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单元 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 导学案--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八单元　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 【复习导引】 如果说中国古代史是一部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自我演进的历史，那么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强行拖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系。此后八十年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成为晚清史最精准的注脚——列强一次次用坚船利炮叩开国门，不平等条约如一道道绳索将中国捆入半殖民地的深渊；与此同时，从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到洋务派“自强求富”，再到维新派倡导君主立宪，中国人在屈辱中一步步摸索救亡之路。 本单元的核心线索是“冲击—反应”与“沉沦—上升”的交织。一方面是列强侵略不断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从“开始”到“进一步”再到“完全”沦入深渊；另一方面是中国人的抗争与探索从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从地主阶级的自救扩展为资产阶级的改革乃至革命。这两个面相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侧面——每一次沉沦的加深都激发了新一轮更深刻的救亡运动，每一次抗争的失败又为下一个阶段的探索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高考对这一单元的考查命题重点集中在：在列强侵华冲击下晚清中国社会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围绕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与特点，洋务运动的背景、内容及评价，维新变法运动的背景、内容和意义等议题。复习时要特别注意“中国社会各阶层如何回应西方冲击”这一核心命题——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地主阶级洋务派的自强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运动，它们各自提出了什么样的救亡方案，取得了哪些成效，又存在着怎样的根本性局限。此外，还需从东西方比较的视野出发，理解在同一时间节点上，为何中国始终难以突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困局。 一、课标要求与命题方向 内容标准有三个核心要求：认识列强侵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概述晚清时期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事迹，理解其性质和意义；认识社会各阶级为挽救危局所作的努力及存在的局限性。 命题重点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在列强侵华冲击下晚清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包括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社会心态、外交观念等方面；二是围绕向西方学习这条主线，考查洋务运动的背景、内容与评价，维新变法运动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从近年命题趋势来看，这一单元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重视对不平等条约具体条款的分析，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概念的实质和影响是常考点；二是将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中考查——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的扩张与中国社会的反应形成对照，这在近年全国卷和海南卷中多次出现；三是重视“长时段”的演变——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再到维新变法，救国主张的变化反映了认识的不断深化。 二、时空框架与知识体系 （一）基本时间轴 晚清八十年，以几个标志性战争和条约为节点，可以清晰地划分出历史递进的阶段。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1840—1860年）：1840—1842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开放五口通商、协定关税。1856—1860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外国公使进驻北京、长江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丧失更多领土和主权。此间，1851—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壁江山，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统治。 边疆危机与中法战争时期（1860—1890年代）：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洋务派推行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新政。与此同时，边疆危机接连不断——沙俄侵占伊犁，日本侵台并吞并琉球，中法战争（1883—1885年）后法国控制越南。 甲午战争与瓜分狂潮时期（1894—1900年）：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割台湾及辽东半岛。随后列强掀起瓜分狂潮，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空前加剧，激发维新变法运动——1898年百日维新昙花一现。 八国联军侵华时期（1900—1901年）：义和团运动在“扶清灭洋”口号下席卷华北，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宏观知识结构 晚清历史的两条主线交织并行：列强侵略的不断加深，以及中国人民的抗争与探索的不断升级。 从侵略的视角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要求从“打开市场”逐步升级为“资本输出”和“划分势力范围”，中国丧失的权益从沿海通商扩展到内河航运、从关税自主扩展到司法独立、从边疆领土扩展到腹地割让。《南京条约》打开了缺口，《马关条约》将侵略推进到资本输出阶段，《辛丑条约》则标志着列强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将中国完全控制。 从抗争与探索的视角看，地主阶级抵抗派（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农民阶级通过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表达反抗；地主阶级洋务派开展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试图以君主立宪挽救危亡——每一次探索都比此前更进一步，但也都在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下归于失败。 这两条线索交汇处，是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政治上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沦为被列强控制的不完全独立的国家，经济上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沦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附庸，思想上从天朝上国的封闭心态逐渐走向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态度。这也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内涵。 三、核心概念深度解析 （一）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事件，而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逻辑与中国传统闭关体系的必然碰撞。 英国发动战争的原因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经济动因是最根本的——工业革命完成后，英国迫切需要更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而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被英国资产阶级视为潜力无限的市场。贸易失衡是直接诱因——在正常的中英贸易中，英国长期处于入超地位，中国茶叶、丝绸、瓷器大量输往英国，而英国棉纺织品因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难以打开销路。为扭转这一局面，英国大量向中国走私鸦片——1820年代每年约四千箱，到1838年已激增至四万箱——白银大量外流，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839年，林则徐奉旨赴广东禁烟，虎门销烟成为中国反抗侵略的标志性事件，却被英国以“损害英国商人利益”为由用作发动战争的借口。从根本上看，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深层意图在于打开中国市场、掠夺廉价原料、建立自己的经济霸权——这一点从《南京条约》的条款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条款为后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树立了恶劣的先例。割让香港岛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赔款2100万银元加重了财政负担；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打破了清政府的贸易管控。更重要的是它所确立的若干“原则”：协定关税——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须由中英双方“秉公议定”，实际上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海关从此失去了保护本国经济的功能。领事裁判权——《南京条约》附件《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人在中国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审判，而由英国领事按英国法律处理，这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片面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规定，如果中国将来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英国可以“一体均沾”，但这种安排是不对等的，英国并不将同样的权利给予中国。最致命的是，此后其他列强纷纷援引此例，一旦有国家从中国攫取一项新特权，所有列强都可以自动享有——“一国所得，诸国安然享之”的局面，使中国的外交处境不断恶化。 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这两个概念在高考中反复出现，尤其需要准确理解其实质。清政府最初对领事裁判权的态度是“这些夷人应该获准管理自己”——并未意识到这意味着司法主权的丧失；协定关税则使中国海关沦为列强商品倾销的便利通道，深深嵌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不平等结构之中。 （二）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也是中国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 迅速发展的原因可以从内外两方面来看：列强侵略激化了本已尖锐的阶级矛盾——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支付赔款加重对农民的压榨，广西等地民不聊生；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获得启示，创立“拜上帝会”，以宗教形式组织和动员民众，宣称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人间天国”；《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赢得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支持。从军事策略上看，太平军从广西一路北上的战略选择也比较得当。 失败的原因同样深刻。最根本的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小生产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虽然在理论上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但实际上并未能够推行，真正实行的仍是“照旧交粮纳税”的传统政策。领导集团在定都天京后迅速腐化——洪秀全深居宫中，杨秀清和韦昌辉之间发生内讧，天京事变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太平天国无法摆脱封建制度和思想的束缚——他们反对清朝皇帝，却自己建立了另一个专制政权；他们倡导平等，却同样建立了森严的等级秩序。此外，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和外国雇佣军“洋枪队”（常胜军等）合力围剿——也是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历史意义不容小觑。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动摇了其在南方的统治根基，引起清朝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变化——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力量的坐大为此后半个世纪的地方势力膨胀埋下了伏笔。它也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第一份较为系统地提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案，主张发展工矿交通、采用雇佣劳动、准许民间资本自由经营，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进步方向。它还客观上刺激了洋务运动的产生——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切身感受到了西方武器的威力，由此推动了洋务派的“自强”事业。同时，1861年辛酉政变中慈禧将“不能尽心和议”列为肃顺等人的罪状，英国报纸随即表态“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首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和继任的赫德更是将海关收入直接解入清政府财政，帮助其渡过财政危机。中外反动势力正式勾结起来，太平天国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这是对其历史语境的重要补充。 （三）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至9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为挽救统治危机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其核心口号是“自强”“求富”。 主要举措涵盖多个领域：军事工业方面，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民用企业方面，创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多采用“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新式教育方面，设立京师同文馆等新式学堂，派遣幼童赴美留学；海军建设方面，建成了以北洋舰队为代表的新式海军，成为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 洋务运动的成效是明显的：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技术，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尝试；它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洋务运动中后期，少数“官督商办”企业发展为独立经营的商办企业，早期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由此诞生；它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列强的侵略，如左宗棠收复新疆、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与洋务运动积累的物质基础是分不开的。 洋务运动为何最终破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指导思想的局限——“中体西用”。洋务派的改革止步于引进西方军事和生产技术，而根本不愿触动封建政治制度本身。他们试图将西方技术的“用”嫁接到封建制度的“体”上，认为中国的纲常伦理是完美无缺的，只需要补充外国的船坚炮利即可。奕䜣力倡洋务却被骂为“鬼子六”，丁日昌被称为“丁鬼奴”，郭嵩焘出任驻英公使在一片冷嘲热讽中成行——洋务派与传统观念之间的冲突无处不在。《刘锡鸿与郭嵩焘对洋务运动的不同批判》一文更能说明问题：刘锡鸿主张整饬纲常伦理，批评洋务派只关注西方技术是舍本逐末；郭嵩焘则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技术，更要学习西方政教——他出使英国后亲身观察到的西方制度使他比同时代人看得更远。洋务派内部的这种分歧折射出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救国方略上的深刻困惑。 此外，洋务企业效率低下、管理腐败，严重依赖外国技术和管理人员，处处受制于外人，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困局。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不过应当注意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与洋务派创办新式企业有着相似的出发点——都包含对西方技术的学习、都旨在实现富国强兵，只是日本在制度层面突破得更彻底，两国现代化的分野也正由此展开。 （四）甲午中日战争与《马关条约》 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转折点。甲午一役，“老大的中国”竟然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对中国朝野的心理冲击远超此前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 日本发动战争的原因：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对市场和原料的需求急剧膨胀。明治政府制定了“大陆政策”，确定了吞并朝鲜和中国的台湾、进而向中国大陆扩张的基本国策。中法战争等事件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1894年，日本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的机会出兵朝鲜，蓄意挑起对华战争。 《马关条约》的内容较之此前的不平等条约有质的升级：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而赎回）、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这是首次割让中国腹心之地；赔款两亿两白银，加上赎辽费三千两，总共二亿三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长江上游的通商使外国势力从沿海深入内陆；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这是最关键的条款，它标志着列强对华经济侵略从商品输出阶段进入资本输出阶段。此后，列强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纷纷获得在华设厂的权利。 深远影响体现在多个维度：它进一步把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它刺激了列强的侵华野心，随即掀起瓜分狂潮——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大连，英国强租威海卫，法国强租广州湾；日本的快速崛起与中国的急速衰落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格局。在深重的灾难之中，甲午之殇也产生了“精神上的强击”——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救亡图存的紧迫感弥漫朝野，维新变法运动正是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走向高潮。 （五）戊戌维新运动 维新变法是中国近代第一次由资产阶级力量推动的政治改革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运动的背景是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甲午战败和瓜分狂潮使知识分子痛感亡国灭种就在眼前，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发出的“割地赔款，国将不国”的呼声正是这一心态的集中表达。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提供了直接的参照——一个亚洲小国通过变法迅速走上富强之路，给中国知识分子以强烈刺激。 维新派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将孔子塑造为“改制”的先驱，试图以“托古改制”的方式减少变法阻力——这一策略虽然用心良苦，却也说明维新派不敢公开与传统思想决裂的软弱性。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鼓动变法。维新派创办学堂和报刊——如万木草堂、《时务报》等——宣传维新思想。成立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联络和集结支持变法的力量。 百日维新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除旧布新的诏令多达上百道——废八股取士、设立京师大学堂、奖励实业、裁减冗衙门等等。然而，变法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变法仅维持了103天便告终结。 维新变法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思想的传播，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它冲击了旧式官僚体制，试图以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它标志着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层面推进到了“制度”层面。其局限性同样深刻：维新派缺乏社会基础和实际政治实力——他们主要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推行改革，缺乏广泛的群众动员；变法措施过于集中，一百多天颁布上百道诏书，脱离社会承受能力，造成过大阻力；组织松散，缺乏严密的政党组织；不敢根本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和专制政治体制。 （六）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是19世纪末中国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运动的背景是列强瓜分狂潮下民族危机的急剧加深。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山东民众的反洋教情绪迅速蔓延——传教士在中国享有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有些教会欺压百姓、包揽词讼的事件时有发生，民众与外国教会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从山东蔓延到直隶，进而进入京津。 “扶清灭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口号——它一方面表达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情绪，另一方面又将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与盲目排外混淆在一起，这反映了小生产者无法区分外国侵略者与外国先进事物的历史局限。慈禧太后一度采取“招抚”政策，试图利用义和团来制衡列强。1900年，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为名攻入北京，慈禧携光绪帝西逃，途中下令剿杀义和团。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义和团运动失败。义和团运动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倾向，展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它使列强认识到中国“民气尚存”，不可能被直接瓜分——此后列强更多采取“以华制华”的间接统治策略。但义和团也存在明显的盲目排外行为，无法阻止中国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 《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以关税、盐税作担保；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区，中国人不准居住，由各国派兵驻守；拆除大沽炮台及北京到天津海口的炮台，允许各国在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任何反帝组织。条约的影响是全面的——经济上，巨额赔款使清政府财政彻底破产，不得不在全国各省加征赋税，百姓负担空前沉重；政治上，列强通过驻兵权和控制关税权，使清政府彻底沦为“洋人的朝廷”；心理上，此前中国人面对列强还有某种“天朝上国”的虚幻自信，如今连这层外壳也被剥落了，亡国感与屈辱感弥漫于社会各阶层。 四、关键问题深入探讨 问题一：列强侵华呈现怎样的阶段性特征？ 晚清列强侵华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方式、内容与后果。 第一阶段是19世纪40至50年代，以两次鸦片战争为标志。特征主要是以战争打开中国大门、输出商品为主，辅以领土掠夺（俄国尤甚）。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包括割让边疆领土（香港岛）、赔款、开放沿海和少数长江中下游通商口岸、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这一阶段的后果是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侵犯，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第二阶段是19世纪90年代，以甲午中日战争为标志。特征从商品输出进入资本输出阶段——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设厂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标志。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包括割让腹心之地（台湾）、开放长江上游口岸、巨额赔款、允许投资设厂等。这一阶段将中国进一步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并直接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第三阶段是20世纪初，以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为标志。特征是“以华制华”——列强不再谋求直接瓜分中国（义和团运动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民气尚存），而是通过控制清政府来保障其在华利益。《辛丑条约》是主权丧失最严重、赔款数目最庞大的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把握这一分期，有助于理解晚清历史递进的节奏——每一次战争的失败都带来新一轮的权益丧失，每一次亡国危机都激发更深刻的救亡运动，中国社会就在这种“沉沦—抗争”的循环中艰难前行。 问题二：社会各阶级的救亡方案有何异同与局限？ 面对列强的冲击，晚清社会各阶级做出了各自的回应，但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 地主阶级抵抗派（林则徐、魏源等）最早“开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以抵抗西方侵略。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于打破了“天朝上国”的封闭心态，开启向西方学习的先河。但他们只看到了西方在军事技术上的“长”，未能认识到支撑这些技术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他们的主张尚未触及学习制度的层面。 农民阶级通过两次大规模运动表达了反抗。太平天国运动在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提出新社会经济政策方面超出了旧式农民起义的水平，《资政新篇》甚至包含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设想，但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提不出科学的革命纲领，也无法克服自身的封建化。义和团运动表达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情绪，但“扶清灭洋”的口号反映了农民阶级分不清外国侵略与外国先进事物的局限。 地主阶级洋务派将“师夷长技”发展为“中体西用”，开展了洋务运动。他们比抵抗派进了一步——不仅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还兴办民用企业、新式学堂和海军。但他们坚持“中体西用”——只学技术不改制度，试图将西方技术嫁接到封建制度的主体之上，终究只能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尝试。 资产阶级维新派更进一步，提出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主张——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在思想启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百日维新。但维新派自身力量弱小，缺乏群众基础，幻想依靠一个无实权的皇帝来实现变革，不敢根本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在守旧势力的反扑下迅速失败。 各阶级之所以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根本原因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性困境——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国内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只有在新的阶级力量和新的指导思想出现之后，中国的出路才会被重新打开。 问题三：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否具有必然性？ 鸦片战争中，清朝投入兵力一度超过十万，而英军最多时不足两万——以如此比例却以失败告终，这绝非偶然。道光帝在战争中的表现颇为典型：他起初主战、中间摇摆、最终求和，缺乏一以贯之的战略定力。前线统帅也屡次出现瞒报战绩的情况——厦门之战中，闽浙总督颜伯焘“虚报战功”，声称击沉英舰多艘，实际上英军损失微乎其微。这类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是清朝军事体制的全面落后。 从制度层面看，清朝的政治腐败和军事体制落后是失败的深层原因。从思想观念看，“天朝上国”的虚骄和对外部世界的一无所知也是重要因素。清政府在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时，对领事裁判权的危害懵懂无知——在他们的认知里这只是“夷人应该获准管理自己”，并未意识到司法主权的丧失意味着什么。这种无知本身就是失败的深层原因之一。从军事角度看，武器落后、战术陈旧、将领贪腐、士气低落。如果用一个更具本质性的表述来概括，那就是：鸦片战争的失败是旧的封建制度对抗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一个仍停留在中世纪水平的帝国，不可能战胜一个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近代资本主义强国。 五、阶段特征总结 晚清八十年，中国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性转变。 政治上：列强先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独立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为救亡图存，各阶级先后掀起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这些努力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经济上：在列强经济侵略的冲击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步瓦解。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经济工业化的进程，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洋务运动中后期出现的商办企业是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甲午战争后，列强纷纷在华设厂，清政府被迫放宽民间设厂限制，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由此诞生——前者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长，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后者人数虽少，却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革命的阶级。 对外关系上：传统的宗藩体系逐渐解体。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1885年中法战争后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1895年甲午战争后承认朝鲜“独立”——周边的朝贡国逐一脱离了中国。在对外交往中，近代外交观念开始传入——19世纪70年代，有地方督抚在上奏中提出应按照“万国公法”评断与日本的琉球争端，说明国际法意识正在萌芽。 思想文化上：从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再到维新派的变法思想，向西方学习的认识在不断深化。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三民主义，是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与此同时，近代报刊、新式学堂和翻译事业的出现，日益改变着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和思想世界。 六、单元小结 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是中华民族从古代走向近代的阵痛期。八十年的时间里，中国被迫敞开了闭关自守的大门，面对的是一个以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充满扩张性的西方世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深渊中越陷越深。但中国人没有停止反抗和平探索的脚步——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再到维新变法，改革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推进；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农民阶级掀起两次大规模的反抗浪潮；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破土而出，新的阶级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复习本单元，要始终扣住“冲击与反应”的框架——列强的每一次打击如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形态，而中国人又是如何在这样的打击下艰难地寻找出路。也要扣住“局限”这个关键词——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各自存在怎样的根本局限，为什么他们都不能领导中国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困境。理解这些问题，不仅要着眼于晚清本身，也要为下一单元“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做好铺垫。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