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讲 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选必融合）

第6讲 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一、本讲的历史坐标：古代社会的黄金时代 隋唐时期（581年—907年）是中国古代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如果我们将此前的历史进程做一梳理，会更清楚这一讲所处的位置：秦汉实现了第一次大一统并奠基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基本框架，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历了近四百年的分裂与动荡——但也正是在这四百年里，江南得到开发，民族实现了大规模交融，三省制、均田制、科举制等制度的雏形先后萌芽。隋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终结了南北分裂，重建了大一统帝国，并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推向了鼎盛。 学界常用“繁荣”与“开放”来概括隋唐。繁荣，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上，更体现在制度构建的成熟——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律令体系，这些制度在此时期或定型或完善，成为此后历代王朝取法的典范。开放，则体现在民族政策上的包容（羁縻府州、天可汗体系）和对外文化交流上的自信（遣唐使、丝绸之路的繁盛），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 复习本讲，可以围绕一条核心线索展开：隋唐如何整合南北朝以来的制度遗产，构建起一套成熟的大一统治理体系？这套体系又为何在安史之乱后逐渐瓦解？掌握这条线索，就能把“制度创新”和“盛衰之变”两个板块串联起来。 二、隋朝：短暂而关键的奠基 （一）统一与制度建设 581年，杨坚代北周称帝，建立隋朝，定都长安。589年，隋灭南陈，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长达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中国重新归于统一。这个时间节点需要牢记——它不仅是政治上的分水岭，也是经济（大运河贯通南北）和制度（三省六部制正式确立）全面整合的起点。 隋文帝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制度。在中央官制上，正式确立了三省六部制（详见下文）。在地方行政上，废除郡一级建制，改为州、县二级制，简化了行政层级。在户籍管理上，推行“大索貌阅”——根据户籍登记的年龄与个人实际体貌进行逐一核对，重新核定户籍，以清查隐瞒不报的人口；同时实行“输籍定样”——制定户等和纳税标准，将各户应纳税额书面确定下来。这些措施的实质是把被豪强大族荫庇的隐匿户口重新纳入国家编户，增加政府控制的劳动力和赋税基础。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兴建了洛阳城和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抵余杭，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对巩固统一、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以及运河沿岸城市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隋的速亡 隋朝与秦朝有惊人的相似——完成统一、创建制度、大兴土木、二世而亡。隋炀帝在位期间，大兴土木修建东都洛阳和大运河，穷奢极欲，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严重消耗了国力。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 隋朝的存在虽仅三十余年，但它创建的许多制度——三省六部制、州县二级制、大运河、《开皇律》——都为唐朝所继承和发展。“唐承隋制”的说法，恰当地表达了隋朝在制度史上的奠基地位。 三、唐朝的盛衰：从贞观之治到藩镇割据 （一）唐朝建立与走向全盛 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唐朝历时近三百年（618—907年），是中国古代最强盛、持续时间最长的统一王朝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626—649年），吸取隋亡教训，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戒奢从简，知人善任、虚怀纳谏（如魏徵的直言敢谏成为千古美谈）。社会出现开明政治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唐太宗在民族关系上也很有建树——唐军灭亡东突厥汗国后，草原各族共同尊奉他为“天可汗”，这标志着中原皇帝第一次同时正式成为草原各族的共主。 武则天当权期间，废唐称帝、改国号为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扩大科举取士规模，首创武举和殿试，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唐玄宗统治前期（712—741年），选贤任能（姚崇、宋璟等名相），改革吏治，大兴文治，发展生产，将唐朝推向全盛，史称“开元盛世”。这一时期的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达百万级别，汇聚了来自中亚、西亚、南亚乃至东罗马的商人、使节、僧侣和留学生，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 （二）安史之乱——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然而，“开元盛世”之下也隐藏着深刻的危机。随着版图的拓展，为应对边疆军事需要，唐玄宗在边境地区大量增设军镇，设置节度使，赋予其统兵、行政、财政大权，逐渐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边防军镇兵力雄厚，而内地兵力空虚。与此同时，唐玄宗统治后期沉湎享乐、怠于政事、委政于李林甫与杨国忠，朝政日趋腐败。 755年，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叛军一度攻占长安，唐玄宗仓皇逃亡四川。安史之乱历时八年，763年才被平定，但其带来的后果是深远的。政治上，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唐王朝由盛转衰，此后虽名义上保持统一，但再也未能恢复到安史之乱前的强盛程度。经济上，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大量人口南迁，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江南经济的持续开发。军事上，参与平叛的许多将领拥兵自重，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民族与边疆上，边防空虚，吐蕃趁机占领河西陇右地区，唐朝在西域的统治体系受到严重冲击。 （三）唐朝后期的衰落 安史之乱后，唐朝陷入了多重危机并存的局面。在中央，出现了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宦官逐渐掌握禁军，参预机要，国策制定、宰臣任免甚至皇帝废立都由其把持——唐宪宗以后的十位皇帝，有七位是由宦官拥立的。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大文官集团之间长达四十余年的“牛李党争”，消耗了朝廷内部力量，政治日趋昏暗。在地方，藩镇割据——节度使总揽辖区的军、政、财大权，自任官吏，不服从中央政令，节度使或父子世袭，或由部将拥立，形成事实上的独立王国。 875年，黄巢起义爆发，一度攻占长安，虽最终被镇压，但沉重打击了唐朝统治。907年，朱温废唐称帝，唐朝灭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实质上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与扩大——五代指黄河流域先后更替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十国指南方各地和山西出现的九个割据政权加上北汉。后周世宗柴荣推行改革，增强了国力，为后来北宋结束分裂局面奠定了基础。 四、制度创新：走向成熟的治理体系 隋唐的制度建设，代表了帝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走向成熟的阶段。理解这些制度，需要从“它们在前代基础上的演变”和“它们与当时社会条件的匹配”两个维度来把握。 （一）三省六部制——中央行政体制的成熟 三省六部制是隋唐中央官制的核心，其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秦汉是三公九卿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台的权力不断增长，逐步改称尚书省，与中书省、门下省形成三省格局。到了隋文帝时期，三省六部制正式确立，唐代进一步完善。 三省的职能分工非常清晰：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皇帝的诏令；门下省是审核机构，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令，发现问题可以驳回（封驳）；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管各类具体政务。三省的长官在唐初都是当然的宰相，他们常在政事堂（后称中书门下）集体议政。政事堂的设立意味着宰相集体决策的制度化，三省之间在运行中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 三省六部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体系完整、职责分明——从决策、审核到执行，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政务处理流程。第二，相互制约——中书省发出的诏令需经门下省审核认可才能生效，尚书省只负责执行而不能参与决策。这套制度设计使任何一省都无法独揽大权，避免权臣专权。第三，体现了国家政务与皇家事务的分离——与秦朝九卿体制中国家政务与皇室私务混杂不同，三省六部制下的六部是管理国家政务的中央机构，这是古代政治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 评价三省六部制可从正反两方面展开。积极方面，三省分工明确提高了行政效率；分割相权有利于加强皇权；同时相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制约皇权——门下省封驳制度的存在使皇帝不经三省发布的“斜封墨敕”在制度上是不合规的，这有助于提高决策科学性；中央决策和行政体系日臻完备。消极方面，三省之间可能互相责难、影响办事效率，政事堂的设立正是对此弊端的补救。从总体看，三省六部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标志着中央行政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此后历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需要与三公九卿制做比较：三公九卿制下，丞相拥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权和行政权，皇家事务与国家事务尚未分离，保留着“家国一体”的传统；三省六部制下，决策、审议、执行三权分立、互相牵制，避免了权臣独揽大权，六部是完全的国家政务管理机构，这体现了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进步。 （二）科举制——选官制度的革命性变革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变革。它的形成背景是：随着士族门阀的没落，九品中正制已经无法继续实行；南北朝以来，寒门庶族地主势力上升，他们希望打破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争取参政机会；从中央角度看，也需要一套能够直接控制选官权、扩大统治基础的制度。在这些条件的推动下，科举制应运而生。 隋炀帝始建进士科，这被视为科举制度正式创立的标志。唐代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唐太宗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和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扩大科举取士的人数，首创武举和殿试；唐玄宗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 科举制以考试成绩——即才学——作为选官标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此前，世官制看血缘，察举制看品德（主要由地方舆论评价），九品中正制最终看家世——选官权始终在某种程度上被特定群体所垄断。而科举制使“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成为可能——尽管在实际运行中还没有完全做到——从此出身社会中下层的读书人也有了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参与政权的通道。 科举制的积极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它打破了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统治集团可以不断从全国各地吸纳新鲜血液；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加强了中央集权——选官权从此牢牢控制在中央手里；促进了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而且对西方近代文官考试制度产生过重要影响。 但是科举制也有消极面。考试内容以儒学经义为主，本质上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明清时期科举僵化为八股取士，严重禁锢思想、扼杀创造性，不利于科技发展；以才学取士的同时相对忽视了对品德的考察（“重才轻德”的问题）；还推动了“官本位”思想——“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影响深远。 唐代科举有一个特点需要特别指出：考试的程序制度尚在完善过程中，“公荐”“通榜”“行卷”等风气盛行——考生在考前可以向主考官或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自荐诗文作品，主考官在阅卷时也可以参考考生的社会声望。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世家子弟凭借家族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在科举中仍然占尽优势。到了宋代，实行“糊名法”（将考生姓名密封）和“誊录法”（将考卷重新誊抄以防字迹被辨认），“一决于文字”，科举的公平性才得到大幅提升。 在唐代的统治阶层构成中，据学者统计，士族仍占约三分之二，小姓和寒素各占一部分。这说明唐代选官制度仍然多元——科举只是其中一条途径，恩荫、干谒、斜封官等方式仍占相当比例，门阀士族的影响力依然巨大。科举制的完全成熟和真正成为选官主流，要到宋代。 （三）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赋税制度的重大转型 赋税制度的演变是理解隋唐经济史和社会变迁的关键线索。 唐初继承并完善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实行租庸调制。租是土地税——每丁每年纳粟二石；调是户税——每丁每年纳绢二丈、棉三两（或按相应标准纳其他织物）；庸是以纳物代替服徭役——每丁每年需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则每天折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 租庸调制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课税对象是田、户、身三者并重——“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其二，它以均田制为基础——只有国家能够均分土地、农民能够稳定地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套按丁计征的制度才能正常运行。庸的制度化具有重要意义：以纳物代役保障了农民有比较充分的生产时间，政府的赋税收入也因此有了稳定的保障。但同时需要注意，租庸调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较强——赋税按丁来征，每个成年男性都是固定的征课单位。 然而，到唐中叶，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均田制已无法继续推行——国家掌握的可分配荒地越来越少，农民失去土地后逃亡或沦为地主的佃户，租庸调制的根基动摇了。安史之乱后，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赋役管理混乱，各种临时性征敛名目繁多。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不再按人丁来核定税额，而是“以国家财政支出确定赋税总额”——量出制入，然后将总额分解到各地，按田亩征收地税（资产税性质），按人丁和户等征收户税，分夏、秋两次征收。课税主体也不再限于原先的编户农民——不分主户和客户（外来落户者），商人也需要纳税。 两税法的实行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其积极性在于：简化了税收名目——将此前名目繁多的租、调、杂税等整合为地税和户税两大项，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缓和社会矛盾；扩大了纳税对象——不再仅仅向均田农民征收，拥有大量土地的富户和商人也要纳税，有利于保障国家财政收入；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从此国家征税开始向以土地和财产为主要标准的模式转变，这就松动了此前国家对农民较为严密的人身控制；以货币作为主要征税方式，在客观上也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但两税法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它并没有遏制土地兼并的趋势——唐后期土地兼并反而越来越严重；大地主隐瞒财产、转嫁赋税的现象十分普遍；政府为保证财政收入又不断在正税之外增加各种附加税和临时征敛，农民负担反而更加沉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演变，可以提炼出几条变化趋势：课税标准从以人丁为主变为以田亩和资产为主——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减轻；课税项目从繁杂走向简化；课税对象扩大了——从只向编户农民征收扩及包括客户和商人在内的更多群体；纳税时间统一为夏秋两季，简化了税收周期。 （四）法律体系——中华法系的确立 隋唐法律的突出成就是《唐律疏议》的纂修。唐高宗时期撰成的《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性文献。它在继承前代法律成果的基础上，吸收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实现了充分的以礼入律，标志着律令儒家化进程的基本完成。 唐律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礼法结合——将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原则系统地融入法律条文之中，“一准乎礼，以为出入”。二是对“孝”的伦理给予特别重视——“不孝”被列入“十恶”重罪，维护父权制的伦理秩序。在教化方面，唐朝颁行了《大唐开元礼》——一部体系庞大、体例严谨、内容繁复的礼仪法典，是秦汉以来封建礼仪制度的集大成。在基层教化上，唐朝推广重视家训的经验，强化了基层社会的伦理教化。 （五）户籍与基层治理 隋朝在户籍管理上采取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两项有力措施。前者是通过核对体貌特征与户籍登记来清查隐匿户口，后者是制定标准化的户等和应纳税额，使被豪强荫庇的人口愿意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两项措施有效地扩大了政府掌握的编户数量，削弱了豪强世族的势力。 唐朝继承了隋朝的户籍制度并进一步完善，户籍每三年编造一次。在基层组织上，唐朝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城内设坊、郊外设村，设里正、坊正、村正分别管理。在基层治安上实行邻保制度——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相互监督。与秦汉相比，唐朝在基层组织中新增加了“村”和“坊”的设置，这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和村落定居的扩展使基层管理需要更加细化。 （六）官员考核与监察 唐朝对官员的考核由尚书省吏部负责。考核以品德和才能为标准，唐代有著名的“四善二十七最”的考核标准。监察方面，中央以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地方则仿效汉代刺史制度，将全国分为十道监察区，委派监察官定期或不定期巡回监察。需要注意的是，唐代的“道”最初也是监察区（类似于汉武帝设十三州刺史时的“州”），后来逐渐演变为州、县以上的一级行政实体——这与汉代刺史逐渐演变为地方行政长官的过程有相似之处。这提醒我们：中国古代监察区与行政区之间的转换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督查常常在权力运行中演变为行政，最终改变整个层级格局。 五、民族关系与对外交流：开放包容的天下秩序 （一）民族政策与边疆管理 隋唐在民族关系和边疆管理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在中央机构设置上，隋唐以尚书省的礼部及鸿胪寺管理民族事务和外交往来。 在边疆管理制度上，唐朝实行了一套非常灵活的体系，最核心的制度是大都护府、都督府和羁縻州三级体系。都护府是管辖边疆的军政机构，主要职责是“抚慰诸藩，辑宁外寇”——安抚周边各族，防范外部入侵，以稳固唐朝的统治。都督府主要负责地方军事并兼理民政，都督通常由当地民族的首领担任，需要向朝廷纳税、上报户口户籍，但实际上在辖区内保有相当大的自治权，首领可以世袭。羁縻州则是中原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特殊治理方式——“羁”指用军事和政治压力加以控制，“縻”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予抚慰。朝廷委任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羁縻州、县的长官，令其按旧有方式管理本族人民，上统于中央。 羁縻制度始于汉代，唐代臻于完善。这种制度的优势在于：在中央政府力量尚不足以直接控制边疆地区的情况下，以较为松散的方式维系了王朝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同时也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交融。但它的局限也很明显：中央对这些地区的控制相对松散，一旦中央力量削弱，这些地区就容易脱离控制。 在具体民族关系上，唐朝处理得比较成功。对突厥：贞观初年灭亡东突厥汗国，唐太宗被草原各族尊为“天可汗”——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中原皇帝同时获得了北方草原各族的共主身份，形成了中原与草原的双重君主制体系；唐高宗时联合回纥灭西突厥；此后在西域先后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对吐蕃：文成公主入藏嫁给松赞干布（7世纪前期），促进了汉藏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9世纪中期吐蕃与唐会盟，双方基本停止了长期纷争。对回纥：唐玄宗册封回纥首领为怀仁可汗。对靺鞨：唐玄宗封其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对南诏：其首领多经唐朝加封，多次派遣子弟入唐学习。 唐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是多样的，包括设置机构、册封制度、和亲政策、武力征服、会盟通好和经济文化交流等，具有“政策开明、措施灵活、方式多样”的显著特点。总体来看，唐朝的民族关系呈现出一种以武力为后盾、以羁縻为常态、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多元一体格局。 （二）对外交往 唐朝的对外交往达到了中国古代前所未有的广度。陆上丝绸之路在唐代继续繁荣，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通向中亚、西亚，远及地中海地区和东罗马帝国。海上丝绸之路也有较大发展，广州是当时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来自大食（阿拉伯）、波斯、天竺（印度）、东南亚等地的商人云集于此，唐政府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 在文化交流上，唐朝的高僧玄奘西行天竺取经，归国后翻译了大量佛经，并撰写了《大唐西域记》——这部记述中亚、南亚地理风物的著作至今仍是研究古代中亚和印度史的珍贵文献。鉴真六次东渡，最终到达日本，传授佛教戒律和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的遣唐使多次来华，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对日本的大化改新和奈良、平安时代的文化产生了直接推动作用。 六、隋唐时期的阶段特征——六维归纳 总特征：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繁荣与开放，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鼎盛时期。 政治上：隋朝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局面，唐朝重建了大一统帝国。三省六部制确立，中央决策和行政体系日臻完备，标志着古代政治制度的成熟。科举制创立和发展，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扩大了统治基础，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赋税标准的重大转变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唐律成为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由强转弱，藩镇割据形成，最终走向五代十国的分裂。 经济上：均田制下农业经济恢复发展，租庸调制保障了赋税基础。大运河的贯通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江南经济持续开发，南北经济逐渐趋于平衡。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到破坏，经济重心加速南移。两税法改革反映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土地兼并盛行、商品经济有所发展。 文化上：唐朝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鼎盛期。诗歌达到古典文学的高峰（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书法艺术（颜真卿、柳公权等）和绘画艺术（吴道子等）成就斐然。佛教高度繁荣并完成中国化（禅宗的兴起），道教因李唐皇室推崇而地位尊崇，儒学虽相对佛道略逊但也酝酿着复兴。科技方面，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千金方》等医药学著作问世。文化呈现出兼容并蓄、大气恢宏的气象。 民族关系上：唐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以羁縻府州、都护府、都督府等灵活多样的方式管理边疆，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体现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新型共主关系。民族交融进一步加强，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对外交流上：丝绸之路畅通，中外交流日益繁密，长安是国际性大都市。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等是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事件。遣唐使和留学生来华，唐朝文化对东亚各国产生深远影响。 制度上：各项制度建设在唐代走向成熟——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律令体系的完善，标志着中国古代治理体系在唐代达到一个高峰，对此后历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七、核心概念精要 三省六部制：隋唐时期的中央行政体制。中书省负责决策草拟，门下省负责审核封驳，尚书省负责执行并下设六部。三省互相制衡、分工明确，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防止了权臣专权，是古代政治制度成熟的标志。 科举制：以考试成绩为选官标准的制度。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唐朝进一步完善。它打破了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扩大了统治基础，提高了官员文化素质，对后世和东亚、西方文官制度有深远影响。 租庸调制：唐初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赋税制度。租是田税，调是户税，庸是以纳物代役。按丁征课，保障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和政府收入，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较强。 两税法：780年唐德宗时期推行的赋税改革。不再按丁征课，量出制入，按田亩征资产税、按户等征户税，分夏秋两次征收。标志着赋税标准从人丁为主转为资产为主，减轻了人身控制，对后世赋税制度影响深远。但未能遏制土地兼并。 《唐律疏议》：唐高宗时期编修的法典，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是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充分体现了礼法结合的特点，标志着律令儒家化的完成。 节度使：唐中后期设置的边疆军事统帅，总揽辖区军、政、财大权。安史之乱后，节度使拥兵自重，形成藩镇割据局面，延续至五代。 羁縻府州：唐代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特殊行政单位。委任当地民族首领为长官，以相对松散的方式纳入中央管辖体系。有利于边疆稳定和民族交融，但控制力相对有限。 天可汗：贞观初年唐太宗灭亡东突厥后被草原各族尊奉的称号。意味着中原皇帝同时获得了北方游牧各族的共主身份，体现了唐朝与周边民族之间双重君主制的新型政治关系，反映了唐朝在民族关系中兼跨农耕与游牧两大区域的历史特征。 八、大题考向预测与复习建议 本讲是高考的绝对重点区域，命题角度丰富多样。 第一类，三省六部制的考查。常见命题方式是给出一段关于中央官制演变的材料，要求概括三省六部制的特点，或比较三公九卿制与三省六部制的异同，或分析三省制对加强皇权和提高行政效率的作用。政事堂的设立和三省的一体化趋势，是理解制度演变动态过程的关键切口。 第二类，科举制的考查。考查角度包括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察举制的比较，科举制对社会阶层流动和教育文化的影响，以及唐代科举中“公荐”“行卷”等现象反映的制度尚不完善的问题。有的大题会要求综合分析唐代为什么在实行科举制的同时门阀士族仍占较大比例——答案是科举尚不是唯一仕进途径，恩荫等其他渠道仍然存在。 第三类，两税法的考查。这是制度史大题的经典命题。常见的考法是给出租庸调制瓦解和两税法实施的史料，要求概括两税法的背景、内容和历史意义，或者比较租庸调制与两税法的异同。关键是把“从人丁到资产”的转变讲清楚，并指出其与土地兼并、商品经济等因素的关联。 第四类，民族关系与边疆管理的考查。“天可汗”的含义、羁縻制度的内容与评价、安西和北庭都护府的设置，以及文成公主入藏等标志性事件，都是常见考查点。有的题目可能要求从更长时段比较汉、唐对西域的经营或民族政策的延续与变化。 第五类，总体评价。例如“如何评价隋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需要结合统一局面的重建、制度的成熟（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律令体系）、经济的繁荣与重心转移、文化的鼎盛、民族关系的开明和对外开放的气度等方面进行综合阐述。 复习本讲，建议完成以下几件事：把三省六部制的机构名称和职能做到能默画流程图；把租庸调制和两税法的要点整理成一段完整的文字，做到能脱稿口述其背景、内容和意义；把隋唐时期的重要时间节点（581年隋建立、589年统一、618年唐建立、755年安史之乱爆发、780年两税法推行、907年唐灭亡）串成一条时间轴，在脑中形成清晰的时空定位。这样在面对具体题目时，才能做到灵活调用知识、从容作答。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