心，勾勒了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演变过程。这一框架抓住了制度变迁的经济逻辑，但两税法作为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变革之一，其内涵远比教材所呈现的更为复杂。 均田制崩溃的多重原因 教材指出，天宝年间“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政府直接支配的土地日益减少，均田制无法推行”。这是对均田制崩溃原因的准确概括，但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深化。 均田制的瓦解，根源在于封建土地私有制本身的扩张性。均田制下，国家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分为“口分田”（死后归还国家）和“永业田”（可以传承），但永业田的存在本身就为土地买卖和兼并留下了制度空间。随着唐代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流动性也随之增加。官僚、地主、商人通过各种途径——合法买卖、非法侵占、高利贷盘剥——加速了土地的集中。 吐鲁番出土的《唐令狐鼠鼻等差科簿》等文书，从基层行政的层面揭示了赋役制度运作的困境。“唐代租庸调以丁身为本，各类籍帐以登载丁中、防止户口脱漏为主要目的”。但户籍三年一造，计帐每年一造，在两次造籍造帐之间，丁口因“身死、终制、逃走、新获免役等诸多身份变动”无法及时体现，差科簿就是用来在非造籍年填补这一空白的补充文书。这反映出，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在基层执行层面面临着持续不断的信息更新压力——人口流动越频繁，这套体系就越难以为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着唐代赋役制度改革从丁身为本走向以资产为宗”。也就是说，基层行政实践中的制度化困境，构成了制度变革来自下层的推动力。 两税法的税制要素欠缺：一份审慎的制度评估 教材指出两税法“简化了税收名目，扩大了税收对象，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减轻了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这些评价侧重两税法的积极面，而陈明光教授的最新研究借用现代税收学“税制要素”概念，对两税法的制度性欠缺做了更为深入的剖析。 什么是税制要素？按照现代税收理论，主要包括“纳税义务人、纳税客体、税目、税率、纳税期限、减税免税和违章处理等”。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虽然是农业社会的税法，但经过百余年的不断完善，“开元二十五年《赋役令》有关租庸调的税制要素已基本齐全”。相比之下，建中元年（780年）颁布的两税法，虽然“悉总诸税”，但税制要素却存在明显的欠缺。 一个典型的欠缺是税额确定标准的两难境地。两税法以“量出为入”为原则，要求各州根据支出需要来确定税收总额，但“量出为入”在实际执行中沦为中央与地方之间反复博弈的灰色地带——朝廷期望尽量多收以充实国库，地方则设法少报以留足经费，两税法恰恰未能为这种博弈设定明确的规则边界。另一个制度性妥协是赋税的“折纳”问题——两税法名义上征收钱币，但实际上大量折纳实物，而实物与钱币之间的换算标准缺乏统一规定，为地方官员上下其手提供了空间。正是这些税制要素的欠缺，“造成资产税性质的‘两税法’后来日趋变型”。建中元年那道“二税外辄率一钱者以枉法论”的严厉禁令日渐失去执行能力，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制度的精细化程度不足以规范地方征收的每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两税法的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结构性缺陷，不能简单地将加税归咎于执行层面的腐败，而应看到制度供给不足本身蕴含的风险。 出土银铤所见：两税法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中国人民银行所藏的一枚“唐代岭南观察使建中四年巡内州及当使撙节送上都”银铤，为理解两税法实施后的央地财政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银铤铭文中的关键词“撙节”，意为节俭支费，与“方圆”（开源）分别代表节流与开源两种理财方式。这枚银铤反映的是“唐后期的两税三分制”——岭南观察使将撙节银送上都，体现了两税法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政治关系”。 所谓“两税三分”，是指两税收入被划分为留州（留本州使用）、送使（送节度使/观察使）和上供（上缴中央）三部分。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在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前提下，给予地方一定的财政自主权。但实践中，留州和送使所占的比例往往超出中央的预期，上供部分遭到挤压。岭南观察使能有余钱“撙节”送上都，说明至少在部分地区，地方财政尚有盈余——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两税法确实扩大了税收面、增加了整体财政收入。但另一方面，这枚银铤也体现了地方在财政支配上的主动性：是否“撙节”、撙节多少、是否上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长官的个人意愿和地方势力的博弈。 从差科簿看赋役制度变革的内在逻辑 吐鲁番出土的“差科簿”是唐代地方政府为征发徭役编制的簿册，由县令负责制定，按乡统计人口变动与现有人口，逐户登记丁男、中男的姓名、年龄及身份，并标注免役或缓役情形。在租庸调制下，丁中是赋役征收的基本单位，因此对丁口的精确统计至关重要。但是，频繁的人口变动——死亡、逃亡、免役、复役——使得户籍和计帐的更新永远滞后于实际状况，基层官员不得不反复造簿，行政成本居高不下。 这种“以丁身为本”的制度困境，推动赋役制度向着“以资产为宗”的方向转变。两税法将纳税标准从“丁身”改为“资产”，实际上是顺应了人口流动加速、户籍信息失真的社会现实——既然无法精确统计每一个人，不如按照相对稳定、易于核实的田亩和资产来征税。从这个角度看，两税法不是某个天才的灵光一现，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制度演进的必然结果。 而以资产为宗的变革方向，其更深远的影响还在于地权关系的松动：在“据丁征税”时代，国家需要通过均田制严格控制土地分配，以保障每家每户都有承担赋役的劳动力；一旦转为“据地征税”，百姓是否拥有土地就不再是国家必须操心的前提——丧失土地的农民可以租种他人田地，国家照样向田主征税，等于默认了土地私有和租佃关系的合法性。这一深层逻辑被中唐宰相杨炎轻描淡写地概括为“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寥寥数语，却意味着国家治理从“管人”转向了“管地”。 四、制度文明的历史回响 隋唐制度的变化与创新，不是制度条文的简单更替，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的制度表达。 从选官制度看，九品中正制向科举制的演变，打破了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为社会中下层提供了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墓志中那些“寒素起家”的进士、那些终生候补的“常选人”，他们的人生轨迹折射的是社会流动渠道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艰难过程。然而科举制同样是“双刃剑”——它一方面扩大了统治基础，另一方面也将读书人的思想和行为纳入统一标准，“学而优则仕”成为士人阶层几乎唯一的上升路径，其社会代价在此后一千余年的历史中日益显现。 从行政制度看，三省六部制构建了一套分工制衡、程序化的官僚体系，其核心精神——“明确分工、相互制约”——是制度文明的精华所在。但三省分权的静态架构在日益复杂的政务面前暴露出了效率不足的弊端，从政事堂到中书门下的演变，折射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在“制衡”与“效率”之间不断寻求平衡的历史智慧，也折射出“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之间永恒的张力。 从赋税制度看，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变革，是“以丁身为本”向“以资产为宗”的历史性转变，“减轻了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为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开辟了新的方向。两税法确立的“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原则，成为此后历代赋役改革的蓝本。 隋唐制度的创新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分裂动荡中逐渐孕育的。南北朝时期“选官文学”混合体的形成，为科举制的诞生做了制度准备；三省体制在魏晋时期的萌芽，为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积累了经验；北魏均田制的实践，为唐代租庸调制的推行提供了蓝本。制度不是在真空中被“设计”出来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被不断试验、修正、积累而成的。 但制度也从来不是静态的、完美的。唐代的科举仍然残留着门第观念的影响，三省之间的制衡在使职差遣体制下被逐渐削弱，两税法在缺乏足够制度精细度的情况下被地方执行者不断变形。制度和现实之间永远存在着张力，制度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往往会制造出新问题，制度的“成功”与“失败”往往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正是隋唐制度变迁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历史启示，也是教材深挖的真正价值所在。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