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近现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进与国家治理 讲义--2026届高三统编版历史三轮冲刺复习

“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近现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进与国家治理 【导语：在“求变”中寻找中国的制度出路】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经历了一场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从人治到法治、从封闭到开放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探索过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议会制、总统制、责任内阁制……几乎所有的西方政治体制都在中国试验过，但都因为水土不服而宣告失败。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理解这一宏大的制度变迁，需要把握三条主线。第一条是政权性质的演变——从封建专制政权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尝试，再到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第二条是选官制度的转型——从科举制的废除到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制度和公务员制度的形成。第三条是外交战略的调整——从“跪在地上办外交”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开放，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法治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为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提供了坚实的规范基础和价值支撑。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从“依法治国”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和价值的双轮驱动，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完整图景。 高考对这一专题的考查常以制度比较、外交政策调整、法治建设节点等角度切入，要求考生在历史脉络中理解制度选择的必然性。本文围绕近现代中国的政权更迭与制度探索、选官与法治、外交与全球治理三大主题，为2026届高三同学梳理核心考点。 复习提示：本专题涵盖政权演变、选官制度、法治建设、精神文明和外交历程五大模块，内容跨度大。建议按两条逻辑链复习：一是“政权更迭—制度选择—制度定型”的政治制度链，二是“外交转型—外交突破—大国外交”的外交演变链。选官制度从科举到公务员的变革可以单独成一个微型专题。重点关注辛亥革命后的制度尝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外交方针、改革开放后的法治建设与外交转型等核心节点，以及各阶段制度变革背后的深层历史逻辑。 一、政权更迭与制度探索——从君主专制到人民民主 近代中国的政权更迭有一条清晰的轨迹：君主专制→资产阶级民主尝试→北洋军阀专制→国民党一党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每一次更迭都是对前一阶段制度的否定与超越，最终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模式。 1. 封建专制政权的终结与民主制度的尝试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的灭亡。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责任内阁制和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从法理上宣告了帝制时代的终结。然而革命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窃取，此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的混乱局面。《临时约法》的悲剧在于：纸上规定了主权在民，现实中却没有支撑这一制度的土壤——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普及的公民意识、没有能够制衡行政权力的议会力量。 政党政治的夭折。 1912年，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试图通过议会选举实现民主政治。1913年春，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有望出任内阁总理。然而即将成行的组阁前夕，他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杀。宋案宣告了政党政治在中国的首次尝试彻底夭折——制度可以照搬，但捍卫制度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共识无法照搬。 国民党的训政与一党专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所谓“训政”，名义上是由国民党“训练”人民行使政权，实质上就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形成了个人独裁体制。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覆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方案在中国彻底破产。 2.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制度探索 在国民党统治区之外，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着全新的制度试验。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首次尝试——它建立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早制度实践。抗日战争时期，“三三制”政权在人员构成上包容各抗日阶级，从制度上落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设置行政区的实践和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为新中国国家政权的组织积累了直接经验。这些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建立的政权形式，都是中国共产党对未来国家制度的预演和探索——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正是这些探索最终凝结的制度成果。 3.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通过选举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是多党竞争、轮流执政，而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格局，政治协商会议在实践中发挥着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重要功能。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1982年宪法成为新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被正式写入宪法，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进一步成熟。 二、选官制度、法治与精神文明——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 1. 从科举到公务员：选官制度的现代化 清末科举制的废除是中国选官制度史上最重大的转折。1905年，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此后学堂选官和留学毕业生选官成为主要方式——规定自高等小学以上，毕业考试结果分五等，获相应的翰林、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等奖励出身，并被授以官职或得以升学。 北洋政府时期，选拔官员主要采用考试和甄别两种方式，初步建立了近代文官制度的框架。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务员制度以北洋政府的文官制度为基础，继承和吸收了中国传统考试监察制度和西方文官制度的双重精华。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了党管干部原则下的干部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干部制度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在选拔、任用、考核、奖惩、培训、回避等方面逐步规范化、制度化。进入21世纪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务员制度正式建立并不断完善。 中国公务员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有着本质区别。中国明确提出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公务员没有“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划分，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各级各类公务员根据需要可以相互转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捍卫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公务员不是独立的利益集团，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 法治建设：从“人治”走向“依法治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为核心，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基础。“文化大革命”时期法制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法治建设重新步入正轨——1982年宪法成为新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法治”正式替代“法制”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从“刀制”到“水治”的一字之变，标志着中国从工具化的“法律制度”走向了价值化的“法治原则”。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立法法》《物权法》《民法典》等一系列重要法律的陆续颁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 3. 精神文明：社会主义价值共识的凝聚 与法治建设同步推进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同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各有侧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崇尚英勇奋斗和艰苦奋斗，20世纪80年代倡导“五讲四美三热爱”，20世纪90年代开展三大系列创建活动和爱国主义教育，21世纪以来凝练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十二个词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锚定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共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治的刚性约束与德治的柔性教化相互配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在治理方式上的突出特色。 三、外交转型与国家统一——从“跪着办外交”到大国气度 理解近现代中国的外交演变，需要把握一条主线：中国如何从被欺凌的“东亚病夫”走向独立自主的世界大国。这一过程经历了晚清外交的艰难转型、民国时期的修约抗争、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后的全方位布局四个阶段。 1. 晚清：从“宗藩体制”到“条约体制”的阵痛 鸦片战争前的清朝外交体制是朝贡体系——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性国际秩序，渗透着浓厚的“天朝上国”和“华夷观念”。清朝前期没有专门管理外交事务的机构，由礼部和理藩院代理外交与边务，视外交关系为蛮夷之邦与天朝上国的朝贡关系。 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打破了这个封闭体系。《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被迫迈入不平等条约体系，但此时清政府仍然保持着浓厚的传统华夷观念——与外国打交道只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建立政治外交关系。早期办理对外交涉的“五口通商大臣”仍是一个具有临时性的职务，朝廷并未将它视为正规机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朝上国观念遭到沉重打击。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标志着清政府终于有了一个专门办理对外交涉的中央机构。与此同时，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相继设置。1877年，郭嵩焘作为清政府向外国派出的第一位常驻使节抵达英国，中国外交开始与近代国际法体系艰难对接。1901年《辛丑条约》后总理衙门被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近代中国外交体制正式确立。 更重要的是外交观念的变化。从天朝上国的等级制外交到华洋对等的平行交往，从称“夷”到称“洋”，对外事务从“夷务”到“洋务”——这些用语的变化折射出深层观念的松动。放弃居高临下的“谕”“批”文书格式，改用“照会”样式；以条约形式规定中外官员间的平等往来；逐渐形成独立的主权意识和规则意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概念正是在这个阵痛的过程中逐渐被朝野所认识和接纳。 2. 民国：在夹缝中艰难抗争的修约外交 北洋政府时期，外交在夹缝中艰难推进。巴黎和会上中国要求收回山东权益遭拒，引发了五四运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以“各国不在中国实行势力范围”换取了部分让步，山东问题在会后以中日直接谈判的形式得以解决。此后北京政府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和到期修约的窗口，尝试推进修约外交以收回部分利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完成了改订新约和关税自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外交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42年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1943年废除治外法权，同年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但同时期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出卖了大量国家利益，说明国家实力不济时外交上的被动处境并未根本改变。 3. 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政策经历了多次战略性调整，背后是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对国家利益的不断重新判断。 建国初期：三大外交方针。 “另起炉灶”——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外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通过谈判重建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先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和特权，再与西方国家建交；“一边倒”——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1954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标志着中国外交从突出强调意识形态开始转向较多地考虑国家利益。1955年万隆会议上“求同存异”方针进一步打开了与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交往的大门。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两个拳头打人。 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同时面对来自美国和苏联两方面的压力。在“反帝反修”的口号下，中国积极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1964年中法建交，实现了与西方大国关系的首次突破。 20世纪70年代：打开外交新局面。 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随后出现了一次普遍的建交高潮——从“反帝反修”到联合制苏，中国外交在十年间完成了从革命外交到务实外交的重大战略转向。“一条线”——同一纬度的中国、日本、美国和西欧团结起来，“一大片”——团结这条线周边的国家共同反对苏联的扩张主义，组成了当时的反霸统一战线。 改革开放后：全方位外交布局。 外交政策朝着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进行战略性调整。从革命外交回归到国家利益，从意识形态划线走向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中美建交、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国与各类国家的务实合作全面展开。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针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目标。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不仅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更要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强调自己是世界和平的“参与者”到担当世界和平的“引领者”，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 中国外交最鲜明的特色是什么？不结盟——不同任何大国缔结针对第三国的盟约，确保了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平等性——对强国弱国、大国小国一视同仁，大国不欺负小国，强国不欺负弱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对外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是区别于一些西方国家的最显著特点。这些原则的核心逻辑在于：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坚持独立自主、谋求互利共赢。 【规律总结】近现代中国政治制度演进的三条主线 综观近现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百年变迁，可以提炼出三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政权性质的根本变革——从封建专制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再到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人民先后推翻了君主专制、北洋军阀专制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从人治走向法治，从科举制走向公务员制度，从精神蒙昧走向精神文明自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外交理念的战略转型——从屈辱求存到独立自主，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从意识形态划线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考场快答】近现代政治制度高频考点辨析 材料关键词 辨别方向 答题落脚点 临时约法、责任内阁、政党政治 辛亥革命后 资产阶级民主尝试，但很快失败。宪法写在纸上，制度未能落地 训政、一党专政 南京国民政府 国民党独裁统治，民主形式掩盖下的专制实质 三三制、共同纲领、人民代表大会 中共制度探索 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实践 废除科举、学堂选官、公务员 选官制度 从科举到近代文官，再到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的建立 五四宪法、八二宪法、依法治国 法治建设 “法治”国家方略确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完善 朝贡体系、总理衙门、外务部 晚清外交 从宗藩到条约，从“夷务”到“洋务”，艰难向近代转型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新中国初期外交 打破旧秩序，独立自主，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 50年代中后期 从突出意识形态到注重国家利益，外交趋于务实与成熟 恢复联合国席位、中美关系正常化 70年代 打破国际孤立，打开外交新局面，从革命外交到务实外交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大国外交 新时代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 特别提示：晚清外交从“宗藩”到“条约”的转型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总理衙门仍是临时性机构，外务部的设立才算体制正式确立。“一边倒”不等于放弃独立自主——毛泽东在1958年拒绝苏联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表明维护国家主权始终是外交底线。“法治”与“法制”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依法治理国家的价值原则，后者是法律制度的工具体系——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用的是“水治”而非“刀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国际社会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不等同于一般的外交政策或经贸合作措施。中共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理解当代中国一切重大方针政策的总钥匙。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