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届高考写作素材：一周时文素材(4.20-4.26)

“中国式安全”打破“低信任社会”的西方偏见 （来源：澎湃新闻评论 2026年4月20日） “中国式安全”在海外平台上大热，我们可以借助外部视角审视自身，破除妄自菲薄，坚定对中国社会治理与信用建设的信心。 一位英国博主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在云南昆明夜间出行的感受，道路干净整洁。 近期，“中国式安全”成为海外网络平台上的热搜词，得到众多外国博主的主动传播，也成为中国的社会安全、社会信用的鲜明注脚。 斗转星移，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非凡成就，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更多认可与钦佩，中国的社会建设也一次次打破西方偏见的滤镜——曾经，个别西方学者笔下所谓中国是“低信任社会”的论断，早已不攻自破。 中国式安全，惊艳世界 近段时间，“快递放门口不会丢”“凌晨3点敢独自撸串”“书包留在咖啡馆无人触碰”……这些在中国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却在海外社交媒体掀起强烈“羡慕风暴”，形成现象级传播。 “中国式安全感”给许多西方游客带来了颠覆性体验。在不少西方国家，深夜街头往往意味着危险与混乱，独行女性更是时刻提心吊胆；而在中国，一线城市商圈的便利店，或者是小城的街巷夜市，灯火通明、行人从容。一位英国博主在昆明感慨，夜晚街道干净整洁、热闹有序，完全看不到流浪汉与暴力隐患；西班牙一女游客直言，深夜11点能无所畏惧地独行街头，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是在很多国家想都不敢想的场景。 警民关系的“反差”，也引发了热烈讨论。一段河南安阳汤阴孩子坐在警车车顶观看社火的视频，让美国网友连连追问“这是真的吗”，他们难以理解这种充满温情的警民关系。 更让他们震撼的，是社会信任带来的“不设防自由”。快递包裹堆在路边、外卖放在家门口、物品留在公共场所，都能安然无恙。加拿大博主直呼这种场景“不可思议”，坦言在加拿大、美国根本不可能发生，物品转眼就会不翼而飞；一位定居中国的英国男子坦言，是中国让他重新学会信任，彻底抛弃“时刻紧盯私人物品”的生存准则，这份无需防备的安心，在西方社会无比稀缺。 美国盖洛普《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法律与秩序指数远超西方大国；《平安中国蓝皮书》显示，202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达98.2%，刑事案件数量为本世纪以来最低，中国也是全球命案发案率、刑事犯罪率、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 看似寻常，实则珍贵。深夜出行的从容、陌生人之间的善意、“不用担心丢东西”的坦然、人民警察的可靠守护，让“中国式安全感”悄然成为一张生动立体的国家形象名片。 不经意间，我们会发现，中国社会的安全程度实现了质的提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也有了显著跃升。网上常被调侃的大学生“清澈眼神”，更像是年轻一代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坦然接纳，对人与人之间良性互动的默认相信；固然，少了一分对陌生人套路的“警惕”，却多了对公共秩序的充分信赖。 因此，时常能看到大学生“特种兵旅行”时，将行李箱“寄存”在派出所门口（虽不提倡，却也体现出普通民众对人民公安的充分信任）；在装有监控的公共场所，外卖、快递基本不用担心被人偷拿；“有事找警察”，遇到冲突、威胁总相信有说理的地方。 一个年轻女孩可以只拿一部手机，就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路上通过12306购票、网约车出行、小程序订门票，在线订酒店、找餐厅、查攻略……大体上能保障一路上的安全、顺利。表面上是各种大厂APP的“加持”，本质上是中国基础设施成熟、社会安全稳定带来的制度红利、安全感兜底。 “中国式安全”在海外平台上大热，我们可以借助外部视角审视自身，破除妄自菲薄，坚定对中国社会治理与信用建设的信心。 中国人低信用？西方偏见根深蒂固 说走就走的旅行、深夜街头漫步、物品随处安放的日常，与西方社会长期宣扬的“中国人诚信缺失”刻板印象形成鲜明反差。 西方的这类偏见，可谓根深蒂固、由来已久。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说：中国特殊信任度高、普遍信任度极低，原因在于儒家伦理只讲亲疏远近、不讲普遍规则，缺乏面向陌生人的商业信用伦理。“中国人彼此间典型的不信任已为所有观察者所证实，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纯粹个人关系之上，缺乏面向陌生人的普遍主义商业信用伦理。” 韦伯这一观点影响深远。1995年，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是“低信任社会”的刻板印象。他提出：中国是典型的低信任文化社会，奉行强家族主义、实行诸子均分制、对外人极度不信任，由此导致社会资本薄弱、中间组织缺失。中国人只讲人情、不讲规则，契约精神薄弱、交易成本极高。 此后，“中国人不讲诚信”的偏见被不断刻意放大、反复炒作，他们无视中国数十年来融入全球规则体系、推进诚信建设的历史性突破。 一位西班牙女游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中国之行：“晚上11点多，一个女人在街上无所畏惧地独自行走，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2019年，密歇根大学学者开展“全球公民诚信度”调查，在40个国家355座城市投放上万只“遗失钱包”，仅以邮件回复率作为诚信评判标准，最终中国以27.4%的回复率位列倒数，被西方学界借机宣称“中国人诚信度全球最低”。而浙江大学团队2023年的重复实验证实，该研究存在严重文化偏差，忽视了微信、电话、现场归还等中国主流归还方式，重现实验结果显示，中国钱包实际归还率高达77.8%，位居全球前列。 一项世界价值观调查（WVS，1995—2020）同样被片面解读。该调查询问“大多数人是否可信任”，中国民众正面回应比例约30%—35%，低于部分西方国家，便被解读为“社会普遍缺乏信任、诚信基础薄弱”。事实上，问卷表述存在明显文化歧义：中国人语境中的“大多数人”特指陌生人，而西方受访者的回答包含亲友熟人。 从韦伯对中国信任结构的解读，到福山对“低信任社会”的定性，再到当代部分学术研究的偏见，西方对中国“诚信缺失”的刻板印象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而现在，中国社会安全感持续攀升，社会信任也在跃升，从“安全夜跑”到一定程度上的“路不拾遗”，正以无可辩驳的坚实成就，彻底摘掉了西方刻板印象中的“低信用” 偏见标签。 诚信中国，重塑安全基底 社会安全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安全是诚信的结果，诚信是安全的前提。中国诚信建设久久为功，从制度、数据、奖惩、文化等多个维度全面发力，推动中国安全、中国信用实现质的飞跃。 ——诚信建设顶层设计持续完善。 2014 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密集出台 11 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纲领性文件，特别是，2025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构建起覆盖全民、贯穿全领域的信用建设框架。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归集1.8亿经营主体、超807亿条信用信息，“信用中国”网站日查询量突破2亿次，国家金融征信系统收录11.6亿自然人信贷信息，诚信建设从道德倡导转变为刚性制度约束与全民自觉遵循。无人超市、无人菜摊、快递驿站的“零丢失”，成为社会诚信提升的生动写照。 ——安全兜底为诚信筑牢根基。 中国坚持警力下沉、基层强基、科技安防，织密全天候、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网，为社会诚信提供坚实秩序保障。全国县级公安机关派出所警力占比超40%，21个省份实现“一村（格）一警”全覆盖，使得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技术层面，“天网、地网、人网”深度融合，“雪亮工程”“智慧安防小区”覆盖率达95%，视频监控、智能门禁、无人机巡防24小时值守。这也是中国人“不怕丢东西、东西丢了找监控、遇到麻烦找警察”的软硬件底气所在。 ——数字技术让信任可量化、可变现。 数字信用体系成为打破传统“差序信任”、构建陌生人普遍信任的核心引擎。以芝麻信用为代表的商业信用体系，通过大数据为每个人打造“数字诚信身份证”，构建全场景信用生态。一场“免押金革命”悄然兴起，彻底颠覆“先押后用”的传统模式。一系列信用制度安排，引导人们珍视自身信用记录，守契约、讲诚信、守秩序，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信用记录明晰、奖惩机制分明、诚信文化浸润，全面提升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安全底线守护让陌生人敢于互信，诚信体系建设让全社会愿意守信，数字技术创新让信任得以量化，三者形成良性循环，彻底改写了中国社会的信任格局。 中国式安全与中国式信任互为表里，人与人之间信任的提升，必然会上升为民众对社会前途、对政府的坚定信任。如今中国已跻身全球最安全国家之列，《2025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也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持续领跑全球，对未来发展的乐观程度同样位居世界前列。 西方博主主动打破偏见与滤镜，亲身体验中国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是实事求是、水到渠成。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个别地方治安水平与人民群众更高标准的期待仍有差距，治理体系仍需在精细化上持续精进、提升，“平安中国”建设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我们不该有妄自菲薄的自卑，也需有实事求是的自信。 小学生拒“借”车遭9人施暴，法律如何回应“年龄绝非护身符” (来源:红星评论2026年4月20日) 惩治低龄暴力，不能指望一方单打独斗，学校、家庭、司法哪一方都不能当甩手掌柜。 据极目新闻报道，3月21日，银川的小学生小泽（化名）因拒绝“借”出三轮车，遭多名中小学生持续殴打、辱骂并拍视频，多名施暴者还进入小泽家中翻找财物。小泽母亲李女士表示，家长报案后，经警方调查，锁定违法行为人9人。9名施暴者来自当地不同的小学和中学。其中，8人未满14周岁，警方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1人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警方作出行政拘留12日的行政处罚，但不送拘留所执行拘留。 对校园欺凌当“零容忍”，但此事中，相关方的应对似乎有些暧昧。比如，李女士提到，事后她前往当地教育局求助时，得到答复称小泽被殴打一事发生在校外，“与他们（学校和教育局）无关”；小泽所在小学安排了心理辅导、家访。但李女士认为，孩子情况并未好转甚至更糟，家访也只是试探家长对此事的态度，并未提出具体解决方案。 目前暂无涉事学校、教育局等相关方面的进一步回应，但此事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小泽班主任所称，小泽被殴打一事尚未处理完毕。惩治低龄暴力，不能指望一方单打独斗，学校、家庭、司法哪一方都不能当甩手掌柜。 孩子之间正常游戏玩闹，偶尔擦伤磕碰不是问题，小泽家长发现孩子脸肿手破起初并未深究，但殊不知这是施暴者的“策略”，“打人时施暴者互相提醒躲避监控，不要打胳膊和腿，容易被发现”。直至有人将小泽被打的视频转发到当地的微信群，视频显示多人对小泽拳打脚踢，一旁另有人大笑并拍视频，其中一人要求小泽看镜头并向他头部吐痰。李女士当即报案，但她不敢仔细看施暴视频，气得吃救心丸。这提醒了家长，对孩子受伤不可掉以轻心，要弄清每次受伤的缘由，发现任何暴力欺凌迹象，都要及时挺身讨公道，为孩子撑腰。 但“为母则刚”外，这些肆意施暴的未成年人该承担何种责任？根据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或一年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有网友疑惑，此案中已满14周岁的陈某为何不执行拘留？警方需给出权威调查支撑，释明陈某在整个施暴事件中的行为是否构成“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等。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4条规定，对不予处罚或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依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 据小泽母亲称，至今都没有施暴学生及其家长出面道歉。这意味着承认错误的第一步都没有迈出去，难怪网友质疑此案的管教、教育成效。不予行政处罚、不送拘留所、不道歉，施暴者几乎零代价，法律的牙齿何在？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拦路“借”车施暴之外，几名学生还逼迫小泽打开家门，到他家里翻找。李女士事后清点发现家中有财物丢失，她以家中遭入室抢劫为由再次报案，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通盘来看，此事已绝非少年无知与冲动作祟那么简单。涉事多名中小学生肆意妄为，全然不顾后果地实施暴力甚至胁迫入室，不由得让人追问：他们对暴力的认知从何而来？他们的行为边界为何如此模糊？他们的监护人又在哪里？ 而未成年人保护的重心应落在受害人身上，如今的小泽不敢也不愿返校，身心遭受伤害。谁来保护挨打的孩子？“未成年”不是纵容恶行的挡箭牌，年龄也不是免罚的护身符。对低龄违法犯罪者实施必要的惩戒，也是在挽救他们回归正途。相信随着案件进展，相关疑问会得到解答，只有不枉不纵的公正处理才能回应人们期待。 月带来的从不止于皱纹，更有阅历沉淀、心智成熟与情绪从容，这些都是生命不可替代的财富。 我们从不否认生活的压力与人生的不易，但心酸的根源从来不是年龄本身，而是现实困境、选择局限与外部环境，与单纯的数字增长毫无关系。真正可怕的，不是年纪渐长，而是在一次次跟风玩笑中主动放弃对未来的期待；不是外界的年龄歧视，而是自己先认同了“年长即贬值”的扭曲观念，把年龄当成逃避努力、拒绝改变的挡箭牌。每一次随口传播，都是在为年龄歧视添砖加瓦，都是在悄悄削弱自己与他人前行的底气。 因此，“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这类制造焦虑的戏谑之语，可以休矣。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而非一场限时竞赛，从没有所谓 “过期”的年纪，更没有必须认命的阶段。一个健康理性的社会，不该以年龄划分价值高低；一个清醒独立的人生，更不该被几句网络流行梗束缚脚步。 拒绝年龄焦虑，打破年龄规训，不被玩笑裹挟，不被数字定义，无论身处哪个年龄段，都保持热爱与勇气，才能挣脱无形的枷锁，让人生的每一段岁月，都拥有不被限制的可能与光芒。 “新质人才”紧缺给教育提了个醒｜澎湃社论 （澎湃新闻评论2026年4月21日） 未来的高价值人才绝不会是单一专业训练的产物，而更多将是具备多学科融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机器人、新材料行业职位数同比增长均超三成；光电子、人工智能行业职位数同比增长近两成；航空航天、船舶制造行业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两成；机器人、新材料、光电子行业平均招聘月薪均突破10000元；人工智能工程师平均招聘月薪达到了20804元…… 这是最近媒体对各地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提供的春季招聘数据分析后，发现的一些细节。总的来看，今年一季度，以先进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行业，其招聘需求呈现出明显的活跃态势。 这些岗位人才缺口突出、薪酬水平较高，既是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的现实投射，也从侧面反映出人才市场后续的发力方向。 一方面，新兴产业技术迭代快、应用场景多元，而人才培养具有天然的时间滞后性，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客观上长期存在。另一方面，这一状况也确实提醒教育供给端，需要更紧密地对接市场需求，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在AI时代加速到来的大背景下，人才培养本身面临新的特点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传统的专业界限已越来越模糊，过去那种市场缺什么人才就开设什么专业的线性培养逻辑，正在过时。甚至，传统的文科、理科、工科学科划分框架，也已难以完全适应新兴岗位的要求。像上述热门高薪岗位，既需要技术理解力，也离不开逻辑思辨、沟通协作与跨领域知识整合能力。 据专家介绍，未来的高价值人才绝不会是单一专业训练的产物，而更多将是具备多学科融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势必要求人才培养必须打破传统学科壁垒，走向交叉融合。 其二，具体培养模式上，也需要强化高校、企业、创新平台等多方协同。传统由高校“闭门培养”的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与产业发展的脱节。正如专家指出的，人才培养就需要强化与头部企业、链主企业、科研院所的协同，提高前瞻性、适配性、实践性。 一些探索已经在加速。如上海今年全面启动实施“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快速响应计划”，具体包括建立跨部门人才供需研判机制，开发紧贴产业需求的课程内容；推进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改革，以企业真实问题为研究课题，以实践成果为评价依据，等等。这类探索需要更多地方结合实际需求加快推进。 同时，从个体与家庭层面看，教育观、人才观的调整同样重要。如果只盯着当前热门岗位和高薪职业来规划专业选择，未必能适应未来的变化。 既要正视需求，也不能被眼前的高薪“遮望眼”。前不久，“AI大厂月薪3万元疯抢文科生”等话题冲上热搜，这种专业冷热的动态变化足以提醒：人才培养紧扣市场需求，并不是要一味地功利化迎合，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人才与产业的精准匹配，才是关键。 书记县长“县超”踢球，“下场”本身就是姿态 | 新京报专栏 （新京报评论2026年4月21日） 一定程度上而言，地方主官敢于跨入赛场接受这种审视，本身或传递了一种坦荡与自信。 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微信公众号“广西体育”发文回顾了4月11日至12日广西“县超”联赛战报。 其中的一个细节引发外界关注：4月11日下午，岑溪队对阵苍梧队的梧州德比中，岑溪市委书记赵春雷身披8号球衣、苍梧县县长张东方身着42号球衣，双双以球员身份亮相赛场，与队员并肩作战、全力拼抢。比赛中，张东方还送上了一记助攻。 岑溪市是广西的县级市，而公开报道显示，这还不是岑溪市委书记赵春雷首次参加“县超”比赛。在3月29日的一场“县超”比赛中，其也曾以球员身份首发登场。 而这一次，出现了两位地方主官“同场竞技”的一幕，社会的关注度自然更高了。乃至当地所发战报将之与“灵山绝杀逆转、融水苗族文化展演、田东壮拳非遗亮相”等一并列为了这一阶段联赛的“特色内容”。 官员下场踢球展现了坦荡与自信 事实上，近些年以“运动员”身份出现在大众视线中的地方官员并不少见。从马拉松赛场到足球场、篮球场等都有。 像曾任重庆荣昌区委书记的高洪波，就曾主动走入聚光灯下；同时，包括近期以“6秒发言”走红的榕江县委书记徐勃，之前也在当地举办的“职工杯”足球联赛上“披挂上阵”，并取得相应的成绩。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这种地方主官“亲自下场踢球”的做法？ 首先，“下场”本身就是一种积极姿态。这是因为，领导干部主动进入聚光灯下，接受公众的近距离观察是需要一定底气的。 要知道，运动场上没有上下级之分，个人的球技、体力、投入程度，以及是不是真踢，是否真正彻底放下了领导身份，乃至能不能让其他球员也都“放开”踢、让裁判公正执裁，这些都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现场球迷乃至全网观众的审视。 所以，一定程度上而言，地方主官敢于跨入赛场接受这种审视，本身或传递了一种坦荡与自信。 其次，此举在增加比赛关注度的同时，其实也是以实际行动拉近官民距离，某种意义上亦有利于提高地方政治的能见度。 回到现实语境，相对于刻意的“亲民表演”，官员在运动场上的表现，可能是最难以伪装和糊弄的。因为球技如何、是否公平竞争，这些都需要在场上的对抗中接受直接检验。一旦带有投机或作秀心理，很容易招致舆论的反噬。 同时，一位热爱运动，也善于运动的官员，能够真诚参赛也在客观上能传递一种健康的生活理念，甚至对全民健身具有一定的示范价值。并且，这也有利于展示和推广一种平等的官民关系，乃至产生为权力祛魅的作用。 “下场踢球”也别忽视后续行动 更进一步看，地方主官“亲自下场”，这种重视程度在增加比赛关注度的同时，对于赛事的推广乃至本地体育产业和群众运动的发展，相信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官员下场踢球之外，这几年从省级联赛到“县超”，都不乏地方领导干部亲自开球或带队的现象。像在2025年，江苏省副省长陈忠伟就为江苏足球联赛启动开球。这些都释放了一种重要的政策信号。 当然，随着地方领导“亲自下场”参赛变得多了起来，也还是得注意可能存在的挑战。 首先，地方领导干部敢于参赛，也有实力参赛，这是好事。但于更多地方而言，这种“亲自下场”也不必强求，更不必将其看作是一种新的干部“必修课”。 归根结底，是否参与，还是应当基于个人兴趣与身体条件，而非其他。毕竟，如果将是否“亲自下场”与是否重视乃至亲民划等号，反而可能引发形式主义的跟风参赛，甚至出现“陪领导”比赛的尴尬。 要知道，不管领导干部是否参赛，比赛的公平性与纯粹性都是第一位的。而领导干部参加群众运动时，显然很难做到层层选拔与“按时训练”。 当然，这并非否定两地主官的做法，而是提醒更多地方，在推广此类行为时，需因地制宜把握好分寸，避免因为过度跟风、继而走向极端。 其次是，在“亲自下场”的姿态之外，更多人其实也期待，能够看到地方政府对相应体育运动和全民健身有更多真金白银的投入。 某种程度上，这种“亲自下场”在拉近官民关系的同时，对于参与的官员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深入了解民情、民意的机会。像这些赛事还有哪些组织短板，全民健身还需要解决哪些现实问题，产业发展是否适合本地，相信都可以在直接参与中发现更多的“第一手”信息，从而为相关决策提供更准确的参考。 要提醒的是，如果只是注重“下场”的姿态，却忽视了后续的实际行动，这种“亲民”或许也难以持久。 此外，官员参赛固然可以作为“特色内容”吸引观众，但这个过程中也要注意的是，不能因此模糊联赛本身的竞技属性和群众基础。如果过度聚焦领导球员身份，反而可能有“喧宾夺主”之嫌。毕竟，群众运动还是应当让普通球员成为主角，如果长期让官员成为流量担当，这未必是好事。 总之，对于地方主官下场参赛的行为，不妨将之放在更长的时间里来观察，不必急于下结论。只要能确保比赛的公平与纯粹，公众大可平常心看待，有兴趣和实力的官员也可以更轻松上阵。 AI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书？| 新京报快评 （新京报评论2026年4月22日）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每到这个时节，读书的话题都会迅速刷屏社交平台，相信也会把很多人从刷手机、看直播的专注中，拉回到书页之间，去聚焦这个经典的、千百年来始终伴随人类成长与文明演进的命题。 根据前不久发布的第二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025年我国成年国民的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81本，人均纸质图书和电子书阅读量合计为8.39本，高于2024年的8.31本。 相比2024年有所增长，这当然是个不错的成绩。不过，背后的隐忧也要正视：一年时间，读书的增量其实只有“0.08本”，但AI工具的普及正在突飞猛进。 比如第五十七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达6.02亿人，较2024年底增长141.7%。“0.08”和“141.7%”，两个数字一对比实在是发人深省。 阅读和AI并不是对立的，它们也有某种共通之处：都是获取信息的方式，都能缩短人和知识的距离。但不可否认，它们也有取代的关系，AI的效率，似乎可以大大降低阅读的必要性。 比如，在今天的短视频平台上，到处都是“三分钟读完一部名著”“五分钟讲透一个作家”为噱头的“知识快餐”。可以想象，这些内容的出现怕是少不了AI技术的加持。AI可以迅速提炼出全书内容，给出一个看似条理清晰、内容充实的阅读报告。 但真正的阅读，却要“漫长”得多。读书更像一种对耐心与意志的长期消耗，也是一种必须与自我对抗的过程。它不迎合即时反馈，不提供快速满足，甚至常常伴随着枯燥与挫败。 读完一本书，很多人仍然云里雾里；而另一位使用AI的朋友，可能早已对情节与观点侃侃而谈，仿佛“掌握”了全书要义。 但这种“慢”与“难”，何尝不是读书的真正意义？阅读不只是获取信息，更是在重塑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与精神结构。我们从中得到的，并不只是故事大纲、人物梗概，而是作者留下的、需要我们攀登与触摸的精神世界。 用AI总结要点，可以很快得到四大名著的梗概，知道曹操是“奸雄”、薛宝钗“心机重”、孙悟空“法力无边”。但只有读了原典，或许才能体会曹操“诸君背面，我自西向”的心境，薛宝钗在现实秩序挤压下的无奈隐忍，孙悟空的张扬最终被制服的命运挫败。 这些，更像一种阅读体验，而非简单的信息增量。阅读所带来的，是逻辑思维与审美能力的提升，能让人逐渐摆脱对简单结论的依赖，学会接纳复杂、理解深刻，从而具备更深入的思考能力。 这也是读书为什么让人感觉“苦”的原因，认真地读一本书，就是进入一方天地再走出来，在他人的经验与思想中反复行走、不断校正自我，既消耗时间与精力，也重塑认知与感受。相比于AI“思考了几秒”就给出一个解答，阅读确实“难受”多了，但同样，也收获多多。 在AI时代，恰恰更要多读书。AI太容易给出答案，替人完成表达与判断，但也正因为如此，人需要通过阅读，来保有对问题的耐心，对复杂的敏感，以及对结论的反复权衡。 就像前不久还有AI公司专门设置了一个“哲学家”岗位，或许就是一个启发。当技术不断逼近“答案”的边界，人类反而要回到“问题”的起点，从最原始的信息获取中保持自身的主体性——数据、算法、词元，都只是工具；只有人，才是一切技术进步、人文关怀的方向和目的。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可能不需要想得这么宏观，但都不妨拿起书本，找回阅读的乐趣。哪怕只是每天留出一段不被打断的时间，让自己慢慢沉进去，都是一种在AI时代难得的自省与自洽。 戏谑“桃花癫”，精神疾病不是拿来消遣的梗 （红辣椒评论2026年4月23日） 春风拂面，桃花盛开。在本该欣赏百花齐放的时节，一场被冠以“桃花”之名的病症，闯入了公众视野。 据荔枝新闻消息，近日，江苏一名女大学生感觉多位男同学对自己产生好感，主动向多人表白但接连被拒，情绪出现明显异常。经诊断，该女生患上了春季尤为高发的“桃花癫”。医生介绍，“桃花癫”其实是双相情感障碍的躁狂发作，部分也可见于精神分裂症的钟情妄想症状，并非单纯的情感波动，是需要医学干预的精神疾病。 消息一出，评论区惊现“那我可能也桃花癫了”“不过花痴而已”“恋爱脑”等调侃言论，却鲜少有人提到“桃花癫”本就不是正式医学术语，不过是大众对躁狂发作、钟情妄想等精神症状的俗称，是一个应该科学看待与干预的话题。当急需干预的精神疾病被浪漫化、戏谑化，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大众对精神健康的轻慢与漠视。 首先，戏谑“桃花癫”，是对疾病本质的无知与误读。 从医学角度来看，“桃花癫”本质上是春季光照、气温剧烈变化等因素诱发的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疾病的急性发作，是患者无法自控的病理表现，而非主动为之的“恋爱脑”行为。可舆论的漩涡却不断弱化这一核心事实，将严肃的疾病浪漫化、娱乐化，把患者的痛苦挣扎一笔带过，这本身就是对疾病本质的无视，也是公众对真实情绪困境的逃避。 其次，从更深层次来看，“桃花癫”的背后，正是社会对精神疾病与心理健康的偏见。 对比之下，我们会看得更加直观，当胃痛、感冒等躯体疾病出现时，人们往往及时重视、主动就医；而当情绪出现波动、心理亮起红灯时，却往往被一句“忍一忍就过去了”“谁还没有个低谷期”轻轻带过。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疾病，更是常常被贴上“心灵脆弱”“矫情”的标签。可恰恰是这些被偏见掩盖的精神疾病，是我们生活中的情绪“炸弹”，一旦引爆，后果惨重。因此，精神疾病不该被视为儿戏，也不该成为戏谑的谈资。 再者，放任对“桃花癫”的戏谑与消费，终将侵蚀社会的精神健康环境。 倘若任由这种娱乐化调侃肆意蔓延，当“桃花癫”成为网络玩笑，当精神疾病被当作梗来消遣，真正身处困境的患者会因羞耻感不敢求助医生，普通大众也会因轻视而错过干预与治疗的最佳时机，在痛苦中越陷越深。 当双相情感障碍的躁狂表现被戏谑为“恋爱脑”，那么抑郁症是否会被嘲为“玻璃心”，焦虑症是否会被轻视为“想太多”？当精神痛苦被简化、消解、嘲讽，最终受伤害的，是可能遭遇情绪困境的普通人。 精神健康从来都不是小众话题，而是关乎每个人的人生调节器。“桃花癫”的热度不该成为戏谑的由头，而应成为正视精神健康的契机。当我们不再用猎奇的目光看待它、轻视它，不再用轻慢的调侃消解它，而是用科学的目光正视它，以共情的心态包容那些被疾病困扰的患者，才是对情绪、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毕竟，心灵的病痛一点也不好笑，对精神健康多一份重视与温柔，才是一个社会应有的温度。 2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