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单元 辽宋夏金元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发展 导学案--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六单元　辽宋夏金元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发展 【复习导引】 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到1368年元顺帝北遁、明朝建立，这四百五十余年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段极为独特的历史时期。与汉唐的大一统格局不同，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华大地上同时存在着多个由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辽、北宋、西夏、金、南宋、元，它们或并立对峙，或此消彼长，最终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新变化”是本单元的核心关键词。政治上，宋朝以“分权集权”的方式强化了中央集权，却也造成了“积贫积弱”的困局；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创造性地实行了“因俗而治”的双轨制度，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元朝的行省制度更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其影响延续至今。经济上，农业、手工业、商业全面发展，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纸币的出现、城市坊市界限的打破、海外贸易的繁荣，无不昭示着一个更具活力的经济形态正在形成。文化上，理学在回应佛道挑战中完成儒学的思辨化和哲学化转型，宋词、元曲、话本小说代表了文学向世俗化的重大转变，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三大发明基本成熟并向外传播，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本单元在高考中主要考查四个方面的内容：两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及影响、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与评价；辽夏金元的制度创新及其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宋元时期经济与社会的新变化以及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理学的兴起及其影响、宋元文艺科技的主要成就。以下围绕这些核心板块展开系统梳理。 一、课标要求与命题方向 内容标准要求从两个维度把握这一时期：一是通过了解两宋的政治和军事，认识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的新变化；二是通过了解辽夏金元诸政权的建立、发展和相关制度建设，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命题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两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与评价，以及辽夏金元的制度创新及其影响；其二是两宋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上的新现象、新特点，尤其是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与影响——这是重中之重，社会生活的变迁也时有涉及；其三是理学的兴起、特点及影响，宋元文艺科技的特点与成就也常被考查。 从近年命题趋势来看，这一单元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史考查比重极大，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繁荣、经济重心南移几乎年年都有题目涉及；二是重视少数民族政权的制度建设，南北面官制、猛安谋克制、行省制等都是高频考点；三是宋词的考查往往与社会生活变迁、市民阶层壮大联系起来，体现“文学反映时代”的命题思路。 二、时空框架与知识体系 （一）基本时间轴与政权演变 这一时期政权演变的基本线索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北宋与辽、西夏并立；金灭辽和北宋，与南宋对峙；蒙古兴起统一全国；元朝统一又迅速衰亡。 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后占据燕云十六州，成为北方强国。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与辽及后来崛起的西夏（1038年元昊建夏）形成并立之势。1114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建立金朝，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南宋（1127年赵构建）偏安江南，与金长期对峙。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政权。蒙古先后灭西辽、西夏、金，收服吐蕃，兼并大理，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国。元朝实行行省制度，疆域空前广阔，但因内部矛盾激化，1368年被朱元璋推翻。 （二）宏观知识结构 这一时期的整体特征可用“多元一体”来把握。多元，指政权多元、制度多元、文化多元——辽、宋、夏、金、元各有其政权形态和治理方式。一体，指在分立对峙之中，统一的因素也在不断积累：各政权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沿用了中原的制度与治理经验，经济上南北交流并未因政权对立而中断，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更加频繁，民族交融在冲突与交往中持续深化。最终，元朝完成了全国统一，并为明清的大一统格局奠定了基础。 理解这一时期，需要特别把握经济领域的新变化，这些变化在近年高考中占据了相当高的分值比重：农业方面，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复种制度在南方普及，占城稻的推广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棉花的种植从海南黎族地区扩展到内地，到元朝时在南方逐渐普及；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种植出现，茶户、蔗户等专门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农户是对传统自然经济的重要突破。手工业方面，制瓷技术发展到新的高峰，五大名窑各具特色，景德镇崛起为瓷都，元代更是烧制出成熟的青花瓷和釉里红；煤炭在金属冶炼中的大量使用颇具早期工业化的意味，东京居民已普遍使用煤作燃料，这在世界城市史上都是领先的。商业与城市方面，交子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元朝将其推广为全国通行的主币；坊市界限被打破，东京、临安、大都的繁华程度远超汉唐都城；海外贸易的规模也大大超过了前代。 社会层面的变化同样深刻：科举制的完善使门第观念进一步淡化，阶层流动增强了社会的活力；政府对百姓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农民可以相对自由地迁徙流动；地主与佃农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趋向于更为平等的契约关系。 三、核心概念深度解析 （一）宋初加强中央集权 建隆二年（961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向宰相赵普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炭，其故何也？”赵普的回答一针见血：“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这番话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历史教训——唐末以来藩镇割据、武将擅权的根源在于地方权力过重。宋初的集权措施正是围绕赵普提出的三项任务展开的。 削实权的举措包括两个层面。在地方，派文臣担任知州，设通判进行牵制——通判并非知州的下属，而是与知州共议政务、同署文书，有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力；节度使逐渐演变为虚衔，对地方军政不再有实际控制力；将全国划分为若干路，每路设安抚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四个机构，互不统属，各自向中央负责，从不同角度监控地方。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掌军事、三司（盐铁、度支、户部）掌财政、中书门下掌行政，分割宰相权力，使宰相不再能独揽军政财大权；增设台谏机构，加强对百官的监察。 制钱谷方面，在各路设转运使，将地方财政收入中除必要开支外的部分全部运送中央；三司统管中央财政，掌控各路上缴的钱谷。财政权被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地方失去了拥兵自重的经济基础。 收精兵方面，将地方精锐士兵编入禁军，集中驻扎于京师，定期轮换戍守各地，实现“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枢密院掌调兵权，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掌统兵权，调兵者不统兵，统兵者不调兵，相互制约。 这些措施贯穿的基本原则是“分权以集权”——将一个部门、一个职位的权力分割成若干份，使之相互牵制，谁也无法独大，最终将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同时，宋朝确立“崇文抑武”的治国方针，抑制武将，抬高文臣地位，“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千万，恢复幽蓟，逐出强蕃，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的社会心态深刻影响了有宋一代的政治走向。 评价宋初集权需要一分为二。从积极方面看，这些措施确实有效地防止了内部动乱，铲除了唐末以来武将擅权的割据土壤，巩固了国家统一和安定，使得有宋一代没有出现严重的藩镇割据和内乱。从消极方面看，正如朱熹所批评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制度设计过于精细繁琐，权力分割过于零碎，各部门互相牵制，谁也办不成大事，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助长了因循守旧、推诿扯皮的政治风气。庞大的官僚队伍和禁军编制也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成为“积贫积弱”的制度根源。 （二）辽夏金元的制度创新 南北面官制是辽朝最具特色的制度创造。辽朝将职官分为南北两套系统：北面官负责契丹等游牧民族事务，沿用契丹旧制，官员着胡服；南面官负责汉人为主的农耕民族事务，采用汉制，即便是胡人担任南面官也着汉服。皇帝和宫廷保持草原传统，四时迁徙，行营所在即为国家政治中心。这种“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灵活智慧——用不同的方式分别治理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既不强行将游牧民族纳入农耕制度，也不简单地将汉族编入部落体系。辽上京的城市布局也体现了这一思想：北面的皇城是皇帝和契丹贵族理政生活之地，内设官署、孔庙和佛寺；南面的汉城则是汉人、商人、使节的居住之所。这种制度创新使辽朝成功地将游牧区域与农耕区域整合在同一个政权架构之内。 金朝在沿袭唐宋制度的同时，保持了一套女真族自己的管理系统——猛安谋克。猛安意为千、千夫长，是部落单位；谋克意为百、百夫长，为氏族单位。金朝将女真民户按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编组，大批迁入中原，在汉族村落之间筑寨而居，平时耕作，战时选拔丁壮出征。这是一种“兵农合一、耕战一体”的社会组织方式，既保留了女真人的军事动员能力，又使其适应了中原的农耕生活。到金世宗时期（“大定之治”），猛安谋克制运行良好，金朝达到鼎盛。世宗之后，猛安谋克逐渐腐化，战斗力衰退，金朝也随之走向衰落。 行省制度是元朝对中国古代地方行政体制最重大的贡献。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为全国最高行政机关，并直辖大都及周边腹里地区；中书省派官员代表中央处理地方事务，逐渐演变为常设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称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辖区广阔、权力集中，统管一省的军政、民政、财政，提高了行政效率，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元代行省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在行政区划上采用了“犬牙交错”的原则，一改前代按照山川地理形势划分政区的做法。这种布局使得任何一个行省都无法依托地理屏障形成割据，“无险可守”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行省制是我国省制的开端，明清乃至今日的省级行政区划都沿袭了这一基本框架。行省的设立也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加强了边疆与中原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在行省之外还设置了行御史台负察行省，而且从制度上确实做到了不受行省节制——江淮行省曾企图让行御史台隶属行省管辖，经过名臣董文用据理力争，这一图谋最终被制止，行御史台在法令上被确确实不受行省控制，地方权力监督机制较之前代有显著改善。 此外，元朝还建立起遍布全国的驿道驿站系统，以大都为中心四通八达，“星罗棋布，脉络贯通”，不仅便利了政令的传达和物资的转运，也为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 （三）经济重心南移 经济重心南移是中国古代经济格局最重大的变迁之一，其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东晋南朝时期江南获得初步开发，隋唐时期北方经济仍占主导但南方逐渐追赶，到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 南移完成的标志性表现有：其一，北宋时期经济已经明显依赖南方，户口分布“南多北少”的格局定型，宋真宗时全国约有一千二百万户人口，其中江南和四川地区就占了近三分之二。其二，北宋南渡之后，随着大量北方人口涌入江南，南方的经济重心地位进一步巩固，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产粮区。其三，元朝时期南北经济地位的差距继续扩大，朝廷为解决大都的粮食供应问题，在隋唐大运河基础上截弯取直重开京杭大运河，并开辟了从江南到天津的海上漕运航线，每年从江南运往大都的粮食多达数百万石。 南移的主要原因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政治动乱是推力——每一次北方的战乱都导致大量人口和先进技术南迁，这是最直接、最有力的推动因素；南方自然条件优越——水热条件好，适宜作物生长，复种指数高，单位面积产量更大；技术进步是支撑——占城稻的推广、圩田技术的完善、稻麦两熟制的普及，都使南方的农业潜力得以充分释放。 经济重心南移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它改变了中国经济的空间格局，从此南方成为国家财政和粮食供应的主要来源地，“天下赋税，尽出江南”成为此后千年的常态；它推动了文化重心的同步南移——从科举状元的地域分布来看，北宋前期状元以北方人居多，南宋以后状元几乎清一色出自南方，河南与江苏两地状元人数的此消彼长是经济重心南移在文化上的直接反映；它强化了中央政权对南方的依赖，元明清三代的大运河漕运和海运都以“南粮北运”为核心功能。 （四）理学 理学是儒学应对佛道挑战、完成自身哲学化转型的产物，是宋元时期思想领域最重要的创新成果。 儒学为何需要复兴？ 危机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就外部而言，佛教和道教在魏晋至隋唐时期广泛传播，其精致的思辨哲学吸引了大量知识精英，“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感慨反映了儒学在思想竞争中处于下风的现实；就内部而言，汉唐以来的儒学主要集中在经书字句的注疏训诂上——章句之学日益繁琐僵化，缺乏对宇宙人生的根本性回答，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此外，唐末五代以来社会动荡、伦理失序，也迫切需要一种强有力的道德学说来重整人心。 儒学何以能够复兴？ 条件也有三个：其一，两宋“崇文抑武”的国策和印刷技术的普及为学术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二，经过数百年的碰撞与对话，儒释道三家已经有了深入的思想融合，儒学得以吸收佛教的思辨方法和道教的本体论思想来丰富自身；其三，程颢、程颐、朱熹等一批杰出思想家的持续努力，使儒学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哲学化转型。 理学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宇宙观上，理学家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先于万物而存在的精神本体——这就回应了佛道关于世界本原的追问，为儒家伦理提供了形而上的理论基础。人生观上，他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将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上升到“天理”的高度，认为遵循纲常就是遵循天理，放纵私欲就是违背天理，以此要求人们自觉遵守礼教规范。方法论上，程朱理学主张“格物致知”——通过深入探究事物来通晓先天之理；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则主张“心即理也”，认为理就在心中，“发明本心”或“致良知”即可，不必向外求索。朱熹曾批评心学过于“简易”，陆九渊则反批程朱的格物方法过于“支离”，这一争论本身就说明理学内部充满了思想张力。 理学的影响也需要辩证看待。从积极方面看，它构建起了具有高度思辨性的儒家思想理论体系，使儒学在与佛教和道教的长期竞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从南宋后期起，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官方哲学，此后七百年间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突出人的道德修养和人生价值，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集中体现了理学家的人格理想和担当精神。从消极方面看，理学以“天理”来维护专制统治秩序，以“灭人欲”来约束人的自然欲求，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产生了束缚个性、禁锢思想的不良影响。对此，戴震曾有过“以理杀人”的尖锐批判——当“理”被抬到无可置疑的绝对高度时，它本身就是一种压抑性的力量。 四、关键问题深入探讨 问题一：宋初集权为什么导致“积贫积弱”？ 宋初集权的设计初衷是防范内部动乱，从效果来看也确实做到了——有宋一代，没有出现汉末的军阀混战、唐末的藩镇割据和西晋的八王之乱。但“防弊”的思维走向了极端，就引发了新的问题。 “积贫” 的直接原因是庞大的财政开支。养兵数量庞大——宋朝实行募兵制，灾年招募饥民入伍以防民变，禁军规模从太祖时的不足二十万膨胀到仁宗时的一百二十余万；养官冗滥——科举取士数量比唐代大幅增加，恩荫入仕的人数也十分庞大，官僚衙门重叠、人浮于事；岁币支出——澶渊之盟后每年向辽朝缴纳岁币，庆历和议后向西夏缴纳岁赐，都是不小的财政负担。“冗兵、冗官、冗费”三冗叠加，使得国家财政捉襟见肘。 “积弱” 则源于军事体制的缺陷。枢密院调兵与三衙统兵的分离使得“兵不识将，将不知兵”，战时指挥权又由皇帝临时委派，各路将帅互相牵制，临阵难以协调配合，战斗力大打折扣。崇文抑武的方针降低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民谚反映了军人地位的低下，优秀人才不愿意从军，导致军队素质难以提高。募兵制下士兵以当兵为职业谋生，缺乏秦汉征兵制那种保家卫国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战斗意志相对薄弱。 问题二：王安石变法何以引发激烈争议？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也是高考的重要考点。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 变法的内容涉及多个领域：青苗法——官府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收获后归还，意在抑制高利贷、稳定农业生产；免役法（募役法）——百姓缴纳免役钱，官府以此雇人服役，使原来不承担差役的官户、寺观等也要出钱，意在均平负担；市易法——官府设市易司，在物资滞销时买进、短缺时卖出，打击富商囤积居奇；均输法——将各地应输送京师的物资就近转运贩卖，减少运输损耗；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按实际田亩征税，打击豪强隐田逃税；保甲法——将农户编组，农闲时训练武艺，战时入伍作战，意在恢复“兵农合一”体制。此外还有农田水利法、保马法、将兵法以及科举教育改革。 变法的成效是“富国”基本实现——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国库充实。但“强兵”效果不明显——保甲法、将兵法等军事改革推行时间短、阻力大，未能根本扭转北宋军队的战斗力。 变法的争议集中在几个方面：其一，青苗法本为惠民，但在执行中官员为追求政绩，强制农民借贷，甚至“抑配”（摊派），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变相的新税，百姓负担反而加重。其二，新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商人和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免役法要他们出钱，方田均税法要他们交出隐田，市易法断了大商人的财路，这些势力群起而攻之。其三，统治集团内部因变法分为新旧两党，党争从此愈演愈烈——元祐更化时旧党全面推翻新法，哲宗亲政后又恢复新法，终北宋一朝政局反反复复，严重消耗了政治元气。南宋史家甚至将北宋灭亡的根源追溯到王安石变法——但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北宋的衰亡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能归咎于某一次变法。 问题三：辽夏金元少数民族政权发挥了什么历史作用？ 在本单元的课标中，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一项明确要求。这一作用的分析可以从四个层面展开。 第一，推动国家由局部统一走向全国统一。 辽统一北方草原，金入主中原，蒙古建立元朝完成全国统一——每一次统一都在前一个政权的基础上有所扩大。特别是元朝，将蒙古草原、中原汉地、青藏高原、云南边疆整合在同一个政治框架之内，疆域之广阔“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清代中国的版图，其基本轮廓在元代已经奠定。 第二，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 辽的南北面官制、金的猛安谋克制、元的行省制度，都体现了少数民族统治者在面对“少治多”“牧治农”的治理困境时，不拘泥于成规、大胆创新的政治智慧。南北面官制的“因俗而治”原则影响深远——后来的清朝在治理蒙古、西藏、新疆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这种思路。行省制度更是影响至今，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从“分封—郡县”二元格局向更高层次的统一行政体制演进的标志性成果。 第三，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与管理。 辽朝对东北地区的开发、元朝在云南设立行省、在澎湖设巡检司、在西藏设置宣政院——这些举措大大加强了边疆地区与中原的联系，促进了边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此之前，云贵高原、青藏高原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相对松散，元代以后则被牢固地纳入中央行政体系之中。 第四，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女真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蒙古色目人散布各地、回回民族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打破了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不同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学习、逐渐接近。丘处机远赴西域觐见成吉思汗，以“敬天爱民”“不嗜杀人”的道理劝谏这位蒙古大汗，得到认同并“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这是中原思想文化对少数民族统治者产生深刻影响的生动例证。 问题四：宋元时期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这一时期经济和社会的全方位变化是近年高考命题的绝对重点，具体可以从农业、手工业、商业、社会结构四个维度来把握。 农业领域：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制的推广使南方复种指数大幅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长显著。占城稻从福建推广到江淮两浙乃至北方诸路，小麦也在政府的推动下在南方广泛种植，“四川田土，无不种麦”。棉花种植从边疆传入内地，元朝时在南方逐渐普及，棉纺织业的兴起对中国人的衣着习惯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出现固定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茶户、蔗户、果农户等专门从事某一类经济作物的生产，通过市场交换换取粮食，这已突破了传统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模式。 手工业领域：制瓷技术达到新的高度，五大名窑创造了中国瓷器美学的高峰，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元代的青花瓷和釉里红代表了中国瓷器从单色釉向彩瓷过渡的重要阶段。矿冶业大量使用煤作燃料，甚至“许民自采”，东京居民“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的记载在一个八百年后普遍使用煤炭的世界看来可能并不稀奇，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却是极为超前的。印刷业蓬勃发展，雕版印刷在宋代得到了极大规模的推广，国子监和民间书坊大量刻书，书籍的流通量大大增加，知识的传播成本显著降低。 商业与城市领域：交子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纸币，其产生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自然结果——四川地区铁钱笨重，不便大宗贸易，民间自发以“交子”代替铁钱流通，后来官府接手发行。元朝将纸币推行至全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纸币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大帝国。城市坊市界限被打破，“市”不再局限于官方划定、定时启闭的固定区域，商业活动可以沿街设铺、随处进行，城市的时间空间限制大大松弛。草市、市镇在乡村地区蓬勃发展，如太平州当涂县黄池镇，“商贾所聚，市井贸易，稍稍繁盛，州县官凡有需索，皆取办于一镇之内”。海外贸易规模远超唐代，广州、泉州、明州是三大外贸港口，泉州在元代更是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瓷器、丝织品远销亚非数十个国家。 社会结构领域：门第观念日趋淡化——科举制在宋代进一步完善，考试更加公平，“取士不问家世”，大量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宋代宰相中出身于无官背景家庭的比例远高于唐代。社会成员身份渐趋平等——奴婢的使用减少，租佃关系取代了人身依附关系，雇工与雇主之间变成契约关系，北宋四川井研县盐井中雇工“若对工作条件或待遇不满意，辄另谋高就”，说明雇工已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择业空间。政府对社会的控制适当放松——百姓可以相对自由地迁徙流动，不必被户籍严格绑定在一块土地上。 五、阶段特征总结 政治上：北宋结束五代十国分裂，与辽、西夏并立。女真建立金朝，灭辽和北宋，与南宋对峙。蒙古兴起，建立元朝，统一全国。北宋以“分权集权”的方式强化中央集权，却也造成了“三冗”积弊。辽、西夏、金等政权实行“因俗而治”的双轨制度，元朝创建行省制度，地方行政体制由此发生重大变革。各少数民族政权在制度建设、边疆开拓、民族交融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经济上：农业、手工业、商业全面发展，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占城稻的推广、复种制度的普及、棉花种植的扩大、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生产推动农业迈上新台阶。制瓷业成就辉煌，煤炭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手工业进步。交子的出现、城市坊市界限的打破、海外贸易的空前繁荣，标志着商品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基础的变化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门第观念淡化、社会流动增强、人身依附关系减弱、“四民”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具活力的时期。 民族关系上：这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最为广泛和深刻的时期之一。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甚至统一全国，各政权在冲突中共存，在交往中交融。少数民族统治者学习和采用中原制度，汉族民众也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胡汉之间的文化边界日益模糊。元朝时期，由于空前规模的统一和驿路网络的贯通，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回回民族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对外关系上：海外贸易繁荣，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全盛期。瓷器、丝织品大量出口，香料、珠宝等异域商品源源不断输入。指南针在12世纪末之前经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对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可·波罗行纪》记载了元朝的繁华景象，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 文化上：理学在回应佛道挑战中完成了儒学的哲学化转型，从南宋后期起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影响此后七百年。文学向世俗化方向发展——宋词取代唐诗成为代表性文体，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词人创造了宋词的辉煌；元曲“少引圣籍，多发天然”“雅俗共赏”，杂剧标志着中国古代戏曲的成熟；话本作为早期白话小说，直接开启了明清小说的繁荣。山水画、文人画注重主观情致与神韵，书法强调个性表达，体现了理学兴起背景下士大夫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科技领域，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三大发明基本成熟并向外传播，沈括著《梦溪笔谈》、郭守敬编《授时历》、王祯编《农书》代表了科学技术的综合成就。 六、单元小结 辽宋夏金元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在分裂中孕育统一、在变革中实现新发展”的历史时期。从北宋与辽、西夏的并立，到金与南宋的对峙，再到元朝的统一，表面上的政权更迭背后是经济重心的南移、民族融合的深化、制度创新的积累和文化形态的转型。宋朝留给后世的遗产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和精致的士大夫文化，辽夏金元留给后世的遗产是因俗而治的制度智慧和空前广阔的统一疆域。 复习本单元，要特别注意经济领域新变化的全面把握——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社会，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之间存在深刻的因果关联。例如，农业技术进步使粮食产量提高、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这些人进入手工业和商业领域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繁荣又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思想观念的更新。同时，也要重视少数民族政权的制度建设及其历史作用，跳脱出传统的“汉族中心”叙事，理解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多元互动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