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考点突破六 辽宋夏金元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发展 知识清单--2026届高三统编版历史二轮专题复习

核心考点突破六：辽宋夏金元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发展 【考情概览】 本专题是高考的高频考点，近三年全国卷及各省市卷每年均有考查，选择题与主观题并重。命题侧重四个维度：第一，两宋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新变化——这是考查密度最高的领域；第二，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过程及多维证据；第三，辽夏金元政权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第四，宋元时期的科技发明与文化成就。近年命题还特别关注社会阶层流动、门第观念淡化、市民生活丰富等社会史视角，以及从微观史料（人物个案、饮食变迁、田产纠纷）透视宏观历史的研究方法。 一、宋元时期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新变化 （一）两宋政治：集权、崇文与积弱 北宋建立后，为吸取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将跋扈的教训，推行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这些措施按照“削实权、制钱谷、收精兵”三条线展开。 削实权：在地方，以文臣担任知州，另设通判进行制约，节度使逐渐成为虚衔。在中央，设枢密院掌军政、三司掌财政、中书门下（由宰相与参知政事组成）掌行政，三者互不统属，各对皇帝负责。制钱谷：设诸路转运司统管地方财政，将地方财政收入大部分解送中央；设三司管理中央财政。收精兵：将地方精锐编入禁军，由中央直接控制，定期轮换驻守京城、边防重地和内地要冲，使“兵不识将，将不知兵”；以文臣掌枢密院，与统兵的“三衙”形成调兵权与统兵权的分离——枢密院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老弱及供劳役者组成厢兵留守地方。 这一整套制度设计的核心原则可以概括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对任何权力都设防制约。其积极效果是有效预防了内部动乱，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分裂局面。但其局限同样明显：权力分割过细导致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严重削弱地方实力和军队战斗力。宋徽宗宣和末年有节度使60人，其中亲王皇子26人、宗室11人、外戚10人——节度使几乎成了宗室贵戚的荣誉头衔而不再是实权军职，这固然反映了以宗室贵戚节制地方、对地方权力分配进行调整的策略，但也说明大量官员只享俸禄而不任实事，加剧了财政压力。 唐玄宗时曾在全国各州遍置太公庙祭祀武成王吕尚，规格等同于祭祀孔子的文宣王庙。到宋代，武成王庙仅在京师及个别地方保留，祭祀规格也低于文宣王庙。这一变化反映了宋代“崇文抑武”的基本方针——国家有意降低武臣祭祀的规格，从制度仪式上强化“以文制武”的政治导向。 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试图通过加强对农业、商业、军事等领域的管理和控制，实现富国强兵。富国确有成效——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增加了财政收入，熙宁年间国库积蓄可供二十年支出；强兵不明显——保甲法等军事改革效果有限。部分新法措施加重了人民负担，引起激烈争议，造成统治集团分裂。 关于王安石变法，不同时代的评价差异极大，是理解“历史认识的多元性”的典型案例。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司马光从反对派立场出发，在《涑水记闻》中批评青苗法“抑配苛敛”，将变法视为“与民争利”的乱政；南宋陆九渊从士大夫经世情怀角度，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称赞王安石“英特超迈”；北宋旧党掌权后将王安石定性为“权奸”写入《宋史》；近代梁启超为戊戌变法寻找本土思想资源，在《王荆公》中将青苗法类比西方税制，把王安石塑造成“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当代史学则既肯定其成效，也指出其操之过急、用人失当。历史评价总是随时代需求而变动，没有永恒不变的“定论”——这正是历史认识的魅力所在。 （二）经济变革：农业、工商业与重心南移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高峰。在农业方面，南方普及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制，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出现固定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是对自然经济的突破；棉花在宋朝内地开始种植，元朝推广后在南方逐渐普及。 在手工业方面，制瓷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宋朝出现以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为代表的特色瓷器；元代烧制出青花瓷和釉里红，瓷器成为中华文明的新的物质象征。燃料的改进推动了矿冶业发展——煤的开采量大幅增加，北宋都城东京的居民已普遍使用煤作燃料。印刷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造纸业同步繁荣。 在商业方面，基层市场蓬勃涌现；宋与辽夏金之间的榷场贸易活跃——宋朝调拨广州、泉州等港口收购的香药、犀象、苏木等热带物产到雄州榷场与辽朝交易，远洋舶来品在北方边境换取辽的马匹和皮毛，贸易网络跨越万里；货币需求量剧增，北宋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元朝更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作为主币发行；城市商业打破了唐代坊市分离的限制，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元大都和杭州尤为繁华。南宋临安饮食店不仅提供“就门供卖”、沿街叫卖熟食等服务，甚至可以点菜后送餐上门——这种便捷的饮食服务反映的是城市商业的高度发达和日常生活的灵活便利。 海外贸易的空前繁荣是宋元经济的重要特征。外贸税收成为国库重要财源；瓷器、丝织品等大量远销亚非；广州、泉州、明州是主要外贸港口。元代海外贸易继续发展——1284年元朝政府曾禁止权势之家从事海外贸易，但禁令收效甚微；1293年改为允许其“入蕃为贾”，只约束不法行为并照章抽税，此后权势之家出海贸易增多。这一政策调整说明：当海外贸易已成为不可遏制的经济趋势时，政府不得不在“堵”与“疏”之间选择后者。元人文献中，原本指称经由西夏贩来的中亚绿松石的“河西甸子”一词，也被用来指称直接从西亚商人处购得的波斯绿松石——称谓的混用背后，是元代欧亚大陆贸易渠道的多元和通畅。 经济重心南移是唐宋时期最为深远的经济发展趋势。从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描述的关中“量其富，什居其六”而楚越“地广人稀”，到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原百姓“尽投江湘”，再到宋代笔记中“庆历间人才彬彬……皆出于大江之南”，最后到元代“天下岁入粮数”中江浙行省一省即占全国约37%——人口、财富、人才、税收的重心在近一千年间持续南移。史家之所以能够得出“经济重心至宋元完成南移”的结论，靠的不是单一史料，而是人口统计、税收数据、人才分布等多维度证据的交叉印证——这正是史料实证方法的典型应用。 北宋政府清查田土占有量的力度远超前代，旨在掌握田亩实数以保障财政收入。但宋代主客户比例的变化显示：北宋宝元元年至元丰元年，部分地区的客户比率上升。客户即无地而租种他人土地的农户——客户比率上升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土地集中程度在加深。南宋初年战乱之后，“契券不明，州县既无所凭，故一时金多位高者咸得肆其所欲，而贫弱下户莫适赴诉，勉从驱使”——战乱打乱了原有的土地契约关系，权势之家趁机侵占土地，佃户失去契约保护沦为事实上的依附者。 （三）社会变迁：阶层流动与门第淡化 两宋时期社会结构方面最显著的变化，可以归纳为四个趋势。 门第观念淡化。“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成为社会风尚。科举制的发达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只是理想——山西忻州普通农家子弟田子茂“稍长则便能武事”，后赴京应试“天子临轩试之，中第一”，得以进入官僚体系，其生平就是科举开放性与社会流动性的生动缩影。宋代巨贾彭则爱好儒学，为儿子延师求学，郡从事为之记时称其为“贩夫”，彭氏子孙皆耻之；知州认为这是善事，遂删去“贩夫”二字。这一细节折射出微妙的社会观念变迁：商人已可以捐资兴学、结交士人，但在传统话语中仍被视为低贱——而地方官以行政方式抹去贬义标签，意味着官方的价值判断正在向新的社会现实靠拢。 身份趋于平等。贱民减少，雇佣奴婢取代世袭奴婢，契约农民取代部曲。雇工契是这一时期人身依附关系减弱的典型证据。 社会控制有所放松。土地买卖与典当基本不受限制，官府对百姓日常生活控制比前代更为松弛。与前代相比，宋代国家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在赋税征收和治安维持上，对民众私人生活领域的干预明显减少。 社会生活丰富。瓷器大量普及至普通家庭，东京居民普遍使用煤作燃料。话本、杂剧等市民文艺形式兴起，勾栏瓦舍成为城市生活的日常景观。北宋都城夜市可以听人说书——打破了汉唐以来“日中为市、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节奏。 然而，社会流动性增强的另一面是竞争加剧和保障缺失。正是在社会流动加剧的背景下，宋代一批理学家和士大夫提出重建宗族制度的主张——张载、程颐、朱熹等理学家从理论上倡建宗族，范仲淹建“义庄”积极强化宗族势力，欧阳修、司马光、苏辙等文臣也参与其事。科举虽然提供了上升通道，但成功者凤毛麟角；土地买卖虽然自由，但也意味着一个家庭可能在短短几代人就经历贫富的巨大起落。正是因为“贫富无定势”，士大夫们才试图通过重建宗族来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义庄为族中贫弱者提供基本生活支持，族塾为子弟提供教育机会，宗族在“社会流动”与“风险保障”之间充当了缓冲器。 与此同时，士人群体也在社会变迁中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南宋取士人数众多而官位有限，士人“十余年不成一任”，择业日益多元化——除了读书做官，还可以开馆讲学、做胥吏、做塾师，乃至将“医卜、星相、农圃、商贾、伎术”都视为“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明代士人退休后则多在乡村聚徒讲学、酌礼俗之宜定丧祭诸议、赈灾救济、上书建议修预备仓行常平法。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在乡村社会中承担了文化和道德教化的功能，成为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重要中介——这种从“仕宦导向”向“乡土导向”的延伸，使士大夫群体在中华文明的结构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四）文化繁荣：理学、文艺与科技创新 理学是宋元时期最具深远影响的思想文化事件。程颢、程颐和朱熹吸收佛道思想的精粹，提出“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这是一种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程颐认为“格物致知”是遍格天下之物以穷其理；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系统完善了理学的经典基础。理学家读经治史时特别强调道德教化——历史不仅是事实的记录，更是进行道德教化的载体。理学实现了儒学的哲理化、思辨化和大众化，强化了道德教化功能，深刻影响了此后近千年的中国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学术风气并非一成不变。陆游指出，唐及北宋初年“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但庆历以后风气大变——“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乃至“毁《周礼》、疑《孟子》”，“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从不敢议论传注到敢于怀疑经典，这种批判思维的活跃意味着思想领域的开放性和创造力在增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唐宋之际佛道思想的冲击使儒经的绝对权威发生了动摇；科举制度的改革使学者不再完全依赖注疏之学；印刷术的普及使更多人能够直接研读经典原文而对注疏有了独立的判断力。这种敢于怀疑的学风为后世思想创新准备了文化土壤，其意义不亚于具体的学术成果本身。 文学艺术在宋元时期展现出“雅俗共赏”的特征。宋词从士大夫的案头走向市井传唱，柳永“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苏轼开创“大江东去”的豪放气象，李清照则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将个体生命体验融入词章。元曲和元杂剧进一步发展，关汉卿《窦娥冤》以市民妇女为主角，王实甫《西厢记》打破传统礼教的束缚。在书法绘画领域，文人意趣成为主流——苏轼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超越形似的艺术境界；米芾以水墨点染创造山水新格。 科技发明方面，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三大发明在宋元时期完成并外传。雕版印刷日益兴盛，工匠可以雕刻出更趋精美的花纹图案，甚至利用雕花木板印制花布的夹缬法成为最时兴的印花技术，雕版印刷从业者中分化出一批专门从事雕造花板的工匠——一项技术的成熟催生了新的职业分工。元代郭守敬编订《授时历》，测定一年为365.2425日，与近代观测值相差仅26秒。沈括著《梦溪笔谈》，内容涉及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药和工程技术等广泛领域，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五）宋元饮食变迁：一部微缩的交往史 饮食是一个时代社会生活最直观的缩影。从北宋到元代，中国人的餐桌持续扩容。 北宋时期，北方人以粟麦为主食，“南人罕作面饵”。京师开封既有北食，又有南食、川饭店，“以备南人不服北食者”。起初京师人“未尝食蚬蛤”“以为珍馔”，但后来“士人稍稍食之，蚬蛤亦随而增盛”。南宋时期，北方流寓之人遍布南方，南方大量种植小麦，规模“不减淮北”；“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在临安的食店，“多是效学京师人”——连口味都追慕故都。南宋德寿宫遗址出土了长途贩运而来的海鲜遗存，说明临安的宫廷饮食已打通了海陆运输线。 到了元代，饮食文化进一步扩容。“西域之仕于中朝，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者众矣”。当时的生活百科书籍既存录了中原和江南的食物——水滑面、馄饨、馒头、烧饼；又有女真食品——挞不剌鸭子、女真肉羊糜；还有高丽粟糕、回回酸汤、回回卷煎饼。饮食口味“无此疆彼界”之分，汉人的面食、女真的肉食、高丽的糕点、回回的羹汤同列一桌——饮食文化的交融是民族交往在日常生活层面的最生动注脚。 二、辽夏金元政权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 辽夏金元四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都城、制度和文化三个维度来把握。 都城的发展与叠加是理解这一历史进程的独特视角。以今北京为例：唐朝时称幽州，是中原与东北、北方草原的交通枢纽，也是军事重镇。辽代称南京（燕京），成为辽五京之一——辽帝在此举行册礼、设行营；设三司使司掌燕蓟涿诸州钱帛；设都元帅府“杂掌蕃汉兵”；实行科举、设置太学。城中“领燕中职事者，虽胡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户口安堵，人物繁庶”，“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辽南京实际上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共处、蕃汉文化并存的国际化都市。金元以降，这座城市逐步从区域政治中心发展为统一王朝的国都——金代在此建中都，元明清三代建都于此。辽南京的积累为这一上升轨迹准备了条件，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的传承链条，清晰展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脉络。 制度建设方面，辽朝实行南北面官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西夏和金朝吸收中原制度建立官僚体系；元朝在地方推行行省制度，中书省直辖“腹里”地区，其他地方分设行中书省管理，这一制度被明清继承并进一步完善。元朝修纂《大元大一统志》时，由各行省提供所辖郡邑的图志及沿革资料，并利用了西域地图，引进了阿拉伯地图制图法——多元文化融合的制度化成果在此可见一斑。 民族交融方面，辽夏金元时期各民族之间在战争与和平交替中深度互动。金世宗将契丹猛安谋克分隶女真猛安谋克，迁徙契丹人到上京等路“与女真人相与婚姻”——以行政手段推动血缘融合，政策意图是促成契丹融入女真。元代民族杂居现象普遍——不同民族的家庭组合见诸史料，这是民族交融在血缘层面的确凿证据。南宋在邕州设买马司专门负责从大理等地区买马，以银钱、盐和丝织品进行交换——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民族交往最稳定的纽带。 在史学观念上，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面对多政权并存时期，认为政权“无论华夷大小强弱，须同等对待，不能独尊一国为正统”——这种打破“正统”“僭伪”二分的视野，本身就是民族交融长期发展在史学思想上的反映。 三、备考策略 （一）把握两宋制度设计的“防弊”逻辑 理解北宋集权措施的核心线索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将兵权从地方收归中央，将相权一分为三，将政务严格程序化，一切围绕一个目标：防止任何力量挑战皇权。理解了这一逻辑，就能将表面上分散的“削实权”“制钱谷”“收精兵”三大措施统一起来，也能理解其积极效果（防止内乱）和消极后果（积贫积弱）。 （二）多维度把握经济重心南移 经济重心完成南移不是单一证据可以支撑的结论。复习时须掌握四类证据：人口分布（户口南多北少）、财富分布（苏湖熟天下足）、财政收入（天下岁入粮数南方远超北方）、人才分布（科举取士南方籍占比持续上升）。每种证据的典型史料及其形成年代都要心中有数。 （三）理解社会结构“变”与“未变”的辩证关系 宋代社会流动性增强、门第观念淡化是客观事实，但不应过度拔高为“现代性萌芽”。科举制虽然开放，取士人数大幅增加，但真正能金榜题名的只是少数；土地虽然可以自由买卖，但贫富分化反而加剧；理学倡导的宗族建设，正是对社会流动性加剧的稳定化回应。要辩证看待这一时期的“新变化”，避免简单套用“进步—落后”的二元框架。 （四）以“交融化”视角理解辽夏金元 少数民族政权不是中原王朝的对立面，而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共同缔造者。理解其贡献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制度建设（双轨制、行省制）、边疆开发（将边疆地区纳入有效管辖体系）、民族交融（战争、贸易、通婚、文化交流）。辽南京到元大都的都城叠加历史，是理解这一命题的典型案例。 （五）关注近年新题型 历史创意产品设计题和历史认识多元性分析题是近年高考的新型题型。前者要求学生将历史元素融入日常生活用品，考查的是历史理解力与创造力的结合；后者要求学生从不同时代立场理解对同一人物或事件的多元评价，考查的是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辩证关系的把握。复习时应有意识地积累典型案例，如王安石评价、长城评价等。 以上是“辽宋夏金元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发展”核心考点突破的复习文本。这是一个“变”与“融”的时代：政治格局从统一到对峙再到更大范围的统一，经济重心完成了千年南移，社会阶层在流动中重塑，儒释道在交锋中趋于融合，各民族在冲突与交往中共同缔造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理解这个时代，既要看到制度创新与社会活力的勃发，也要看到积贫积弱与民生困顿的现实；既要把握经济南移的宏观趋势，也要关注宗族重建的微观机制。建议同学们复习时在掌握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特别注意多元史料的分析与综合，多维度地看待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