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考点突破十二 人民解放战争 知识清单--2026届高三统编版历史二轮专题复习

核心考点突破十二：人民解放战争 【考情概览】 本专题是高考的稳定考点，近年全国卷及各省市卷均有考查，选择题与主观题并重。命题侧重三个维度：第一，抗战胜利后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重庆谈判、政协会议与内战全面爆发；第二，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决战再到渡江战役；第三，国民党政权败亡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的原因比较，尤其关注土地改革、城市接管、政权建设等深层因素。近年命题特别关注战争进程中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从解放区选举制度的演进到城市工作经验的总结，从后勤保障体系的建立到新区文化政策的审慎——要求学生能够透过军事进程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为建立新政权所做的系统性准备。 一、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一）两种命运的抉择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严峻抉择。经历了十四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建国、休养生息。中国共产党顺应这一愿望，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重庆谈判是战后国共两党最高层级的政治博弈。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为“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这些反响不是个人崇拜，而是时代情绪的折射——“国家重建成为国人共识”，经过十四年苦战，社会各阶层都期待和平与安定，毛泽东的重庆之行承载了民众对和平建国的热切期盼。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规定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中共代表王若飞、博古等人在会后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社会各界纷纷表示哀悼。有悼文指出：“他们的事业，就是中国人民大众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这份悼词表明当时社会各界企盼国家实现和平民主——遇难的不仅是中共和谈代表，更是和平建国的象征性人物，他们的牺牲激发了公众对破坏和平势力的警觉与反感。然而政协协议很快被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否决。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中共中央致电各军区负责人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中共中央向解放区军民发出的号召是“武装自卫”——此时的战略定位仍是自卫战争，目的是迫使蒋介石回到谈判桌前。从力争和平到被迫武装自卫，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赢得了来自中间力量和公众舆论的广泛同情。 （二）国共力量消长的深层因素 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在军事力量上占有明显优势，然而仅三年之后局势便彻底逆转。理解这一根本性变化，需要从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多维度入手。 在经济层面，全面内战爆发后国统区经济急剧恶化。1946年6月，国内资金呈现自北向南流动；1948年2月资金南流加剧；至10月，上海《正言报》报道“近周沪资金南流，约在五千至一亿金圆”，资金或在广州搜购黄金或套汇流向香港。资本以“脚”投票，用逃离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政府丧失信心。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决定禁止黄金买卖及国外币券在境内流通，严格管制物价——然而战时庞大的军费开支与不断萎缩的税收基础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任何管制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某知名绸布店长期经营稳定，1948年却陷入“虚盈实亏”的境地——动辄亿万的账面看似有盈余，但货物存量越来越少，实已“暗亏”，濒临破产。通货膨胀的恶化使正常的商业核算体系失效，账面利润只是纸面上的数字，实物资本的消耗无法通过等值的货币回流来补充。法币发行量从抗战胜利时的五千多亿元猛增至1948年的六百多万亿元——当货币失去了基本计价功能，以此为纽带的整个市场体系便面临瓦解，即便经营再精明的老字号也难逃厄运。 在政治层面，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政治改革。1943年，当抗战仍在进行之时，国民党以蒋介石名义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提出“中国之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此时抗战尚未结束，民族矛盾仍是主要矛盾，国民党就试图“独占抗战成果”——这种自我宣布为“唯一正确”的政治排他性，注定了其无法容纳多元政治力量的参与。到1946年11月，民主同盟发表书面谈话：政协会议“的确为解决国是开辟了一个明确而且光明的途径”，“不幸过去十个月中，许多次的团结、统一、和平的机会，都错过了”。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将自己彻底孤立于抗战后形成的各党派联合的政治格局之外。 在社会层面，国民党丧失民心最突出的表现是战后“接收”变“劫收”——接收大员在收复区以低价强制兑换伪币、清查逆产中大肆敛财，使收复区人民对国民党政权迅速失望。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以反饥饿反内战为中心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人民解放战争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到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反攻、战略决战和渡江战役四个阶段。 （一）粉碎国民党进攻（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凭借优势兵力先后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1946年7至10月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1947年3至6月又粉碎了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陕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山东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 （二）战略反攻（1947年6月至1948年秋） 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战略重镇武汉，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与军事战略转变相伴随的是解放区的土地改革。1947年夏，《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在解放区掀起土地改革运动。 这场改革的效果直接体现在前线。河北景县流传着歌谣：“吃八路，穿八路，住八路，为什么不去当八路。”南宫县的新兵说：“好日子是毛主席给的，不打老蒋是没心肝的。”肥乡县的农民说：“我得报恩，我老了，我送我儿子参军。”土地改革使亿万农民分得了土地，他们将保卫土地与拥护共产党统一为同一个行动：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一位农民用“报恩”二字来表达参军动机——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再只是农民的政治代表，而成了他们通过自己亲身受益来感念的“恩人”，从“主义认同”到“情感联结”，民心归向的深度达到了新的层次。广大农民在战役中一致表示：“反蒋、保田、保饭碗！”战士队列中回响着歌声：“翻了身，上前线，个个都是英雄汉。浩浩荡荡出山东，鲁苏豫皖都走遍。”土地改革将解放战争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淮海战役中超过五百万民工推着独轮车为解放军运送粮食弹药。 （三）战略决战与渡江战役（1948年秋至1949年4月）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连续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规模宏大，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一百五十余万人，基本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在战略决战推进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已在为工作重心的转变做系统性准备。194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对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予以肯定，同时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人口五万以上的占领城市逐一作出工作总结。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探索工作重心的转移——从农村包围城市到进城管理城市。同年11月，中共冀中区党委指出，此前“没有认识到城市工作的重要”，今后城市工作“就是贯彻政策，发展经济，加强城市建设与管理工作，认真的解决贫苦市民生活（问题）”。同一时期，中共中央原则通过《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但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解放区分歧较大，该文件最终未成为正式决定，代之以一系列细致且分门别类的具体指示。全国统一的刚性政策在各地执行中会产生水土不服的偏差，而因地制宜的方案又可能导致政令不统一——在这两难之间，1948年的中共选择了后者。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在接管大城市的过程中尤为关键。 1948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新区图书出版发行暂行办法》时批示：“书籍与报纸不同，暂时除没收国民党书店以外，可一概放任，遇有反动书籍可个别进行干涉，暂时不必普遍立条例。”在文化政策上采取审慎稳健的方针——立即进行全面思想管制会引发知识分子的恐慌和对立，以“最小干预”换取“最大信任”的策略，合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的需要。 1949年2月，毛泽东在一则电文中指示部队制印长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简明地图，发给营部以上各级机关，尽量使一切识字的连长、排长及战士都能阅看。解放不再是区域性的任务，而是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布局。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毛泽东提出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基本方针，明确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提出了革命胜利后党在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4月，北平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0日英国“紫石英”号军舰闯入长江人民解放军防线，双方发生激烈炮战。当时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道：“这个日子很有可能永垂史册……中共炮手轻蔑地把英国皇家海军搁到了一边，这一天标志着已经破产的中国旧政权终于被迫承认自己的无能。”外国军舰未经许可在中国内河横行的屈辱历史，从此终结。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的统治覆灭，中华民国时期结束。 三、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原因 （一）国民党败亡的多重原因 国民党大陆统治的迅速崩溃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在经济上，恶性通货膨胀使民生凋敝，民族工商业陷入绝境；在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政治改革；在军事上，军队厌战、指挥失误，而党内的派系倾轧——蒋桂之间明争暗斗、美援的使用各怀心思——更进一步削弱了整体战斗力；在社会基础上，丧失民心，既失去了城市资产阶级的信任，也失去了广大农村的社会控制力。 （二）中国共产党胜利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土地改革赢得了农民。 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实施，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他们将保卫土地与支持革命统一为同一个行动。这是人民解放战争能够以弱胜强最深厚的社会基础。 政权建设动员了群众。 抗战胜利后各解放区继续实行民主选举的各项原则和制度。陕甘宁边区1945年10月至1946年初进行了乡、县、边区三级普选，产生了170名边区参议员，包括共产党员61人、国民党员19人、救国会员1人、无党派人士89人。1945年9月，陕甘宁边区将乡参议会改为乡人民代表会议，此后又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或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1947年11月与土地改革运动相呼应，中共中央要求解放区政权自下而上地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从参议会制到人民代表会议制的转变不只是名称的改变，更反映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民族矛盾让位于阶级矛盾，政权基础从各抗日阶级阶层联合转向以工农为主体。1949年1月《东北解放区县村人民代表选举条例草案》规定，有反革命行为及民主政府缉办在案者等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6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明确把“赞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列为被选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首要条件。选举权资格的调整，意味着新政权通过法定程序划清了“人民”的界限——政权的参与者必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支持者。 毛泽东高度重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他在指导各地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实践中提出一系列带有方针、政策性的重要指导思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前身，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初期组织形式；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件大事，这个会议是团结各界人民的重要工具。从1949年8月至12月，毛泽东以中央或个人名义发出多份电报，督促各地尽快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报告开会情况。 后勤保障体系支撑了大规模战争。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加快建立各项后勤组织，部队后勤主要由各大战略区、野战军分别负责；加强卫勤力量建设，加快卫生干部培训。1946年11月中央军委指示，迫击炮弹等的原材料除尽可能生产外，还得依靠收集各种弹壳翻造子弹炮弹。中国共产党还通过战时支前的组织指挥与群众动员工作，提高了后勤保障的效率，造就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的鱼水情谊。解放战争时期的后勤保障与抗战时期有着结构性差异——抗战以游击战为主，各根据地军区分散经营，后勤精简便携；解放战争以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大兵团连续作战需要统一的物资调配和更正规的后勤体系。从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自给自足”式的后勤，到各大战略区后勤委员会统一调配弹药粮食，这种从分散到集中、从生产自救到专业保障的转变，是解放战争在技术和管理层面能够支撑大兵团作战的关键。 统一战线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础。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召开，张治中在会上说：从代表的构成分子来看，包括了全国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各界代表、各少数民族，“实在充分表现会议的民主精神，同时也象征着全国人民的空前团结”。这种协商式的民主政治从根本上区别于民初政党之间相互倾轧、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旧模式。从1913年梁启超所痛斥的政党“狠鸷卑劣之手段无所不至”，到1946年民主党派所呼吁的“团结、统一、和平”，再到1949年“全国人民的空前团结”——这条演变轨迹清晰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 以上是“人民解放战争”核心考点突破的复习文本。从重庆谈判的折冲樽俎到渡江战役的百万雄师，从土地改革的“保田保饭碗”到七届二中全会的“两个务必”，三年解放战争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彻底的社会动员和制度变革——其深层意义不仅在于推翻了旧政权，更在于创立了一套新的政治模式和社会关系。建议同学们复习时在掌握军事进程的基础上，重点理解“战争进程”与“制度建设”如何同步推进、“军事胜利”与“群众动员”如何相互支撑——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核心经验，是在持续高强度的战争环境下完成了从农村治理模式转向全国执政准备、从分散的农民军队转向正规化人民军队的双重转型，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最直接答案。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