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第二十一单元 20世纪下半叶世界的新变化
【复习导引】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硝烟尚未散尽,世界已悄然滑入另一种对抗。从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这既不是战争——两个超级大国从未在战场上直接交手;也不是和平——朝鲜半岛的热战、越南丛林的烽火、古巴导弹危机的核阴影,都证明这四十余年随时可能滑向毁灭的边缘。
冷战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世界格局的基本框架,但这一时期的深刻变化远不限于冷战。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普遍加强政府干预,借鉴了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经验,迎来了所谓“黄金时期”;70年代“滞胀”危机后又纷纷转向减少干预、更加倚重市场。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从一国扩展为横跨欧亚的阵营,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改革中探索发展道路,却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遭遇了剧变和解体;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与活力。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在战后达到高潮——殖民体系在短短数十年间土崩瓦解,九十多个国家获得独立,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力量登上了世界舞台。
本单元的核心线索是在冷战格局下三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新兴民族国家——各自的发展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高考命题重点集中在:冷战的内涵、过程及其对美苏两国内政和国际局势的影响;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阶段性调整及其影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成就与问题;新兴民族国家的经济建设及面临的挑战。理解这一时期,需要同时看到“冷战格局”与“各国自身变化”这两条线索,看到它们之间的交织与互动。
一、课标要求与命题方向
内容标准要求通过了解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变化,认识其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通过了解冷战时期的典型事件,认识冷战的基本特征,理解冷战的发生、发展与世界格局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复习要求具体化为三个方面:掌握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变化,认识其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掌握冷战形成的基本背景、发展过程,理解冷战的基本特征及其与世界格局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理解国际格局的变化与三类国家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近年命题看,本单元考查频率很高。冷战史侧重对冷战“既对抗又对话”复杂性的考查——柏林危机、美苏文化技术交流、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反复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史侧重“从干预到放松干预”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苏联改革史侧重苏联不同时期改革的比较;发展中国家的考查则多集中在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以及新兴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困境与探索。命题趋势是越来越注重“综合性”——不是孤立地考一个国家或一项政策,而是将冷战与各国发展结合起来分析。
二、时空框架与知识体系
(一)基本时间轴
战后四十余年以冷战的发展阶段为基本分期。
冷战初期和两极格局形成(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中期):1946年丘吉尔“铁幕演说”,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和马歇尔计划启动,苏联成立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提出“莫洛托夫计划”。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机,1949年北约成立、德国正式分裂,1955年华约成立,两极对峙格局正式形成。
冷战的发展与多极力量成长(50年代中至80年代末):1958—1961年第二次柏林危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使世界走到核战争边缘。50—70年代西欧和日本经济高速增长,1967年欧共体成立。1961年不结盟运动兴起,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多极化趋势开始出现。
两极格局瓦解与冷战结束(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改革,1989年东欧剧变,1990年两德统一,1991年华约解散、苏联解体,两极格局最终瓦解。
(二)宏观知识结构
这一时期的世界图景可以从三个主体来把握。
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战后二十年的“黄金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福利国家普遍建立、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但1973年石油危机后“滞胀”成为新的难题,凯恩斯主义被质疑,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政策在英美等国强势回归。与此同时,科技革命深入发展,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改变着生产和生活方式。
社会主义世界从战后一国扩展到多国,形成地跨欧亚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经历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三代领导人的改革,但始终未能突破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困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改革探索,却在80年代末的剧变中相继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模式曾在较长时期内被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标准样式,但其日益暴露的弊端也恰恰说明——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唯一正确的模式,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
第三世界在战后迅速崛起。亚非拉国家在政治独立后,面临的核心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摆脱对原宗主国的经济依附。它们在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等框架内联合自强,争取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但总体上仍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和弱势地位。
这三类国家并非各自独立运行。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上;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构成了冷战的主轴,而第三世界则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影响力的舞台。多极化趋势正是在这种交织与竞争中逐渐萌发。
三、核心概念深度解析
(一)冷战
冷战是理解战后四十余年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两个版本高中历史教材对冷战的定义有所不同——旧岳麓版定义为“泛指美苏之间除了直接交战即‘热战’以外一切敌对行动”,新统编版则界定为“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逐步形成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长期对峙与竞争状态”。新教材的表述更全面,因为冷战中不仅有对抗,也有缓和、妥协、对话、谈判甚至合作。
冷战的基本特征可以从多个侧面来把握。政治上,美苏各自通过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共产党情报局和经互会等工具与对方争夺势力范围。军事上,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长期对峙,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经济上,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体系,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以苏联为核心的分工合作体系。意识形态上,资本主义宣扬自由民主,社会主义号召世界革命,相互攻击对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
柏林危机最能说明冷战的复杂特性。1948年苏联切断西柏林水陆交通,美英则组织大规模空运维持西柏林运转,局势持续近一年。双方剑拔弩张却最终没有交火——既对抗又避免直接军事冲突,这正是冷战的典型逻辑。
冷战也有“非对抗”的一面。1958年美苏签订文化、技术和教育交流协议,互派学者——赴美的苏联学者90%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赴苏的美国学者90%是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在核武器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背景下,双方不得不在某些领域合作、交流、对话,以免冲突升级到不可控的程度。
(二)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
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要求援助“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希腊和土耳其”,公开宣布世界已经分裂为两个对立的营垒,美国将支持所有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这篇咨文宣示的政策主旨被称为“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对苏联发动冷战的标志。
同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提出欧洲复兴计划——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帮助其恢复经济、稳定社会、遏制共产主义扩张。马歇尔计划是杜鲁门主义在经济上的大规模运用,两者一脉相承:前者是政治宣言,后者是经济手段,共同目标是遏制苏联、巩固资本主义阵营。1946—1949年世界银行成立初期的贷款审批情况也反映了这一意图——大量贷款流向了法国、荷兰、丹麦等西欧国家,配合了马歇尔计划的实施。
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回应是提出“莫洛托夫计划”,后发展为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经济协作体系。欧洲在经济上正式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
(三)不结盟运动与第三世界
冷战发生后,一些新独立的国家不愿被卷入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中,希望保持中立,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61年,在南斯拉夫铁托、埃及纳赛尔和印度尼赫鲁等领导人的倡导下,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提出不结盟和非集团化原则,标志着不结盟运动正式兴起。
不结盟运动的创立有其思想前史。1955年万隆会议提出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开启了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新篇章;1956年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三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宣言,“反对把世界分为强有力的国家集团”,这为1961年不结盟运动的正式诞生奠定了政治基础。推动不结盟运动兴起和发展的深层动力,正如英国首相麦克米伦1960年所感叹的——“国家意识的觉醒”犹如“变迁之风”吹遍亚非大陆。
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是发展中国家以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标志。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独立国家加入,第三世界逐渐成为国际事务中不可忽视的力量。1964年主要由亚非拉国家组成的七十七国集团成立,在联合国框架内围绕裁军和国际安全等议题协调立场、共同发声,有力地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四)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
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策、社会结构和福利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调整,呈现出与战前明显不同的面貌。
经济上加强宏观调控。 20世纪50—70年代,各国普遍强化国家干预,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办法——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赤字财政、提供就业、建立福利制度,以调节社会总需求、稳定经济增长。1950年以后的二十年里,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持续保持高增长率,以往经济周期性剧烈波动的特点“大为改观”,这正是国家宏观调控初见成效的体现。干预不仅局限在国内——1945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48年缔结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逐步建立起以美国为中心的战后国际经济协调体系,使资本主义经济在体系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上运行。
70年代后转向减少干预。 1973年石油危机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滞胀”——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凯恩斯主义对此束手无策,各国不得不调整政策:英国撒切尔夫人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减少政府干预、大规模私有化;美国里根政府也转向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削减社会福利开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法国密特朗政府一度推行国有化措施以应对经济困境,未能扭转颓势反而加剧了经济恶化——这一例证恰恰说明当时的财政扩张政策已难以为继。
福利国家是战后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突出表现。各国构建起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社会服务支出,在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高福利也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社会福利开支增加的同时贫困状况并未明显缓解,这一“有增长而无相应改善”的困境在70年代之后日益凸显。
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第三产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上升,白领工人逐渐超过蓝领工人,中间阶层壮大。与此同时,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学生运动等此伏彼起,深刻影响着社会观念和政治议程。
科学技术的突破是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力。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特别是7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长时段的经济波动来看,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浪潮都推动了一波经济发展的新高峰。
如何认识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一方面,这些调整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经济发展,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还有相互适应和可能协调的一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调整“所触及的主要是统治的手段和方法,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改变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实现形式,而非其制度本质。
(五)苏联的改革与解体
苏联在战后经历了三代领导人的改革尝试,但都未能从根本上突破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赫鲁晓夫改革在政治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强调集体领导;经济上加大农业投入,将农产品义务交售制改为收购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注入了某些市场经济成分,在农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如航天)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其改革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框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对斯大林的评价也缺乏全面科学的分析。
勃列日涅夫时期推行“新经济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利用奖金等经济杠杆促进企业提高效益。改革只是对传统体制的修修补补,效果有限。到70年代中后期,苏联经济增速明显下滑——从1970年计划完成情况来看,钢、煤等重工业产品勉强接近计划目标,而消费品和农产品普遍未完成计划,苏联经济增长模式日益显露出“力不从心”的疲态。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个人专断、缺乏活力,社会矛盾丛生。
戈尔巴乔夫改革在经济改革成效甚微的情况下,骤然把改革重点转向政治领域——取消苏共领导地位,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党制,在意识形态上抛弃马克思主义指导。结果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潜伏已久的民族分离主义随之兴起。1990年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随后各加盟共和国相继脱离苏联,1991年12月苏联正式解体。
苏联改革的曲折历程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必须根据本国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能照搬任何一种模式。
(六)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殖民体系瓦解的加速器。战争严重削弱了老牌殖民帝国,亚非拉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印度在1947年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此后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相继摆脱殖民统治。1960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这一年就有17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1994年新南非诞生,标志着世界殖民体系彻底崩溃。1945至1991年间,全世界有九十多个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
独立后的新兴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但也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形成的单一经济结构难以在短期内根本改变,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的格局使得它们经常陷入贸易条件恶化的困境。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部分发展中国家联合自救的路径,但从1980—2000年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出口比重来看,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贸易始终有限,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仍然较强。
发展中国家为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进行了持续努力。七十七国集团在联合国框架内协调立场、共同争取权益,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出现反映了新兴独立国家联合应对不利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发展中国家还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墨西哥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转向贸易保护政策推动工业化,到50—70年代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墨西哥奇迹”,但80年代保护主义带来的低效率弊端充分暴露,说明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开放与保护之间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四、关键问题深入探讨
问题一:冷战格局与三类国家变化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
冷战是战后世界的宏观背景,但它不是僵硬不变的外壳。三类国家各自的变化不断影响着冷战格局,冷战格局的变化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三类国家。
冷战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是双向的。冷战的压力促使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西欧和日本经济,西方阵营内部的团结很大程度上是靠“共同的苏联威胁”来维系的。西欧在战后二十年的黄金繁荣,与美国在冷战框架下提供的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密不可分。但经济发展又催生了离心倾向——到60年代,西欧和日本经济崛起,不再甘愿完全听命于华盛顿,欧共体的成立和发展、日本大国主义思潮的抬头,都预示着西方阵营内部的多极化趋势。冷战塑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战后秩序,但资本主义各国自身的发展变化也在重塑着冷战格局。
冷战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样复杂。苏联在冷战中处于与美国对抗的一极,为扩充实力和影响力,苏联将大量资源投入军事和重工业,这是导致其经济结构畸形、农业轻工业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东欧卫星国在苏联压力下建立了与苏联高度相似的政治经济体制,缺乏独立探索发展道路的空间,这埋下了日后剧变的隐患。到80年代,苏联体制的弊端积重难返,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后果之一就是两极格局的终结。
第三世界的兴起是冷战格局中最具“变数”的因素。冷战使美苏两国都极力在亚非拉争夺影响,客观上为新兴国家获得援助、争取利益提供了一定的“选择空间”。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恰恰是利用了美苏对峙的结构性空间,在夹缝中开辟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不结盟运动的壮大,多极化趋势从萌芽发展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两极格局在发展中逐渐被淘空,最终在苏联解体时轰然崩塌。
问题二: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经历了怎样的调整?调整的原因是什么?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是“干预—滞胀—放松干预”,这种调整不是人为意志的随意选择,而是现实经济困境迫使下的摸索。
1930年代大危机的惨痛记忆、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示范效应、战后恢复重建的需要——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前二十年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道路。欧洲(法国最典型)广泛实行“指示性计划”,日本通产省强力引导产业发展方向,英国大规模推行国有化。这套办法在五六十年代确实奏效——西欧从1950年至1973年保持了年均约4.5%的增长,被认为是近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波动最小的一次繁荣期。
但到了70年代,石油危机引爆了“滞胀”难题。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不应同时发生,但现实却偏偏如此。继续扩大政府开支则通胀恶化,紧缩则经济衰退——传统的干预手段进退失据。货币主义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和供给学派乘势而起,撒切尔和里根率先在英美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削减社会福利、推行私有化、放松管制。法国密特朗政府在短暂尝试国有化扩张之后,也因经济进一步恶化而被迫改弦更张。到80年代后期,减少政府干预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政策取向。
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进行比较,从1929年大危机中政府束手无策,到二战后政府深度介入,再到滞胀危机后政府重新后退——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角色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一次“否定之否定”式的演变。每一次调整都不是对前一轮政策优越性的纯理论偏好,而是现实经济矛盾倒逼下的结果。
问题三:苏联模式的困境给我们什么启示?
苏联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形成了一个排斥市场调节、高度集中僵化、却缺乏自我纠错机制的制度形态。
表现之一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积重难返。 苏联1970年计划完成情况清晰地反映了这一问题——钢、煤等重工业指标大部分达标,而消费品和农产品几乎全部落空。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三十年间苏联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却始终未能建立起有效替代计划体制的市场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追赶式工业化阶段可以高效地调动资源,但一旦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经济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时,缺乏信息弹性和创新激励的制度就日益显现出内生性缺陷。
表现之二是政治体制僵化,缺乏民主和法治。 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人一党手中,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和社会监督,容易导致个人专断和决策失误。改革也因此缺乏制度化的推进框架——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改革想改就改、想停就停,政策缺乏连贯性和稳定性。
表现之三是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经济领域遭遇挫折后,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倾向迅速抬头,在没有形成任何制度性缓冲的状态下转入政治领域,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导致党和国家的分裂。
苏联模式的困境提供的启示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式,各国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不改革或者改向——两者都可能葬送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可以兼容——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关键是为谁服务、如何运用。
五、阶段特征总结
政治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形成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峙。冷战既是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也是两个超级大国势力范围的划分。在冷战中,第三世界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推动了国际关系从两极向多极发展。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经济上:资本主义国家战后普遍加强宏观调控,迎来了二十年左右的黄金增长期。70年代“滞胀”危机后转向减少干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实现了飞跃。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取得了一定的工业化成就,但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探索,但终未找到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努力探索发展道路,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仍面临着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
国际关系上:殖民体系在战后三十年间土崩瓦解,世界政治版图被根本重绘。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争夺,到多极化趋势的出现和发展,国际格局经历了一个从相对单一到日益多元复杂的演变过程。
思想文化上: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竞争、交流和碰撞,影响着各国的发展战略和社会心态。环境问题等全球性议题也促使人类开始形成超越国界的共同意识。
六、单元小结
1945到1991年,世界在冷战的阴影下经历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从雅尔塔体系到两极格局的兴衰,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到滞胀的困境,从苏联改革探索到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从殖民体系的崩溃到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这四十六年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密集变革期。
理解这一时期,需要把握一个关键概念——冷战的“悖论”。冷战是两种制度之间的对抗,但这种对抗并没有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反而在核均势下形成了一种脆弱的和平秩序。冷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对峙,但资本主义国家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实现了战后最稳定最繁荣的发展。冷战把世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但第三世界正是在这两个阵营的夹缝中开辟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中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从“一边倒”到中苏关系破裂再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苏联的悲剧性结局中可以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从国情出发、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真正发展社会主义。而中国道路的成功,正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历史新变化中最具影响力的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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