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讲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选必融合）

第2讲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 一、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大变革、大动荡、大发展 如果把中国古代史比作一幅长卷，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就是这幅画卷上色彩最浓烈、变化最剧烈的一段。这五百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深刻转型——经济上从集体耕作走向个体小农，政治上从贵族分权走向君主集权，思想上从“学在官府”走向百家争鸣，民族关系上从华夷之辨走向华夏认同。用一句话概括这一时期的总体特征：社会大变革、大动荡、大发展。三大历史趋势交织并进——分裂走向统一、各民族相互融合、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 历史学家通常以公元前475年为界，将这段时期分为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5年）和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两个阶段。春秋时期，周王室虽已衰微，但“尊王攘夷”的旗帜仍有一定号召力，诸侯争霸尚保留着宗法礼制的残余形式；进入战国，兼并战争日趋残酷，各国纷纷变法图强，旧制度加速瓦解，统一的趋势逐渐明朗。公元前256年，周王室被秦国吞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统一，一个全新的帝制时代就此开启。 复习本讲时，不妨始终带着一个核心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是怎么在经济、政治、思想三条线上同时推进的？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因果关系？以下我们依次展开。 二、经济之变：从井田制瓦解到小农经济的形成 （一）铁器牛耕带来的生产力革命 一切变化的根源，要从田间地头讲起。 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开始使用；战国时期，铁农具和牛耕得到推广。这是中国古代生产力的一次巨大飞跃。在此之前，农业生产工具以木、石、骨、蚌为主，青铜虽已发明但极少用于农具——近年出土的商代青铜农具有的无使用痕迹，有的铸有神秘纹饰，说明它们主要是礼仪用器，而非实用农具。铁器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铁比青铜更坚硬、更耐磨，且铁矿分布远比铜矿广泛，使得农具的大规模生产和普及成为可能。牛耕的使用则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使深耕细作成为可行的耕作方式。 在农业发展史上，生产工具的进步推动着耕作方式的演进：从刀耕火种的粗放式经营，到商周时期“千耦其耘”的集体耕作，再到春秋战国以后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农耕——每一次转变背后都有工具和技术的支撑。精耕细作这一概念正是由此而来：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劳动和生产资料，采用先进工具和耕作技术，重视田间管理和水利建设，以追求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战国时期新建的都江堰、芍陂、郑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正是精耕细作农业发展的有力证明。 （二）井田制的瓦解与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生产力的进步必然冲击旧的生产关系。井田制是商周时期奴隶主土地国有制的基本形式，土地名义上归周天子所有，由贵族分封世代享用但不能买卖，由奴隶和庶民集体耕种。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牛耕的推广使得大量荒地可以被开垦为私田，这些私田不在井田体系之内，其产出归开垦者自己支配。与此同时，各诸侯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激励耕作，开始改革赋税制度：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实行“相地而衰征”，按土地等级征税；鲁国实行“初税亩”，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征税，这就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中“废井田，开阡陌”，以法令形式彻底废除井田制，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 所谓封建土地私有制，指土地归私人所有，可以买卖或转让。它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处于支配地位；二是自耕农土地私有制，数量众多但不占主导。从发展趋势看，自耕农土地私有制不断萎缩，地主土地私有制不断壮大，土地兼并成为地主扩大地产的主要途径。这一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才被彻底废除。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易错点：北魏和唐朝前期推行的均田制，针对的只是无主荒地，地主原有土地并未没收，因此当时是国有制与私有制并存，而非纯粹的公有制。 （三）小农经济的形成与特征 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为小农经济的形成提供了制度前提。所谓小农经济，是指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生产目的主要是满足自身需要和缴纳赋税的一种经济形态。它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鸦片战争后逐步解体。 小农经济有四个突出特点，可以用四个词概括：其一，一家一户——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具有分散性；其二，男耕女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具有稳定性；其三，自给自足——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身消费和缴纳赋税，很少进行商品交换，具有封闭性；其四，精耕细作——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劳动以追求高产，具有多投入高产出的特点。此外，小农经济还表现出脆弱性（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极弱，是古代农民起义频发的经济根源）和再生性（即便遭到破坏，也能在较短时间内重新恢复）。 小农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关系是常见考点。严格来说，小农经济是就经济规模而言的（以家庭为单位），自然经济是就经济性质而言的（自给自足，相对于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小农经济就等于自然经济。但到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仍存在分户经营的形态（从规模看可视为小农经济），但土地是公有的，产品主要和市场相联系，不再是经典意义上的自然经济。 小农经济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密切关联：政治上，分散的小农经济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来维护安定和统一，这构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政策上，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的根源在于小农经济；科技上，古代科技具有实用性和实践性特点，同时也因小农经济发展的缓慢性而无法实现根本性突破；伦理上，“重男轻女”、重视孝道和邻里和睦等观念都与小农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需求和家族的延续密切相关。 关于小农经济有两个易错辨析需要掌握。第一，小农经济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但不是唯一模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庄园经济就是另一种重要形式。第二，“自给自足”的“足”不是富足，而是指生产目的主要是满足自身需要和纳税，但小农经济并非与市场完全隔绝，农民往往会将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以换取盐铁等必需品。 （四）“工商食官”格局被打破，私营工商业兴起 工商业领域同样经历了深刻变化。商周时期实行“工商食官”制度，手工业和商业全部由官府垄断，工匠身份世袭，产品专供贵族使用。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这一格局被逐渐打破。冶铁业成为新兴的重要手工业部门，手工业分工日益细密；民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兴起，私商逐渐成为商人的主体，出现了一批富比王侯的大工商业主。货币流通更加广泛，各诸侯国各自铸币，出现了多种铜铸币。实物借贷已较普遍，还出现了货币信贷。商业的繁荣催生了一批商贾云集的中心城市，交通网络以各国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春秋时期中国已经有人工开凿的运河。 （五）重农抑商政策的提出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私营工商业蓬勃发展的同时，“重农抑商”思想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商鞅变法首倡重农抑商，其基本逻辑是：农业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农民是赋税和徭役的主要承担者，而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商人流动性大且积聚大量财富，可能危及封建统治。此后历代统治者大多继承这一政策，虽然中唐至宋元时期有所松动，但明清时期统治者依然固守。重农抑商在客观上有利于保护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巩固封建统治，但也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明清时期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成为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工业文明的原因之一。 三、政治之变：从贵族分权走向君主集权 （一）列国纷争与礼崩乐坏 西周构建的分封制和宗法制体系，到了春秋时期开始全面崩塌。周王室东迁洛邑后，实力一落千丈，已无力控制诸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乃至“自大夫出”所替代。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会盟诸侯，实际上是把周天子当作政治筹码。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前者是韩、赵、魏三家卿大夫瓜分晋国，后者是齐国田氏家族取代姜氏成为齐侯——被视为春秋时期结束、战国时期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最终取代旧贵族的历史趋势。 列国纷争一方面带来了战争的深重灾难，另一方面也推动着统一的趋势逐渐形成。在不断的兼并战争中，诸侯国数量持续减少，到战国时期只剩下七个大国和少数几个小国。正如探究主题中所分析的：列国纷争既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转型。 （二）变法运动与君主集权体制的萌芽 面对日益激烈的兼并战争，各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展开变法改革。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最著名也最彻底的则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公元前356年开始）是战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改革最为彻底的一次变法，需要从内容和评价两个层面重点把握。 在内容上，商鞅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和军事多个维度。政治上，推行县制——注意，县并非秦朝首创，春秋时期已有郡、县的设置，商鞅变法将其系统化推广；奖励军功，剥夺和限制旧贵族的特权，依据军功授予官爵和土地。经济上，废除井田制，“开阡陌”，从法律上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社会治理上，强制大家庭拆散为小家庭，推行什伍连坐制，加强对基层的控制。这些措施使秦国迅速从西方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崛起为最强大的诸侯国。 对商鞅变法的评价应兼顾积极与消极两面。积极方面，它顺应了历史潮流，推动秦国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社会转型，使秦国国富兵强，为日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消极方面，变法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严刑峻法和文化高压政策对后来秦朝的暴政有直接影响；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压制工商业发展的“重农抑商”政策，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 （三）选官制度和户籍管理的变革 政治制度的变化还体现在选官和户籍两个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尚贤”思想兴起，各国争霸图强需要大量人才，传统的世官制（官位在贵族家族内世代传承）已无法满足需求。各国开始举荐有才能的人为官，或依据军功授予官职，这就是军功爵制的来源。官僚制度的萌芽由此出现，官职不再由固定的贵族家族把持，君王可以任免官吏，权力逐渐向君主集中。 户籍制度方面，国家大规模编排民户始于战国时期。秦国在公元前375年以五家为“伍”的办法编排户口，无论男女都在政府簿籍上有登记。这种“编户齐民”制度是国家对全国人口、财产和赋税进行有效控制的重要手段，也是后来中央集权体制的基层治理基础。 法律方面也有重要进展，郑国子产“铸刑书”，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法之一。子产铸刑书引发了一场关于德治与法治的早期争论，其用意在于以刑法辅助礼制来治理国家，而非完全抛弃礼制。 四、思想之变：百家争鸣与学术下移 （一）百家争鸣的社会土壤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最辉煌的篇章，当属百家争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形成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大变革形成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具体来看，经济上井田制崩溃、封建经济迅速发展，为思想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政治上周王室衰微、诸侯纷争、分封制瓦解，各国君主急需治世良方，为各种学说提供了用武之地；阶级关系上，“士”阶层崛起——他们原是贵族的最低等级，掌握文化知识但在旧体制中上升空间有限，社会变革使他们获得了流动和发展的可能，各国竞相招揽人才，养士之风盛行；文化上，教育和学术从“学在官府”发展为“学在民间”，私学兴起使知识不再为贵族垄断，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正是这一转变的缩影。 （二）核心学派：儒家、道家、法家、墨家 诸子百家流派众多，高考重点集中在儒、道、法、墨四家。 儒家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战国末期的荀子也是儒家，但思想中融入了法家因素）。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核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主张恢复西周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但承认制度随时代变化应该有所改良。在政治上，提出“为政以德”，强调用道德和礼制治理国家。在教育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推动了私学的发展；整理五经等文献，对中国文化传承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思想，以“仁政”为核心主张，认为君主应“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在人性论上主张“性善论”。荀子则主张“性恶论”，强调后天教育和礼法的约束作用；政治上提倡“仁义”和“王道”，但主张“隆礼重法”——将礼义教化与法律惩戒相结合；在君民关系上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比喻；哲学上具有朴素唯物思想，提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 道家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老子是道家学派创始人，其思想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追求天人合一；哲学上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事物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矛盾双方可以相互转化（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政治上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状态。庄子进一步发展了道家思想，提出“齐物论”，认为万事万物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主张逍遥自由，认为人应该顺从自然，天与人“不相胜”。 法家是战国时期最受统治者欢迎的学派，以韩非子为集大成者。法家主张法、术、势相结合——法指成文法令，术指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势指君主的权威和权势；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以法治国，厉行赏罚，奖励耕战；主张变法图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反对因循守旧。商鞅变法的实践充分体现了法家思想。法家思想中的变革精神，成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图治的理论武器。 墨家以墨子为代表，代表小生产者和下层平民的利益，这是其区别于其他学派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墨子的核心思想是“兼爱”——主张无差别地爱所有人，与儒家的差等之爱形成鲜明对立；“非攻”——反对不义的兼并战争；“尚贤”——主张选拔贤能之人治理国家；“节葬”“节用”——反对贵族的奢侈浪费。墨家还包含了丰富的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墨经》中有关于“圆”“直线”“杠杆原理”“小孔成像”等的论述，被誉为“墨经光学八条”，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三）百家争鸣的历史意义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当时，它为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思想基础；对后世，它成为中华思想文化的源头活水，共同构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具体而言，儒家孕育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准则；道家构成了两千多年传统思想的哲学基础；法家的变革精神则成为历代改革者的思想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各学派之间的分歧和争论并非彼此隔绝的“打擂台”，而是在交锋中相互激荡、彼此渗透。例如荀子虽属儒家，却吸收了法家的“重法”思想；战国末期到秦汉时期的学术发展趋势，恰恰是各派思想的融合与综合。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的一个共同趋向，是把视线从“天”转向“人”——无论是孔子的“复礼”还是韩非子的“法治”，关注的都是人世间的问题，这标志着政治意识从重天命向重人事的转变，是一次深刻的人文觉醒。 （四）其他文化成就 除了思想领域的繁荣，这一时期在科技和文学艺术方面也取得了辉煌成就。科技方面，战国出现了最早的指南仪器——司南；《春秋》中记录了世界上公认首次关于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战国时出现《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战国时期扁鹊发明望、闻、问、切四诊法，成为中医传统诊病的基石。文学方面，《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收录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被后世列为儒家经典，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的基础；《楚辞》则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作。音乐方面，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全套青铜编钟，展现了当时高度发达的音乐艺术水平。 五、民族关系：华夏认同的形成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却极为重要的历史进程——华夏认同的形成。 “华夏”与“蛮夷”的区分，最初是中原各国相对于周边族群的自我定位。然而春秋以来，随着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的扩展，中原各国与戎狄蛮夷的交往愈加频繁密切。更重要的是，中原地区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上相对先进，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春秋时期，戎狄蛮夷开始产生华夏认同观念；到战国时期，大量蛮夷融入华夏族。体现这一变化的一个细节是：秦、楚、燕、吴、越等国在春秋初期尚被视为夷狄，到了后来不但参与中原会盟，楚、吴、越还以自身实力主持会盟，这表明传统的华夷之辨已被逐渐突破，“华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血缘概念，而演变为以是否认同华夏文化为标准来划分的文化概念。华夏族在此过程中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更加稳定，分布更为广泛，为后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民族基础。 六、社会转型的唯物史观解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梳理完经济、政治、思想三条线索，现在可以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把它们串成一条因果链条。 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生产力进步）→大量私田开垦，集体耕作向个体农耕转变→井田制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地主和自耕农等新兴阶级出现→他们要求打破旧贵族的政治垄断→各国变法运动兴起，分封制和宗法制瓦解，君主集权和官僚制萌芽→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反映到思想领域→百家争鸣、学术下移。这是一条清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链条。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本质上就是生产力突破旧生产关系、新兴阶级取代旧贵族的统治地位的过程。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时期孕育着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几乎所有要素：经济上，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小农经济成为此后两千年帝制时代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体制开始萌芽；思想上，儒家、法家、道家等学说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底色；民族关系上，华夏认同为大一统提供了凝聚力的来源。 七、阶段特征：四维度的综合概括 一、经济上 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和推广，促进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及小农经济的形成；“工商食官”格局被打破，民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兴起，私商逐渐成为商人的主体；重农抑商政策在商鞅变法中首次被明确提出。 二、政治上 分封制和宗法制瓦解，“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列国纷争，统一趋势逐渐明朗；各国变法运动推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开始形成；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自耕农阶层出现；选官从世官制走向举荐和军功爵制，户籍编户制度开始建立。 三、民族关系上 华夏认同逐渐形成，华夷之辨的观念淡化，夷夏交融加速，华夏族吸收大量新鲜血液，分布更广、更稳定，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基础。 四、思想文化上 “学在官府”传统被打破，私学兴起，学术下移；百家争鸣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在思想领域的集中反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学派共同构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核心特征一句话：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从贵族政治向君主集权体制过渡。 八、核心概念清单——每日背诵必查 精耕细作：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劳动和生产资料，采用先进工具和耕作技术，重视田间管理和水利建设，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精细化农业经营方式。 封建土地私有制：土地归私人所有，可以买卖或转让的土地制度。有地主土地私有制（占支配地位）和自耕农土地私有制两种形式。春秋战国时期随铁器牛耕推广和各国变法而逐步确立，1952年底土地改革完成后被废除。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生产目的主要为满足自身需要和缴纳赋税的经济形态。形成于春秋战国，鸦片战争后开始解体。具有分散性、稳定性、封闭性、精耕细作、脆弱性等特点。 重农抑商：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商鞅变法首倡，历代统治者大多继承。短期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长期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华夏认同：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民族交融的加深，蛮夷逐渐认同自身为华夏，判别标准从血缘转向文化认同。华夏族在此过程中不断壮大，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百家争鸣：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界自由争论的局面。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围绕天道观、认识论、礼法制度、政治主张等问题展开大论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三家分晋：战国初年韩、赵、魏三家卿大夫瓜分晋国的事件，与田氏代齐共同被视为春秋时期结束、战国时期开始的标志，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的历史趋势。 商鞅变法：公元前356年起秦国推行的改革，是战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改革最彻底的变法。主要内容包括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推行县制、奖励军功、什伍连坐等，使秦国国富兵强，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九、大题怎么考——从真题中学习答题方法 本讲高考真题的考查可归纳为几种类型： 第一类，考查经济变化的原因和影响。典型如“春秋之前诸侯国边界模糊，春秋战国时期界限逐步清晰，原因是什么？”答案为“生产技术的进步”（铁器牛耕推广使大量荒地开垦，边界模糊的缓冲区被开发蚕食）。又如考查农业收益增加的影响——“促进了个体小农经济的形成”。这类题的逻辑是：工具—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形态，沿着唯物史观的因果链推导。 第二类，考查政治制度的变迁。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反映的历史趋势，各国变法运动的比较和评价。商鞅变法是考查的重中之重，需要从背景、内容、影响三个层次完整掌握，尤其要关注其与秦国统一之间的历史关联。 第三类，考查诸子百家思想的理解和辨析。常见的有：孔子“正而不谲”的批评反映了其维护西周礼制秩序的立场；孟子和荀子都强调“施政为民”的积极性；墨子与儒家在“乐”的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政治立场（代表群体）的不同而非简单的学术观点差异。这类题最关键的是准确把握每个学派的核心理念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或群体立场。 第四类，考查阶段特征的概括。如“春秋战国时期推动社会转型的源动力有哪些”，需要综合经济（铁器牛耕）、政治（土地私有制确立引起阶级关系变化）、思想（法家变革理论）、民心（人民渴望统一）等多个角度作答。 复习本讲时，建议在笔记本上整理“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表现”一个完整论述，涵盖土地制度、经济模式、经济政策、军事制度、户籍制度、选官制度六个方面的变化，这个框架可以应对绝大多数综合性大题。同时将儒、道、法、墨四家思想的区别整理为一张简明的对照页，反复辨析，直到能脱稿说出每个学派的核心主张和政治立场。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