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讲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选必融合）

第19讲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备考指南】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但革命的果实迅速落入北洋军阀手中。从1912年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之位，到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宣告北洋军阀统治结束，这十六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坏的时代”与“孕育希望的时代”并存的特殊时期。政治上，袁世凯独裁称帝失败后，中国陷入了直、皖、奉等军阀派系割据混战的局面，“武力干政导致政权更迭频繁”，宪政体制在军权面前形同虚设。然而，也正是在这政治动荡的沉沉重压之下，经济和文化领域迎来了令人瞩目的“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列强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民族工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期；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清扫了思想阵地，直接孕育了五四运动。 2027届考生复习本讲需把握一个核心悖论：北洋时期是政治上的“黑暗时代”，却是经济和文化上的“曙光乍现”。这一悖论的实质在于，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文化变革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理解这一反差，一要看到民族工业“短暂春天”的根基在于大机器生产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随之壮大，为后续革命积蓄了阶级力量；二要准确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多重面相——它既是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的深化（从制度革命走向文化革命），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向西方学习”转向“以俄为师”的关键过渡阶段。 从近年高考命题来看，本讲内容考查的特点有三：其一，注重从社会生活细节和社会风气变化中考查时代特征——2023年湖北卷以民族企业在《申报》刊登声明“绝无丝毫日货”考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社会舆论，2015年全国Ⅰ卷以《申报》时评“略似春秋战国时期之分裂”考查北洋军阀割据特征；其二，注重考查经济数据背后的结构性变迁——2023年新课标卷以民族资本构成比重表考查民族工业发展的趋势；其三，思想文化方面侧重考查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衔接关系，以及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在思想传播中的作用。复习中应做到政治、经济、文化并重，在矛盾冲突中把握时代转型的复杂性。 【时空定位】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年），以1916年袁世凯去世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1912—1916年）是袁世凯逐步集中权力并走向帝制自为的时期：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和国会，1914年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1915年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以换取对其称帝的支持，同年12月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洪宪为年号，次年3月在举国反对中被迫取消帝制，6月暴毙。后一阶段（1916—1928年）是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系（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三大派系，南方有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等地方军阀。北京政府更迭频繁，先后经历了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执政）等人的轮替，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末代元首。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攻克北京，张作霖退回东北途中被炸身亡，其子张学良于同年底宣布“东北易帜”，北洋军阀统治正式终结。 从空间格局看，北洋军阀的统治范围主要覆盖华北、东北和部分华东地区，南方则存在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政权（广州军政府、广州国民政府）与之对峙。直系控制直隶和长江中下游部分省份，皖系一度控制北京政府并掌握部分华北地区，奉系以东北三省为稳固根基并数次入关争夺中央政权。南方各省则由滇系、桂系等军阀分别割据。军阀之间的矛盾和混战集中体现在对北京中央政权和湖南、湖北、四川等中间省份的争夺上——后者成为南北军阀拉锯交锋的前沿地带。 从近代化进程的整体坐标来看，北洋时期处于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以辛亥革命为高峰在此后走向低落——革命派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屡起屡败；新的革命因素则在此期间迅速酝酿成熟——无产阶级壮大、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曙光在前。 【阶段特征与必备知识】 一、动荡黑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 1. 袁世凯独裁与帝制复辟的失败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以步步为营的策略逐步瓦解共和制度。1913年，他指使刺客在上海车站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宋案”引起全国震惊，孙中山看清袁世凯的真面目，发动“二次革命”起兵讨袁，但被北洋军迅速平定。袁世凯随即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停摆。1914年，他授意炮制《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临时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总统独揽军政大权，不对任何民意机构负责。1915年，为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他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大部分要求。“二十一条”的签订引爆了空前的反日爱国浪潮。 1915年12月，袁世凯悍然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登基称帝。帝制复辟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民主共和”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可以容忍袁世凯当独裁总统，但不能容忍他公开恢复皇帝的名号。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上刊发《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复辟，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日本见袁世凯地位动摇，放弃对袁支持。更致命的是，袁世凯倚仗的核心力量——北洋嫡系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人因帝制自为危及自身权势，对袁阳奉阴违甚至直接劝其退位。1916年3月，众叛亲离的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仅存续83天的“洪宪帝制”成为了中国帝制时代的最后一场政治闹剧，6月袁世凯在绝望中病逝。 袁世凯复辟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主共和观念已开始成为社会的共识性信念。即使是对民主制度并无真诚信仰的北洋军人，也再不能接受皇帝这一名号的公开恢复。帝制在制度上被埋葬了，但军阀政治的实质——军力决定权力——则在袁世凯死后更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2. 军阀割据与混战 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迅速分裂为几大派系。直系以冯国璋（后由曹锟、吴佩孚继任领袖）为首，英美支持，控制直隶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皖系以段祺瑞为首，日本支持，一度控制北京政府；奉系以张作霖为首，日本支持，控制东北三省。各省还有众多中小军阀分别割据一省或数县之地。各派军阀为争夺北京中央政权和地盘，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混战——直皖战争（1920年）、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等规模较大的战争接连发生。 军阀政治的本质是“武力干政”——枪杆子决定一切，宪法和国会只是遮羞布。军阀选举总统时以军警“包围”国会强迫议员投票，更迭政府时以军队逼宫和兵谏为惯用手段。1917年府院之争对此作了一个经典的注脚——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在是否对德参战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黎免去段的职务，段则指使各省督军宣布“独立”向黎施压，黎被迫召张勋入京调停，结果张勋演出了一场拥立溥仪复辟的清室还魂记。复辟平息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居重回政坛，拒不恢复被他废止的《临时约法》和国会。这一系列波折生动地展示了当时政治运作的核心逻辑早已不是宪政程序和法律权威，而是军事实力与官僚派系之间的相互倾轧。 2015年全国Ⅰ卷以《申报》时评设问：“今之时局，略似春秋战国时期之分裂。中央政府之对于各省，犹东周之对于诸侯也。南北相攻，皖直交斗，滇蜀不靖，犹诸侯相侵伐也。”正确选项指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央政府号令不出都门，地方实力派为争夺地盘和中央权力相互混战，与周室东迁后诸侯争霸的格局确实如出一辙。 3. 革命派维护共和的努力 面对北洋军阀对共和制度的破坏，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进行了不懈斗争。1913年“宋案”后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15—1916年参与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因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联合南方军阀发起“护法运动”，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出任大元帅。然而南方军阀并非真心拥护共和——他们只是借孙中山的声望和广东地盘自保势力。1918年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孙中山愤而辞职北上，护法运动无果而终。屡起屡败的斗争历程促使孙中山深刻反思——依靠一派军阀打击另一派军阀，而不从根本的政治力量和民众基础上下手，旧路已经走到尽头。此后他将目光投向苏俄，酝酿国民党的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 4. 北洋政府时期的官制与社会管理 北洋政府在制度层面并非毫无尝试。在选官制度上，它迈出了文官考试制度近代化的重要一步。1913年颁布《文官考试法草案》，建立考试制度框架；1916年举行第一次文官高等考试——要求应考者须在国内国立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或教育部认可的国外大学学习三年以上并获毕业文凭，考试分四次进行，合格者依据《文官任用法草案》任用。尽管这批考试录取者因时局动荡未能全部获得实际任用，但以法律形式确立考试选官的原则，在中国文官制度史上仍然是承前启后的进步尝试。 然而制度设计与制度实践之间的鸿沟始终贯穿北洋时期。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商会法》规定商会对地方官厅行文一律用“呈”“禀”，地方官厅对商会用“令”“批”——这种将现代商业组织降格为封建时代属僚的行文格式引起商界强烈抗议。2023年辽宁卷以此设问，正确选项指向“专制思想与民主观念的冲突”——官厅以上下尊卑的封建行政格式对待平等商业组织，与工商业阶层日益增长的平等权利诉求形成了鲜明对立。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北洋政府制度转型的根本桎梏：行政的技术性改进虽然存在（如考试选官），但行政主体的政治取向和社会理念始终没能从旧式集权和等级专断的模式中真正突破。 二、曙光渐现：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浪潮 1. 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民族工业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发展的“短暂春天”。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外部原因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期间，欧美列强忙于战争，大幅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内部原因方面，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减少了封建束缚，南京临时政府和此后的北洋政府先后颁布了一些鼓励实业的法令，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较前有所提高；抵制外货和倡导国货运动在全国多个城市连续发生，为国产工业品拓宽了市场空间；大量华侨资本和国内商业资本也在一战的间隙中转投向工业领域。 发展最为显著的是轻工业，尤其是棉纺织业和面粉业。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申新纺织公司和福新面粉公司在数年之间迅速扩张，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张謇的大生纱厂在此时进入鼎盛期。民族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社会阶级结构的显著变化——产业工人数量从1913年的约六七十万人增至1919年的二百余万人，无产阶级由此壮大；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随之增强，为争取在政治上的更大发言权提供了经济基础。 然而“春天”之所以“短暂”，根本原因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民族工业的薄弱根基。一战结束后，欧美列强卷土重来，重新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民族工业的外部挤压重新收紧；民族工业自身规模小、技术落后、资金分散，未形成独立的完整工业体系；外国在华企业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得的低税率和特权优势构成压倒性的竞争压力——在这种结构下，民族企业很难在战后持续迅速增长。 2023年新课标卷以民族资本构成比重表为材料考查经济结构变迁——表格数据反映出工业资本和金融业资本在民族资本总量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正确选项为“民族工业呈现发展趋势”。这道题的命题思路是：数据本身不一定反映绝对量的庞大，而在于趋势和方向的昭示性。 2. 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浪潮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辛亥革命以制度革命告终却未能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共和制度被军阀践踏，社会仍被封建旧思想旧礼教所束缚。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沉痛反思中认识到：只进行政治革命而不动摇封建思想的根基，革命成果终将名存实亡。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首先改造国民的思想。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正式兴起。 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两面旗帜。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国人欲脱离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政治，要求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科学精神与理性态度。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集中攻击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控诉封建礼教“吃人”，震撼了无数青年读者；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主张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白话文运动由此迅速展开并在此后彻底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书面语言。 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是一场深层次的思想启蒙和精神革命。在此以前，“向西方学习”集中于船坚炮利和政治制度等器物和制度层面；新文化运动则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精神领域，用科学的精神反对封建迷信，用民主的诉求动摇纲常伦理，使长期压抑在旧礼教下的年轻一代获得了精神解放。“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虽有过激之嫌，然而在中国封建礼教根深蒂固的特定语境中，首先需要激烈的冲击才能打开反思的空间，打破对旧权威的盲目畏惧。 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同样需要正视。其批判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层内，未与工农群众结合而变成社会实践；批判方式上存在简单否定的倾向——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病的抨击有时缺乏具体分析，对西方文化则有过分崇拜和全盘引进之失误；思想先驱们回避了对当时手握实权的北洋军阀的直接政治批判，而将“国民性改造”置于优先地位——这在认识论上虽是深远的考虑，但在政治现实中暂时脱离了对阶级压迫和帝国主义这一根源的直接回应。不过也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后，运动的方向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先后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革命的思想换代由此启动。 3. 社会生活的新气象 北洋时期的社会生活呈现出“新旧杂陈、中西交错”的面貌。交往礼仪的变迁仍在持续——鞠躬礼和握手礼在城市中逐步推广，平等化的“先生”“女士”称谓在知识界渐趋通行。服饰方面，中山装在政界和知识界流行，西式服装在通商口岸都市中不再是罕见之物，而传统的长袍马褂在广大农村和保守群体中仍在沿用。历法与纪年制度的变革是社会生活的另一个侧面——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将全国规划为“五时区”，推行标准时间制度；2021年海南卷以此设问考查“时空秩序的建构映射出近现代中国的政治进程”——时间标准从各地自行其是的“地方时”到国家层面统一时区，表面上是技术问题，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整合的近代化步骤，其推进受到了军阀割据和中央政府权威衰弱的直接制约。 在文化消费领域，报刊杂志的繁荣是这一时期突出的社会景观。五四前后的短短数年间，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上海、广东涌现了大量期刊，类型涵盖思想政治、学术文化、科学普及、通俗文学等各领域，不同思想流派的竞争和宣传也主要通过期刊进行。2023年湖北卷以眼镜公司在《申报》刊登声明“绝无丝毫日货”设问：1915年5月正值“二十一条”事件爆发、反日情绪高涨，民族企业极力标榜不贩卖日货、以维护国货信誉，正确选项指向“外交关系影响社会舆论”——民众的爱国抵制运动经媒体放大后，直接作用于商业经营和企业自我声明策略。这一时期报刊的功能已经从单纯的信息报道，扩展为思想传播、政治动员和社会声援的重要工具。 【重点突破与素养提升】 一、民主与专制——北洋军阀统治下制度与权力的博弈 核心问题：民主共和的制度文本（约法、国会、内阁）在北洋军阀手中为何频频失效？如何用唯物史观分析“制度徒有虚名”的深层原因？ 要点精析： 北洋时期政治史的典型症候是：国会、约法、责任内阁制的制度和组织名目一应俱全，但实际政治运作尽毁于武力干政这一铁律。从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刺杀宋教仁，到段祺瑞拒不恢复约法、以武力威胁总统和驱策各省督军干政，再到曹锟以军警包围国会“贿选”总统——民主共和的名器尚且留在庙堂之中，而实质的政治过程却一再被军权和派系力量操持。 唯物史观对此的解释不能停留在“军阀个人品德败坏”的层面。制度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支持制度运行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基础。英国议会民主制的巩固，依赖于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与之结盟的新贵族提供经济支持和制度化保障——他们有能力通过税收、法院和民选政府遏制国王的专断。而在北洋时期的中国，民族资本的力量虽然在扩大，但始终无法主导国家经济命脉，更没有自己的军队和独立的司法系统；军阀们以自己直接控制的军队作为在政治领域博弈的最强势杠杆，而国会和政党则因没有社会实力作为后盾而无力与之抗衡。换言之，宪政的制度文本是移植来的，政体运作的内在逻辑却是基于当时实存的军事派系和旧式官僚势力。 关联高考：2023年辽宁卷以1914年《商会法》的行文格式之争为切入点设问——官厅要求商会以“呈”“禀”行文，商界强烈不满，其争端的深层是“专制思想与民主观念的冲突”。这一判断对应于本题选项的设置正是唯物史观的典型命题。 二、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从思想启蒙到政治行动 核心问题：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是何种关系？为何说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准备了条件？ 要点精析： 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思想先导，五四运动则是新文化运动政治化的集中爆发。新文化运动前期的焦点是思想启蒙——以“民主”和“科学”反封建礼教、反旧文化、反迷信愚昧。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等先驱看到了以社会主义革命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新文化运动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五四运动（1919年）的直接起因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无法收回山东权益，列强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从校园走向街头，标语喊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前者是反对帝国主义，后者是反对封建军阀。新文化运动所培养的一代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参与社会政治行动意愿的青年，正是五四运动的主力。 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三个关键条件：其一，通过对封建礼教的彻底批判，打破了传统纲常名教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为接受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扫除了精神障碍；其二，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使思想表达和知识传播不再为文言文所限制，马克思主义经典变得可以经由大众化的文字途径流通；其三，对“科学”精神的大力倡导，使进化论、唯物史观等以科学面目出现的学说更易被知识青年所接受。 三、“短暂春天”——民族工业发展的历史机遇与结构性制约 核心问题：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为何“短暂”？一战结束后民族工业迅速衰退的背后反映了怎样的深层矛盾？ 要点精析： “短暂春天”的出现依托于一战这一偶然的国际条件——列强暂时忙于战争而放松对中国的经济压迫。一旦这个外部条件消失，民族工业的脆弱性便暴露无遗。其深层的结构性制约在于：中国民族工业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独立工业体系——棉纺织业发展的同时，纺织机械依赖进口；面粉工业繁荣的背后，煤电供应难以自主；轻工业小有发展，重化工业基本缺位。产品与外商在华产品的竞争不是在平等条件下的市场自由竞争，而是在外商享有低关税和通商特惠的不平等规则下进行的，市场天然倾斜。封建土地制度和军阀横征暴敛使得大量劳动力被迫压低在勉强维持生存的极低价格水平，这也意味着社会购买力根本不足以支撑工业品的持续扩张。 “短暂春天”的历史意义并不因“短暂”而打折扣——它使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和集中度在此阶段跃升了一个台阶，为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奠定了物质基础。它使民族资产阶级更强烈地诉求国家统一和自主权利，在政治上有所觉醒——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此后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口号能在工商业界获得可观的同情与支持。 【阅卷视角与解题方法】 方法一：在黑暗中发现积极因素 北洋时期政治混乱是必须正视的事实，但客观评价还须看到此一时期并非一无是处。经济上的纺织面粉等工业的较快增长、文官考试制度的近代化、白话文运动催生的文化大众化推进——都是历史发展的积极侧面。遇到综合评价型的材料题，应从多维度展开分析，避免以偏概全。 方法二：从论战和碰撞中看社会价值观的过渡性质 《商会法》的行文之争、《新青年》派的“打倒孔家店”与《学衡》派“昌明国粹”之间的长期攻击与辩难，本质上都是新旧价值观在公开舆论空间中的碰撞。此类材料出现在高考题中，需要考生能够同时看到“战斗性”和“过渡性”：论战双方各执一词，但正是这种公开的论辩，逐步把中国社会引向近代化平等秩序下的讨论方式。 方法三：以唯物史观审视“制度移植”与“社会土壤”的关系 北洋时期最典型的政治教训是：任何先进的制度移植，如果没有相应水平的生产力发展、阶级觉醒和思想启蒙作为支撑，便只能是空中楼阁。这一分析框架可适用于对本讲及其前后时段的众多政治现象（如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的宏观解释。 【备考延伸与拓展阅读】 本讲与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中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变革”和经济政策专题、选择性必修二《经济与社会生活》中“近代以来的世界贸易”和工业发展相关专题、选择性必修三《文化交流与传播》中“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专题均有内容交叉，复习时应打通模块界限通盘整合。 精研近五年高考真题中涉及本讲内容的题目：2015年全国Ⅰ卷（军阀割据特征）、2023年辽宁卷（商会法与专制观念）、2021年海南卷（时间制度与政治整合）、2023年新课标卷（民族资本构成比重）、2023年湖北卷（企业声明与外交舆论）等，归纳命题素材类型和考查维度。 建议将本讲与第18讲（辛亥革命）和第20讲（五四运动与中共成立）连读——三讲构成从“制度革命”到“思想革命”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启”的完整链条。只有在这一链条中，才能深刻理解北洋时期的过渡性与转折意义。 拓展阅读：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对北洋时期社会结构变迁的论述有宏观擘画；彭明《五四运动史》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承接关系有详实叙述；朱英《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可增强对“短暂春天”经济数据背后的具体历史理解。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