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干知识五：辽宋夏金元时期——多民族政权并立与经济文化新发展 讲义--2026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三轮冲刺复习

主干知识五：辽宋夏金元时期——多民族政权并立与经济文化新发展 一、政治制度与国家治理 1. 宋朝的政治体制与治国策略 宋朝建立后吸取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将专权的教训，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针。在中央体制上，设立二府三司制——中书门下（政事堂）为最高行政机构，枢密院掌军政，三司（盐铁、度支、户部）掌财政，三者互不统属、相互牵制。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宰相权力。在地方治理上，派文官出任地方知州，设通判监督知州；设置转运司统管地方财政，将地方赋税的绝大部分上缴朝廷，从经济上削弱了地方割据的基础；地方精锐部队编入禁军，定期更换驻地，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防止军人拥兵自重。 这种制度设计有效地消除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割据隐患，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也带来了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和“积贫积弱”的问题。“三冗”——冗官（官员过多）、冗兵（军队庞大但战斗力不强）、冗费（开支巨大）——成为北宋中后期最突出的政治顽疾。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整顿官僚机构为宗旨，但因触犯既得利益集团而遭抵制失败。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则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行改革——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修渠，青苗法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募役法允许百姓以钱代役，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按实际面积征税，市易法打破大商人的市场垄断——这些措施涉及农业、商业、军事、科举、教育等多个领域，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触动各方既得利益和推行过程中的偏差，变法最终在王安石罢相后逐渐废弛。 2. 辽夏金元的制度特色与民族治理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在制度建设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积极吸收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治理经验和文化；二是保留和发展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制度安排。 辽朝实行南北面官制度——“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即用契丹传统官制管理契丹人，用汉式官制管理汉人，体现了“因俗而治”的治理智慧。此外，辽朝还实行四时捺钵制度，契丹皇帝每年四季到不同地点巡视游猎，进行军事训练，同时笼络各部落首领，保持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金朝实行猛安谋克制度——这是女真族的军事和社会组织单位：平时耕作、战时出征，行政、生产和军事合为一体，既节约了财政开支，又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制度创新意义重大。在中央，设中书省总揽政务；在地方，实行行省制度——全国设十个行省，行省长官由中央任命，统管一省的军政、民政和财政，但权力受到中央的有效制约。行省制度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此后为明清所沿袭，影响深远。边疆治理方面，在西域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管理军政事务；设立宣政院管理西藏和全国佛教事务；在台湾设澎湖巡检司——表明中央政府对西藏和台湾的有效管辖可以追溯到元朝。但元朝实行的四等人制——将全国人口按被征服的先后顺序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赋予不同等级不同的政治法律地位——具有明显的民族歧视性质，加剧了社会矛盾。 3. 社会治理与教化 宋朝儒学开始向基层社会深入渗透，并发展出理学这一新的理论形态。儒学士人积极投身基层教化，以乡约教化乡里——北宋吕大钧兄弟是乡约的创制者，其所著《吕氏乡约》规定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条原则，成为儒学士人教化乡里的范本。朱熹的《家礼》和《小学》成为家庭和幼童的行为规范准则，理学思想通过族规、家训等渠道渗透到社会最基层。 社会救济方面，宋朝以后宗族内部的救助活动逐渐兴起。北宋范仲淹在族内创设义田，以义田收入赈济贫困族人，影响深远——后世许多宗族设义田、义学、义仓，在衣食、婚丧、教育等方面资助族中贫困者，形成了以宗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互助网络。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 1. 农业与手工业的新发展 宋朝农业发展有几个值得关注的方向：一年两熟甚至一年三熟的稻麦复种制在南方得到普及，粮食总产量显著提高；水稻种植区域向北方推广，棉花的种植始于宋朝、在元朝得到大力推广；辽夏金元统治下边疆地区获得进一步开发；出现了专门种植茶叶、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的农户，开始突破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与北魏至隋唐推行均田制试图限制土地集中的做法不同，宋代基本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买卖和租佃关系因而有了较大发展，大量农民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 手工业方面，制瓷业达到极高水平——宋代出现了汝、官、定、哥、钧五大名窑，景德镇成为中国瓷都，其产品远销海外；元代出现了青花瓷和釉里红等新品种。北宋时期煤炭已普遍用作冶铁和生活燃料——东京汴梁“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棉纺织业在元朝得到重大发展——黄道婆从海南黎族学习棉纺织技术并加以改进推广，使棉布逐渐取代麻布成为普通人的日常服装材料，纺织机成为农耕家庭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 2. 商业革命与社会变迁 两宋时期常被学者称为中国的“商业革命”时代。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基层的农村集市、中间的镇市、大城市中的繁华商业区形成了阶梯式的流通网络。北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最初由成都十六家富商联合发行，后由政府接办，方便了大额交易和长途贸易。元朝更进一步将纸币作为全国主要货币发行。城市商业突破了过去坊市分区的限制——北宋东京打破了唐代的长安那种坊（居民区）与市（商业区）严格分离的格局，沿街开店成为常态，还出现了夜市和晓市——商业活动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娱乐场所“瓦子”（又称“瓦舍”）是宋元城市商业繁荣和市民文化兴起的标志性文化空间。 社会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 第一，门第观念趋于淡化。科举制更加完善，考试成绩几乎成为入仕的唯一途径，大批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进入政坛，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第二，社会成员身份趋于平等。雇佣关系逐渐发展，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比前代显著松弛——宋代客户（没有土地的佃户）在法律上已不再是地主的私属，有了一定的迁徙自由。第三，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相对松弛——“不抑兼并”的政策使土地买卖、典当等经济活动很少受到行政干预。这些变化被学界概括为“唐宋变革”的重要表现——宋代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与唐代社会不同的面貌-。 3. 交通与贸易网络 宋元时期海上交通空前发达，中国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磁罗盘（指南针）已广泛应用于航海、实用航海图和天文定位技术也趋成熟。泉州在南宋和元代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吸引了大量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对外贸易的税收成为宋元政府的重要财源。 元朝重新开通了因战乱而一度中断的大运河（截弯取直，缩短航程），开辟了长途海运航线——从江南沿海北上直达大都，运输漕粮的效率大为提高。元朝还在全国广泛设立驿站，形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驿路网络，政令传递和物资运输更加高效便捷。 三、思想与文化的新发展 1. 理学的形成与影响 理学是宋代儒学发展的最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座高峰。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等理学家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某些思辨方式，将传统儒学的伦理道德论证提升到了宇宙论和本体论的高度。程朱理学认为“理”（或称“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最高准则，人应当通过“格物致知”——即探究事物的道理——来体认天理、修养心性、规范行为。在道德观上，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用纲常伦理约束个人欲望，维护社会秩序。 理学的历史影响极其深远，但评价必须辩证。从积极方面看，理学重视人的气节和道德修养，强调人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彰显了人性的尊严和价值，对塑造中华民族的品格——如文天祥的忠贞不屈、岳飞的精忠报国——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消极方面看，理学所宣扬的“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特别是明清以后被统治者用作思想控制的工具，严重压抑和束缚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和自然欲求。 在理学形成的同时，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也在南宋崛起。陆九渊提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认为天理不在外部事物中，而在人的内心里，主张通过反省内心来把握天理，与程朱理学形成了“道问学”与“尊德性”两条不同的为学路径。这一分歧到明代王守仁（阳明）那里发展为更系统的“致良知”学说，形成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并立的儒学内部两种传统。 2. 文学艺术的多元繁荣 宋词是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词起源于唐代民间，经五代的发展，到宋代成为可以与唐诗相提并论的文学高峰。苏轼以豪放洒脱的风格开一代词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深沉的人生感慨著称于世；辛弃疾继承发展了豪放词风，将爱国情怀与英雄气概融入词中。柳永大量创作慢词，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李清照以婉约细腻的笔触书写女性的内心世界。元曲则是元代最具特色的文学成就——散曲用于抒情，杂剧用于叙事，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都是元杂剧的经典，代表了元代市民文化和叙事文学的最高水平。 书法方面，宋代的“尚意”书风强调个人意趣的表达——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被誉为“宋四家”，各具风格，各臻其妙。绘画方面，宋徽宗赵佶提倡写实精细的宫廷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俯瞰视角全景式地展现了北宋东京的城市面貌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场景，是研究宋代社会经济和城市文化的珍贵图像史料；元代文人画兴起，以山水画为主要题材，强调笔墨情趣和意境表达，对明清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 3. 科技成就与文化交流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科技的又一个高峰。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胶泥制作单个字模，按需排版印刷，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和便利性，是印刷技术史上的一次革命。指南针在宋代被广泛应用于航海，后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对新航路的开辟起到了重要作用。火药在宋代被制成火箭、火球、火蒺藜等武器用于战争，到元代出现了金属管形火器——火铳，这是近代枪炮的雏形。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著作，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医学等诸多领域，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其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文化交流方面，这一时期也是一个重要阶段。虽然两宋与辽、西夏、金等政权之间存在战争和冲突，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科举制度的思想和形式为朝鲜、越南等国所借鉴。蒙古西征在客观上推动了东西方之间的直接接触和大规模交流——中国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技术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马可·波罗来华后写下的游记向欧洲展现了一个富庶繁荣的东方世界，激发了后来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和探寻。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在宋元时期汇聚了来自波斯、阿拉伯、印度乃至东非的商人，形成了多元文化交融的国际化城市景观。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