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讲 两宋时期的国家治理与民族交融 讲义 --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10讲 两宋时期的国家治理与民族交融 【备考指南】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朝代。它疆域不及汉唐辽阔，军事上长期处于守势，却在制度创设、经济繁荣、文化昌明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与此同时，两宋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民族政权并立、民族交融深化的时代——辽、西夏、金、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与宋朝长期对峙、征战，又在经济、文化、制度上深度互动，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整合。 对于2027届考生而言，复习两宋历史需要把握两条交叉主线。第一条主线是国家治理——宋初统治者汲取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将专权的教训，通过“强干弱枝”“分化事权”“崇文抑武”三大举措系统地强化中央集权，其制度设计的精细严密在中国古代史上堪称典范。然而这套制度的负面效应同样显著：机构叠床架屋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过度防范武将使军队战斗力严重削弱，“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贯穿两宋始终，最终在北方铁骑的压力下走向偏安乃至覆亡。第二条主线是民族关系——两宋时期，多个少数民族政权与宋朝并存对峙，辽、西夏、金、蒙古不仅在军事上给宋造成巨大压力，更在制度上创造性地推行“因俗而治”的治理模式（如辽的南北面官制），元朝的行省制更是前所未有地整合了广袤疆域。各民族在碰撞中交融，文化认同不断增强，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更高层次上向前发展。 从近年高考命题来看，本讲内容的考查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宋初加强中央集权与治国理念——2024年广东卷以地方官维护商人善行考查文治政策对社会观念的提升，2023年重庆卷以武成王庙祭祀规格的降低考查宋代抑武方针，2024年辽宁卷以赦书刊印考查行政管理能力提升，这些题目都指向同一个命题方向：从具体的制度细节和事件中透视宋代治国模式的特征。二是选官制度与社会流动——宋代“取士不问世家”，科举制的完善使社会流动的通道大大拓宽，但门第、财富等传统因素的作用依然存在，2024年山东卷以王猎的坎坷经历考查了传统观念对阶层流动的制约。三是民族政权并立与互鉴——辽朝“因俗而治”、西夏仿效宋制、金朝施政“沿宋之旧”均成为命题热点，考题强调从制度借鉴的角度理解少数民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和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复习本讲应将制度史与民族史置于统一的框架内把握：宋初的中央集权制度创新与同时期辽、西夏的制度创新是同一时代不同政权面对治理问题的回答；宋代社会的新变化——科举制的成熟、文官政治的确立、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与民族政权对汉文化的吸纳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向度。建议复习时做到识其制度、辨其得失、通其交融。 【时空定位】 两宋时期（960—1279年）跨越三百余年，分为北宋（960—1127年）和南宋（1127—1279年）两个阶段。从时间纵轴看，北宋与辽、西夏形成鼎立格局，南宋与金、西夏、蒙古形成复杂的外交与军事关系。从空间格局看，两宋的疆域始终未能恢复汉唐旧观——北宋的统一局限于中原和南方，燕云十六州未能收复，河西和西域更是鞭长莫及；南宋更只是偏安半壁，淮河至大散关以北尽为金有。从民族关系看，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并存是两宋时期的基本格局：契丹建立的辽（916—1125年）控制着北方大漠和燕云地区，党项建立的西夏（1038—1227年）据有河西走廊和今宁夏一带，女真建立的金（1115—1234年）在灭辽和北宋后统治整个北方，蒙古则于1206年建国后逐步灭西夏、灭金、灭大理、灭南宋，最终建立元朝。 从整体历史演进来看，两宋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从鼎盛走向转型的关键节点。政治上，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达到新的高度，但制度僵化和行政效率问题也日渐突出；经济上，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经济重心南移完成，海外贸易空前活跃；文化上，理学诞生、科举完善、科技领先世界；民族关系上，多民族政权并存格局下的交往交流交融，为元朝的大一统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制度和思想基础。 【阶段特征与必备知识】 一、国家治理：两宋时期的政治与军事 1. 宋初中央集权的强化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宋太祖即位后，深刻汲取唐末五代“兵强马壮者为之主”的历史教训——唐后期藩镇割据导致中央权威丧失，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五十余年，更易八姓”，武将专权、兵变政移是分裂动乱的根源。如何避免宋朝成为第六个短命的朝代，是宋初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宋太祖、宋太宗两朝系统推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可以用“强干弱枝、分化事权、崇文抑武”三句话加以概括。 强干弱枝，即加强中央实力、削弱地方力量。主要措施包括：第一，中央派文官出任地方各州的长官——知州，取代此前节度使自行任命属官的旧制；第二，设诸路转运司统管地方财政，地方留用之外的钱粮一律转运中央，“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第三，将地方精锐部队编入禁军，由中央直接掌控，地方只保留战斗力较弱的厢军。 分化事权，即分散各机构和各级官员的权力，使之互相制约。在中央层面：设枢密院专掌军政，三司专掌财政，与宰相分权；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进一步分割宰相的行政权；枢密院有调兵权但不直接统兵，“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统兵但无权调兵，“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专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在地方层面：设平行的四个路级机构（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司），互不统属、彼此制约；州一级增设通判，与知州共同签署公文，“非通判签书，钱谷不得行移”，形成知州与通判的互相监督。 崇文抑武，即抬高文官地位、抑制武将势力。“杯酒释兵权”是最为著名的开篇——建隆二年（961年），宋太祖在酒宴上以优厚的经济待遇劝石守信等宿将交出兵权，“多积金钱，厚自娱乐”，“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一夜之间解决了武将尾大不掉的隐患。继而以文官担任枢密院长官，提倡文治，扩大科举取士规模，抬高文官和士人的社会地位。“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宋人笔记中的这段话极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推崇科举功名甚于军功的社会观念。 这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显著效果：宋朝三百余年间，再未出现过唐末五代那种武将兵变夺权和藩镇割据的局面，中央集权空前巩固。然而负效应同样突出：机构叠床架屋，官员互相牵制，行政效率很低——“人皆知其冗而不敢议减，恐其害己而伤权也”；兵将分离的体制使军队“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战斗力严重削弱；文官政治的确立虽然提升了治理的稳定性，但矫枉过正地抑制武将，也使宋朝在面对辽、西夏、金的军事压力时始终处于被动。 2023年重庆高考第4题以此为考查点：唐玄宗时按文宣王庙规格在各地设太公庙祭祀兵家吕尚，但到宋代，“仅在京师及个别地方保留武成王庙，祭祀规格也低于文宣王庙”。正确选项为“实行抑武方针”——兵家庙宇规模和祭祀规格的降低，是宋代崇文抑武国策在礼制上的具体投射。这道题的考查方式很有启发性：国家政策的倾向不仅体现于制度条文，也体现于礼仪、祭祀、社会风尚等文化层面。 2. 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与王安石变法 北宋中期，随着制度弊端的逐渐暴露，社会危机日益加深。最突出的问题是“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科举取士人数远超实际所需，恩荫制度使大量官员子弟直接入仕，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为防备内乱不断扩招兵员，到仁宗时禁军已近百万之众，巨额的养兵费用和官员俸禄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而政府为弥补财政亏空不断增加赋税，土地兼并又使大量自耕农破产，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在与西夏的战事中，宋军屡遭败绩，被迫签订“庆历和议”，每年“赐”西夏大量岁币。 面对积贫积弱的局面，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改革。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十分全面：经济方面，实行青苗法（青黄不接时由政府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免役法（以钱代役）、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按土地等级征税）、农田水利法（鼓励兴修水利）；军事方面，推行保甲法（将农户编为保甲、农闲时习武）、将兵法（改变“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状况）、保马法（令民户养马以供军用）；教育方面，改革科举、整顿太学，“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王安石亲自编撰《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统一教材。 王安石变法的可取之处在于：它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系统的、以制度改良应对社会危机的尝试。其理财措施并非简单的增税，而是试图通过发展生产和改善流通来增加国家收入。然而变法在推行中遇到了强大阻力。反对派以司马光、苏轼等为代表，批评新法“与民争利”，认为青苗法等实际执行中存在着强行摊派和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此外，王安石过于激进的作风和排斥异己的做法也加剧了党争，新旧党争持续数十年，消耗了统治阶层的大量精力。宋神宗死后，高太后临朝听政，起用司马光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此后新法旧法反复翻覆，国家元气大伤，北宋也在这反复中走向衰亡。 3. 南宋的偏安与政治特点 1127年，金兵攻破开封，掳徽宗、钦宗二帝及宗室大臣北归，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同年，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后定都临安（今杭州），南宋开始。 南宋前期的政治主题是与金的战和之争。岳飞率领岳家军北伐，在郾城、颍昌等地大败金军，直抵朱仙镇，“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的壮志一度接近实现。然而宋高宗和宰相秦桧力主和议——高宗担心北伐成功后钦宗还朝将威胁自身帝位，秦桧则代表了朝内主和派的政治力量，两人联手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于风波亭。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与金签订“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双方以淮河至大散关为界。此后虽经孝宗时期的“隆兴北伐”一度试图扭转局面，但总体上和议格局未能打破，南宋以“偏安”为国策，依靠南方经济的优势和海上贸易的繁荣维持国用，直到1279年被元朝灭亡。 南宋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相权在特定时期的膨胀。秦桧任相期间专权揽政，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权相相继揽权，“权相政治”的反复出现说明宋代制度设计中对宰相权力的制约机制在特定条件下（如皇帝怠政或幼主即位）是可以被突破的。 4. 两宋的基层治理 宋代基层治理在中国古代社会治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前代相比，宋代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方式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方面，通过保甲制度加强了对人口的编管和组织；另一方面，国家对基层的管理不再单纯依赖行政命令，而是注重借助乡绅、宗族等地方力量——以乡约、族规、社仓等半官方或民间机制来维持基层秩序。“吕氏乡约”（蓝田四吕制定）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基本原则，是民间自发建立基层道德秩序的典型尝试。 宋代基层治理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户籍管理和赋役征收。主户与客户的划分（主户指有田产的纳税户，客户指无田产的佃农）反映了国家对人口控制从人身依附向经济关系的转变趋势。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相较于前代有所“松弛”——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弱化，人口流动较前代更为自由，城市中坊市制被打破后居民的经商和居住不再受坊墙的限制，平民社会渐具雏形。这一趋势的出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和国家治理逻辑的调整密切相关。 二、两宋时期的民族交融 1. 多民族政权并立的格局 与汉唐以汉族政权为主导的统一格局不同，两宋时期的基本政治地理特征是多个民族政权并立。这一格局的形成，是唐后期至五代时期民族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在吸收中原制度和技术后，先后建立起具有较强组织能力的政权，在军事实力上甚至超过了宋朝。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916年耶律阿保机（辽太祖）称帝建国，其子耶律德光（辽太宗）时期从后晋石敬瑭手中获得燕云十六州，辽由此控制中原通往草原的战略要地，兼有农耕区和游牧区。辽朝全盛时疆域东至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至外兴安岭、南至河北中部。辽与北宋进行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1005年澶渊之盟后，双方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北宋每年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政权。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国，定都兴庆府（今银川）。西夏控制着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区的战略要道，全盛时疆域约八十万平方公里。西夏与北宋进行了多次战争，宋军屡战屡败，1044年双方签订“庆历和议”，宋每年“赐”西夏银、绢、茶等总计约二十五万。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1115年完颜阿骨打（金太祖）称帝建国，先于1125年灭辽，再于1127年灭北宋，统治区域迅速扩展至整个淮河以北。南宋前期，金军多次南下进攻江南，但在采石之战（1161年）被虞允文击败，金主完颜亮在兵变中被杀。此后金与南宋形成对峙，双方关系在战和之间拉锯。 对待民族关系，不能简单地以“入侵”与“抵抗”二元对立的历史观来框定。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这些民族在长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逐步发展壮大，建立政权后在制度上吸收中原经验，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从部落联盟向封建王朝的转型。这一过程，既是军事竞争的过程，也是民族交融和制度互鉴的过程。 2. “因俗而治”的治理智慧 面对统治区域内不同的民族构成和生产生活方式，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在治理方面展现了高度的制度创造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因俗而治”的原则——对统治区域内的不同民族，采用不同的管理制度。 辽朝的南北面官制是最为典型的案例。辽统治区域兼有北方游牧区和燕云农耕区，汉人和契丹人在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文化传统上存在巨大差异。辽太宗确立了“因俗而治”的行政原则，由此发展出南北面官制度：北面官使用契丹族官制，官员基本由契丹人担任，管理契丹本族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属国事务；南面官则仿照唐制，以汉人为主管理汉人州县事务。辽朝的都城上京也体现了这一二元体制——2022年天津高考第4题以此为考查点：辽都上京城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组成，“皇城是契丹皇帝和贵族理政、生活之地，皇城内除宫城外还有官署、孔庙和佛寺；汉城为汉人、商人、使节等居住之所”。这一都城布局体现的正是“因俗而治的统治思想”。 西夏同样采用了汉蕃两套官制。李元昊建国后，一方面模仿北宋制度建立中书、枢密、三司等中央机构，一方面保留党项原有的部落官职名称。西夏文字（蕃文）的创制和推广说明西夏统治者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也有意识地构建本民族的文化认同。 金朝在灭北宋后统治广大的汉族地区，经过初期的“猛安谋克制”向汉地的强制移植失败后，逐渐转向“沿宋之旧”——保留宋的州县制度和科举取士，同时将猛安谋克制限于女真本族和东北地区。随着时间推移，进入中原的猛安谋克户也逐渐汉化，金朝统治者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不断调整。 2022年海南高考第4题以桑枣树种植为切入点考查这一时期民族交融中的文化认同：“种植桑、枣树是唐宋以降施仁政的象征”，不仅宋太祖下诏保护桑枣，西夏和金朝也有类似规定——“禁民伐桑枣为薪”“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这道题的正确选项是“文化认同”——不同民族政权都在保护与农耕文明密切相关的桑枣种植，说明对中原农耕文化的认同已经超越了政权的民族属性，成为这一时期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共同文化基础。 3. 宋辽夏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在军事对峙和政治竞争的另一面，两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存在着持续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榷场贸易是官方主持下的边境互市。澶渊之盟后，宋辽在雄州、霸州等地设立榷场；宋夏之间虽屡有战事，但榷场一恢复便迅速活跃。宋方输出的主要是茶叶、丝绸、瓷器、书籍、药材和铜钱，辽夏金方输出的主要是马匹、牛羊、皮毛、盐和药材。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政治军事的对立——“茶马贸易”成为维系宋与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的重要经济纽带。即使在战争期间，民间走私贸易也从未断绝。 文化交流的渗透更加深远。少数民族政权在制度上积极向中原学习——辽设国子监兴办儒学，开科举取士；西夏翻译儒学经典和佛经；金朝文化上的汉化程度尤深，金世宗虽力主保持女真旧俗，却也不能逆转汉化的大势。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对中原产生了反向影响——女真的火炕技术在南宋得到推广，契丹的服饰风格和金银器工艺影响了中原的审美趣味。 4. 元朝的行省制度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元朝虽然严格属于下一讲的内容范畴，但作为宋辽夏金多元政权并存格局的最终归结点，有必要在这一讲中初步了解其对民族交融的制度性贡献。元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统一，其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超过了汉唐极盛时期。为有效管理这一广袤疆域，元朝开创了行省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在地方设十个行中书省（行省）作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 行省制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其特点在于：行省长官由朝廷任命、不定期调迁，避免其久居一地形成地方势力；行省同时具有大行政区划便于集中管理地方事务的优势，又通过内部的制度设计避免了威胁中央集权的弊端——行省虽统管一路军政，但其下仍设路府州县等多级行政区划，形成了层级分明又互为制衡的管理体系。2024年广东高考第5题以《大元大一统志》的修纂考查元朝大一统的时代特点——该志书在修纂时“由各行省提供所辖郡邑的图志及各路府州县的沿革，并利用了西域地图，引进了阿拉伯地图制图法”。正确选项为“建立了中原传统影响下的统治秩序”——元朝虽然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但其治理模式延续并发展了中原的郡县制度和一统传统，这正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制度文化层面深度整合的有力说明。 【重点突破与素养提升】 一、“强干弱枝、分化事权、崇文抑武”——宋代中央集权的制度逻辑与得失 核心问题：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三大举措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如何全面评价这套制度设计的成效与弊端？ 要点精析： “强干弱枝”解决的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将地方的精锐兵力、财政控制权和人事权收归中央，从根本上杜绝地方割据的物质条件。“分化事权”解决的是权力在中央内部的分布问题——不仅将宰相的权力分割为行政、军政、财政三块，同时还以参知政事牵制宰相，以通判牵制知州，以四路分权相互牵制，使得任何一个机构和官员都不能独揽权力。“崇文抑武”则是从人事和文化层面塑造统治秩序——以文官取代武将掌握军政大权，以科举制度和文官政治确立士大夫阶层的统治地位，以文化的力量消解武力干政的制度惯性。 三者相互关联、互为支撑：没有“强干弱枝”对地方军事力量的剥夺，禁军集中在京畿就缺乏制度保障，分化事权也有随时被地方武装力量打破的危险；没有“分化事权”的制度精密度，即使中央强大了也可能因权相篡权或兵变而瓦解；没有“崇文抑武”的文化氛围，分化事权和强干弱枝的制度设计就无法长期维持——唐代安史之乱后也曾试图削弱地方，但最终被藩镇反噬，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支撑和社会共识。 这套制度设计的“得”在于极为有效地防止了内部动乱和武将篡权，宋朝享国三百余年。其“失”在于：过度的权力分割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之人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各级官员互相推诿畏惧担责；兵将分离和崇文抑武的矫枉过正导致军事力量羸弱，在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中长期被动，“积贫积弱”成为宋代政治挥之不去的标签。 关联高考：2023年重庆卷第4题以武成王庙祭祀规格由高降低考查“抑武方针”，2024年广东卷第4题以地方官维护商人捐书的善行考查“文治政策提升了士人地位”——二题恰从两个侧面共同呈现了宋代治国模式的整体面貌：一面是压制武人的制度设计和文化导向，一面是褒扬文教的政策导向和价值追求。将两题的考查点合并理解，就可以获得对宋代治国方针更为完整的认识。 二、科举制与社会流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核心问题：宋代科举制的完善是否真正打破了阶层壁垒？如何理解科举制促进社会流动的限度？ 要点精析： 宋代科举较之于唐代有若干关键进步：一是“取士不问世家”，取消了唐代公荐和行卷的旧制，不允许考官与举子私下交往；二是确立了糊名（弥封）和誊录制度——试卷收上来后由专门人员将考生姓名糊住、由誊录人用红笔誊抄、考官阅卷看不到原卷手迹和姓名，这是保证考试公平的技术性突破；三是扩大进士录取名额——唐代进士每科录取二三十人，宋代平均每科录取二三百人甚至更多，大量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可能的理想。 然而科举制促进社会流动的效力不宜被夸大。2024年山东高考第3题以《宋史·王猎传》的记载为材料考查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王猎“累应进士不第”——屡次应举均未考中，无奈之下“乃治生积钱”——转而经商，却又叹息“此败吾志也”，将经商视为对个人志向的败坏，最终将积攒的钱财分给亲族，回归科举之路并因为范仲淹的推荐才得以“出身”获得一官半职。正确选项是“传统观念制约阶层流动”——即便是在科举制已经完善的宋代，“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观仍然强大，经商尽管能致富，但在社会评价上不被认可为“正途”，王猎在科举失败后的矛盾和挣扎正是这种传统观念制约个人生活和选择过程的写照。而“范仲淹荐之”是王猎最终入仕的关键环节，这说明即使在“取士不问世家”的宋代，私人推荐仍然是低层士人获得仕进机会的重要补充通道。 三、多民族政权并存格局下的文化认同 核心问题：两宋时期虽然多民族政权林立、对峙乃至军事冲突不断，但民族交融和文化认同为何仍在持续深化？ 要点精析： 两宋时期的文化认同存在多个互不排斥的层面。其一是制度文化的认同——辽、西夏、金在建立政权后积极向中原的政治制度和治理经验学习，根据自身实际创造性地改造和应用（例如辽的南北面官制借鉴唐制以治燕云、保留契丹旧制以统漠北），这种“因俗而治”的制度选择本身就是对中原文化治理经验高度认可和借用的结果。其二是经济生活的交融——农耕与游牧区域之间经由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形成了紧密的经济互补，建立在经济联系上的文化互动从未中断。其三是价值观层面的趋同——西夏“禁民伐桑枣为薪”是与宋太祖开国诏令相同的措施，金朝将土地拿出来种桑树枣树、鼓励农户积极栽种，桑枣种植不是简单的农事行为，而是“施仁政的象征”——当不同民族政权不约而同地将保护桑枣视为善政时，它们在价值层面对仁政理想和农耕文明的认同就已经深度趋近了。 元朝统一后，这种多源趋同的成果被制度化和统一化了——修纂全国地理志《大元大一统志》收集各行省图志、融汇包括伊斯兰地图制图法在内的多元知识和多元技术，这种“多元合为一体”的操作本身就是国家统合过程中文明交融的一个生动截面。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元朝的统一不仅是军事上的征服和政治上的统辖，更是此前数百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果的制度化整合。 【阅卷视角与解题方法】 方法一：抓住宋代制度的“两面性”，辩证评价不片面 宋代制度设计的特点是高度精密，但精密背后往往伴随着效率降低。面对有关宋代制度的试题，答题时不能只谈制度的“目的”和“条文”，还要留意其在运行中的实际效果——分化事权有利于防止专权，但也造成了互相推诿和决策缓慢；崇文抑武有利于文治和社会稳定，但也导致了军事实力的持续削弱。辩证地看待制度的两面性，是提高历史解释素养的重要方法。 方法二：从具体现象看制度和文化导向 2023年重庆卷武成王庙题目、2024年广东卷彭则题目，都是从具体事例（一个庙、一个人、一件案）投射出国家政策的整体取向。解答此类题目要善于将个案信息定位于更宏观的制度框架之中——一个商人捐款助学、地方官为之删去“贩夫”二字，不能只读出“好人好事”，而要读出“文治政策下士人地位高于商人、从商乃至于被经商者后人视为耻辱”的社会整体价值倾向。 方法三：分清“政权并立”与“民族交融”的辩证关系 政权并立不等于民族隔绝，政治军事冲突并不意味着文化隔绝。面对辽宋夏金时期民族关系的题目，要通过具体史料准确判断互动的主流是融合还是冲突：军事上可以同时并存着战争和盟约，经济上则各自需要对方的产品，文化上不但汉族影响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器物和习俗也持续进入中原。答题时要根据材料提供的信息做具体判断，切忌笼统贴标签。 【备考延伸与拓展阅读】 关注近三年高考对宋代制度与民族关系并重的命题趋势。2024年广东卷第4题和第5题前后相继，分别从宋代文治政策和元朝大一统两个维度呈现了宋元时期“制度创新—民族交融”的完整谱系，这种组合式命题值得关注。2024年山东卷第3题则从个体际遇切入，考查社会结构性因素对个人流动的制约，体现了唯物史观在命题中的运用。 重视“选必融通”的跨模块考查。本讲内容与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中两宋中央集权、科举制演进、王安石变法、基层治理等专题，以及选择性必修三《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宋辽夏金元时期的民族交融与中外文化交流等专题均有内容交织，复习时应打通必修与选必、建立系统认识。 精练近年真题，重点关注：2024年辽宁卷第4题（赦书刊印与行政管理）、2023年重庆卷第4题（武成王庙与抑武方针）、2022年海南卷第4题（桑枣树种植与文化认同）、2024年山东卷第3题（王猎经历与阶层流动）等题目，体会高考在不同情境下考查制度与文化交融的命题规律。 拓展阅读：邓广铭《宋史专题课》对宋代制度的剖析精辟，对理解宋初集权措施和两宋政治演进有重要参考价值；刘浦江《辽金史论》对辽金两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政策有深入分析，有助于在比较视野中理解两宋时期的民族关系。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