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课 隋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备课笔记系列讲义）历史统编版新教材七年级下册

本讲义聚焦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这一核心知识点，系统梳理玄奘西行、鉴真东渡、遣唐使等典型事例，展现唐朝与日本、新罗、天竺、大食、东罗马等国的交往，从开放包容的时代背景出发，揭示文化交流的双向影响及唐朝的世界地位。 该资料突出史料实证与时空观念，整合《大唐西域记》、壁画《客使图》、“开元通宝”等实物史料，结合地图定位玄奘西行路线，助力学生构建历史场景。通过玄奘、鉴真等人物事迹渗透家国情怀，课中辅助教师生动授课，课后帮助学生巩固知识、查漏补缺。

第6课 隋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1．了解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特点，认识到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开放包容、中外交流频繁的王朝。 2．了解以玄奘西行、鉴真东渡、遣唐使等为代表的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典型事例。认识唐朝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3．通过具体史实，理解文化交流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认识中华文明的世界贡献，以及唐朝对外交往的开明政策。 1、唯物史观——通过学习隋唐时期繁盛的经济、稳定的政局（社会存在），理解其为大规模、高水平的中外文化交流（社会意识与社会交往）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认识开放与交流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2、时空观念——能够在公元7-10世纪的时空框架下，定位唐朝长安作为国际交往中心的地位；通过地图掌握玄奘西行与鉴真东渡的主要路线；理解唐朝与日本、新罗、天竺（印度）、大食（阿拉伯帝国）、东罗马帝国等交往的地理空间范围与联系。 3、史料实证——能够辨识并初步运用本课中的文献记载（如《大唐西域记》、《唐会要》引文）、实物图片（如货币“开元通宝”与“和同开珎”、壁画《客使图》）、历史地图等多种类型的史料，作为证据来支撑关于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史实的结论。 4、历史解释——能够运用教材提供的多种材料，对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动因（如唐朝国力强盛、文化先进、政策开放）、多元形式（使节往来、宗教传播、留学、贸易）、双向影响（唐朝文化外传与外来文化传入）及其历史意义，进行分析与解释。 5、家国情怀——感悟唐朝兼容并蓄的文化自信与宏大的开放气度；体会玄奘、鉴真等历史人物为追求理想、传播文化而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精神品格；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增强民族自豪感，同时树立尊重文明多样性、促进交流互鉴的开放意识。 1．教学重点： ①掌握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代表性事件与人物，重点包括玄奘西行天竺取经与鉴真东渡日本传法的历程与贡献。 ②深度影响：理解唐朝与日本、新罗通过遣唐使、留学生等方式进行的深入文化交流，及其对日本、新罗在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等多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 ③时代特征：认识唐朝开放包容的对外政策与频繁活跃的中外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理解唐朝在东亚乃至世界文明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2．教学难点： ①引导学生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多维度，综合分析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空前繁盛的多重原因。 ②理解交流的复杂性与双向性：透过具体史实，深刻理解文化交流并非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动、相互影响的过程，并能分析其对不同文明社会发展的具体推动作用。 ③历史情境的理解与迁移：帮助学生设身处地理解在古代条件下进行长途跨国文化交流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从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坚持中汲取精神力量，并思考其对当今世界的启示意义。 瓜州榆林窟里有一幅唐僧取经的壁画②。图中身披袈裟、双手合十的是唐僧。唐僧的原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唐朝高僧玄奘①。这幅壁画描述的就是唐僧师徒取经回国的故事。你是否知道玄奘西行的路线？隋唐时期中外交流中还有哪些代表人物呢？ 路线：玄奘的完整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瓜州即在此通道上）、新疆，沿丝绸之路中亚段，最终到达天竺。他回国时同样沿陆路返回，并将大量佛经带回长安。 代表人物： 鉴真（东渡）：唐朝高僧，应日本邀请，六次东渡，历尽艰险最终成功。他在日本传授佛法、建筑、医学等，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是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杰出代表。 遣唐使：日本派往唐朝的使团，全方位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技术，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变革（如大化改新）。阿倍仲麻吕（晁衡）是其中著名人物。 各国商人、使者：长安、广州等城市聚居着来自波斯、大食（阿拉伯）等国的侨民，是国际性大都会。 ①唐朝高僧玄奘，为求取佛经精义，历尽艰辛前往天竺（古印度）那烂陀寺游学。 历史贡献： 文化交流：他不仅带回了佛经，还将《老子》等中国典籍译成梵文，促进了双向文化交流。 著作价值：由其口述、弟子记录的《大唐西域记》，详细记载了沿途100多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地理历史，是研究古代中亚和印度历史的珍贵史料，体现了史料实证的重要性。 精神象征：玄奘的旅程展现了为追求真理不畏艰险的坚定意志，是唐朝开放进取时代精神的个体缩影。 ②壁画发现于瓜州榆林窟，这并非偶然。瓜州位于河西走廊，是唐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玄奘当年正是经过此地西出阳关。壁画在此出现，将时空观念具体化，证明了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贸易之路，也是宗教、思想、艺术传播之路。 遣隋使和遣唐使 隋唐时期中日两国的交流非常频繁。日本派到中国的使团称“遣隋使”“遣唐使”①。跟随使节来华的，还有很多留学生和留学僧等②。唐朝时日本派出的遣唐使有十几批，最多的一批超过500人③。 意义： 对日本：遣唐使运动深刻塑造了古代日本的社会面貌。日本在政治（模仿唐制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法律（《大宝律令》）、都城规划（平城京仿长安）、文字（汉字使用）、文学、艺术、宗教乃至生活习惯上，都深受唐朝影响。 对中国：体现了唐朝开放包容的对外政策和文化自信。留学生和留学僧中也涌现出与中国文人结下深厚友谊的知名人物，如阿倍仲麻吕（晁衡），成为中日友好交往的佳话。 对世界文明：这是一次成功的、大规模的文化传播与文明借鉴案例，促进了东亚地区的文化共同性与文明发展进程。 ①使用“遣隋使”“遣唐使”这一特定称谓，表明这是一种由国家主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外交与文化学习行为，而非零散的民间往来。这体现了日本学习中国先进文化的强烈意愿和系统性。 ②这说明学习内容覆盖了政治制度、法律、儒家经典、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通过留学生）以及佛教思想与建筑（通过留学僧）等方方面面。 ③“有十几批”表明这种学习不是一时之举，而是持续了近三百年的国家战略。通过一代代人的持续努力，唐朝的制度与文化得以系统、深入地传入日本。 “最多的一批超过500人”如此庞大的使团规模，在当时航海技术有限、旅途风险极高的条件下，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充分证明了日本对吸收唐朝文化的重视程度，以及唐朝对外来使团的接纳能力和国际吸引力。 日本仿照唐朝的先进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制度、律令制度、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等（制度模仿）①；都城平城京的建造仿照长安城（都城模仿）②。唐朝的天文历法、文字、典籍、书画艺术、建筑技术、社会风俗、佛教等传到日本，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文化传播）。遣唐使团中的阿倍仲麻吕③是留学生中的杰出人物。 这段文字精准地勾勒出了“唐风东渐”这一历史现象的完整链条： 动机：日本出于国家发展需要，主动、系统地学习先进文明。 路径：通过遣唐使这一国家主导的渠道。 内容：从国家制度到都城建筑，再到精神文化，实现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借鉴与吸收。 结果：极大地加速了日本社会的发展进程，奠定了此后千余年日本文化的底色，并深刻塑造了 东亚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的文明格局。 ①公元7世纪中叶，日本为加强中央集权、摆脱氏族贵族统治，推行“大化改新”。其蓝图正是唐朝的律令制国家体系。例如，日本模仿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建立了“八省一台”的中央官制；参照唐朝的《永徽律疏》制定了《大宝律令》。这标志着日本从部民制国家向 律令制封建国家的转型。 ②意义：都城的形制是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理体现。仿建长安城，是将唐朝的 政治理念、城市规划思想乃至宇宙观直接复制到日本，是最直观的文化影响证据。 ③交流的使者——阿倍仲麻吕 内容：提及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是留学生中的杰出人物。 意义：他作为鲜活的历史人物，是这段宏大历史的生动注脚。他旅居唐朝数十年，通过科举入仕为官，与李白、王维等大诗人交厚。他的经历证明了唐朝对异国人才的 开放与包容，也体现了文化交流中建立的 深厚个人情谊。他的故事（如归国传闻引发李白写下《哭晁卿衡》）成为中日友好史上的千古佳话。 相关史事 遣唐使将中国的很多风俗习惯带到日本，如五月初五的端午（阳）节、七月初七的七夕节、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九月初九的重阳节等①。有些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①节日习俗的传播与演变 端午节（端午の節句）：传入日本后，与日本本土的信仰结合，演变为以祝愿男孩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儿童节”（男孩节）。悬挂鲤鱼旗、摆放武士人偶等成为特色，但其源头是中国端午的驱邪避疫习俗。 七夕节（七夕）：日本的“七夕祭”保留了中国古代女子乞巧、许愿的浪漫色彩，常与夏季庆典结合，人们将写有心愿的纸条挂在竹枝上。其核心元素（牛郎织女传说、乞巧）与中国一脉相承。 中元节（お盆）：与日本本土的祖先崇拜融合，成为最重要的祭祖节日之一“盂兰盆节”。期间放假、返乡扫墓、跳盆踊舞等习俗，其内核是中国的孝道思想和祖先祭祀传统。 重阳节（重陽の節句）：在日本又称“菊之节句”，受中国重阳登高、赏菊、饮菊花酒以祈长寿的文化影响，形成了赏菊、咏菊的习俗。 1、画面直观信息解读 主题与人物：画面核心是 “日本僧人渡海入唐”。图中的“弘法大师”即历史上著名的日本高僧空海。他是遣唐使团中的留学僧代表之一。 场景与氛围： 波涛汹涌的海浪：用夸张而富有动感的线条与蓝色调，描绘了海上的惊涛骇浪，直观地展现了横渡东海（或黄海）的巨大风险和艰难险阻。 颠簸的航船：船只在海浪中显得颇为渺小与不稳，反映了当时航海技术虽已发展，但面对海洋的威力仍充满不确定性。 船上人物神态：画中人物或紧抓船体，或凝望远方，神态严肃紧张，生动传递出航行中的危险、艰辛以及对未知前程的坚定与期盼。 2、历史背景与核心史实链接 “弘法大师”空海：公元804年，空海随第17次遣唐使团入唐。他在长安学习密宗佛法，回国后创立了日本佛教真言宗（东密），并发明了日文字母“平假名”的基础，对日本文化影响极为深远。 遣唐使的海上艰险：遣唐使的航线充满风险，船只遭遇风暴倾覆、人员伤亡是常事。这幅图正是这种 “冒着生命危险求学”精神的艺术化体现。它解释了为何一次成功的遣唐使归国会受到举国欢庆，也印证了史料中记载的“生死漂泊”的真实性。 《弘法大师行状绘词》（局部） 画面描绘了日本僧人渡海入唐的情形。 历史背景与核心知识点解读 1．“开元通宝”名称的含义 “开元”：并非年号（唐玄宗“开元”年号在其后约100年），意为“开辟新纪元”，象征着唐朝的开启与新政权的建立。 “通宝”：意为 “流通的宝货”。这一名称开创了中国古代货币体系的新时代，此后历朝铜钱多以“××通宝”或“××元宝”为名，影响了后世一千多年的钱币命名方式。 2．形制与衡制的革新 标准与重量：开元通宝每枚重约 二铢四累（约4克），十枚为一两。“钱”从此成为重量单位（十分之一两），彻底改变了秦汉以来以“铢”、“两”为单位的二十四进制体系，使计量更加便捷。 “宝”钱体系确立：它标志着中国货币从以重量为名（如“半两”、“五铢”）的时代，进入了 以“通宝”、“元宝”为名的“宝文钱”制度时代，强调了货币的法定信用和权威性。 3．历史意义与价值 政治意义：是唐王朝开国铸币，象征着政权的更迭与新秩序的建立，具有宣示正统、统一币制的重要政治功能。 经济意义：其形制规整、重量足值，为唐朝经济的繁荣与国内市场的统一提供了稳定、可信的货币基础，促进了商业发展。 艺术与文化价值：钱文由著名书法家 欧阳询​ 书写，字体端庄秀丽，是书法艺术与货币结合的典范，体现了唐初的文化风貌。 4．作为中外交流的见证（联系本课主题） 国际货币地位：开元通宝因其成色足、信用好，不仅在全国流通，还随着丝绸之路的贸易和中外使节、僧侣、商人的往来，广泛流通至西域、东亚、东南亚等地，成为当时一种“国际硬通货”。 对东亚货币的影响：特别是对日本、朝鲜半岛等国的货币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例如，日本仿照开元通宝铸造了 “和同开珎”​ 等钱币，其形制、重量乃至名称都可见模仿痕迹。这是唐朝制度与文化对外辐射的又一具体例证。 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始铸于唐高祖武德年间，是唐朝官方铸币。 1．“和同开珎”是什么？——日本的“开元通宝” 名称解析：“和同”指日本年号“和铜”（当时日本发现了铜矿，视为祥瑞，故改元）。“开珎”二字，“开”字与开元通宝的“开”同义；“珎”是“珍”的异体字，与“宝”同义。因此，“和同开珎”意为“和铜年间流通的珍贵货币”，其命名逻辑与“开元通宝”完全一致。 形制模仿：如图所示，它采用 圆形方孔​ 的形制，这是自秦朝“半两”钱以来中国铜钱的标志性样式。其大小、重量也极力模仿开元通宝。 文化内涵：这一模仿行为本身，就说明日本对唐朝 货币制度、铸造技术乃至蕴含其中的国家信用观念的全盘学习和接受。 2．铸造的历史背景——大化改新的延续 时代背景：公元708年，日本处于“奈良时代”初期。约半个世纪前，日本进行了著名的“大化改新”，这是一场以唐朝制度为蓝本、全面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改革。 制度需求：随着律令制国家的建立和经济发展，日本迫切需要一套统一、标准的国家货币体系，以促进国内贸易和税收征收。模仿当时东亚最先进、最权威的唐朝货币，是最自然、最可靠的选择。 技术条件：“和铜”元年的命名，正是因为日本本土开采了铜矿，为大规模铸币提供了物质基础，而铸造技术无疑来自 渡海而来的唐朝工匠或熟练掌握技术的归国遣唐使/留学生。 3．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的深刻意义 这张图是证明唐朝文化对日本产生具体、深刻、物质层面影响的绝佳实物史料。它体现了文化交流的多个维度： 制度层面：货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仿照唐朝铸币，意味着对唐朝 国家经济制度与金融体系的认可和移植。 技术层面：涉及矿产开采、金属冶炼、钱范制作、铸造工艺等一系列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传播。 文化层面：钱文使用汉字，且字体风格模仿唐楷，是汉字文化圈形成的微观体现。货币作为日常高频接触的物品，时刻向民众传递着“唐风”的权威与文明感。 和同开珎 和同开珎，日本和铜元年（708）仿唐朝开元通宝而铸。 相关史事 隋唐时期，鸿胪（lú）寺专门掌管接待周边地区各族首领和外国宾客（接待职能）。鸿胪寺须分辨来者和朝贡使团的等级高低，统计参加招待宴会的人数（体现了严格的礼仪规范和预算管理）。朝贡使奉献的朝贡物品，都先送到鸿胪寺估价，再根据估价确定回赐的物品（贡品管理与回赐职能）。鸿胪寺还负责臣属于唐的各族政权首领承袭爵位、册封等事务（册封管理职能）。 1．从“机构设置”看国家治理的专业化 专门机构：设立“鸿胪寺”这一专门机构，表明对外交往已非临时性或礼仪性活动，而是国家常态化、规范化的重要政务。这从制度上保障了开放政策的持续执行。 职能完备：从迎宾接待（礼宾）、到等级核定（政治）、贡品估值（经济）、再到册封管理（人事），其职能覆盖了外交事务的全流程，显示出成熟、系统的管理体系。 2．从“估价回赐”看朝贡体系的实质 核心环节：“估价-回赐”是朝贡体系中最具实质经济内涵的环节。它远非简单的“赏赐”，而是一套有标准、有核算的官方贸易或经济交换流程。 政治与经济结合：唐朝通过“厚往薄来”（回赐价值通常高于贡品）的原则，彰显“天朝上国”的慷慨，以巩固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同时，这也是一种由国家垄断和主导的特殊对外贸易形式。物品的流入与流出都经过官方严格核算和管理。 3．从“册封承袭”看天下秩序的维系 鸿胪寺管理藩属首领的爵位承袭，意味着唐朝的“天下秩序”并非空泛的理念，而是通过一套完整的爵位、官职册封制度来具体实现和维系的。周边政权首领接受唐朝的册封，是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唐朝则通过册封与承认，构建并维护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体系。 鉴真东渡 在唐朝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鉴真。他是扬州大明寺的高僧，受日本的邀请东渡，先后五次都没有成功，还因辛劳过度而双目失明。但鉴真矢志不渝，继续进行第六次东渡，最终抵达日本。他在日本传授佛法，还传播中国的医药、文学、书法、建筑、绘画等，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鉴真东渡的历史定位 通过鉴真，我们可以看到： 唐朝文化的整体性输出：从精神信仰（佛学）到物质文明（医药、建筑），再到艺术审美（书法、绘画），是一次文化的系统传播。 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在鉴真影响日本的同时，其经历与记载也反哺了中国对自身文化与海外影响的认识。 历史人物的多维价值：他既是高僧，也是建筑师、医生、书法家、翻译家，是“文化全才”型的交流使者。 东渡的动因、过程与影响 动因：东渡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僧侣的邀请与朝廷的渴望，深层原因是日本社会转型期对唐朝先进制度与文化的全面需求。 过程：“五次失败”、“双目失明”与“矢志不渝”的对比，凸显了此次文化交流的极度艰难与鉴真信念的无比坚定。这超越了普通的宗教传播，成为一种以生命践行的文化使命。 影响：其贡献远不止于佛教。文中列举的医药、文学、书法、建筑、绘画等，表明这是一次系统性的“文化输血”。例如，他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成为日本佛教建筑的典范；他带去的医书、香料等，促进了日本医药学发展。他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 人物扫描 鉴真，江苏扬州（唐朝最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之一）人，幼年出家，游历洛阳、长安等地，潜心钻研佛学，后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法。鉴真东渡日本，前后用了12年，随行人员中有36人献出生命。鉴真在日本10年，极受尊敬和爱戴①。他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②，以及寺内后人所塑的鉴真像，为日本一级国宝（意味着他在日本文化历史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①另一说生于688年。 为我们定格了一位文化使者的不朽剪影： 他是坚毅的求道者：以12年光阴和双目失明的代价，践行承诺。 他是系统的传播者：其贡献远超宗教，是盛唐文化的“整体移植”。 他是友谊的奠基者：他的形象与唐招提寺一起，成为日本国宝，意味着他本人已融入日本的文化记忆与精神血脉，是两国共享的历史文化遗产。 ①说明他以其高深的佛法、人格魅力及带来的先进文化，迅速赢得了日本朝野的崇高礼遇。 ②这是他传播唐代建筑艺术的巅峰之作，该寺成为日本律宗的根本道场和国家级艺术瑰宝。 一、图像直观解读：盛唐风貌的东瀛呈现 建筑风格：图中寺庙建筑具有典型的中国唐代寺院风格。 屋顶：深灰色瓦片铺就的坡形屋顶，庄重沉稳，是唐代建筑的标志性特征。 斗拱与木构：屋檐下清晰可见的木质斗拱结构，不仅起到支撑作用，也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体现了唐代木构建筑技术的精湛。 门窗与纹样：门窗的格子状花纹简洁大气，是唐代建筑的常见装饰元素。 整体氛围：构图端正，色调古朴，蓝天绿树映衬下，整座建筑散发出一种庄严肃穆、宁静祥和的气息，这正是佛教寺院与盛唐气象相结合的美学体现。 二、历史关联：鉴真东渡的终极成果 这座寺庙是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后最伟大、最持久的物质遗产。 建造者：它由“鉴真和尚主持建造”。鉴真在第6次东渡成功抵达日本后，于公元759年开始主持建造此寺。 建造目的：旨在作为日本佛教律宗（鉴真所传）的根本道场，并作为传戒、修行的中心。 历史地位：唐招提寺不仅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本山，其建筑本身也被视为“天平文化”（日本奈良时代）的瑰宝，是日本现存最完整、最典型的唐代风格建筑群之一。 三、深层象征：文化交流的“活化石” 唐代建筑技术的东传范本：唐招提寺完全按照唐代寺院的规划、设计和工艺建造，是唐代建筑艺术与技术系统性移植到日本的巅峰之作。对于日本建筑史而言，它是一座“教科书”式的存在。 鉴真精神的物质化身：这座寺庙是鉴真克服万难、矢志不渝完成文化使命的最终见证。双目失明的他，凭借记忆和口述指导建造，更增添了其传奇色彩。寺内供奉的鉴真干漆坐像（日本国宝），让后世能永远瞻仰其容貌。 中日友谊的永恒象征：一千二百多年来，唐招提寺屹立于奈良，早已超越了宗教场所的意义，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与文化渊源的历史象征。它无声地诉说着一段以和平、信仰和文化尊重为纽带的历史。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 与新罗的交往 隋唐和古代朝鲜半岛的国家往来频繁。新罗统治朝鲜半岛部分地区后，派遣使臣和大批留学生到唐朝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①。据史书记载，至少有数十人参加了科举考试，及第后还有人留在长安做官②。其中，最著名的是崔致远③，他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唐朝的官员。 家国情怀： 从中国视角：感受唐朝制度与文化的强大吸引力与向心力，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豪。 从文明交流视角：认识以和平、自愿、制度化的方式进行文化交流（如留学、科举），能对周边地区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形成良性的文明互动圈。崔致远的成功，是两国共同的文化遗产。 ①新罗的“全面唐化”国策 新罗是唐朝的亲密盟友和藩属国。统一后，为巩固统治、建立先进的国家制度，确立了“全面学习唐朝”的基本国策。这不仅是文化爱好，更是政治需要。派遣留学生是其核心举措。这些留学生被称为“宿卫学生” ，他们在唐朝国子监系统学习儒家经典、法律、文学等，全方位吸收唐朝文化。 ②留学生与科举：文化融合的最高形式 “宾贡科”：唐朝专门为外国留学生设立的科举考试科目，允许他们与唐朝学子同场竞技，但单独排名。这体现了唐朝开放包容的胸襟和对人才的吸引力。 “及第与留任”：留学生考中进士（“及第”）是极高的荣誉。部分人选择留在长安为官，意味着他们不仅学习了唐朝文化，更直接参与到唐朝的政治运作中，实现了从“学习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跨越。这是文化融合达到深层次的标志。 ③崔致远：一个成功的文化桥梁 生平成就：崔致远12岁入唐求学，18岁考中进士，随后在唐朝地方和中央任职多年。他的汉诗文造诣极高，与唐朝文人交往密切，作品被收录于《全唐诗》。 历史象征： 他是新罗留学生中的巅峰人物，证明了外国学子完全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在唐朝的精英选拔体系中脱颖而出。 他是将盛唐文化精髓带回新罗的关键人物。归国后，他担任要职，将唐朝的典章制度、文学思想应用于新罗，极大推动了朝鲜半岛的文化发展，被尊为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 他本人就是 “东亚科举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成功运行的生动体现。 商贸往来（物质层面）许多新罗商人来到中国经商，双方陆上和海上贸易往来都非常活跃①。制度仿效（政治层面）新罗仿唐制建立了政治制度，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员②，科技引进（知识层面）还引入了中国的医学、天文、历算等科学技术③，文化影响（生活与艺术层面）建筑、艺术、服饰多受唐朝的影响④。音乐传播（文化反向输入）朝鲜半岛的音乐传入中国⑤，不仅在唐朝宫廷演出，而且广泛流行于民间。 ①新罗商人是当时唐朝境内常见的外国商帮之一，他们活跃于山东、江苏沿海（如登州、楚州、扬州）乃至长安等地。贸易的活跃是两国关系密切、经济互补性强的基础，也为其他领域的交流提供了渠道和动力。 ②这是最核心、最深层次的学习。新罗全面借鉴唐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律令格式（如模仿唐朝的官僚机构和法律体系），并引入科举制来选拔人才。这标志着新罗从一个部落联盟式的国家，转型为与中国类似的、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儒家文化圈”或“东亚律令制国家”的一员）。 ③唐朝在医学（如《本草经集注》）、天文历法（如《大衍历》）、数学等领域处于东亚领先地位。新罗系统性地引入这些知识，直接提升了其社会生产力和治理水平（如编制历法指导农业）。 ④这是文化影响最直观的体现。新罗都城（如庆州）的规划仿照长安；佛教寺院（如佛国寺）的建筑风格带有浓厚的唐代色彩；上层社会的服饰、礼仪、诗文创作（汉文学）皆以唐风为尚。这体现了唐朝文化在审美和日常生活领域对新罗的全面渗透。 ⑤这是文化交流双向性的典型例证。新罗、高句丽等地的音乐（如“高丽乐”）通过使节、乐工传入唐朝，因其独特的异域风情受到欢迎，被纳入唐朝宫廷燕乐体系，并在民间流行。这丰富了唐朝的艺术宝库，证明了唐朝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吸纳能力。 这张图片展示的是新罗留学生、唐朝官员、汉文学家崔致远的个人著作《桂苑笔耕集》。它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实物，生动印证了上一张图中关于“新罗留学生参加唐朝科举及第做官”的史实，并为我们理解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深度提供了第一手文本证据。 一、 核心信息提炼：一部特殊的“外国人”文集 作者：崔致远，一位来自新罗（古代朝鲜半岛）的文人。 成书背景：文集收录的是他在中国期间（主要是为官期间）创作的诗文。 历史地位：它是现存最早的古代朝鲜半岛汉文个人文集。 文学价值：代表了当时朝鲜半岛文人在汉文学创作上的最高水平。 二、 深度解读：从一本书看一段历史 这本《桂苑笔耕集》远不止是一本个人作品集，它是一座浓缩的历史信息宝库，其价值体现在多个层面： 1．身份的特殊性：文化“双栖者”的见证 崔致远的身份极其特殊：新罗人 + 唐朝进士 + 唐朝官员 + 汉文学大家。这使他成为“东亚科举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成功运行的活生生的典范。 他的文集，是一个外国文人用汉文（当时的东亚国际通用书面语）进行创作、并达到极高水准的明证。这说明唐朝的文化教育体系能够成功将外国精英培养、吸纳进自己的文化体系中。 2．内容的史料价值：唐代社会与外交的“他者”视角 唐朝生活的真实记录：文集收录了大量他在中国为官、交友、游历期间创作的诗歌、公文、书信。这些内容为我们了解唐代中晚期的官场生态、社会风貌、文人交往提供了来自一位敏锐外国观察者的独特视角。 唐罗关系的微观史料：其中必然包含与唐朝官员、友人谈及故国新罗，或处理与新罗相关事务的内容，是研究唐罗关系的宝贵一手材料。 3．文学成就：汉文化圈内的巅峰之作 文字说明指出它“代表了朝鲜半岛文人较高的创作水平”。崔致远的汉诗文造诣深厚，其作品被收入中国的 《全唐诗》和《唐宋百名家集》，得到当时及后世中国文坛的认可。这强有力地证明了： 新罗精英对中华文化的掌握已达到登堂入室、与中国一流文人比肩的程度。 汉文化作为当时东亚的共同文化载体，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同化力。 4．作为“最早的”汉文典籍：文化传播的标志 作为现存最早的朝鲜半岛个人汉文集，它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文化史节点：经过长期、系统的学习（通过派遣留学生、引入典籍），朝鲜半岛的文人已经能够熟练运用汉文进行原创性的、高水平的文学创作，而不仅仅是模仿或翻译。这标志着汉文化在半岛的传播进入了成熟和开花结果的阶段。 《桂苑笔耕集》书影 《桂苑笔耕集》是新罗人崔致远的诗文集，收录了他在中国期间写下的大量诗文，是现存最早的古代朝鲜半岛汉文典籍。这部诗文集代表了朝鲜半岛文人较高的创作水平。 材料研读 遣使入朝……并献方物，前后相属……所输物产，为诸蕃之最。 ——《唐会要·新罗》 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 ——《旧唐书·新罗传》 说说唐朝与新罗的交往主要有哪些方面的内容。 1、政治交往 材料一提到“遣使入朝……前后相属”——“遣使入朝”是官方政治互动的典型表现。新罗派遣使者前往唐朝，通过朝贡、述职等形式维系与唐朝的政治联系，体现双方在政治层面的密切往来。 2、经济交流 材料一中“并献方物，……所输物产，为诸蕃之最”——“献方物”“输物产”指向经济领域的物资往来。新罗向唐朝进献本地特产、资源，这既属于朝贡体系下的“贡赐”贸易，也包含民间或官方的物资交流，是双方经济互动的重要体现。 3、文化交流 材料二提到“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书记”可理解为文化、文字、典籍等层面。此句强调新罗文化风貌“类似中华”，侧面反映唐朝文化对新罗的深刻影响：新罗在文字、文学、教育、礼仪（如典章制度）等方面主动学习唐朝，吸收中原文化精髓，属于文化领域的传播与融合。 综上，唐朝与新罗的交往涵盖 政治互动（遣使入朝）、经济往来（方物朝贡）、文化传播（学习中原文化）​ 三个核心方面，是古代中外文明互鉴的典型案例。 玄奘西行 唐朝与天竺有着频繁的交往。（时间）贞观初年，玄奘西行前往天竺取经，不畏艰险，经过4年的长途跋涉到达天竺（凸显旅程之漫长与困难）。他遍访天竺名寺，研习佛法，曾在当时被认为是佛学最高学府的那烂陀寺游学，并在多地讲学，成为远近闻名的佛学大师。 历史背景与深度解析 1．玄奘西行的时代背景 佛教发展的内在需求：唐朝初期，佛教在中国发展迅猛，但佛经译本不全、各派理解分歧，促使有识僧侣渴求前往佛教发源地印度求取真经、澄清疑义。 丝绸之路的畅通：唐朝初年，西部局势相对稳定，丝绸之路的交通为长途旅行提供了可能。 个人追求真理的精神：玄奘的壮举首先源于其个人对佛理深邃的追求和“誓游西方，以问所惑” 的坚定信念。 2．那烂陀寺：世界的学术中心 文中特别指出那烂陀寺是 “当时被认为是佛学最高学府”。这并非虚言，那烂陀寺是5至12世纪世界上最庞大的佛教寺院及学术中心，汇集了当时最顶尖的学者，开设佛学、逻辑、医学、天文等多门学科。玄奘在此师从戒贤大师，学习《瑜伽师地论》等经典，奠定了其佛学思想的坚实基础。 3．文化交流的双向性 玄奘并非被动的学习者。他在印度 “巡礼圣迹，遍访高僧”，并在 曲女城无遮大会上立论辩论，折服诸国学者，被尊为 “大乘天”和“解脱天”。这体现了中国文化使者卓越的学术能力，是文化自信与双向对话的体现。 他的《大唐西域记》详细记录了沿途138个国家、地区的风土人情、地理历史，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和印度历史的 “百科全书”，是中国人对世界认知的重要贡献。 一、 视觉元素解析：符号的象征意义 核心人物——玄奘法师： 形象：邮票中心的玄奘被描绘为一位风尘仆仆、意志坚定的行脚僧形象。他头戴遮阳避雨的僧帽，身披简朴的袈裟，这是长途跋涉的标准装束。 法器与行囊： 右手持锡杖：锡杖是僧人远游的重要工具，既可助力行走，亦可防身，更象征着僧人的身份与威严。 左肩背经笈（书箱）：这是玄奘使命的核心象征。经笈代表他前往印度寻求的佛教经典，也是他未来将要翻译和传播的智慧载体。笈上立有伞盖，既实用，也增添了一份庄严感。 神情与姿态：面容沉静，目光坚毅远望，步履沉稳。这一姿态超越了旅途的艰辛，展现出一种为求真理而义无反顾、内心澄明坚定的精神境界。 背景与氛围： 淡色山水：背景采用中国传统淡彩山水画风格，营造出空灵、悠远、苍茫的意境。这既暗示了西行之路穿越千山万水的空间跨度，也象征着求法之路的艰辛与玄奘心境的超脱。山水之间可能蕴含丝绸之路的意象。 整体构图： 玄奘居于画面绝对中心，采用稳重、对称的构图，突出其作为画面灵魂和历史主体的地位。简洁的排版使主题格外鲜明。 二、 文字信息解读：历史的精确与严谨 主题标题：“玄奘西行求法”六个字，精准概括了邮票的核心事件。“求法”二字点明了西行的根本目的——追求佛学真谛，而不仅仅是地理探险。 生卒年份：“玄奘（600—664）”提供了基本的历史时间定位。下方的注释“另一说生于602年”，体现了历史叙述的严谨性。关于玄奘的确切生年，学术界确有不同考证（一般采602年说），邮票将此信息注明，展现了尊重学术、客观呈现的态度。 邮票属性：底部的“CHINA 中国邮政”和面值“1．20”，明确了其作为国家法定邮资凭证的身份。 三、 综合历史内涵与文化象征 这枚邮票是“历史人物”与“国家叙事”的结合体： 对历史人物的崇高礼赞：邮票是国家发行的正式纪念物。选择玄奘为主题，意味着国家层面对其历史地位的官方认定与崇高致敬。他被视为中华民族勇于探索、坚韧不拔、追求真理、开放交流的精神典范。 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浓缩：方寸之间，概括了隋唐时期最为壮丽的中外文化交流篇章之一。它不仅是玄奘个人的故事，更是整个时代开放包容、积极向外界学习汲取智慧的气象缩影。 艺术化的历史教育载体：通过大众熟悉的邮票形式，将一段复杂辉煌的历史，转化为直观、优美、易于传播的图像，是公共历史教育和文化传承的有效手段。 玄奘（600①—664）西行求法（邮票） ①另一说生于602年。 相关史事 在玄奘西行前，古印度被称为天竺，还有“身毒”“贤豆”等叫法①。玄奘在求法时发现这些称呼都不大准确，认为译为“印度”比较合适，于是就用“印度”两字②。他回国后，这一译法逐渐流行，沿用至今③。 玄奘贡献的延伸：除了取回佛经、翻译典籍、撰写《大唐西域记》等常见知识点外，“正名印度”​ 是其文化交流中一个具体而微、影响深远的文化贡献。它让知识传播更加精确。 文化交流的双向性与深度：这不仅是“取回来”，更是“弄清楚”。玄奘的工作包含了理解、辨析和再传播，体现了文化交流中精益求精的学术层次。 唐朝的世界性知识更新：唐朝的开放，使其能不断吸收和整合外部世界的新知识，甚至修正过去的认知错误。“印度”一词的确定，就是唐代中国对外部世界认知一次重要的精确化与标准化升级。 ①混乱的根源：这些译名差异很大，反映了在中印早期、非直接的交流中，信息经过多次转译而产生的失真。这种混乱不利于知识的准确传播。 ②“正名”的意义：这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更。它体现了玄奘作为一位严谨学者 “求真务实”的精神。他的正名，是基于第一手调查和深入研究的结果，是对知识准确性的严肃追求。 ③权威的确立：玄奘回国后，凭借其崇高的宗教地位、学术威望及其不朽著作 《大唐西域记》的广泛影响，他所使用的“印度”译名逐渐获得了学术和社会的公认。 影响的深远：这一译法 “沿用至今”，说明它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一个由杰出文化使者确定的名称，最终塑造了整个中华文化圈对那个文明古国的称呼。 10多年后，玄奘携带大量佛经回到长安①，此后主持译经工作，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②。根据他的口述，由弟子记录成书的《大唐西域记》③，记载了他游历过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山川风物及社会习俗，是研究中外交流史的珍贵文献。 ①这是玄奘历时17年（公元627-645年）、行程五万里、历经无数艰险的传奇之旅。他所带回的并非普通物品，而是657部梵文佛经原典，这是当时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输入。 ②回国后，玄奘在唐太宗、高宗的支持下，组织了规模宏大、制度严谨的译场。他不仅亲自翻译，更创立了“新译”风格，强调直译与意译的精准结合，使佛经翻译水平达到空前高度。其一生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数量和质量均冠绝一时。 ③成书过程：由玄奘口述，其弟子辩机记录整理而成。这是一部第一手实地考察报告。 内容价值： 记载范围极广：“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了今天中国新疆、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广阔区域，堪称 7世纪中亚和南亚的“百科全书”。 内容包罗万象：详细记录了各地的山川地形、城邦关隘、道路交通、风土人情、语言宗教、政治经济、物产气候等，远超单纯的佛教见闻。 精确性极高：由于是亲历见闻，其地理方位、里程、国俗民情的记载具有极高的历史真实性和准确性。 “珍贵文献”的体现： 历史研究：对于研究中亚、印度诸国的历史、地理、宗教和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原始资料价值。近代考古学家在中亚和印度地区的许多重大发现（如那烂陀寺遗址），都曾依靠此书作为“向导”。 中外交流研究：它详细记录了丝绸之路中道的详细情况，是研究唐代中外交通、民族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宝库。 想一想 鉴真东渡和玄奘西行都经历了千辛万苦，他们是如何面对重重困难的？ 鉴真东渡目标坚定（传播佛教与大唐文化），过程中遭遇多重阻碍：官府阻挠、船只失事、弟子死伤，甚至晚年双目失明……但他始终以 “百折不挠、矢志不渝”的信念支撑行动——前5次东渡失败后，他未放弃筹备，哪怕身体抱恙、外界压力巨大，仍坚持推动第6次东渡，最终成功抵达日本，完成文化传播使命。 玄奘西行核心驱动是对佛法真理的追求，路途则布满生死挑战：穿越“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沙漠，翻越积雪皑皑的雪山，遭遇盗匪劫掠、缺粮断水……他以“不畏艰险、坚忍不拔”的意志破局——为求佛法，孤身踏上未知征途，凭借对目标的执着，在绝境中一次次坚持前行，最终抵达天竺（今印度）研习佛法，又携大量经典归国，推动中印文明对话。 二人虽面临的具体困难不同，但以“信念锚定方向，以意志支撑行动”是共通逻辑：鉴真靠对文化传播的使命感熬过屡败屡战的煎熬，玄奘凭对真理的渴求跨越生死关卡。这种“为目标不顾一切、遇困境绝不退缩”的精神，成为他们突破艰难的关键，也为后世留下“信念铸就奇迹”的典范。 读地图 玄奘西行与回程路线图 长安……今陕西西安 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 曲女城……在今印度北方邦 天竺……在今印度半岛 玉门关……在今甘肃瓜州 找到玄奘西行经过的地方。 核心地点：五个关键的古今地名对照 起点与终点：长安（今陕西西安），唐朝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也是玄奘旅程的起点与终点。 中原门户：玉门关（今甘肃瓜州），这是唐朝西域的重要关隘，象征着离开中原、进入西域的“国门”。玄奘曾在此附近偷渡出境，故事性极强。 天竺核心区： 那烂陀寺（今印度比哈尔邦）：当时印度的佛教最高学府，玄奘在此留学五年，是旅程的学术核心目的地。 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玄奘在此参加无遮大会，辩经论法，名震五天竺，是其学术成就的巅峰见证地。 区域统称：天竺（今印度半岛），指明了宏观的目的地区域。 核心要素：一条清晰的红色往返路线 路线走向：清晰地展示了玄奘从长安（出发地）到天竺（目的地），并最终返回长安的完整旅程。 直观感受：通过地图，学生能立刻感受到旅程的遥远与艰险——横跨整个中国西北，穿越广袤的西域和帕米尔高原（葱岭），深入南亚次大陆。 与东罗马帝国、大食的交往 东罗马帝国与唐朝交往频繁①。贞观年间，东罗马帝国的使臣到长安。开元时，东罗马帝国多次派使臣来华②，进贡狮子、羚羊等③。 1．“东罗马帝国”是谁？——时空定位 身份：即 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分裂后延续千年的东方帝国（395-1453年），定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地位：当时欧洲文明程度最高、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是连接欧亚的战略与商业枢纽。 唐朝的称呼：中国史书常称其为“拂菻”或“大秦”。这张图片使用“东罗马帝国”是现代历史学的称谓。 2．为何交往？——交往的背景与动因 唐朝的吸引力：唐朝国力强盛、文化灿烂、政策开放（“对外开放”），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最先进的帝国之一，对远方国家具有强大吸引力。 丝绸之路的畅通：两国交往主要依赖陆上丝绸之路（经西域、中亚）和海上丝绸之路。唐朝有效经营西域，为远距离交流提供了安全通道。 共同利益：双方可能抱有了解对方、建立外交联系、促进商贸往来（尤其是丝绸、瓷器等奢侈品贸易）以及牵制共同对手（如阿拉伯帝国、突厥势力）的战略目的。 ①交往的时序与频率：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东罗马使臣首次到达长安；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双方交往变得“多次”且“频繁”。 ②交往的性质与内容：这是一种 官方外交活动（“使臣”、“派使臣来华”、“进贡”），东罗马帝国向唐朝进献了狮子、羚羊等奇珍异兽。 ③外交礼仪：“进贡”是古代国际交往的一种形式，象征着友好、尊重与臣服（至少在礼仪上）。接受远国奇珍，是唐朝 “天朝上国”威望的体现。 奇珍异兽的价值：狮子、羚羊等并非中国本土常见动物，作为 “殊方异物”，它们具有极高的展示性、象征性和政治意义，能彰显进贡国的诚意与唐朝接纳万邦的气度。这些动物常被豢养在皇家苑囿，供皇室贵族观赏。 文化技术的交流：使团的往来绝不仅仅是运送动物。随行人员必然带来各自的文化、科技信息（如宗教、艺术、医学、天文知识），是文明间深度接触的载体。 唐朝称古代阿拉伯人建立的帝国为大食。大食派遣使臣与唐朝通好，史书记载的就有40多次（政治交往）①。中国的造纸术还通过大食传播到西方，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技术传播）②。 印证唐朝开放的全面性：交往对象不仅包括东亚（日本、新罗）和南亚（印度），也包括遥远的西亚（大食、波斯）乃至欧洲（拂菻/东罗马），体现了唐朝对外开放的 全球视野与广泛联系。 展示文明交流的多元层次： 政治层面：高层使节互访。 技术层面：造纸术等核心科技的传播。 商贸与宗教层面（虽未在文字中明示，但史实如此）：大量阿拉伯、波斯商人通过海陆丝绸之路来华经商，定居于广州、扬州、长安等地，伊斯兰教也随之传入中国。 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这段历史是丝绸之路 不仅是“丝绸”之路，更是“技术”之路、“文化”之路和“外交”之路的生动证明。 ①“使臣往来40多次”意味着什么？ 频率之高：40多次的官方使节互访，远超一般意义上的“偶发性”接触，表明 两国建立了稳定、持久、密切的外交关系。 双向交流：这不仅是政治上的友好示意，每一次使团往来都伴随着 人员、货物、信息与技术的交流。使团本身就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丝绸之路的见证：如此频繁的远距离外交，依托于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香料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段）的畅通与繁荣。它证明了当时亚欧大陆东西两端之间存在着活跃而系统的联系网络。 ②造纸术西传：一项改变世界的技术转移 传播路径：根据史料记载，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发生过一次军事冲突（751年），唐军中有一些造纸工匠被俘。这些工匠将 造纸术传入了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随后该技术经由阿拉伯帝国迅速传遍中亚、西亚、北非，最终在12世纪传入欧洲。 历史影响： 对阿拉伯与西方世界：造纸术取代了昂贵的羊皮纸和易碎的莎草纸，极大地降低了知识记录与传播的成本，促进了阿拉伯科学的黄金时代，并最终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可以说，没有造纸术的西传，世界文明进程将被延缓。 对中国的意义：这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典型例证，是中华文明科技输出、惠及全球的历史见证。 唐朝与亚洲、欧洲和非洲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往来（交往范围的全球性）①。繁盛的唐朝在世界上声望很高，中国人被称为“唐人”（国际地位的标志性）。 对“开放”的具体量化：它将教材中“对外开放”、“交往频繁”等描述，转化为一个可感知的、震撼性的数字（70多个）和全球性的空间范围（亚、欧、非），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时空感知。 对“繁荣”的世界性回应：它说明了唐朝的“繁荣”不仅仅体现在国内的经济文化，更体现在其国际吸引力和塑造力上。国家的强盛与文化自信，是赢得世界尊重与主动交往的基础。 串联具体史实：它是对本课前述所有具体事例（玄奘西行、鉴真东渡、遣唐使、与大食交往等）的宏观概括和提升。所有这些具体事件，共同构成了这“70多个国家和地区”往来的生动注脚。 ①数量背后的实质：“70多个”并非一个抽象数字，它代表了唐朝对外联系网络之庞大。这包括了： 东亚：日本（遣唐使）、新罗（留学生、商人）。 中亚与西亚：西域诸国、波斯（萨珊王朝）、阿拉伯帝国（大食）。 南亚：天竺（印度）、泥婆罗（尼泊尔）。 欧洲：拂菻（东罗马帝国）。 经由间接联系的更远地区：通过阿拉伯商人等中介，与北非、东非等地产生联系。 交往形式的多样性：这种往来体现在政治外交（使节互访）、经贸合作（丝绸之路、海上贸易）、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留学、技术传输）和人员流动（商人、僧侣、工匠定居）等各个方面。它描绘了一个以长安、洛阳为中心，辐射四方的世界性文明交流图景。 一、画面内容描述 人物与构图：画面中通常可见多位人物。左侧一般为唐朝的鸿胪寺官员（负责外交与民族事务），他们头戴高冠，身着唐代官服，神情庄重，姿态从容，负责引导与接见。 核心人物：画面中间或右侧为 “客使”，即来自外邦或少数民族的使者。他们的相貌、服饰、发饰等具有鲜明的异域特征，姿态多为拱手或等候状，神情谦恭而好奇。 氛围与场景：整体构图有序，人物排列显示出主次分明、礼仪有序的庄严氛围，生动呈现了唐代外交机构接待四方来使的现场情景。 二、历史背景与核心信息解读 1、唐代的外交管理机构——鸿胪寺 壁画内容直接反映了唐代专门负责外交与民族事务的机构 “鸿胪寺”的工作场景。鸿胪寺负责接待各国使节、安排觐见典礼、主持宴飨等，是唐朝推行开放政策的具体执行部门。 2、“万国来朝”的实物见证 这幅壁画是唐朝“对外开放，万国来朝”盛况的直观图像证据。它证实了史书中关于唐朝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交往的记载，使节往来频繁，朝廷有完善的制度接待他们。 3、多元服饰与民族识别 画中使者的服饰、容貌各异，学者常据此推测其可能来自 突厥、吐蕃、回鹘、高丽、波斯（伊朗地区），甚至东罗马帝国或东北亚部落​ 等不同地域。这体现了唐朝交往范围的广阔和民族的多样性。 4、礼仪秩序与天下观念 画面中唐官与客使的位置、姿态、神情差异，体现了唐代“天朝上国”的礼仪秩序与对外宾“怀柔远人”的态度。既有大国威仪的展现，也有对远来宾客的礼遇。 唐墓壁画客使图 知识拓展 阿倍仲麻吕 阿倍仲麻吕（698—770），日本奈良人，在开元时入唐，长留中国达54年。他取名晁衡，在太学学习，考中进士，受到唐玄宗的信任，与诗人王维、李白等人建立了深厚友谊。传闻他回国时在海上遇难，李白特以《哭晁卿衡》一诗寄托哀思。770年，阿倍仲麻吕卒于长安。今西安和日本奈良都建有纪念碑，以缅怀他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的功绩。 原创题 阿倍仲麻吕能在中国“入太学、考进士、受帝王信任、交文人好友”，这体现了唐朝怎样的对外政策？ 答案： 这体现出唐朝实行 开放包容的对外政策——允许外国人来华学习（如入太学）、参与科举（如考进士）、与本土文人平等交往，展现了对多元文化的接纳与尊重，积极推动中外交流。 1．列举隋唐时期与中国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并绘制这一时期的对外交通路线示意图。 1、隋唐（581—907年）凭借强盛国力与开放政策，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非洲部分区域的众多政权/地区建立往来，核心对象包括： 东亚：朝鲜半岛新罗、高句丽（后期统一为新罗）、百济；日本列岛的日本政权。 东南亚：林邑（今越南中部）、真腊（今柬埔寨）、骠国（今缅甸）、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 南亚：天竺（印度半岛诸国，如摩揭陀、戒日王朝）、师子国（今斯里兰卡）。 中亚：昭武九姓诸国（康、安、曹、石、米等国，分布于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 西亚：大食（阿拉伯帝国，涵盖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至北非）。 欧洲与非洲：拂菻（拜占庭帝国，今地中海东部）；通过波斯间接交往的非洲东北部（如埃及沿岸）。 2、隋唐对外交通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两大系统，以“长安—洛阳”为核心辐射： 陆上丝绸之路： 东段：长安/洛阳→河西走廊（凉州、甘州等）→玉门关/阳关→西域（今新疆，设安西四镇）。 中段：西域南道（于阗、莎车）/北道（龟兹、疏勒）→帕米尔高原（葱岭）→中亚昭武九姓→西亚大食、欧洲拂菻。 海上丝绸之路： 南线：广州/交州→南海→马六甲海峡→林邑、真腊、骠国、室利佛逝→天竺东南。 东线：扬州/明州→东海→日本；登州→新罗。 西线：广州/泉州→南海→印度洋→天竺、大食（波斯湾、红海沿岸）。 2．日本文字“平假名”“片假名”的创制与汉字有直接关系。请查找相关材料，加以说明。 8世纪前，日本无独立文字，依赖汉字“真名”记录语言。平安时代（794—1192年），为适配日语语音的“表音需求”，日本女性群体（如宫廷女官）率先简化汉字草书，创造平假名（意为“平常使用的假名”）。 典型例证： 「あ」源于汉字「安」的草书；「い」源于「以」的草书；「う」源于「宇」的草书；「え」源于「衣」的草书；「お」源于「於」的草书…… 平假名保留汉字草书的笔画韵律，弱化字形辨识度，强化“表音符号”功能，成为日语记录虚词、固有词汇、动词词尾变化的核心工具。 片假名（意为“片段的假名”）诞生于汉文佛经、典籍的注音需求。奈良、平安时代的学问僧（如空海）、留学生（如吉备真备），选取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简化为表音符号。 典型例证： 「ア」源于汉字「阿」的左侧偏旁；「イ」源于「伊」的单人旁；「ウ」源于「宇」的上半部分；「エ」源于「江」的右侧部件；「オ」源于「於」的结构片段…… 片假名笔画刚直、造型简洁，后用于书写外来语（如“コーヒー”咖啡）、拟声词（如“ガラス”玻璃）、动植物名称（如“バラ”玫瑰），成为日语区分外来概念的标志性文字。 ★最新考古发现与新闻动态 “唐蕃古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推进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考古新发现 内容：这座吐蕃时期大墓出土了大量丝织品，其中对狮纹锦具有典型的粟特风格，金器与突厥文化关联密切，漆器则来自中原。墓中发现的大量马殉坑，是草原文化的特征。 关联与意义：生动揭示了吐蕃王国作为丝路南道重要枢纽，如何同时吸纳中原、中亚、草原的文化元素。这为理解唐朝时期各民族政权的交流角色提供了最新实物证据，丰富了“中外交流”中“内亚”视角的内涵。 原创题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文物中，“对狮纹锦具典型粟特风格、金器与突厥文化关联密切、漆器来自中原”，这些信息主要体现了什么？（ ） A．唐朝手工业技术领先世界 B．吐蕃地区仅与中原地区交流 C．吐蕃王国是丝路南道文化交流的枢纽 D．草原文化是吐蕃文化的主要来源 答案与解析 分析选项A：题干核心是多元文化在吐蕃的融合，未提及“唐朝手工业与其他地区对比”，无法得出“领先世界”，排除A。 分析选项B：材料中文物包含中原（漆器）、中亚（粟特纹锦）、草原（马殉坑）文化元素，说明吐蕃交流范围不止中原，“仅与中原”表述绝对，排除B。 分析选项C：材料明确提到吐蕃“吸纳中原、中亚、草原的文化元素”，且关联“丝路南道重要枢纽”，与选项表述一致，C正确。 分析选项D：材料强调“吸纳多方文化”，未突出草原文化是“主要来源”，排除D。 · 24 / 24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