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该高中历史高考复习讲义围绕两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巩固，覆盖汉承秦制、推恩令、独尊儒术等核心考点，以“巩固大一统”为纲串联汉初制度调适、武帝集权措施、东汉衰亡线索，通过考点梳理、方法指导、真题训练帮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突破难点。 讲义突出唯物史观与时空观念，如用“推恩令”案例分析制度创新逻辑，对比两汉衰亡原因培养历史解释能力，设置分层练习保障复习效果，助力学生高效掌握考点，为教师把控复习节奏提供清晰指导。

第四讲　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 阶段定位与复习导向 本讲涵盖两汉四百余年的历史（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0年），这是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与定型时期。如果说秦朝完成了“统一”并创设了制度框架，那么两汉则是在这个框架基础上将大一统真正做实、做稳，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一个短暂的功业变成了持久的常态。因此，本讲的核心线索是“巩固”——从初期制度的调适，到中期全方位的集权加强和疆域拓展，再到后期统治危机的暴露和王朝的更替，两汉的历史为理解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演进提供了完整的样本。 课程标准对本讲的要求明确两个层面：一是通过了解汉朝削藩、开疆拓土、尊崇儒术等举措，认识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二是通过了解汉朝的社会矛盾和农民起义，认识两汉衰亡的原因。前者聚焦于承上启下的制度创造，后者则指向王朝兴衰的深层规律。 近三年高考对本讲的考查，多集中于汉武帝时期的制度变革（推恩令、刺史制度、盐铁官营、独尊儒术等）、两汉大一统政治理念的形成，以及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专权和豪强地主势力发展的深层影响。复习时要做到制度细节了然于胸，更要能从宏观上把握这些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在大一统格局巩固过程中的作用。 一、西汉的建立与“文景之治”——从贫弱走向复苏 （一）汉承秦制与郡国并行：制度的选择与代价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最终击败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刘邦就是汉高祖。 汉初统治者在治国思想上做了一个清醒的选择——奉行“黄老无为”思想，采取“与民休息”政策。这一选择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方面，秦末连年战乱使社会人口锐减、经济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国家财政和民生都处于崩溃边缘；另一方面，秦朝速亡的教训就在眼前——一个过度作为、穷兵黩武的政权会怎样迅速失去民心，汉初君臣比任何人都更加警醒。 “黄老无为”的“无为”并非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一种积极的无为——不妄为、不扰民、顺应自然规律。具体措施包括减轻刑罚、轻徭薄赋、提倡节俭、稳定农业生产，同时削减军队，以和亲的方式缓和与匈奴的冲突。在汉文帝和汉景帝统治期间，这一政策收到明显成效，经济得到恢复，社会趋于稳定，史称“文景之治”——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的第一个治世。 在制度建设上，汉初采取了“汉承秦制，有所损益”的方针。承的是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基本架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郡县制都得到了保留。损益之处则集中体现在地方制度上的重大变动——实行郡国并行制：在西部地区沿用秦朝的郡县制，由中央直接管理；在东部六国故地则分封了若干同姓诸侯王国，从俗而治。 汉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似“倒退”的制度安排？原因有三：其一，汉初政权刚刚建立，刘邦的同姓宗族人数不多，统治基础尚不稳固，分封同姓王可以壮大刘氏家族的势力，是安抚宗室和功臣的政治策略；其二，东方各地尤其是楚、齐等地区的文化传统仍有很强影响力，东西方文化习俗的差异和冲突明显，从俗而治、分设王国可以巩固新生政权；其三，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是吸取秦朝“孤立之败”的教训——秦朝没有分封任何同姓子弟，危难时刻无人勤王援救，刘邦希望用同姓诸王拱卫中央。为此还立下了著名的“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试图确保只有刘姓子弟才能封王。 然而这一制度设计很快就暴露出了严重问题。在郡国并行制下，中央直接控制的仅有15个郡，而诸侯王国则统辖着42个郡的地盘。诸侯王在封国内拥有征收赋税、任命官员、统率军队等近乎独立的权力。随着时间推移，诸侯王势力不断膨胀，逐渐形成了对中央集权的严重威胁。正如《汉书·诸侯王表》所言，分封的本意是“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但结果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尾大不掉，割据倾向日益明显。文帝时，政论家贾谊已洞察到此中隐患，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策略；景帝时，晁错建议直接削减诸侯封地，却引发了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虽然叛乱仅三个月即被平定，但也表明王国问题已经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地步。 （二）黄老之学与汉初政治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文景之治”之所以能够出现，与汉初“黄老无为”的治国思想密不可分。黄老之学糅合了道家“无为”的哲学理念和法家的某些治理技术，它不主张朝廷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国家政策应顺应自然和社会规律，减少对民众生产生活的直接干预。轻徭薄赋、减轻刑罚、与民休息这三项核心政策，都是“不妄为”思想的具体体现。文帝本人以节俭著称，曾想修建一座露台，听闻需花费百金后说道：“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遂放弃工程。这种君主的自我节制与汉武帝后来的奢靡形成了鲜明对照，也为后世“治世”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治理范本。 二、西汉的强盛——汉武帝时代的大一统巩固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是西汉王朝由弱转强、由守转攻的关键时期，也是大一统格局从制度框架走向实际巩固的决定性时代。他的一系列措施涵盖政治、经济、思想和边疆四个维度，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集权体系。 （一）政治集权：削弱王国、加强皇权、创新监察与选官 政治领域是汉武帝集权措施最密集、影响也最深远的领域，可以从四个层面来把握。 第一个层面是解决王国问题。 汉武帝采取的是更为巧妙和彻底的策略——“推恩令”。这一政策出台之前还有一段值得回味的背景。早在文帝时期，贾谊就已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主张将大的诸侯国分割成多个小国，以削弱单个诸侯的力量。景帝时，晁错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削藩方针，结果激起了七国之乱。到武帝时，主父偃上书提出了“推恩”策略，吸收了文帝、景帝两朝削藩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不再强行削减封地，而是利用宗法制中诸子均可继承家族财产的原则，允许诸侯王将封地分封给众位子弟而不只是嫡长子，名义上是推广皇恩、惠及众人，实际上却在不引起激烈冲突的前提下，将一个又一个大的诸侯国拆分成若干小的侯国。“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诸侯国的势力就这样在合法、和平的框架下被大幅削弱了。此后，汉朝还出台了“左官律”（贬低在王国任职的官员地位）、“附益法”（禁止诸侯招揽宾客）等辅助性法规，收效甚佳，王国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推恩令只是分割了封国土地，并没有彻底废除郡国并行制——形式上王国仍然存在，只是已经丧失了与中央抗衡的能力。 第二个层面是加强中央官制。 汉武帝创设了内外朝制度，以削弱丞相权力、集中皇权。所谓“内朝”（也称中朝），是以皇帝身边品级较低但深受信任的近臣——如尚书、侍中、常侍等——组成的决策核心；而原来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体制则变成了“外朝”，主要负责执行皇帝和内朝已经定好的决策。此举一箭双雕：既将决策权牢牢控制在皇帝手中，又将丞相之权一分为二——决策归内朝、执行归外朝，削弱了丞相参与核心决策的能力。在三公之外，汉武帝还增设了大司马、大将军等职位，使之与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互为制衡，进一步分散了朝廷高层的权力。 第三个层面是创设刺史制度与严密监察。 汉武帝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刺史的品级仅为六百石，而其所监察的对象却是二千石的郡太守和王国相——这种“以卑督尊”的设计十分巧妙：品级低意味着刺史与地方大员之间不存在利益勾连的基础，也意味着他们须凭借政绩才能获得升迁；而监察权由皇帝直接授予，又赋予了他们足够的权威。刺史每年定期巡行所辖州部，年终赴京奏事，依照皇帝颁布的“六条问事”对郡国长官及其子弟家属和豪强游侠进行纠举。这套巡视监察制度为此后历代所继承，是中国古代行政监察体系的重要创制。不过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刺史最初是监察官而非行政官，州是监察区而非行政层级；其二，到了东汉晚期，州逐渐演变为郡之上的一级行政机构，州刺史也获得了领兵权和行政权，最终发展为割据一方的州牧，成为瓦解东汉中央集权的重要因素。 第四个层面是建立察举制。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标志着察举制的正式确立。与世卿世禄制和军功爵制不同，察举制的选拔标准是德行和才能——各地推举“孝廉”“茂才”等人才，经过考试或考核后授以官职。察举制的实行，为两汉国家选拔了大批人才，也为中下层士人打通了向上流动的制度通道，是“官僚政治”在选官环节的具体体现。但这一制度在后期也出现了严重的弊端：地方官员往往优先推荐名门望族的子弟，而不认真考察其实际品德和才能，“举孝廉，父别居”的讥讽就是针砭时弊之语。 （二）经济集权：从盐铁官营到货币统一 在加强政治控制的同时，汉武帝在经济领域也推行了一系列强化中央财政权力的措施。这些措施在短期内为国家聚敛了大量财富，支撑了旷日持久的对匈奴战争和大规模的巡游与土木工程，但也抑制了民间经济的活力。 盐铁官营是最为核心的经济政策。汉初，盐铁生产主要由私人经营，由此产生了一批富可敌国的盐铁商人。汉武帝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收归官营，在各地设置盐官和铁官，由政府垄断经营，所得利润全部上缴国家财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营工商业实践。 均输平准是国家进一步插手商业流通领域。均输法是由国家统一征收、运输和买卖各地上贡的物资，将贡品中不需要的部分在市场价格较高之处出售，所得资金用以购买中央政府需要的物资；平准法则是在京城设立平准机构，“贵则卖之，贱则买之”，通过国家力量介入市场来平抑物价。两者的配合，既使国家能够从中获取财政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机和囤积。 改革币制在汉武帝时期基本完成。公元前113年，武帝禁止各郡国私自铸钱，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由朝廷统一铸造五铢钱。五铢钱轻重适中、使用方便，此后在中国流通了七百余年，是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形制。 抑商政策表现为向工商业者征收重税，并颁布告缗令，鼓励民众告发隐匿家产不报的商人，被告者的财产没收、本人戍边，告发者则可获得一半的奖励。这一招极大地打击了富商大贾阶层，但也造成了商业秩序的人为破坏。 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在短期内确实充实了国库，支持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和国家工程，但从长远来看，过度的国家干预也抑制了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重农抑商的原则被固化，对中国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思想统一：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汉武帝在思想领域最重大的举措，就是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一政策不是单纯的学术选择，而是服务于政治集权的意识形态建构。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糅合了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思想成分，形成了一个适合大一统帝国需要的理论体系。其核心主张包括三层：一是“春秋大一统”——论证政治上统一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二是“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神化君权的同时也以天意约束君权，防止君主肆意妄为；三是“三纲五常”——建立一套以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为核心的等级伦理秩序。 汉武帝在实际行动上也配合了这一方针：设立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博士，将儒学经典的教育官方化；在京城兴办太学，培养儒学人才；此后又逐步将儒学与察举选官制度挂钩，习儒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从此，儒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长达两千余年。 需要提醒的是，“独尊儒术”并不排斥法家思想。汉朝的治国实践实际上是“外儒内法”——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作为公开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教化内容，而在实际治理中依靠法律制度，这正是从“黄老无为”到“霸王道杂之”的演变结果。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它完成了思想统一的制度建设。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过于生硬霸道，而汉朝以儒学为国教，在承认统一的前提下保持了思想的弹性与韧性，这种柔性的思想统一反过来又巩固了政治统一。 （四）开疆拓土与沟通中外：丝绸之路的开辟 汉武帝时代不仅在国内建设上成就卓著，在对外关系领域同样具有开拓性的功绩。 在北方，汉武帝一改汉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主动出击，任用卫青、霍去病为将，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战役，夺回了阴山以南和河西走廊的大片区域。战后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将汉朝的势力推进到西域。此后又设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境内），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西域都护府的设置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今新疆地区开始正式隶属于中央政府管辖，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南方和西南，汉武帝对东南沿海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也比以前更加有效，将更多的地区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范围。 在对外交流方面，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壮举。第一次出使的目的是联合西域的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任务本身没有完全成功，但张骞带回了关于西域各国地理、物产和政治情况的丰富信息，极大地开阔了中原王朝的世界视野。张骞的“凿空”之行，使原本作为军事策略的对西域通道，逐渐开辟为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贸和文化交流大动脉——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漆器、冶铁技术、凿井技术等经此路西传，而西域的良马、葡萄、胡桃、胡瓜以及佛教等宗教和艺术也经由丝路传入中原。到了海上，汉武帝时期也已开辟了从广东徐闻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建立起贸易往来。如今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可以从两千多年前的这段丝路往事中寻到历史文化的渊源。 三、东汉的兴衰——从光武中兴到名存实亡 （一）西汉的衰亡与王莽改制 西汉后期，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外戚势力膨胀，政治日趋黑暗；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或奴婢；赋税徭役沉重，社会动荡不安。公元9年，外戚王莽乘机夺取皇位，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 王莽当政后推行了一系列仿古改革：政治上官制、地名、行政区划都模仿《周礼》进行了大幅度的复古更张；经济上废除土地私有制，推行土地国有的“王田制”，并废除奴婢制度，改革币制。这些改革虽然用意并非不善——王莽的确想解决西汉后期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但由于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引起了巨大的混乱，不但没能解决旧问题，反而激化了新矛盾。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仅存在了十四年便告覆亡。王莽改制的失败再次说明：制度变革必须顺应客观实际，闭门造车的空想改革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有时比人们试图变革的陈规陋习更为严重。 （二）光武中兴：制度延续与适度调整 公元25年，刘秀在新末群雄中脱颖而出，重建汉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就是汉光武帝。刘秀本人是南阳的豪强地主出身，“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一语，表明了他的治国风格——温和务实、不激进。 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统治秩序的措施：政治上，增强尚书台的权力，以巩固皇权，同时严格控制外戚干政；裁并郡县、裁减冗官以节省财政开支；整顿吏治、惩办贪污腐败。经济上，清查全国垦田和户口数量，将赋税负担建立在相对准确和公平的基础上；释放奴婢，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恢复。文化上，继承西汉尊崇儒学的传统，儒学继续得到发展。这些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史称“光武中兴”。 （三）东汉中后期的政治危机 然而，东汉中后期的政治却陷入了难以挣脱的恶性循环之中。东汉皇帝大多年幼继位、年寿不永，导致了一种“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畸形政治格局：皇帝年幼时，母后临朝，外戚掌控朝政；皇帝长大成年后不满外戚专权，往往依靠身边的宦官夺回权力；宦官得势后又同样骄横跋扈、徇私舞弊，待皇帝驾崩后，新一轮的外戚-宦官斗争便重新开始。 外戚和宦官的交替专权导致朝政日益腐败。一些正直的官员和士人出于对宦官乱政的不满，聚集在一起议论朝政、品评人物，形成了“清议”之风。这触犯了宦官集团的利益，他们以“党人”之名罗织罪名，对士人进行大规模镇压和禁锢，史称“党锢之祸”。党锢之祸不仅摧残了士大夫阶层中的正直力量，更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 （四）豪强地主势力与东汉的瓦解 东汉政治中另一个深刻且贯穿始终的结构性问题，是豪强地主势力的不断壮大。所谓豪强地主，是指那些在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在政治上有影响力、在军事上拥有私人武装的地方豪族势力。他们经营的田庄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大型经济实体——据《续汉书》记载，南阳豪强地主樊氏“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资至百万”。这种田庄经济在政治上影响地方政权，在经济上具有强大的独立生存能力，在军事上拥有私人武装和防御设施——实质上形成了一个个独立或半独立的“国中之国”。 东汉末年，随着中央政权的削弱，这些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地方长官也借机拥兵自重，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黄巾起义虽然最终被镇压，但它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此后，各路军阀名为汉臣、实为诸侯，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魏，东汉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比较西汉和东汉衰亡的原因，可以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政治日趋黑暗（西汉是外戚干政、东汉是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土地兼并严重、赋税徭役沉重、社会矛盾激化——而最终都是在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冲击下走向瓦解。两汉灭亡给出的深刻教训是：一个统一王朝要想长治久安，政治清明是底线，民生保障是根本——两条底线一旦失守，再强大的王朝也难以逃脱覆亡的命运。 四、两汉文化的灿烂成就 两汉不仅是政治大一统的时代，也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在史学、文学、科技等领域，两汉都创造了可以代表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成就。 史学方面，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以纪传体例囊括了三千余年的历史，位居“二十四史”之首。班固的《汉书》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专记西汉一代历史，体例严谨、文笔精练。两者并称“史汉”，共同奠定了中国古代正史编纂的基本范式。 文学方面，汉赋是介于韵文与散文之间的特殊文体，讲究铺陈排比、辞藻华丽，以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为代表。乐府诗是由国家音乐机构“乐府”采集民歌改编而成的诗歌，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都是千古名篇。东汉时期，民间还流行五言诗，语言朴实、情感真挚，为后世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科技方面，医学领域出现了《黄帝内经》（战国至西汉年间成书，奠定中医理论基础）、《神农本草经》（中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等经典医籍。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因临床诊疗成就甚高而被称为“医圣”。华佗发明了外科手术用的麻沸散，说明当时的外科医术已经达到相当水准。数学领域，《九章算术》集先秦至汉代数学之大成，是当时世界上最简练有效的应用数学著作，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周髀算经》还记载了用竿标测量日影以求日高的方法，最早引用了勾股定理的特例——商高定理。 两汉文化的总体特征是：功业盛大、气魄雄浑，文学艺术追求宏大叙事，学术研究力求系统完备，这正是大一统帝国气象在文化上的投射。 五、回望大一统——两汉的历史地位 从政治制度的巩固来看，秦朝所创设的皇帝制度、中央集权和郡县制框架，在两汉得到了持续完善和巩固——推恩令解决了王国问题，内外朝制度加强了皇权，刺史制度创构了监察体系，察举制开辟了新的选官通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统一。经过两汉四百余年的经营，“大一统”不再只是战争征服的结果，而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政治理念。汉代文献中反复出现的“四海之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日月所照”等表述，正是大一统政治理念已内化为时代共识的生动写照。 从民族认同来看，两汉时期“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称谓基本定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北击匈奴、经营西域、开发西南、沟通岭南——汉朝的疆域在秦朝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周边各民族与中原王朝的政治联系和文化交流也更加密切而制度化。西域都护府的设置，贵州、云南等地郡县的建立，都标志着更多的边疆地区正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 从文化贡献来看，两汉所创造的史学、文学和科技成就，不仅在当时走在世界前列，更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品格——儒家正统的确立、经学的繁荣、史学的奠基、汉赋乐府的创作，都成为后世文化发展的重要源头活水。 复习建议：本讲内容体量较大，涉及制度众多，复习时建议以“巩固大一统”为纲，将汉初制度调整、汉武帝集权措施、东汉政治危机三条线索串联起来。重点名词如推恩令、中外朝制度、刺史制度、察举制、盐铁官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域都护府等必须掌握其准确内涵——这也是高考选择题和材料题中的高频考点。此外，两汉“初建—强盛—衰亡”的演变轨迹，在分析材料中王朝兴衰规律时具有很好的参照价值，注意与秦朝对比，体会“秦亡于制，汉失于政”这一经典论断的内涵。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