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课 辽宋夏金元时期经济的繁荣（备课笔记系列讲义）历史统编版新教材七年级下册

第12课 辽宋夏金元时期经济的繁荣 1．了解辽宋夏金元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具体成就，如占城稻推广、棉纺织业兴起、纸币出现等，并理解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与影响。 2．运用史料（如文献、图像）分析经济现象，探究技术革新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升历史探究与综合归纳能力。 3．认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贡献，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1、唯物史观——引导学生理解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认识生产力进步（如秧马工具、复种技术）对经济繁荣的推动作用。 2、时空观念——强化时空定位能力，理解经济现象在时间（从北宋到元朝）与空间（从北方到南方）的演变脉络。 3、史料实证——训练学生运用图文史料验证历史结论的能力，如通过《耕获图》分析农业生产场景，通过纸币拓片佐证商业发展。 4、历史解释——培养学生多角度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如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纸币产生的背景及其影响。 5、家国情怀——激发对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自豪感，培养文化认同与爱国情怀。 1．教学重点： ①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与表现：包括南方农业（占城稻、复种技术）、手工业（棉纺织、瓷器）、商业（城市繁荣、纸币）的发展，以及南移完成的标志（如南宋“国家根本，仰给东南”）。 ②关键技术革新与社会影响：如秧马提效、黄道婆棉纺织技术、运河与海运建设，这些内容需结合图文史料重点讲解。 2．教学难点： ①经济现象的多因解释：如何引导学生综合自然条件（南方优越环境）、人口迁移（北人南迁）、政策（元朝运河开发）等因素，全面分析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②时空关系的抽象理解：学生需将经济变化置于长达数百年的时空框架中，例如对比辽、宋、夏、金、元各政权经济政策的异同，以及运河变化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 ③史料实证的运用：如何从《耕获图》、纸币拓片等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并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推论，避免片面解读。 秧马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广泛使用的一种拔秧工具。拔秧的人跨坐秧马，前后滑行自如，能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这充分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辽宋夏金元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有什么新发展①？全国经济重心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②王祯《农书》中描绘的农民坐在秧马上劳作的情形 ①辽宋夏金元时期的“新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 （1）农业：南方成为全国粮食主产区 作物与技术推广：北宋从越南引进占城稻，耐旱、适应性强，在东南地区推广后，水稻产量跃居粮食作物首位；南方还出现复种技术（一年两熟至三熟）、圩田（围湖造田的水利农田）等，土地利用率与产量大幅提升。 区域格局变化：“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反映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成为全国粮仓，南方农业全面超越北方。 （2）手工业：技术突破与行业繁荣 纺织业：北宋时南方丝织业（四川、江浙为丝织中心）胜过北方；南宋后期棉纺织业兴起（海南岛有先进技术），元朝黄道婆推广“捍、弹、纺、织”技术，松江成为棉纺织业中心。 制瓷业：宋代是中国制瓷“黄金时代”，河北定窑、河南汝窑、江西景德镇（后成“瓷都”）、浙江哥窑（冰裂纹瓷）等闻名；元朝出现青花瓷、釉里红，景德镇制瓷技术全球领先。 造船业：宋代广州、泉州、明州是造船中心，北宋东京郊外有世界最早船坞，南宋海船配备指南针（促进航海）；元朝海外贸易兴盛，造船业持续繁荣。 （3）商业：城市、外贸与货币的创新 城市商业突破：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打破“坊市分离”（住宅区与商业区不分），出现早市、夜市；还有娱乐兼商业的瓦子，城市经济功能空前增强。 海外贸易鼎盛：宋朝设市舶司管理外贸，广州、泉州是大商港，贸易范围远至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元朝“海上丝绸之路”更繁荣，泉州为世界第一大港。 货币革新：北宋前期四川出现交子（世界最早纸币），南宋有“会子”，元朝发行“钞”，纸币流通推动商业发展。 ②全国经济重心的变化 从唐朝中期开始，因北方战乱、人口南迁（带去技术/劳动力）、南方自然条件优越等原因，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至南宋时最终完成——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全面超越北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中国进入“经济重心在南方”的时代。 农业的发展 唐朝安史之乱①后，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带去了中原的生产技术②，结合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③，使南方农业发展速度加快④。 总结 安史之乱后的北方人口南迁，是中国古代经济格局演变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缓解了北方的危机，更通过“人地结合”（技术与资源），推动南方农业跨越式发展，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千年的经济地理格局。 ①背景：安史之乱与北方动荡 安史之乱（755—763年）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事件，持续8年的战乱导致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人民生活困苦。为躲避战乱，大量北方民众被迫向相对安定的南方迁移，形成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浪潮。 ②核心影响：劳动力与技术的南传 劳动力补充：北方移民为南方带来了大量人口，缓解了南方地广人稀的现状，为农业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技术传播：北方移民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入南方，例如： 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如铁犁牛耕的推广）； 水利工程技术（如修建灌溉设施、治理水患）； 作物种植经验（如小麦与水稻轮作，提高土地利用率）。 ③自然条件：南方农业发展的基础 南方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气候温暖湿润：适合农作物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尤其利于水稻生长； 水资源丰富：河流众多（如长江、珠江流域），便于灌溉； 土地肥沃：江南地区河网密布，冲积平原土层深厚，适宜农耕。 ④结果：推动南方农业崛起与经济重心南移 北方移民的“技术与劳动力”+ 南方的“自然条件”，直接促进了南方农业的快速发展： 耕地面积扩大：湖田、梯田等得到开发，粮食产量显著提升； 经济重心南移加速：唐朝后期，南方经济逐渐超过北方，为南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奠定了基础； 农业格局变化：南方从“刀耕火种”的相对落后状态，发展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局面（虽为宋代谚语，但根源可追溯至唐中后期）。 两宋时期，农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①。南方的水稻种植面积迅速增加。由越南传入的占城稻，成熟早，北宋时推广到东南地区。南方农民还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技术与品种革新）②，从而大大提高了水稻的产量。宋朝时，水稻产量跃居粮食作物首位。当时，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成为丰饶的粮仓，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辽夏金的统治者对农业也相当重视，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效果显著。 农业发展的深远影响 奠定经济与社会基础​ 农业繁荣为手工业（如纺织、制瓷）、商业（城市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原料和市场，推动两宋经济高度发达，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经济强国。 促进民族交融与边疆开发​ 少数民族政权学习汉族农耕技术，加速了边疆地区的封建化进程，推动了多民族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元朝统一奠定物质基础。 改变生活方式与饮食结构​ 稻米成为全民主食，南方饮食文化（如稻米加工、烹饪技艺）影响全国，形成了中国“南米北面”的饮食格局雏形。 ①农业发展的核心表现 南方水稻种植规模扩大，越南传入的占城稻（成熟早、抗旱力强水稻成为首要粮食作物 ）在北宋推广至东南地区，极大提高了产量。 南方农民培育优良品种，推动水稻产量跃居粮食作物首位，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苏湖”“苏常”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粮仓，“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反映了这一格局。 经济重心南移完成​ 两宋时期，南方农业生产超过北方，标志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这一过程始于唐朝中期，因北方战乱（如安史之乱、五代十国）、人口南迁（带来劳动力和技术）、南方自然条件优越及政府重视等因素共同促成。 ②农业发展的推动因素 技术与品种革新​ 引进占城稻等外来品种，结合本土培育技术（如优良稻种），提升单产；农具改进（如秧马）和耕作技术进步（如复种制）也为增产奠定基础。 政策与社会环境​ 宋朝政府推行“重农”政策，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如太湖流域的灌溉工程），稳定农业生产。 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受中原文化影响，重视农业开发（如辽在东北、金在西北推广农耕），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 自然与地理优势​ 南方气候湿润、水源充足，适合水稻种植，且较少受北方游牧民族战乱影响，社会相对安定，为农业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1．农业生产技术：工具与流程的“精细化” 灌溉工具：翻车​ 图中“翻车”是曹魏时期马钧改进的灌溉工具，宋代广泛用于农业生产。它通过人力驱动提水，适配南方水田灌溉需求，体现宋代对传统水利技术的传承与发展，为农田提供稳定水源，保障粮食增产。 种植与管理流程​ 画面呈现“犁地→插秧→收割→打场→舂米→入仓”的完整农业生产链，反映宋代农业生产分工细化、环节紧凑。例如，“插秧”环节对应宋代推广的育秧移栽技术（搭配占城稻等新品种），大幅提升水稻产量；“舂米”“入仓”则体现农产品加工与储存的成熟化，为农业商品化奠定基础。 2．经济格局：经济重心南移下的南方农业繁荣 宋代是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关键时期，南方取代北方成为全国经济核心。《耕获图》的水田作业（翻车适配水田、水稻主导种植）是南方水田农业的典型写照——南方水源充足、气候湿润，加上宋代对南方水利（如圩田、海塘）的兴修，让水稻种植成为农业支柱，成就了“苏湖熟，天下足”的繁荣局面。 3．社会背景：政策与稳定推动农业发展 宋代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虽商业繁荣，但农业仍是根基），通过鼓励垦荒、减免赋税、推广新技术（如占城稻从越南引入后官方推广）等方式刺激农业生产。社会相对稳定（如南宋偏安后南方少战乱）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环境，《耕获图》的“繁忙景象”正是政策引导与社会稳定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耕获图》以艺术形式定格了宋代农业的“技术进步、区域繁荣、政策红利”，是理解宋代经济与社会的关键视觉史料。 宋代《耕获图》 《耕获图》描绘了宋代农民从耕作到收获的情景。画中有的人在犁地、插秧，有的人在收割、打场、舂（chōng）米和入仓，还有的人在用翻车浇地，展现了农业生产的繁忙景象。 宋元时期，经济作物在南方有很大的发展。南方各地普遍种植茶树①，产茶的州县比以往有所增加。北宋至南宋初，植棉地区尚限于广东、福建和海南；到南宋后期，棉花种植区已推进到江淮和川蜀一带。元朝时期，南方植棉逐渐普遍①。 ★经济作物发展的原因 经济重心南移的推动​ 南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南方人口增加、农业技术进步（如精耕细作、水利工程兴修），为经济作物专业化种植提供了劳动力和技术基础。 商品经济的繁荣​ 宋代城市商业发达，市民阶层兴起，茶叶作为日常消费品需求激增；同时，海外贸易（如海上丝绸之路）扩张，茶叶、棉花等商品出口量增加，刺激了种植规模扩大。 手工业发展的需求​ 制茶业和棉纺织业成为重要手工业部门。南宋后期棉纺织技术在南方逐渐推广（元朝黄道婆改进棉纺技术后进一步推动），棉花作为原料的需求直接促进了种植区域的扩展。 ★历史影响 农业结构的变化​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打破了传统“男耕女织”单一粮食种植模式，形成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并重的农业结构，提高了农业商品化程度。 为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奠定基础​ 茶叶、棉花的大规模生产为制茶业、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原料，促进了手工业专业化和商品经济发展（如宋代“草市”“市镇”的兴起与经济作物产区紧密结合）。 区域经济差异的深化​ 南方成为经济作物主产区，推动了南方内部的经济分工（如东南产茶、江淮植棉），进一步巩固了南方在全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①经济作物发展的表现 茶树种植的普及​ 南方各地普遍种植茶树，产茶州县数量较前代增加。茶叶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反映了南方农业生产的区域化趋势——气候湿润、多山地的南方地区（如江南、福建等地）具备茶叶生长的自然条件，且茶叶需求随商品经济发展而扩大（如国内消费、海外贸易）。 棉花种植的区域扩展​ 北宋至南宋初：植棉局限于广东、福建、海南等岭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因靠近热带、亚热带气候，适合棉花早期引种。 南宋后期至元朝：棉花种植区向北推进至江淮（今长江中下游）和川蜀（今四川），元朝时南方植棉普遍化。这一过程体现了农业技术的传播（如棉种改良、种植经验积累）和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南方平原地区通过排水灌溉等措施适合棉花生长）。 相关史事 在宋代，复种技术得到推广②，江南种稻普遍分“早禾”和“晚禾”两种，种植和收获的时间不同。南宋时，冬麦和晚稻两熟制得到大面积推广。复种是农业史上的重大变革，使耕地利用率提高，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 ★历史影响：支撑宋代社会经济发展 推动经济重心南移完成： 南方农业的精细化发展使其成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如“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反映江南农业地位），奠定了南方经济领先北方的格局，这一格局延续至明清乃至近代。 促进社会稳定与商业繁荣： 粮食增产不仅解决了民生问题，还释放了劳动力（部分农民从粮食生产转向手工业、商业），为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如市镇兴起、海外贸易发达）和市民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农业技术的传承与示范： 复种制体现了中国古代农民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如根据气候、土壤安排作物时序），其“轮作复种”理念至今仍是现代农业提高产量的重要手段，彰显了中华农耕文明的智慧。 ①背景：经济重心南移与农业技术革新需求 宋代（尤其是南宋）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南方成为国家经济支柱。随着南方人口增加（北方移民南迁带来劳动力和技术），对粮食的需求日益增长，促使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改进。复种技术的推广正是应对这一需求的重大突破。 ②核心内容：复种技术的推广与农业模式进步 复种技术的内涵： 宋代江南地区水稻种植从单一品种发展为“早禾”（早稻）和“晚禾”（晚稻），利用不同生长周期实现“一年两熟”的雏形；南宋时进一步推广“冬麦+晚稻”两熟制，即冬季种植小麦，夏季收获后接茬种植晚稻，形成完整的“一年两熟”轮作体系。 这是中国古代农业从“一年一熟”向“多熟制”转变的关键一步，属于“精耕细作”农业的典型表现（通过提高土地利用率而非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产量）。 技术进步的意义： 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同一块耕地每年可收获两次甚至更多，直接缓解了人地矛盾（尤其南方人口密集地区），为人口持续增长提供了粮食保障。 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复种制配合此前引进的占城稻（耐旱、早熟品种）和水利工程的兴修（如宋代南方灌溉设施普及），使宋代粮食总产量显著提高，有学者估算宋代亩产量比唐代增长约30%。 元朝建立初期，为了便利南粮北运①，忽必烈令人开凿会通河和通惠河②，与原有运河连通，使粮船可以从杭州直通大都；还开辟了规模空前的海运航线③，粮食运输一度以海运为主。 ★历史意义：经济、政治与社会的深远影响 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 南粮北运保障了大都的粮食供应，稳定了政治中心的运转，加强了中央对全国的统治；运河与海运的贯通进一步打破了南北地理隔阂，促进了全国性市场的形成。 推动南北经济文化交流​ 运河沿线（如山东临清、江苏扬州）和沿海港口（如天津、上海）发展为商业重镇，南方粮食、手工业品通过运河和海运输入北方，北方的畜产品、矿产等也流向南方，促进了资源互补。 对后世交通的奠基作用​ 元朝形成的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明清时期继续沿用并扩建，一直影响到现代；海运的发展也为中国近代航运业奠定了基础。 体现治国智慧​ 忽必烈通过疏通运河、开辟海运，解决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难题，反映了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交通与经济关系的深刻认识，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治国策略的体现。 ★总结 元朝的南粮北运措施是经济重心南移背景下，中央政府协调区域发展的典型案例，通过运河改造和海运创新，构建了高效的水陆运输网络，既巩固了国家统一，又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其影响深远至今。这一举措也印证了交通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要想富，先修路”，古代如此，今亦然。 ①历史背景：经济重心南移与政治中心的矛盾 自唐朝中期以来，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日益发达，成为国家粮食和赋税的主要来源。而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北方人口密集但粮食产量不足，亟需从南方调运物资，形成了“南粮北运”的逆向需求，经济重心南移后，北方政治中心依赖南方经济支持 ②运河体系的完善​ 元朝在隋唐大运河基础上进行改造，重点开凿了会通河（连接山东东平与临清）和通惠河（连接北京与通州），将原有运河贯通为一条从杭州直达大都的新运河（即京杭大运河）。 区别于隋唐运河：隋唐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路线曲折；元朝运河截弯取直，缩短航程（约1000公里），提高了运输效率，节省了人力和物力。 作用：使南方漕粮可直接通过内河运往大都，减少了对陆路运输的依赖，加强了南北经济联系。 ③海运的兴起​ 元朝还开辟了规模空前的海运航线，以刘家港（今江苏太仓）为起点，经黄海、渤海至直沽（今天津），再转输大都。 优势：海运运量大（一艘海船可载千石以上）、成本低，且不受河床淤积、季节限制（相比运河），逐渐成为粮食运输的主要方式。 技术支撑：元朝造船业发达，航海技术（如指南针应用）进步，为大规模海运提供了条件。 想一想 与隋朝大运河相比，元朝运河有哪些变化？ 结合初中历史知识，隋朝大运河与元朝运河的主要变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比分析： 一、运河的中心与走向不同​ 隋朝大运河​ 以 洛阳为中心，向东北和东南延伸，呈“弓形”布局，连接涿郡（今北京）、洛阳、余杭（今杭州）三大城市。 主要河段包括：永济渠（涿郡—洛阳）、通济渠（洛阳—淮河）、邗沟（淮河—长江）、江南河（长江—余杭），路线较长且绕道中原地区。 元朝运河​ 放弃以洛阳为中心，改为以大都（今北京）为起点和终点，直接贯通南北，形成“直线型”布局。 新开挖会通河（山东东平—临清）和通惠河（北京—通州），截弯取直，避开洛阳，缩短了运河总长度（从杭州到大都的距离大幅减少）。 二、修建目的与作用的变化​ 隋朝大运河​ 目的：加强南北政治联系（巩固隋朝对全国的统治），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便于隋炀帝巡游。 作用：首次实现了中国南北的大规模贯通，带动了沿岸城市发展（如扬州、洛阳），但也因过度征发民力成为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元朝运河​ 目的：适应元朝政治中心北移（定都大都）的需要，解决南粮北运的迫切问题（将江南粮食直接运往北京），强化对全国的控制。 作用：更高效地运输物资，保障大都的物资供应，进一步促进了南北经济一体化，成为元明清三代的重要交通命脉。 三、河道工程的具体调整​ 利用与改造前代河道​ 元朝运河保留了隋朝运河的江南河（长江—杭州）和邗沟（淮河—长江）部分，但对黄河以北的河道进行了大规模改道： 废弃永济渠（部分路段），新开会通河，使运河经山东直接北上至临清； 开凿通惠河（郭守敬主持），连接大都与通州，打通了大都与运河的水路终点。 减少对自然河流的依赖​ 元朝运河更多采用人工渠道，减少了对黄河、汴河等天然河流的依赖，降低了河道淤塞风险，提高了运输效率。 四、政治背景的影响​ 隋朝：政治中心在长安、洛阳，运河需兼顾中原与南北的联系； 元朝：政治中心北移至大都（北京），运河的核心功能从“连接中原与南北”转变为“保障北方首都的物资供应”，因此路线更贴近北京，更具实用性。 读地图 元朝的运河和海运航线图 直沽……今天津 集庆……今江苏南京 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 1．找出元朝新开凿的两段运河。 2．找出元朝主要的海运航线。 一、元朝新开凿的两段运河​ 根据元朝运河和海运航线图（结合所学知识），元朝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在隋唐大运河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和扩建，新开凿了两段关键运河： 会通河​ 起点：山东临清，终点：山东济州（今山东济宁附近）。 作用：连接了黄河与海河两大水系，使运河不再绕行中原，缩短了南北航程。 通惠河​ 起点：北京（元朝大都）附近，终点：通州（今北京通州区）。 作用：打通了大都至通州的最后一段运河，使南粮可直接运抵都城。 地图对应特征：图中以“虚线”标注的运河段中，临清至济州、大都至通州的部分即为元朝新开凿的会通河和通惠河（原运河经洛阳的弯道被废弃，形成京杭大运河的雏形）。 二、元朝主要的海运航线​ 元朝除运河外，还开辟了大规模海运航线，以满足北方粮食需求，具体路线如下： 起点：江苏太仓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 路线：从刘家港出发，经黄海、渤海，沿山东半岛东侧北上，抵达天津直沽（今天津市区）。 终点：直沽后，粮食通过运河或陆路运往大都。 地图对应特征：图中以“实线”标注的航线（沿海岸线呈弧形向北），即从刘家港到直沽的海运路线，这是元朝最重要的海运通道。 ★历史意义 运河与海运的作用： 加强了南北经济联系，保障了元朝都城的粮食供应。 促进了运河沿线城市（如杭州、扬州、临清、通州等）的繁荣。 技术与管理的进步： 元朝在运河开凿和海运管理中运用了先进的水利技术（如河渠疏通、船只建造），并设立专门机构（如漕运万户府）负责运输。 手工业的兴盛 北宋时，南方的丝织业发展迅速①。四川、江浙地区的丝织生产发达，朝廷用的丝绸很多来自江浙。南宋后期，棉纺织业兴起②，海南岛已有比较先进的棉纺织工具，棉纺织品种类较多。黄道婆推广海南黎族地区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到松江③。元朝时，江南棉纺织业发达，棉布逐渐代替了麻布④，成为人们主要的衣被原料。松江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毛纺织业是西夏手工业的重要部门。毡毯、毡靴、毡帽等成为党项人的生活必需品。 ★历史结论与核心考点 经济重心南移：手工业（丝织、棉纺）的南移是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标志，反映了南方自然条件、技术积累和社会环境的优势。 技术与民族交融：黄道婆的事迹是技术跨区域传播的典型案例，体现了古代中国不同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互鉴。 民生与产业升级：棉纺织业的崛起改变了人们的衣着材料，是宋元时期社会生产力进步的缩影。 ①丝织业的南移与发展​ 北宋时期，南方丝织业已超过北方，四川、江浙成为丝织业中心，甚至“朝廷用的丝绸很多来自江浙”。这一现象是经济重心南移（唐朝中期开始，南宋完成）的重要表现。南方气候湿润、桑蚕养殖发达，加上北方人口南迁带来的技术，推动了丝织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规模扩大。 ②棉纺织业的兴起与推广​ 南宋后期，棉纺织业从边疆向内地传播。海南岛（属岭南地区）因气候适宜棉花种植，率先出现“先进的棉纺织工具”和多样的棉纺织品。元朝时，棉布取代麻布成为主要衣料，松江（今上海一带）因黄道婆推广黎族棉纺织技术（如脚踏三锭纺车），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这反映了技术革新推动产业发展，以及南方自然条件对经济作物的适应性。 ③黄道婆与棉纺织技术传播​ 黄道婆从海南黎族地区学习先进棉纺织技术（如错纱、配色、综线等工艺），并带回松江改良工具，使棉纺织效率大幅提升。这一事例体现了民族间的技术交流与融合——汉族吸收少数民族的生产经验，推动了内地手工业的进步，也印证了“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结论。 ④原材料变革与衣被原料迭代 从丝、麻到棉的转变，是宋元时期重要的民生进步。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的推广，使棉布因“保暖、易生产”逐渐普及，取代了传统麻布，改善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这一变化与农业（棉花种植）、手工业（棉纺织技术）的协同发展密切相关。 人物扫描 黄道婆，生于南宋末年，松江府乌泥泾镇人。元朝时期，黄道婆从海南崖州归来，将海南黎族地区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带到松江府的乌泥泾②，改进棉纺织工具，提高了棉布的质量和印染工艺水平。她对棉纺织业的发展贡献很大。当时，松江从事棉布生产的有1000多户，织出的“乌泥泾被”远近畅销③。 ★历史意义：民族交融与民生改善 民族技术交流：黄道婆将黎族技术引入汉族地区，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技术互鉴、民族交融的典型案例，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活力。 衣料革命铺垫：她的革新为后来棉布取代麻布成为民众主要衣料奠定基础（明朝时棉布普及度更高），深刻改变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黄道婆是宋元时期棉纺织业“技术革新+产业升级”的标志性人物，其贡献串联起“民族交融、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多条历史线索，是理解元朝手工业繁荣与文明互动的关键切入点。 ①朝代背景：宋元棉纺织业的兴起 宋元时期，棉花种植从边疆向内地推广（如海南、福建等地已广泛种棉），为棉纺织业发展提供原料基础。此前，民众衣料以麻、丝为主，棉纺织业处于起步阶段，而海南黎族等少数民族已积累较先进的棉纺织技术，为黄道婆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源头”。 ②技术传播与革新： 黄道婆从海南崖州（黎族聚居区）带回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并改进棉纺织工具（如优化轧棉、弹棉、纺纱工具，提升生产效率）。同时，她还提升“印染工艺”，让棉布从“实用”走向“美观”，是技术整合与升级的关键一步。 ③产业集群与商品经济： 她的技术落地松江府乌泥泾后，当地棉纺织业爆发式发展——材料中“1000多户从事棉布生产”“‘乌泥泾被’远近畅销”，体现两大变化： 松江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棉布通过商品流通走向全国，反映元朝商品经济繁荣（手工业产品市场化程度提高） 宋代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辉煌时代①。河北定窑、河南汝窑等地烧制的瓷器各具特色。南宋时，江南地区成为我国制瓷中心②。辽金的制瓷技术也相当进步。辽的瓷器鸡冠壶，反映出契丹人善于骑马的民族特色。金的耀州①瓷以青瓷为主③。元朝时烧制的青花瓷④，代表了制瓷技术的高超水平。 ①耀州，今陕西铜川。 ★历史知识的联系与核心素养 时空观念：从宋代到元代，制瓷业的空间分布从北方（定窑、汝窑）逐渐向江南（景德镇）转移，反映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辽金瓷器则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手工业领域的贡献。 唯物史观：瓷器发展的背后是生产力的进步（如窑炉技术、釉料配方）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如民营手工业的兴起），同时受政治格局（政权并立与统一）、民族关系（交融）等因素影响。 家国情怀：中国瓷器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既展现了古代工匠的智慧，也通过贸易传播到世界，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影响力。 ①宋代陶瓷业达到空前水平，形成了“五大名窑”（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为代表的制瓷体系，附件中提到的河北定窑（白瓷）、河南汝窑（青瓷）均是名窑代表，其产品工艺精湛，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 ②直接体现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趋势。自唐朝中期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时最终完成，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全面超越北方。江南地区的制瓷业因此迅速崛起，为后来元明时期景德镇成为“瓷都”奠定了基础。 ③少数民族政权的制瓷技术与民族交融 辽金制瓷技术的继承与创新​ 辽（契丹族）和金（女真族）作为与宋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制瓷领域展现了独特成就。 辽的鸡冠壶：鸡冠壶造型模仿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容器，便于携带，适应马上生活，体现了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对手工业的影响，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产物。 金的耀州瓷：耀州窑位于今陕西铜川（今属北方地区），金的统治延续了中原制瓷技术，以青瓷为主，说明少数民族政权在继承中原先进技术的同时，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反映了民族交融的加深。 多元文化下的技术交流​ 辽金的制瓷成就表明，即使政权并立，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未中断，反而通过技术传播、生活方式互动，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发展。 ④青花瓷是元代陶瓷业的标志性成就，属于釉下彩绘瓷，以钴料描绘图案，经高温烧制后色彩鲜艳、纹饰精美，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其技术突破不仅推动了中国瓷器的出口（如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亚非），更对后世明清瓷器（如五彩瓷、珐琅彩）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体现了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持续创新。 一、宋代：陶瓷业的巅峰——五大名窑的技术与审美 宋代是中国陶瓷业“百花齐放”的时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代表行业最高水平，各有技术突破与艺术特色： 定窑孩儿枕：定窑以白瓷闻名，胎质薄、釉色润。孩儿枕造型生动（婴儿侧卧形象），体现宋代制瓷“实用+艺术”的生活美学，也反映定窑作为民窑（后为官搭民烧）的生产活力。 汝窑三足樽承盘：汝窑属宫廷御用瓷，以天青色釉独步天下（“雨过天青云破处”的雅致质感）。其釉层轻薄莹润，是宋代“极简美学”与官营手工业高超技艺的结合（汝窑多为皇室垄断，体现技术专供）。 哥窑葵口洗：哥窑以开片纹（冰裂纹）为标志——烧制中釉层自然开裂形成纹理，看似“缺陷”却成艺术亮点。葵口洗的造型与开片呼应，展现宋代工匠对“自然意趣”的追求，是陶瓷装饰技法的创新。 官窑贯耳瓶：官窑为皇家烧瓷，分北宋、南宋官窑。贯耳瓶造型“端庄肃穆”，釉色浑厚如堆脂，体现官窑“服务皇室、审美正统”的定位，也反映宋代官营手工业对高端工艺的垄断。 钧窑月花盆：钧窑以窑变釉（釉色烧制中自然幻化出晚霞般绚丽色彩）突破单色釉局限。月花盆色彩斑斓，是宋代陶瓷在“釉料配方+烧制控温”上的重大技术突破，为后世彩釉瓷（如元青花）奠定基础。 二、辽金：民族交融中的陶瓷特色 辽（契丹）、金（女真）政权统治下，陶瓷既吸收中原技术，又保留本民族习俗，是辽宋夏金民族大融合的见证： 辽绿釉鸡冠壶：契丹族以游牧为生，“鸡冠壶”造型直接模仿传统皮囊容器（方便骑马携带）。它用中原陶瓷的“釉烧技术”改造游牧器具，体现“胡汉结合”的生活智慧，是民族交融的实物缩影。 金耀州窑青釉盖钵：耀州窑是北方著名民窑，以青瓷、刻花/印花工艺闻名。金代盖钵继承北宋陶瓷的“细腻刻花”技法，又融入女真族的审美偏好（如器型更敦实），反映少数民族政权下陶瓷业的“传承+创新”。 三、元代：技术突破与中外交流的双向赋能 元代陶瓷在宋代基础上实现两大跨越：青花/釉里红技术成熟、中外贸易推动外销瓷繁荣： 元青花釉里红盖罐：元代青花（以钴料绘饰）和釉里红（以铜红釉绘饰）技术成熟，此罐将两种工艺结合（或器物同时呈现青花与釉里红装饰），是陶瓷“彩釉时代”的里程碑。 更关键的是，元青花因契合西亚伊斯兰文化“蓝白配色”的审美，通过丝绸之路大量外销，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如波斯、土耳其至今藏有大量元青花）。这体现元代“疆域辽阔+外贸活跃”对陶瓷业的推动，也让“China（瓷器）”成为中华文明的符号之一。 四、整体脉络：陶瓷里的中国史 从唐“南青北白”（越窑、邢窑）到宋“五大名窑”（单色釉巅峰），再到元“青花崛起”（彩釉+外销），中国陶瓷业始终与技术革新、民族融合、中外交流深度绑定： 技术上：从青瓷白瓷到窑变、开片，再到青花釉里红，体现工艺迭代； 社会上：官窑（服务皇室）与民窑（服务民间）并存，反映手工业分工； 文化上：辽鸡冠壶、元青花的外销，见证“胡汉互动”“中西对话”。 这些瓷器不仅是实用器物，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历史注脚。 相关史事 宋朝瓷器以五大名窑所产瓷器质量最优①。其中，定窑在河北曲阳，以烧制白瓷为主，产品装饰有印花、刻花等；汝窑在河南宝丰，主要烧制宫廷用瓷，瓷胎薄而坚细，釉多呈天青色，青中带蓝；哥窑①主要烧制青瓷，釉面上分布着大小纹片；官窑北宋时在河南开封，南宋时在浙江杭州，专为宫廷烧制瓷器，釉色以粉青为上，淡白次之；钧窑在河南禹州，产品釉色青中带红称“钧红”，有的釉色呈紫色称“钧紫”。 ①关于哥窑窑址，一说在浙江龙泉，另一说在浙江杭州。 ★背后的时代背景与经济意义​ 经济重心南移： 五大名窑中，汝窑、官窑、哥窑、钧窑集中在河南、浙江等地，反映了宋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北方战乱后，南方农业、手工业持续发展，浙江龙泉（哥窑另一说）、杭州等地成为新的制瓷中心。 手工业专业化与分工： 不同窑口形成独特的釉色、纹饰和技术（如定窑的印花、哥窑的开片、钧窑的窑变），体现了宋代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区域化和技术创新。 海外贸易的推动： 宋代海外贸易繁荣，“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陶瓷之路”）将中国瓷器远销亚非各国，五大名窑的高端瓷器虽主要为宫廷服务，但其技术也影响了民间窑口，共同推动了中国陶瓷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皇室需求与工艺提升： 汝窑、官窑专为宫廷烧制，政府对高端手工业的控制和支持（如设立官营手工业作坊），促使工匠精益求精，推动了制瓷技术的突破（如釉料配方、窑炉结构改进）。 ★历史启示​ 宋代五大名窑的发展，不仅是古代手工业技艺的巅峰，更折射出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审美和政治制度的互动关系。它们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至今仍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①宋代陶瓷业的地位​ 宋朝是中国古代陶瓷手工业发展的高峰时期，陶瓷制作工艺精湛，产品种类丰富，形成了“五大名窑”（定窑、汝窑、哥窑、官窑、钧窑）为代表的优质瓷器体系，体现了中国古代手工业（尤其是制瓷业）的高度发达。这一时期，陶瓷不仅是日常生活用品，更成为艺术珍品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反映了宋代经济繁荣和科技水平的提升。 ②五大名窑的特点与地理分布 定窑（河北曲阳）​ 特点：以烧制白瓷为主，装饰技法有印花、刻花等，器物造型精美，釉色洁白温润。 地理意义：位于北方，体现了北方地区白瓷技术的成熟，是北方瓷窑的代表之一。 汝窑（河南宝丰）​ 特点：主要烧制宫廷用瓷，胎质薄而坚细，釉色多呈天青色（“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意境），青中带蓝，被称为“汝瓷之冠”。 历史地位：因专为宫廷烧制，代表了宋代瓷器最高工艺水准，釉色被视为宋代审美（雅致、含蓄）的象征。 哥窑（争议窑址）​ 特点：以烧制青瓷闻名，釉面分布大小纹片（俗称“开片”），形成独特的残缺美，是中国古代瓷器中唯一以“缺陷美”著称的品种。 窑址争议：初中历史教材提到“一说在浙江龙泉，另一说在浙江杭州”，体现了历史研究中“孤证不立”的原则，需通过考古发现或文献互证进一步考证。 官窑（分北宋、南宋）​ 北宋官窑：位于河南开封，南宋官窑迁至浙江杭州，均专为宫廷烧制瓷器。 釉色特点：以粉青色为最佳，其次为淡白色，釉层肥厚莹润，器型端庄典雅，体现了皇室对瓷器“高贵、素雅”的审美要求。 钧窑（河南禹州）​ 特点：以烧制乳浊釉瓷闻名，釉色独特，有“钧红”（青中带红）和“钧紫”（紫红色）等色彩，突破单一釉色限制，开创了“窑变”（釉料在高温下自然流动形成色彩变化）的先河，被称为“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北宋时，矿冶业在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①。煤得到大量开采，还广泛用于冶铁炼钢。金的煤产量和使用相当可观。辽的铁制农具制作水平较高，铁甲、马镫等是铁器中的精品。西夏兵器制作精良，西夏剑锋利无比②。 ★历史意义与深层解读 （一）技术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 北宋：煤的广泛应用是手工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标志着能源利用从木材向煤炭的转型，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冶铁业的规模化发展，为“宋朝经济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少数民族政权：尽管政权并立，但各政权均重视手工业（尤其是与民生、军事相关的领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生产工具、武器装备的迫切需求，也体现了不同民族在生产技术上的适应性创新（如辽的农具适应草原与农耕混合经济，西夏兵器适应战争环境）。 （二）民族交融与多元发展 辽、金、西夏虽为少数民族政权，但其矿冶技术或直接继承北宋（如金的煤使用），或在自身基础上吸收中原技术，体现了多民族政权并存下的技术交流与融合。例如，金的煤产量提升可能得益于对中原采矿技术的掌握，而辽、西夏的特色手工业（如辽的农具、西夏的兵器）则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与实用特色。 这种技术互动打破了“中原先进、边疆落后”的单一认知，展现了各政权在独立发展中的相互影响，印证了辽宋夏金时期“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三）对比与启示 北宋的矿冶业代表中原王朝的技术高度，辽、金、西夏则体现了边疆政权在资源开发与军事技术上的针对性发展，共同构成了10—13世纪中国手工业的多元图景。 技术进步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成为政权巩固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支撑（如西夏通过精良兵器强化军事力量，辽以先进农具促进统治区域内的农业开发）。 ★总结 本段内容以矿冶业为切入点，揭示了北宋与辽、金、西夏时期手工业发展的共性与差异：共性在于技术进步推动社会需求，差异在于各政权基于自身经济结构和民族特性形成的特色产业。这一现象既是多民族政权并立时代的生产力体现，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技术互鉴、文明交融的进程，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经济与技术基础。 ①北宋矿冶业的核心地位：煤（石炭）的大规模开采与应用是关键突破。北宋时期，煤不仅作为燃料广泛使用，更成为冶铁炼钢的重要能源，极大提高了铁的产量和质量，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工具的革新（如铁制农具、兵器），也为城市生活和军事发展提供了支持。 ②少数民族政权的技术传承与发展： 金朝：继承北宋技术，煤产量和使用“相当可观”，说明其手工业体系延续并发展了中原技术，尤其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取得成效。 辽朝：铁制农具制作水平高，体现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铁甲、马镫等精品”反映其游牧文明下的军事装备技术精湛，适应骑兵作战需求。 西夏：“兵器制作精良”“西夏剑锋利无比”，凸显其在军事手工业上的优势，可能与河西走廊的矿产资源和战略需求相关。 1．图像核心信息：技术与社会生产 画面展现的是西夏时期（党项族建立的政权）使用风箱进行冶铁的生产场景。 风箱是冶铁关键工具：通过人力鼓风，为冶铁炉持续输送空气，提升炉内温度，让铁矿石更高效地冶炼成铁（或钢）。它是古代人力鼓风技术的代表，相比早期自然通风或简易鼓风装置，大幅提高了冶铁效率与质量。 2．历史背景：民族政权的经济与技术 榆林窟是敦煌石窟群的重要组成部分，第3窟壁画创作于西夏时期。结合时代背景： 手工业发展：西夏重视手工业（如冶铁、陶瓷、纺织），冶铁业为军事（制造兵器）、农业（打造农具）、日常生活（铁器工具）提供核心支撑。“风箱与冶铁图”直观反映了当时冶铁业的规模与技术水平。 民族交流与技术传承：中国古代冶铁技术长期领先（如汉代“水排”——水力鼓风装置），西夏作为西北少数民族政权，既吸收中原先进的冶铁技术，又结合自身需求创新（如推广人力风箱）。这幅壁画是民族间技术交流与融合的视觉见证。 3．史料价值：壁画中的“活历史” 敦煌壁画（含榆林窟）不仅是艺术珍品，更是研究古代社会的图像史料： 补充文献空白：文字史料对“西夏冶铁细节”记载有限，壁画通过直观场景（工匠操作、工具构造），还原了当时冶铁的生产流程与社会分工。 映射时代风貌：从冶铁技术可延伸到西夏的经济结构（手工业地位）、民族特色（党项族的产业选择），甚至社会阶层（工匠群体、技术传承）等，是理解宋元时期多元政权下社会经济的微观窗口。 瓜州榆林窟第3窟风箱与冶铁图 宋朝时，造船业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广州、泉州、明州的造船业都有很高的水平。北宋东京郊外，建有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船坞③。南宋沿海地区制造的海船，不仅规模宏大，设计科学，还配备了指南针。金还造出了撞冰船②。 这段材料以“造船业”为切入点，串联起宋朝（含金朝）经济重心南移、海外贸易繁荣、科技进步、民族政权互动等核心历史线索，生动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在技术、经济、文化领域的开放性与先进性，也印证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交流促进发展”的历史规律 ①经济背景：经济重心南移与手工业繁荣 宋朝时，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唐朝中期开始，南宋最终完成），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高度发达。广州、泉州、明州是南方重要的外贸港口城市，造船业作为手工业的核心分支，其繁荣是南方经济活力的直接体现——发达的手工业为海外贸易提供技术支撑，而海外贸易的需求又倒逼造船业升级。 ②海外贸易：造船业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促进 宋朝实行开放的海外贸易政策（如设“市舶司”管理外贸），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范围空前扩大（东至日本、朝鲜，西达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这种背景下： 南宋海船“规模宏大、设计科学”，能适应远洋长距离航行； 海船“配备指南针”（指南针在北宋末年开始用于航海，南宋时广泛应用），解决了远洋导航难题，大幅提升航海安全性。 可见，造船业的进步是海外贸易繁荣的技术保障，而海外贸易的需求又推动了造船技术迭代，二者形成“需求—创新”的正向循环，折射出宋朝对外交往与商业文明的发达。 ③科技成就：古代发明与工程技术的领先 船坞技术：北宋东京郊外建有“世界现存最早的船坞”，这一设施是造船产业规模化、专业化的标志，反映宋朝在船舶建造工程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指南针应用：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从“司南”（战国）到“罗盘”（南宋）的演变，最终在造船业中实现实用化，是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典型案例，彰显宋朝科技的实用性与创新性。 一、历史背景：宋朝海外贸易的繁荣与泉州的地位​ 经济重心南移与海外贸易需求： 宋朝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已完全转移到南方，农业、手工业（如丝绸、瓷器、茶叶）高度发达，为海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商品。政府鼓励海外贸易，在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外贸，推动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泉州的角色：福建泉州是南宋时期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出土的南宋海船印证了泉州作为当时世界级大港的历史地位，其造船技术和规模适应了远洋航行的需求。 造船业的技术支撑： 宋朝造船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宁波）等地均有发达的造船工场。海船的建造不仅满足国内漕运和贸易需求，更推动了远洋航海的发展。 二、技术亮点：水密隔舱——古代造船技术的革命性突破​ 水密隔舱的设计原理： 海船内部通过隔舱板将船体分成多个独立舱室，即使某一舱室破损进水，其他舱室仍能保持密封，避免整船沉没。这一设计显著提升了船舶的抗沉性和航行安全性。 世界领先的意义： 水密隔舱技术是中国古代工匠的智慧结晶，比欧洲早数百年（欧洲直到18世纪才出现类似技术）。它不仅体现了宋朝高超的造船工艺，更反映了中国古代科技在实践中的创新应用，为远洋航行提供了技术保障，是中国对世界航海事业的重要贡献。 三、史料价值：实物证据与历史研究​ 考古发现的实证作用： 南宋海船作为出土文物（实物史料），是研究宋朝造船技术、海外贸易最直接的证据。与文献记载（如《梦溪笔谈》《萍洲可谈》）相互印证，弥补了文字史料的不足，帮助我们直观了解当时的船舶形制、尺寸和技术细节。 反映的社会经济面貌： 海船的庞大体积（残存24．2米长、9．15米宽）和先进设计，侧面反映了宋朝商品经济的活跃、手工业的分工细化以及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它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宋朝开放型经济和海洋文明的象征。 四、历史联系：从造船技术看宋朝的海洋探索​ 宋朝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如指南针的应用）共同推动了“大航海时代”的提前到来。水密隔舱技术的传播，对后来世界船舶制造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一文物也启示我们：科技进步是文明交流的重要动力，中国古代的创新精神为人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结 南宋海船的出土，以实物形式展现了宋朝在经济、科技、海外贸易领域的辉煌成就，印证了教材中“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高峰”“海上丝绸之路鼎盛”等核心观点，同时也体现了考古发现对还原历史细节的重要性。通过这一案例，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及中国古代对外开放、勇于创新的文明特质。 南宋海船 这艘南宋海船于1974年出土于福建泉州。出土时，海船残存长24．2米、宽9．15米。宋代海船设置水密隔舱，增加抗沉性和横向强度。这一技术，在当时世界造船领域中居于领先地位。 商业的繁荣 宋元时期商业的繁荣超过了前代①。南方的商业尤为发达。黄河、长江及运河沿岸兴起了很多商业城市，最大的是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和元大都，人口多达百万。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商业日益繁盛，城市中的店铺不断增加②。北宋时大城市的商业活动已突破坊和市的界限，人口聚集或流动性大的地方都可以开设店铺；早市和夜市进一步发展③。都市的商贸活动也辐射到乡镇，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交通要道发展成为重要的商贸区④。当时市场上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客商往来不绝，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⑤。 历史影响：宋元商业为后世留下哪些“遗产”？ 宋元商业繁荣是多重因素（经济重心南移、交通进步、政策松动、技术支撑）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为后世埋下伏笔： 经济：推动“交子”（北宋）、“纸币”（元朝）等货币革新，为商品经济规模化发展提供工具； 社会：催生“市民文化”（宋词、元曲、话本），改变“重农轻商”观念（商人地位有所提升）； 国家治理：宋朝“放松抑商”、元朝“重视商业税收”，体现政府对经济政策的调整； 文明交流：通过陆上、海上贸易，中国“四大发明”（如指南针用于航海、火药西传）传播至世界，同时吸收外来文化（如伊斯兰建筑影响元大都），成为中外文明互鉴的桥梁。 ①这是基于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唐朝中期后经济重心南移加速，南宋完成）。南方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如水稻种植、丝织业、制瓷业）为商业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南方成为全国商业核心区。 ②商业城市崛起：沿河水运+规模空前 空间分布：商业城市依托黄河、长江、运河等水运干线兴起。水运是宋元主要交通方式，便利货物运输与人口流动（如北宋东京位于黄河与大运河交汇处，元大都为京杭运河终点，南宋临安依托钱塘江与运河）。 规模地位：东京、临安、元大都人口达“百万”，是当时世界级大都市。作为都城，它们既是政治中心（吸引官僚、军队、百姓聚集），也是商业枢纽（如临安“买卖昼夜不绝”，店铺沿街林立）。 ③商业活动突破“时空限制”：从“坊市分离”到“日夜喧嚣” 空间突破：北宋前，城市实行“坊市制”（住宅区“坊”与商业区“市”严格分离，且“市”定时启闭）。宋朝打破这一限制，“人口聚集或流动性大的地方都可以开设店铺”——商铺不再局限于固定“市”，街头巷尾、居民区都能经商，城市商业布局更灵活（如东京“瓦子”“勾栏”周边商铺密集）。 时间突破：唐朝城市有“宵禁”，夜晚商业停滞；宋朝取消宵禁，“早市和夜市进一步发展”——商业活动从白天延伸到深夜，催生“夜经济”雏形（如临安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 ④城乡商业网络形成：从“城市”到“乡村”的联动 “都市的商贸活动辐射到乡镇，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交通要道发展成为重要的商贸区”，体现商业从城市向乡村渗透： 乡村出现草市、墟市（定期集市），与城市市场通过“交通要道”连接，形成“城市→乡镇集市→乡村”的层级商业网络。 这种联动加速了农产品商品化（如茶叶、丝绸原料从农村流入城市）与手工业品下乡（如瓷器、铁器从城市销往农村），缩小城乡经济差距，推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 ⑤商品与市场活力：供给丰富+中外贸易活跃 “当时市场上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客商往来不绝”，反映商品经济的两大活力来源： 供给端：宋元农业、手工业发展为商业提供“货源”。农业上，经济作物（茶、棉、桑）广泛种植；手工业上，制瓷（景德镇青白瓷）、纺织（蜀锦、松江棉纺）、造船（泉州远洋海船）技术领先，产品大量涌入市场。 需求端：一方面，城市人口增长（百万人口城市）催生“市民阶层”，消费需求升级；另一方面，海外贸易鼎盛（宋朝设“市舶司”管理外贸，元朝“海上丝绸之路”延伸至波斯湾），阿拉伯、波斯等国商人来华采购丝绸、瓷器、茶叶，使中国市场兼具“国内性”与“国际性” 1．作品定位：风俗画与社会生活 《货郎图》是南宋画家李嵩创作的风俗画（以普通民众社会生活、民俗风情为题材的绘画）。画面核心是“货郎”（古代流动贩卖日用杂货的商人）挑着满载货物的担子，吸引乡村男女老少围聚交易的场景。 2．经济视角：商品经济深入乡村 南宋时期，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推动商业繁荣，商品经济不仅在城市活跃，还延伸到乡村： 货郎“走街串巷卖杂货”，说明乡村集市、流动贸易已十分普及，满足了农民的生产（如农具）、生活（如日用品、玩具）需求；这一现象背后，是“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后，南方商品经济的兴旺——南宋虽偏安江南，但农业技术进步（如占城稻推广）、手工业发达（如丝织、制瓷），为商业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也让“货郎经济”成为乡村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 3．社会生活视角：民俗与日常的缩影 画中人物的衣着、互动，以及货郎担上的货物细节，是南宋乡村生活的“活化石”： 衣着服饰：能体现南宋不同阶层的穿着风格，反映当时的纺织技术与审美； 交易场景：村民围拢货郎的热闹画面，展现了乡村社会的邻里关系与消费习惯； 货物种类：从农具到手工业品、玩具，侧面印证了南宋手工业的分工细化（如陶瓷、纺织、竹木器制造），以及百姓生活的丰富性。 4．艺术与文化视角：世俗化的宋代文化 宋代以后，风俗画兴起（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背后是“市民阶层壮大”的社会变革： 商品经济发展让城市中出现大量市民，他们对“贴近生活的艺术”需求增加，风俗画因此流行； 《货郎图》放弃对帝王将相、贵族生活的刻画，聚焦普通百姓的日常，体现了宋代文化“世俗化”“平民化”的趋势——艺术不再只为上层服务，而是开始记录、反映大众的生活百态。 综上，《货郎图》不仅是一幅艺术珍品，更是解读南宋经济繁荣、社会生活、文化变迁的“历史切片”，让我们能穿越时空，触摸那个时代的烟火气。 李嵩《货郎图》（局部） 1．作品背景与主题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 张择端的代表作，以长卷形式生动记录了北宋都城 东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是研究北宋城市史、经济史的“活化石”。 2．画面信息对应的历史知识 材料中“市区街道、商店鳞次栉比，街上行人摩肩接踵，车马轿驼络绎不绝，展现东京街市繁荣”，可从以下维度解读： （1）坊市制度的突破​ 唐朝及以前，城市实行“坊市分离”制度：居民区（坊）与商业区（市）严格分隔，且商业活动有时间限制（如唐代长安“市”午后关闭）。 北宋时，坊市界限被彻底打破：店铺可临街开设，商业活动不再受空间、时间约束（出现“早市”“夜市”）。画面中“商店密集、街道商业活跃”，正是“坊市制度瓦解，商业自由化”的直观体现。 （2）城市经济功能的强化​ 北宋东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同时也是 商业、手工业中心。城市经济功能远超前代，市民阶层壮大，消费需求旺盛。 画面中“行人摩肩接踵”“车马轿驼络绎不绝”，反映城市人口密集、商业活动多元（如零售、运输、餐饮等），体现东京作为“经济枢纽”的繁荣活力。 （3）商品经济繁荣的基础与表现​ 农业、手工业发展为商业奠基：北宋农业技术进步（如占城稻推广，粮食增产），手工业发达（丝织、制瓷、造船居世界前列），为商业提供了充足商品。 商业活动的“社会化”：画面中繁杂的商业场景（商店、运输、人流），本质是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体现——普通市民广泛参与商业活动，不再局限于“士农工商”的传统分工。 3．艺术作品与历史研究的价值 《清明上河图》不仅是艺术瑰宝，更是研究北宋社会的 “图像史料”：它以视觉化方式，让后人直观感受到北宋城市“突破传统束缚、商品经济勃兴、社会生活丰富”的时代特征，弥补了文字史料的抽象性，是理解中国古代“城市化”“商品经济转型”的关键案例。 综上，这幅局部图通过“街市繁荣”的细节，折射出北宋 经济结构转型（从“重农抑商”到商品经济活跃）、城市治理变革（坊市制度瓦解）等深层历史趋势，是北宋“商业革命”的生动缩影。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这幅图是《清明上河图》的后段，描绘了市区街道，城内商店鳞次栉比，街上行人摩肩接踵，车马轿驼络绎不绝，展现了东京街市的繁荣景象。 辽夏金的商业和城市也有一定的发展。辽的上京、西夏的兴庆府和金的燕京，商业都很繁盛。金在一些地方还对往来商旅征收商税（体现政府对商业的管理和经济调控）。 ★历史意义与影响​ 推动民族交融： 城市作为商业中心，成为各民族（契丹、党项、女真、汉族等）交流的枢纽，促进了文化、技术和生活方式的相互影响（如契丹人学习汉族建筑技术，汉人接受少数民族饮食、服饰等）。 体现社会经济发展： 商业繁荣是两宋时期经济高度发展的缩影，不仅限于中原地区，也延伸到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反映了中国古代经济的多元性和整体性。 为统一奠定基础： 各政权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如宋辽榷场贸易、宋夏互市），加强了南北经济联系，为后来元朝的大一统创造了条件。 历史背景与原因​ 民族政权并立与交流： 辽、西夏、金与两宋长期并立，通过战争与和议（如澶渊之盟、宋夏和议、宋金和议）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为边境贸易和城市发展创造了条件。 经济基础的发展： 少数民族政权受中原影响，逐渐从游牧经济向农牧结合转变（如辽推行“蕃汉分治”，鼓励农耕；西夏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农业、手工业的进步为商业提供了物质基础。 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如冶铁、纺织）传入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手工业产品多样化，丰富了市场交易内容。 商业政策与管理： 金朝征收商税，说明商业活动已被纳入政府管理体系，类似中原王朝的经济政策，反映出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趋势和对商业价值的认可。 相关史事 随着城市的繁荣，人们的文化生活也丰富起来①。东京城内有许多娱乐兼营商业的场所，叫作“瓦子”②。大的瓦子，可容几千人。瓦子中有许多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各种艺人在这里卖艺谋生，如说书的、唱曲的、演杂剧的、耍杂技的、表演蹴鞠（cùjū）的，令人眼花缭乱。瓦子里还有许多摊商，有卖饮食、药材、珍玩、字画的，还有剃头、算卦的，十分热闹。 ★延伸：从“蹴鞠纹青铜镜”看宋代社会活力 右侧“宋代蹴鞠纹青铜镜”是实物佐证： 蹴鞠是宋代全民热爱的体育活动（上至宫廷、下至市井），铜镜上的图案直接反映这一社会风尚，与瓦子内的“表演蹴鞠”呼应，说明体育娱乐已深度融入市民生活。 青铜镜本身是手工业（制镜技艺）与商业（市井流通）的产物，也从侧面印证宋代手工业发达、商品经济活跃 ★本质：“瓦子”背后的时代特征 “瓦子 - 勾栏 - 市民文化”的组合，本质是宋代商品经济繁荣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市民阶层崛起后，不仅改变了城市的经济格局，更重塑了文化与生活方式，使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世俗化”“平民化”的重要转型期。 ①背景：经济发展催生“市民文化”需求 宋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农业、手工业发展为商业奠基，纸币“交子”出现等），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市民阶层（城市中以工商业者、小商贩、手工业者为主体的新兴群体）逐渐壮大。 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和“日常消费”的需求激增，传统单一的城市功能已无法满足，于是兼具“娱乐+商业”的综合性场所——“瓦子”应运而生。 ②“瓦子”是宋代市民生活的缩影 空间与规模：“瓦子”是娱乐与商业融合的“城中之城”，大的瓦子可容纳数千人，说明其受众广、影响力大，是市民社交与消费的核心场所。 功能分区（勾栏）：瓦子内有专门的“勾栏”（演出圈子），聚集了说书、唱曲、演杂剧、耍杂技、蹴鞠等艺术形式。这些表演既包含通俗文学（如话本）、民间艺术（如杂技），也有体育娱乐（如蹴鞠），体现文化的世俗化、大众化——艺术不再是贵族专属，而是扎根市井、服务百姓。 商业配套：瓦子中还有饮食、药材、珍玩、剃头、算卦等摊商，覆盖“衣食住行、精神娱乐”全维度需求，反映宋代城市商业的多元化与精细化，以及市民生活的便利性。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货币交易量的增长①，但长期以来市场上流通的是金属货币，携带很不方便。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出现“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②。南宋时，纸币发展成与铜钱并行的货币。元朝时纸币在全国范围内作为主币发行。纸币的产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纸币的影响：推动商业发展 1．突破金属货币的局限性：纸币轻便易携，解决了大宗交易中金属货币搬运困难的问题，提高了交易效率。 2．促进长途贸易和货币流通：无论是两宋的跨区域商路（如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元朝的全国性贸易网络，纸币都成为连接不同地区经济的重要媒介。 3．反映商品经济的成熟：纸币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普及表明宋代以后中国商业活动的规模和复杂性已达到新的高度，为明清时期白银货币化奠定了基础。 ★总结：货币演变与时代特征 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的转变，本质上是两宋至元朝商品经济繁荣的体现。纸币的出现不仅是货币技术的革新，更是宋代“商业革命”的重要标志（如坊市界限打破、早市夜市兴起），而元朝的货币统一政策则服务于大一统王朝的经济治理需求。这一演变反映了中国古代经济从区域分散向整体整合的发展趋势，也为后世货币制度提供了重要借鉴。 ①背景：商业繁荣与金属货币的矛盾 1．商业发展的需求：两宋时期（北宋、南宋）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阶段，城市商业突破市坊界限，海外贸易兴盛（如泉州港），市场交易规模扩大，传统金属货币（铜钱、铁钱）因重量大、携带不便，逐渐无法满足大规模交易的需求。 2．四川地区的特殊性：北宋前期，四川地区（今四川一带）因远离中原铸币中心，且当地主要流通铁钱（价值低、重量大），商人携带铁钱交易极为不便，客观上催生了对轻便货币的需求。 ②纸币的产生与发展 1．交子——世界最早的纸币（北宋前期，四川地区）​ 性质：最初由民间商人联合发行的“交子铺”开具的存款凭证，后因信用良好逐渐演变为法定货币，由政府设立“交子务”专门管理。 意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标志着中国古代货币制度从金属货币向纸币的重大转变，体现了宋代商业智慧和金融创新。 2．南宋：纸币与铜钱并行​ 南宋时期，纸币（如“会子”“关子”）的使用范围从四川扩展到东南各路，形成纸币与铜钱并行的货币体系。纸币因其轻便、易于分割的特点，更适合长途贸易和大宗交易，进一步推动了南方经济的繁荣。 3．元朝：纸币成为全国主币​ 元朝建立后，为巩固大一统局面，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纸币（如“中统钞”“至元钞”），禁止金银和铜钱流通，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这一措施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跨区域贸易频繁的需求，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统一。 1．北宋纸币铜版拓片——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背景：北宋前期，农业、手工业繁荣推动商业高速发展，四川地区（经济发达但金属货币[铜钱、铁钱]沉重，长途贸易携带不便）率先出现“交子”。 意义：它是世界最早的纸币，标志着宋代商品经济达到新高度；纸币的便携性突破金属货币局限，极大便利了商品交换，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繁荣；也体现了宋代在经济制度（货币领域）的创新性。 2．南宋纸币铜版拓片——纸币的普及与经济重心南移 发展：南宋时，纸币（如“会子”）从四川推广至全国，与铜钱并行成为主流货币。 关联知识点：这与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直接相关——南宋南方经济（农业、手工业、海外贸易）全面超越北方，商业规模空前扩大，对货币的需求量和流通效率要求更高，纸币的普及是商业繁荣的必然结果；同时，纸币成为国家财政和民间交易的重要工具，反映了南方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 3．元朝至元宝钞——纸币为主体的货币制度 政策逻辑：元朝疆域辽阔，为强化中央对经济的管控、便利跨区域贸易（国内民族交流、中外丝绸之路贸易），推行以纸币为核心的单一货币制度，“至元宝钞”是典型代表。 历史影响：纸币的大规模、全国性发行，是元朝“大一统”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它突破了前代“金属货币为主、纸币辅助”的模式，反映商品经济在统一政权下的深度发展；同时也说明，宋元时期货币制度从“金属货币时代”逐步向“纸币主导时代”过渡，对后世货币体系影响深远。 ★总结：货币变革背后的时代特征 从北宋“交子”诞生，到南宋纸币普及，再到元朝“至元宝钞”的全国性推行，宋元时期纸币的演变折射出三大核心趋势： 商品经济持续繁荣（农业、手工业发展为商业奠基，商业规模/范围远超前代）； 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南方成为全国经济核心）； 国家治理能力提升（通过货币制度创新，强化对经济的调控与跨区域整合）。 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水平领先，南方人口在总量和增长速度方面都超过了北方，社会经济长期稳定，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粮食供应都依靠江南地区②。至此，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完成。 ★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原因”（结合背景拓展） 自然基础：南方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具备农业发展的先天优势； 社会环境：南方相对安定（如南宋偏安江南，未受大规模战乱冲击），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环境； 人力与技术：北方人口南迁带来劳动力和先进技术（如灌溉、农具制造技术）； 政策支持：南方统治者（如南宋朝廷）重视农商、鼓励海外贸易，推动经济繁荣。 ①经济重心南移的“历程”定位 经济重心南移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魏晋南北朝：南方初步开发（为南移奠基）； 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南移速度加快； 南宋时期：最终完成 ②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表现” 材料从产业、人口、财政三个维度，印证了南方对北方的全面超越，标志着重心南移完成： 产业维度：江南经济全面领先 农业：占城稻推广使水稻产量跃居粮食首位，“太湖流域（苏湖地区）成为全国粮仓”（俗语“苏湖熟，天下足”）； 手工业：丝织（蜀地、江浙丝织业发达）、制瓷（景德镇崛起为“瓷都”）、造船（广州、泉州、明州是重要造船中心）技术精湛、规模领先； 商业：城市繁荣（如南宋都城临安商业突破时空限制），海外贸易鼎盛（设市舶司管理外贸，广州、泉州是国际大港），还出现纸币（会子等）便利交易。 人口维度：南方人口优势凸显 材料提到“南方人口在总量和增长速度方面都超过了北方”。这是因为北方长期战乱（如两宋之际的金军南侵、宋金对峙战争），大量人口南迁，既为南方补充了劳动力，又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直接推动南方开发，人口格局的变化是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信号。 财政维度：南方成为国家经济支柱​ “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粮食供应都依靠江南地区”——在唐朝及以前，经济重心在北方，中央财政、粮食依赖黄河流域；而南宋时，南方首次成为国家赋税、粮食的核心来源，这是经济重心“彻底南移”的标志性体现。 材料研读 国家根本，仰给东南。 ——《宋史·范祖禹传》 这句话说明了什么问题？ “国家根本，仰给东南”这句话反映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具体可从以下角度解读： 1．经济重心南移的最终完成​ 魏晋南北朝以来，北方因战乱频繁（如安史之乱、五代十国），人口大量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促进了南方的开发。至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南方（“东南”）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全面超越北方，成为国家经济的核心区域。这句话直接表明，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东南地区，标志着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最终完成。 2．南方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表现​ 农业：南方水利兴修（如太湖流域）、占城稻推广，粮食产量高，“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印证了江南作为“粮仓”的地位。 手工业：丝织业（蜀地、江浙）、制瓷业（景德镇）、造船业（泉州）等手工业中心集中于南方，产品远销海内外。 商业与海外贸易：南方城市繁荣（如临安、广州、泉州），市舶司的设立推动海外贸易兴盛，成为国家重要财源。 3．政治与社会影响​ 经济重心的南移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也对政治、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南宋偏安江南后，进一步依赖南方经济；即使北宋时期，南方财政贡献也已远超北方。 人口、资源、财富的集中促使南方成为文化教育中心（如科举中南方士子占比上升），推动了书院制度和文化繁荣。 读地图 宋代经济分布图 南京……今北京 兴庆……今宁夏银川 钧州……今河南禹州 东京……今河南开封 江陵……今湖北荆州 鄂州……今湖北武汉 宣州……今安徽宣城 建康……今江苏南京 临安……今浙江杭州 明州……今浙江宁波 潭州……今湖南长沙 流求……今台湾 1．观察粮食主要产区的区域范围。 从地图中可以看出，宋代粮食主要产区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但南方（秦岭—淮河以南）的产区范围更广、密度更高，体现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 北方产区：以华北平原（今河南、山东等地）为主，主要种植粟、麦等作物，但受战乱和生态环境影响，产量逐渐被南方超越。 南方产区：长江中下游平原（今江苏、浙江、湖南等地）：是宋代最重要的粮食产区，尤其太湖流域（苏州、湖州一带）因推广占城稻和改进水利，成为“粮仓”，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东南沿海地区（今福建、广东等地）：水稻种植普及，部分地区开始种植双季稻，粮食产量显著提升。 结论：南方粮食产区的扩大，反映了宋代农业重心已转移到南方。 2．观察商业城市的分布。 宋代商业城市打破了前代“坊市分离”的限制，城市经济功能增强，且集中分布于南方和沿海地区： 北方商业城市： 东京（今河南开封）：北宋都城，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商业繁荣，出现早市、夜市和草市。 南京（今北京，北宋为辽南京，南宋后为金中都）：北方军事和政治重镇，但商业规模不及南方。 南方商业城市： 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都城，人口百万，商业空前繁荣，店铺林立，海外贸易发达。 苏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广州：既是手工业中心（如丝织、造船），也是重要港口，泉州是当时世界第一大港，设有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 成都（今四川成都）：西南地区商业中心，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结论：南方商业城市数量多、规模大，沿海港口城市兴起，体现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兴盛。 3．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分布看宋代的经济重心。 通过地图中三大产业的分布，可明确宋代经济重心已完全转移到南方，具体表现如下： 农业重心南移： 南方粮食产量超过北方，“苏湖熟，天下足”取代了北方传统粮仓的地位。 经济作物（茶叶、棉花）种植集中在南方（如福建茶园、江淮棉花产区）。 手工业重心南移： 丝织业：四川、江浙地区是全国丝织中心，技术领先。 制瓷业：江西景德镇成为“瓷都”，浙江龙泉窑、福建泉州窑等名窑均在南方。 造船业：广州、泉州、明州的造船技术世界领先，为海外贸易提供保障。 商业和海外贸易重心南移： 南方城市成为商业中心，临安、泉州等城市的经济地位远超北方。 海外贸易范围扩大，与东南亚、阿拉伯等地通商，关税成为政府重要收入，且市舶司（外贸管理机构）主要集中在南方沿海。 知识拓展 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广告 宋朝的商业空前发达。由于商业竞争激烈，有的商铺为招揽生意，开始以印刷广告的方式宣传和推销自己的商品。这件济南刘家功夫针铺铜版，不仅标明铺号，而且以白兔为商品标识，注明“认门前白兔儿为记”，还特别说明是“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如果要成批购买，还可以优惠。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广告。 济南刘家功夫针铺铜版及拓片 原创题 根据材料，分析宋朝出现这种印刷广告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 宋朝商业空前发达，商业竞争激烈，商铺为了招揽生意，所以采用印刷广告的方式宣传商品。 1．结合所学，简要说明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经济重心南移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关键趋势，核心是“北农南移、南经崛起”，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奠基期（魏晋南北朝）： 北方长期战乱（如八王之乱、少数民族政权纷争），大量人口南迁，带去先进农耕技术、工具和劳动力；同时，南方政权（如东晋、南朝）重视农业开发，江南地区（长江流域）得到初步开发，为经济重心南移打下基础。 启动期（唐朝中期）： 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遭严重破坏，而南方相对安定。北方人口再次大规模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快速发展（如曲辕犁、筒车推广，陶瓷业进步），经济实力逐渐追上北方，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完成期（南宋） 南宋时，南方经济全面超越北方： 农业：“苏湖熟，天下足”（苏州、湖州成粮仓），水稻产量全国第一； 手工业：丝织、制瓷（景德镇成“瓷都”）、造船业领先世界； 商业：城市繁荣（如临安）、海外贸易发达（设市舶司管理）。 至此，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南方成为全国经济核心。 2．欣赏《清明上河图》，感受北宋城市生活的时代气息。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代表作，以长卷形式展现了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汴河沿岸的繁华市井，透过画面可捕捉北宋城市的“烟火气”与时代特征： 商业突破时空限制： 唐朝前城市实行“坊市分离”（住宅区“坊”与商业区“市”严格分开），而北宋东京已打破这一限制——街道两侧店铺林立，早市、夜市昼夜不息，甚至城郊草市（乡村集市）也蓬勃发展，体现商业活动的自由化与繁荣。 市民生活丰富多彩： 画中人物涵盖商人、手工业者、船夫、市民、官吏等各阶层，他们或买卖交易、或运输货物、或休闲娱乐，生动展现了北宋市民阶层的生活场景（如餐饮、交通、社交等），反映城市经济繁荣下市民文化的兴起。 交通与手工业发达： 汴河上舟船穿梭，既有载货的漕船，也有载人的客船，体现北宋内河航运的发达（支撑商业贸易）；画中建筑、车船、工具等细节，也侧面反映北宋手工业（如造船、纺织、陶瓷）的高超技艺。 经济繁荣的缩影： 《清明上河图》的本质是北宋农业、手工业发展支撑下的商业繁荣写照——只有当农产品充足、手工业产品丰富时，大规模商业交换才可能实现。它既是东京“市井繁华”的具象，也是北宋整体经济实力的缩影。 ★常考史料深度解读 《耕获图》的农业史价值​ 此图不仅是艺术珍品，更是研究宋代农业生产技术的"可视化档案"。图中呈现的复种技术（早禾/晚禾轮作）、灌溉工具翻车（龙骨水车）及秧马的使用，实证了宋代农业的精耕细作化趋势。2021年江西宋代遗址出土的木质秧马实物，与图像相互印证，说明这种高效农具在长江流域的普及程度远超文献记载。 原创题 结合所学知识，说说宋代农业“精耕细作化”趋势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意义 答案与解析： ①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粮食产量，为社会提供更多农产品，有利于养活更多人口； ② 推动农业技术进步与传播，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③ 为宋代商品经济繁荣、手工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农业是古代社会发展根基，精耕细作使农业剩余产品增多，推动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 ④ 巩固小农经济主导地位，影响后世中国农业发展模式。（任答两点即可，言之有理也可） 1 / 35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