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屈原列传
司马迁
史传类文章的阅读方法
1.把握人物的基本情况及主要事迹。
2.把握人物关系,在人物对比中把握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角色和贡献。
3.了解社会背景,把人物放在广阔的背景中思考人物的选择
4.了解作者生平经历,把握作者议论抒情文字,了解作者的意图。
作品简介
政论文
《史记》
本纪 叙述历代帝王的历史; 全书人物塑造形象鲜明,文笔简练朴素,其中也有许多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作品。鲁迅赞誉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意即它既是史学巨著,又是文学巨著。
世家 叙述贵族王侯的历史;
列传 历代诸侯之外名官名人的事迹;
表 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
书 记载典章制度,天文地理。
3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名平,字原。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与《诗经》并称“风骚”。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对后世中国文学影响深远。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节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第一篇为屈原立传的史传名篇。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襄王三个时期,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
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后张仪由秦至楚,以重全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
背景
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过错,所以,屈原受到广泛的同情。但子兰非但不思其过,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楚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汩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zōu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kuí余初度兮,肇锡zhào cì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高贵的出身:我是楚之宗亲,忧国是本分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屈原第一句亮明高贵的血脉身份:我是上古帝王高阳氏后人,是楚国王族宗亲,与楚国同根、同脉、同命运。此时的屈原,遭到群小的排挤,被君王疏远。他明明一心为国为民,做的所有事,全被人歪曲成有私心、有野心、就想争权夺利。
说高贵的出身就是为了告诉世人:我身为王族宗亲,与楚王同宗共祖,楚国就是我的家。我忧心国家、劝诫君王、坚持正道,从来不是“外人干政”,不是为了一己私利。我是王族,对楚国的兴亡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天生就该担这份责任,在给自己正名。
二、吉祥的生辰:天赐吉时,我本是天选之人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在先秦,生辰从不是简单的生日,而是天命的象征。屈原写自己生于寅年寅月寅日这样的大吉之日、祥瑞之时,是在说:我不是随随便便来到这个世上的,我是上天选定的贤才,生来就背负正气与使命。我的正直、清醒、不肯同流合污,不是固执,不是清高,是天命赋予的底色。我生来就该做个好臣子,坚守正道、辅佐明君、安定国家,这是天命。
三、美好的名字:一字一意,是我一生的准则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父亲为他取名“正则”,取义公正有度、坚守法度;为他取字 “灵均”,取义品性美好、行事公允。这两个字是屈原一生的人格誓言。他把名字写在开篇,是在告诉大家:正则、灵均,就是我一辈子做人的标准。
他是在用自己的出身、生辰和名字发誓——这辈子,只做正道上的人,哪怕全世界都浑浊不堪,他也绝不弯腰、绝不妥协、宁死不屈。
《九章·橘颂》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
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
天地间最美的橘树,习惯于我们的水土;天生不可移植,只肯生在南楚。根深蒂固难迁移,真是一心一意;绿叶衬着白花,繁茂令人心喜!繁枝上利刺尖尖,成熟的美果圆圆;看青的黄的相间,好一幅灿烂的画面!皮色鲜明,内瓤洁纯,就像包着美、善和真;长得繁茂,修得相称,只有美好,疵瑕无存!赞叹你从小有志气,与时俗全然相异;独立而坚定不移,是多么可贵可喜!根深蒂固难迁走,心胸旷达无他求;与世独立保清醒,横渡急水不逐流。你一直谨慎自守,从来不犯过得咎;你坚持公正不阿,同天地一样不朽。我与你生死相交,愿友谊终身永保;你美丽而不淫佚,刚直而合于正道。你年纪虽然还小,大可以为人师表;你行为好比伯夷,树榜样千古光照。
第1段:因才能卓越被重用
被信任原因
楚王同姓(身份)
杰出才能
(才识)
博闻强志
明于治乱
娴于辞令
王甚任之
遭嫉妒原因
司马迁对屈原的赞美之情 溢于言表
文化素养
政治才干
外交才干
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
——李密《陈情表》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孔子《论语·子罕》
可以夺取三军统帅的权力,但无法改变普通人的坚定志向。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老子>四章》
“用脚尖站立,反而站不稳;脚步跨的太大,反而走不远;自成己见的,得不到彰明;自以为是的,反而得不到彰显;自我夸耀的,建立不了功勋;自高自大的,反而不能长久。”
思考:王为什么怒而疏屈原?
直接原因
怀王不再信任屈原
上官大夫“谗之”,根源在于“争宠而心害其能”。
根本原因
——(小人的嫉妒)
——(楚王的昏庸)
政论文
▲屈原
对比
甚任
怒而疏
怀王反复无常,昏聩无能
一二段用了什么手法,写出了怀王的什么形象?
14
①交代《离骚》写作缘由。“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盖自怨生也。”
②介绍《离骚》内容特点。“《国风》好色而不淫……故死而不容。”
③赞扬屈原伟大人格。“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梳理第三段的段意,划分层次。
政论文
屈原创作离骚的原因是什么?(找原话)
外因:王听之不聪、馋谄之蔽明、邪曲之害公、
方正之不容。
内因:劳苦倦极、疾痛惨怛、忧愁幽思。
16
往远处说提到帝喾,往近处说提到齐桓公,中间称述商汤和周武王,(称引古代帝王)以此讥刺当世的事。阐明道德的广大崇高,国家治乱兴亡的条理,无不透彻明白。他的文笔简约,文辞含蓄隐晦,志趣高洁,行为端正。其文辞描写的是寻常事物,但它的旨趣却极为博大(因为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列举的事例浅近,而表达的意思却很深远。由于志趣高洁,所以文章中称述的也是芳香的事物,由于行为端正,所以至死不容于世。
极度同情
极度悲愤极度敬仰
高度评价: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
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你从此段文字读出了司马迁的什么情感?司马迁对屈原是如何评价的?
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为什么要详细记述屈原创作《离骚》
政治失意与忧愤
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辅佐楚怀王,却因小人谗言被疏远,陷入“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困境。他痛心于楚怀王“听之不聪”“谗谄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以抒发对政治黑暗、君王昏庸的愤懑。
情感宣泄与自我表达
司马迁指出“人穷则反本”,人在困窘时会追念本源,屈原在“劳苦倦极”“疾痛惨怛”之际,通过创作《离骚》宣泄内心积郁,以文字倾诉对理想破灭、身世坎坷的悲叹,是“自怨生也”的情感释放。
批判现实与讽喻时政
《离骚》借“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通过对比古代圣君与当下楚政,批判楚国政治腐败、贤愚颠倒,表达对“美政”理想的追求,以及对现实的不满与抗争。
人格彰显与精神寄托
屈原以“志洁”“行廉”自持,在《离骚》中通过“香草美人”等意象象征高洁品格,展现“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境界,既是对自我人格的肯定,也是对后世坚守正道者的激励。
楚国发源自商於,楚文化同样也是发源于此,自周武王时期始,楚国先后覆灭域内诸小国,始终牢牢的将商於之地归于掌握之中。
从战略意义上讲,进可图江汉、江淮,乃至向中原发展与逐鹿;退则可保全自身、安身立命,更因位于秦、晋、楚三大国交界,一度成为三家逐鹿的要地。
楚国(春秋战国时期)
第四段
秦
楚
齐
巧设骗局
自毁联盟
见死不救
伐秦大败
魏
袭
自秦归
大困
①受骗绝齐
②兵败丹、淅
③蓝田退兵(自秦归) 楚大困
思考:屈原被“绌”以后写了楚怀王三次受骗其用意何在?
(3)既呼应前面《离骚》创作盖自怨生,也为后面的议论抒情及对话作铺垫。
(1)揭露楚王的昏聩和用人不当造成国家的衰败,忠臣的重要性
(2)用楚国外交上的一系列失败印证屈原外交上的远见卓识(力主联齐抗秦)、爱国,说明屈原被排斥给楚国造成的巨大影响,表现出屈原这样的优秀人物在历史车轮中的无力感。
【合作探讨】
内容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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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线:屈原的命运
见任——见疏——见绌——见迁——自沉
暗线:楚国的命运
被骗——被袭——客死——灭亡
在《屈原列传》中,屈原与楚国的命运紧密交织,二者相互映照,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忠诚、理想与国运兴衰的深刻叙事。
拓展:通常写人物传记,多是“以小见大”的思路。选几个关键的生活片段,就能凸显人物的性格。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用“负荆请罪” 的故事,展现将相和睦的局面;《项羽本纪》通过“鸿门宴”的场景,刻画一群人物的不同面貌。但《屈原列传》不一样,它用的是“以大写小”的手法,把屈原的个人命运放进楚国衰亡的大历史里。
从“屈原既绌”到“顷襄王怒而迁之”,全文近八百字的篇幅中,直接写屈原的内容只有一百余字。更多笔墨在讲楚国的故事,讲楚怀王三次被骗,楚国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过程。
屈原的《楚辞・渔父》中写道: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遂去,不复与言。
渔父以此歌劝屈原不必执着于“举世皆浊我独清”,应顺应时势、和光同尘,核心是清浊自处、随世而安的处世哲学;与屈原“宁赴湘流”的坚守形成鲜明对比,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清浊之辩的源头。
沧浪之水最大的贡献,是把世道与人格简化成一对符号:
水清→ 世道清明 → 濯缨:入世、守志、做官行道
水浊→ 世道混乱 → 濯足:避世、自守、归隐全身
后世文人一写归隐,就爱用濯缨、沧浪水、沧浪亭。苏舜钦建沧浪亭,直接把典故变成文化地标;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都反复用“沧浪”代指精神归宿。可见沧浪不再只是水,而是失意文人的精神避难所,是中国式隐逸的代名词。
小结:屈原:
忠君爱国,坚持理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渔父:
随波逐流 怀瑾握瑜
与世推移,随遇而安,超然物外,平和恬然。
对比
衬托
突出了屈原高洁的品格和坚定的操守,表现了他矢志不渝,以死明志的品质。
表达了作者对屈原人格的赞扬和景仰以及同情惋惜之情,其中也表现出对黑暗势力的强烈愤慨。
明确:
楚怀王屡次疏远及小人使奸是屈原自沉的客观原因,他实在幽愤难解,所以自沉以求解脱。
其次,屈原自沉也有他主观原因,他太热爱楚国,所以他不能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他留恋生命,但当生命之中不可能得到香草美人之时,惟有死亡。死亡是对无意义生命的强烈否定,是对无聊生存的冷漠与藐视,惟有“自沉”才可以实现人生价值的肯定,达到对生存意义的高扬。
讨论:
屈原为何选择“自沉”的解脱方式?
屈原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的,我们应把屈原的死看作是屈原与黑暗社会的抗争,与楚国腐朽的贵族集团彻底的决裂,他以死来捍卫自己崇高的爱国理想,坚守自己的高洁情怀,以死来保持自己生命永恒的纯洁,他的死不是怯懦,不是脆弱,不是轻生,是以死明志,是崇高而有尊严的选择!
屈原人格力量的垂范
中国人爱讲调和,屈原不然,他只有极端:“我决定要打胜他们,打不胜我就死。”这是屈原人格的立脚点。
——梁启超《屈原研究》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①屈原的这种反抗终究是消极的。
②同时他这种孤芳自赏,傲世疾俗的思想感情,也反映了他轻视群众,脱离人民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表现了他的“国无人莫我知兮”(《离骚》)的孤独感。
明确:
司马迁与屈原有相似的身世:一样的怀才、正直、忠君爱国、有志向;一样的受谗被疏,面临生死抉择。
唯一不同的是屈原是以死明“志”,司马迁是以生践“志”。所以司马迁是借写屈原的身世在抒发自己的感愤。
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合作探讨】
司马迁为什么悲其“志”?
第12段
从传文来看,对于屈原至死不离楚国的行为,司马迁是同情和肯定的,但“评议”又说屈原如果“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屈原又何必“而自令若是”。你怎么看待司马迁这种矛盾的说法?
参考:司马迁的这一矛盾反映了写史和评史的不同出发点。
写史,他是从人物的客观实际出发的。屈原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他在楚国的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离开楚国,司马迁肯定这一点,是尊重客观事实。
评史则是从作者所处时代的思想高度出发。司马迁从汉初“大一统”的观点看待战国历史,便觉得屈原事秦或事楚都无所谓,重要的是要让贤才发挥作用。
联系现实: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屈原?试谈谈你的看法。
(1)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感召。今天我们纪念屈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弘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屈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一面伟大旗帜。
(2)求索精神应为全社会弘扬。屈原坚持真理、不畏艰辛的人格精神,勇于求索的精神值得当代人继承和弘扬。
(3)屈原留下的精神遗产与日月同辉。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更是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伟人。
(4)屈原的人格范式具有当代意义。屈原的人格精神,主要表现在政治理性、道德精神、诗性智慧上。他是楚文化土壤孕育出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伟人,其精神已融会到我们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伦理观念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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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 班固的史学观
班固
司马迁和苏武、李陵处于同一时代,在其著述中对苏武留胡守节未进行任何评价,但对李陵的骁勇善战和军功大加赞赏,并认为他是“诈降”匈奴。司马迁也因上书汉武帝为李陵说情身遭腐刑,遗恨终生。
对两人形象进行定型的是班固的《汉书》。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欲借《春秋》之学强化臣子对君主的绝对忠心,建构新型君臣关系。
班固在《汉书》中对苏武“守节”形象的塑造,就是为了凸显苏武“忠君如事父”的意识,带有政治宣传目的。
“求真”是史学的本质属性,“致用”则是史学的价值属性,它们总是共同作用于史家的史著里,体现于史家的思想中。然而,由于史家所处时代和主观意识的不同,他们对于“求真”与“致用”所表现出的思想取向往往又是不尽相同的。
在汉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与班固的“宣汉”意识,便是代表了汉代史学思潮的两种取向。
司马迁《史记》最突出的特点是“实录”。班固在《汉书》本传中称赞《史记》说:“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史记》的“实录”特点,体现了史家司马迁的一种强烈的史学“求真”意识。司马迁的史学“求真”意识,《报任安书》有一个集中表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怀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卷62,《司马迁传》)
西汉人的天人观念,以董仲舒为代表,大力宣扬天人感应学说,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思想体现了“求真”意识。如司马迁高扬人的价值,肯定历史治乱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人事而非天命。如《三王本纪》和《秦始皇本纪》则指出夏、商、周、秦后来的灭亡,是人为造成的。
司马迁主张“通古今之变”,这种主变的思想本身就是符合历史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的,是一种“求真”意识的体现。
司马迁对历史作出了评判,对历史的治乱兴衰进行了总结。如对秦的统一与速亡这一巨变,《六国年表序》既指出了秦因多暴而导致短祚,又充分肯定了秦的统一对于结束春秋战国几百年国家分裂局面的重要意义,认为是“世异变,成功大”。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基本方法,是把历史当作一个整体和过程来加以考察,并注意从盛世中观察其可能向衰的方向的转变。
《史记》重视“求真”,同时也讲“致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就明确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太史公自序》也说:“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这段话所表明的《史记》以“宣汉德”和“颂功臣”为撰述目的。
班固《汉书》凸显一种“宣汉”意识。班固认为,即使如儒家心目中的尧、舜盛世,也必须要依靠典籍,才能使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而对于上接帝尧统绪的汉皇朝,以往的历史记述没有肩负起“宣汉”的历史重任,加上汉武帝太初以后的汉史又“阙而不录”,所以他要断汉为史作《汉书》,以史学家特有的历史自觉去肩负起“宣汉”的历史重任。班固作史,是要以颂扬大汉之德为己任,这突出体现了班固史学以“宣汉”为中心内容的“致用”特色。
《汉书·叙传》说:“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泛指经典)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礼乐法度)也!’汉绍(接续,继承)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
龚克昌先生曾说:“班固是一个典型的正宗人物”郭预衡先生也评价说:“在汉代文章的作者之间,班固的思想是最正统的,文风也是最‘醇正’的,他的文章都可称为‘大汉文章的正统作品’。”班固作为正统文人,他的作品歌功颂德者居多。可以说班固的创作是在汉明帝“颂述功德”的导向下宣扬汉德的产物。
班固为给新兴的东汉政权的巩固提供历史借鉴,需要通过史学的“求真”,认真总结西汉历史的治乱兴衰;要在“上下恰通”中全面、系统地对西汉大一统盛世作出反映,以达到“宣汉”的目的。如班固重视于从神意角度对刘氏政权的合理合法性作出解说,而重视宣扬天命王权的思想。这种“真实的历史和虚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封建史学的二重性。”(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
《汉书》也因此而成为中国正统史学的代表。
班固重视“宣汉”,却又能直书其事,不为汉讳;在追求史学“致用”的同时,又不失史学的“求真”本质。
《汉书》直书不隐和不为汉讳的具体表现,一是对老百姓疾苦所给予的极大的同情,如《汉书·食货志》对西汉统治者大肆兼并土地,由此导致老百姓生活困苦作了揭露;《鲍宣传》则通过载录鲍宣的“民有七亡、七死”论,对西汉后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作了真实写照。
二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无度和穷凶极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如《贡禹传》借贡禹之口对统治者的奢侈腐朽进行大胆的揭露。
三是不为“文景盛世”避讳,如《贾谊传》借贾谊之口,指出文帝时期的国势已是“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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