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课 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选必融合）

第27课 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 【阶段特征】从分裂对峙到共赴国难：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下的历史转折 1931年至193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期。短短六年间，中日民族矛盾逐步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国共两党从十年武装对峙走向第二次合作，中华民族从局部的、分散的抗日斗争走向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这一历史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复杂的演进。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最初几年，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中国共产党则在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长征的极端困境中，率先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逐步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1935年的华北事变将民族危机推向顶点，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而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局面，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国共两党最终达成合作，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理解这一时期的全部历史，需要把握三条核心线索：其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得寸进尺——从侵占东北到蚕食华北，从局部挑衅到全面侵华，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的必然步骤。其二，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促使中国社会各阶级、各政治力量重新组合——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爱国将领发动“兵谏”；中国共产党实现政策转型，率先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全国各阶层人民以各种形式投入救亡运动。其三，国共两党从十年武装对峙到第二次合作的历史转变，不是简单的政治妥协，而是在民族危亡关头，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力量、各爱国力量共同推动下的必然选择——它为全民族抗战的展开奠定了政治基础。 以下从“日本侵华步骤”“中国局部抗战的展开”“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全面抗战的开始”五大板块，梳理本课的核心知识与内在逻辑。 一、日本侵华：从预谋到全面进攻 1.1 东方会议与“大陆政策”：日本侵华蓄谋已久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并非一时的冲动或偶发事件，而是经过长期准备的既定国策。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统治集团就已制定了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核心的扩张战略，到20世纪20年代更加系统化和具体化。 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其核心内容就是首先把“满蒙”（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进而侵占全中国。会议后，日本又制造了《田中奏折》，提出日本对外扩张的总体战略是：“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一臭名昭著的战略表述虽然《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至今存有学术争议，但日本此后的侵略行动与其扩张步骤几乎完全吻合，充分暴露了其对外扩张的狂妄野心。 以此为指导，日本不断加紧对华的军事部署。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国内统治体制开始向法西斯化转变，侵华活动日益猖獗。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组织了多次在东北的“参谋旅行”，刺探情报，绘制详尽的军事地图，为发动侵略战争做了周密的准备。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日本关东军炸死不肯完全就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正是日本试图趁东北混乱之机实现占领目的的第一次尝试。 1.2 九一八事变与建立伪满洲国：局部侵华的开始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规模的经济大危机，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统治集团为了转移人民视线，同时掠夺中国东北的丰富资源以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境，大造“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舆论，急于发动一场侵略东北的战争。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有意破坏，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史称“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对内坚持“剿共”，对外实行不抵抗政策，近20万东北军不战自退。一夜之间沈阳城陷于日军之手，仅4个月零18天，日本就占领了东北全境。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在长春建立伪“满洲国”，作为殖民统治的工具。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大规模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局部抗战的开始。这一事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各界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则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和批评。 1.3 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的空前加深 侵占东北后，日本并不满足，继续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1933年日军兵临平津，逼迫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华北门户洞开。此后，日军对华北的蚕食与渗透从未停止。 1935年，日本在全国侵华步骤中迈出了关键一步，先后制造了一系列旨在控制华北的事件，史称“华北事变”。日本凭借绝对的军事优势，在经济上掠夺资源，在政治上制造分裂，急遽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防共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1935年六七月间，日本接连胁迫国民政府签署了屈辱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实际上控制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 华北事变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交互影响的产物。不仅是日本有预谋的蚕食华北、实施其侵略中国计划的重要步骤，亦是《何梅协定》达成后，在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背景之下，华北政治失序、中央与地方矛盾冲突激化的结果。为迎合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国民政府于1935年12月成立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把冀察和平津置于中国一般行政区之外，实行自治性管辖。同年11月，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华北主权进一步沦丧。 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面对亡国灭种的威胁，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民主人士黄炎培在1935年10月的日记中悲愤写道：“到如今，长城内外，是谁的国防？华北独立，华北自治……得寸进寸，得尺进尺？充彼野心，何难席卷长江，囊括珠江？哀哉中华，其亡其亡！”。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直接推动了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 二、中国局部抗战的展开 2.1 各方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武装侵略，中国各方政治力量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 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把“剿共”和镇压反蒋势力作为抗日的前提，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干预。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电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近20万东北军几乎不战而退。国民党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但国联虽派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最终发布的报告书也未能采取任何制止日本侵略的有效措施。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 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就发表宣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抢占东三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还在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但仍多次发表声明和宣言，呼吁共同抗日。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抗日的前提下停止内战的主张，体现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的思想。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东北人民不甘做亡国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等各种抗日武装，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杨靖宇、赵尚志等将领的率领下，与日本关东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到1936年，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三万余人，成为东北抗战的中坚力量。 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局部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一部分具有民族气节的国民党将领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抵抗。此后冯玉祥等人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等地，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这些局部抗战行动虽然未能改变大局，但充分体现了中国军队中下层官兵的爱国热忱和牺牲精神。 2.2 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逐步成熟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历了一个在实践中逐步调整和成熟的过程。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开始有系统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 《八一宣言》的发表：政策转向的起点。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并发表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行对日作战。《八一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向全国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 瓦窑堡会议：战略方针的确立。 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军事战略、策略路线，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作主要口号加以推动，形成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深得民心，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成为推动历史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力量。 三、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一二·九运动 3.1 运动的爆发与过程 1935年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达到顶点，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大中学生涌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示威，拉开了一二·九运动的帷幕。 学生们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齐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当游行队伍走到王府井南口时，反动军警用大刀、木棍、皮鞭对付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当天有数百人受伤，30多人被捕。城外清华、燕京等校的学生队伍被阻于城门之外，他们冒着凛冽的寒风，一面与守城的军警作斗争，一面向群众进行抗日爱国宣传。 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从12月11日起，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行动。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次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3.2 运动的历史意义 一二·九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它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第二，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它“将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第三，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学生爱国运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与政治条件。该运动以“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为核心诉求，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重新找到了运动的方向，让“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从政党理念转化为全民共识。第四，它推动了社会各界救国会组织的建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进一步汇聚了抗日救亡的社会力量。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西安事变 4.1 事变的背景与经过 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而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他们在与红军的作战中屡遭失败，逐渐认识到继续内战毫无出路，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张学良和杨虎城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均遭到拒绝。蒋介石还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1936年12月初，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1936年12月12日清晨，张、杨在苦谏、哭谏均告无效后，毅然采取军事行动，在临潼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同时扣押了陈诚等来陕的几十名军政要员，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4.2 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方政治力量迅速作出反应。在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以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则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努力。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中共派出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条件。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4.3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第一，它结束了近十年的国共内战，国内和平初步实现，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第二，它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第三，它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标志着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五、全面抗战的开始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建立 5.1 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的起点 日本帝国主义为独占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夜，驻北平丰台的日军在卢沟桥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严词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宛平城上的枪声掀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 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7月8日，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严正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5.2 红军改编：国共合作的重要标志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围绕红军改编等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命令。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3个师，取消红军番号。同年10月，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取消红军番号，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关头为促成国共合作、推动国民党进行全面抗战而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体现了共产党人“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的责任担当，不计前嫌和得失，秉承民族大义。八路军、新四军的成立是国共合作抗战的重要象征和具体体现。 5.3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宣言提出了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权政治、安定民生等三项主张，同时作出四项郑重承诺，其中包括：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以期全国政权的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这一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成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使全中国形成了空前的抗日大团结。 第二次国共合作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第一，它是党外合作，国共两党并没有统一到任何一个政党内部，而是以两党合作的方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它具有广泛的民族性，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中的爱国分子，共同团结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第三，它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统一的组织形式，国共两党各自保持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性，在抗日战场上相互配合、共同作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是全民族抗战开始的重要政治标志，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根本的政治保证。 【关键史实串联】从局部到全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逻辑链条 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确立“先占满蒙、后占全中国”的侵略方针 → 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 → 1932年日本扶植溥仪建立伪满洲国；中共发表宣言号召抗日 → 1935年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加深 → 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到来 →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中共正式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 1936年中共政策由“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 →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 → 1937年8月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10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中共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合法地位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关键概念辨析】 局部抗战与全面抗战的区分。 这是高考中的高频考点，必须准确把握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标志性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其主要特征是：战争限于东北一隅，抵抗力量主要是东北抗日联军等地方武装，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国共两党仍处于内战状态。1937年七七事变则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主要特征是：战争扩展至全国，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全国各阶层动员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高考中最常见的干扰项是将九一八事变误作全面抗战开始的标志，或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误作全面抗战开始的标志。需要注意区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而七七事变才是全面抗战开始的标志。有学者将这一过程概括为“一个序幕、两个阶段”：九一八事变是序幕，是局部抗战的开始；卢沟桥事变是全民族抗战的开端，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则是全面抗战的政治基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与“正式建立”的区分。 这是高考中最容易混淆的概念之一。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国共两党初步达成了合作抗日的意向，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或称“初步建立”）。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初步形成的标志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式建立的标志是国共合作宣言的公布和蒋介石的谈话。近年来高考屡次考查这一区分，备考时应特别注意。 “八一宣言”与瓦窑堡会议的关系。 《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的宣言，主要作用是向全国表明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则是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基础上正式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会议，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口号层面上升到党的正式政策层面。两者的关系是：《八一宣言》是政策转向的信号，瓦窑堡会议是战略方针的确立，前者是后者的先导，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化和组织化。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区别。 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年）采取“党内合作”形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进行国民大革命，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1945年）则是“党外合作”，国共两党各自保持独立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力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国共两党基于民族大义的共同行动；不同之处在于合作方式、历史背景和最终走向均不相同。高考中常见的命题方式是要求比较两次国共合作的异同，备考时应注意从合作形式、合作目标和历史结局三个角度进行把握。 《何梅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的关系。 《何梅协定》是1935年6月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的丧权辱国协定，主要规定取消河北境内的一切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撤出河北。该协定实际上使国民政府丧失了对河北的控制权，为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打开了缺口。此后，日本进一步逼迫国民政府签订《秦土协定》（1935年6月，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签订），在察哈尔省实现了类似的控制。这两个协定共同构成了华北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日本蚕食华北的关键步骤，也是刺激一二·九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之一。 【备考提示与命题趋势】 1. 核心素养指向 本课是高考的高频考点，涉及日本侵华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过程。根据近年高考试题的分布，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七七事变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等知识点均属于高考中的高频考点。 时空观念：准确掌握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伪满洲国成立（1932年3月）、《八一宣言》发表（1935年8月1日）、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八一三事变（1937年8月13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937年8月22日—25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1937年9月22—23日）等关键时间节点。能够在历史地图上辨别东北三省、华北五省、卢沟桥等关键地区及其地缘战略意义。 历史解释：能够多角度分析日本侵华步骤的内在逻辑，理解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再到七七事变的步步紧逼过程；能够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它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政策转变和持续推动的结果，也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成果。 家国情怀：通过学习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的爱国壮举、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的民族大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摒弃前嫌的博大胸怀，感悟在民族危亡关头不同群体为救亡图存所作出的贡献，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2. 思维拓展 中日民族矛盾如何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 这是理解本课全部历史演变的钥匙。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东北扩大到华北，从局部蚕食到全面威胁，每一步都在激化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如有学者指出，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一矛盾的上升引发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各政治力量关系的深刻变化——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张学良、杨虎城从“剿共”走向联共），中国共产党调整政策（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这种“矛盾上升→关系重组→政策调整”的逻辑是高考材料题常见的命题思路。 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中共政策转变的完整轨迹。 这一转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反蒋抗日”阶段（1935年前后）：中共在长征途中仍遭受国民党“围剿”，认为蒋介石是抗日的主要障碍。“逼蒋抗日”阶段（1936年）：中共认识到蒋介石有可能转向抗日，通过联合张学良、杨虎城等力量，以武力压力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西安事变是“逼蒋抗日”政策的集中体现。“联蒋抗日”阶段（1937年以后）：七七事变后，中共正式宣布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这一转变的完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政治智慧。 思辨性问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什么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前，中国处于国共内战的局面，这严重消耗了中国的抗日力量；事变和平解决后，内战基本停止，国共两党开始了合作抗日的新阶段。正如毛泽东所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没有这一枢纽性的转折，就不可能有此后全民族抗战的全面展开。 3. 热点关联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近年来，抗日战争胜利周年纪念活动持续升温，2025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课相关考点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集中体现了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华民族各党各派、各阶层、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一历史经验对于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代命题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正是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形成了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2025年高考新课标卷、黑吉辽蒙卷等均涉及本课内容。 重点考向定位。 本课近五年高考考查频率极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九一八事变与不抵抗政策、华北事变与民族危机的加深、一二·九运动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西安事变的背景、过程与和平解决的意义、七七事变与全面抗战的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备考中应重点关注历史事件的因果逻辑和时间节点辨析，尤其要准确区分“局部抗战的开始”（九一八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面抗战的开始”（七七事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1937年9月）这四个关键定位，这是高考选择题中最常见的考查方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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