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讲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选必融合）

第19讲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备考指南】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但革命的果实迅速落入北洋军阀手中。从1912年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之位，到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宣告北洋军阀统治结束，这十六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坏的时代”与“孕育希望的时代”并存的特殊时期。政治上，袁世凯独裁称帝失败后，中国陷入了直、皖、奉等军阀派系割据混战的局面，“武力干政导致政权更迭频繁”，宪政体制在军权面前形同虚设。然而，也正是在这政治动荡的沉沉重压之下，经济和文化领域迎来了令人瞩目的“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列强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民族工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期；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清扫了思想阵地，直接孕育了五四运动。

2027届考生复习本讲需把握一个核心悖论：北洋时期是政治上的“黑暗时代”，却是经济和文化上的“曙光乍现”。这一悖论的实质在于，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文化变革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理解这一反差，一要看到民族工业“短暂春天”的根基在于大机器生产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随之壮大，为后续革命积蓄了阶级力量；二要准确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多重面相——它既是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的深化（从制度革命走向文化革命），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向西方学习”转向“以俄为师”的关键过渡阶段。

从近年高考命题来看，本讲内容考查的特点有三：其一，注重从社会生活细节和社会风气变化中考查时代特征——2023年湖北卷以民族企业在《申报》刊登声明“绝无丝毫日货”考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社会舆论，2015年全国Ⅰ卷以《申报》时评“略似春秋战国时期之分裂”考查北洋军阀割据特征；其二，注重考查经济数据背后的结构性变迁——2023年新课标卷以民族资本构成比重表考查民族工业发展的趋势；其三，思想文化方面侧重考查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衔接关系，以及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在思想传播中的作用。复习中应做到政治、经济、文化并重，在矛盾冲突中把握时代转型的复杂性。

【时空定位】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年），以1916年袁世凯去世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1912—1916年）是袁世凯逐步集中权力并走向帝制自为的时期：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和国会，1914年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1915年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以换取对其称帝的

支持，同年12月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洪宪为年号，次年3月在举国反对中被迫取消帝制，6月暴毙。后一阶段（1916—1928年）是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系（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三大派系，南方有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等地方军阀。北京政府更迭频繁，先后经历了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执政）等人的轮替，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末代元首。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攻克北京，张作霖退回东北途中被炸身亡，其子张学良于同年底宣布“东北易帜”，北洋军阀统治正式终结。

从空间格局看，北洋军阀的统治范围主要覆盖华北、东北和部分华东地区，南方则存在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政权（广州军政府、广州国民政府）与之对峙。直系控制直隶和长江中下游部分省份，皖系一度控制北京政府并掌握部分华北地区，奉系以东北三省为稳固根基并数次入关争夺中央政权。南方各省则由滇系、桂系等军阀分别割据。军阀之间的矛盾和混战集中体现在对北京中央政权和湖南、湖北、四川等中间省份的争夺上——后者成为南北军阀拉锯交锋的前沿地带。

从近代化进程的整体坐标来看，北洋时期处于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以辛亥革命为高峰在此后走向低落——革命派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屡起屡败；新的革命因素则在此期间迅速酝酿成熟——无产阶级壮大、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曙光在前。

【阶段特征与必备知识】

一、动荡黑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

1. 袁世凯独裁与帝制复辟的失败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以步步为营的策略逐步瓦解共和制度。1913年，他指使刺客在上海车站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宋案”引起全国震惊，孙中山看清袁世凯的真面目，发动“二次革命”起兵讨袁，但被北洋军迅速平定。袁世凯随即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停摆。1914年，他授意炮制《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临时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总统独揽军政大权，不对任何民意机构负责。1915年，为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他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大部分要求。“二十一条”的签订引爆了空前的反日爱国浪潮。

1915年12月，袁世凯悍然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登基称帝。帝制复辟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民主共和”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可以容忍袁世凯当独裁总统，但不能容忍他公开恢复皇帝的名号。孙中山发表《讨

袁宣言》，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上刊发《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复辟，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日本见袁世凯地位动摇，放弃对袁支持。更致命的是，袁世凯倚仗的核心力量——北洋嫡系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人因帝制自为危及自身权势，对袁阳奉阴违甚至直接劝其退位。1916年3月，众叛亲离的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仅存续83天的“洪宪帝制”成为了中国帝制时代的最后一场政治闹剧，6月袁世凯在绝望中病逝。

袁世凯复辟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主共和观念已开始成为社会的共识性信念。即使是对民主制度并无真诚信仰的北洋军人，也再不能接受皇帝这一名号的公开恢复。帝制在制度上被埋葬了，但军阀政治的实质——军力决定权力——则在袁世凯死后更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2. 军阀割据与混战

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迅速分裂为几大派系。直系以冯国璋（后由曹锟、吴佩孚继任领袖）为首，英美支持，控制直隶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皖系以段祺瑞为首，日本支持，一度控制北京政府；奉系以张作霖为首，日本支持，控制东北三省。各省还有众多中小军阀分别割据一省或数县之地。各派军阀为争夺北京中央政权和地盘，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混战——直皖战争（1920年）、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等规模较大的战争接连发生。

军阀政治的本质是“武力干政”——枪杆子决定一切，宪法和国会只是遮羞布。军阀选举总统时以军警“包围”国会强迫议员投票，更迭政府时以军队逼宫和兵谏为惯用手段。1917年府院之争对此作了一个经典的注脚——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在是否对德参战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黎免去段的职务，段则指使各省督军宣布“独立”向黎施压，黎被迫召张勋入京调停，结果张勋演出了一场拥立溥仪复辟的清室还魂记。复辟平息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居重回政坛，拒不恢复被他废止的《临时约法》和国会。这一系列波折生动地展示了当时政治运作的核心逻辑早已不是宪政程序和法律权威，而是军事实力与官僚派系之间的相互倾轧。

2015年全国Ⅰ卷以《申报》时评设问：“今之时局，略似春秋战国时期之分裂。中央政府之对于各省，犹东周之对于诸侯也。南北相攻，皖直交斗，滇蜀不靖，犹诸侯相侵伐也。”正确选项指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央政府号令不出都门，地方实力派为争夺地盘和中央权力相互混战，与周室东迁后诸侯争霸的格局确实如出一辙。

3. 革命派维护共和的努力

面对北洋军阀对共和制度的破坏，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进行了不懈斗争。1913年“宋案”后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15—1916年参与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因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联合南方军阀发起“护法运动”，在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