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点，国际人口迁移的新表现。第一类就是科技移民。科技移民从迁移人口的特点来看，属于是高素质人才。在这儿并非是普通的人口流动，而是全球知识经济竞争之下的人才争夺的现象。这些人才通常具备较高的学历、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以及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他们是推动科技进步以及产业升级的核心力量。比如说美国硅谷就有大量的工程师是来自印度和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科技人才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在发达国家获得了工作和生活的机会。那至于原因他为什么要去呢？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条件。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发达国家拥有更先进的科研设备，更充足的科研经费以及更开放的学术环境等等，这些都能够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好的学习和工作的平台。从生活层面来看，发达国家的薪酬待遇、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教育资源也极具吸引力。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在科研的投入和职业的发展上面是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的，这样才会导致人才外流。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顶尖学者都会选择到欧美地区工作和生活。第三个，从方向上来看，科技移民是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这是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不均衡造成的一个直观表现。发达国家在科技产业、高端制造业等领域具有领先的地位，对高素质的人才需求较旺盛。而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培养人才的能力，但是因为他的经济实力、产业结构的限制，无法给这些人才提供相应的工作条件或者是工作机会。所以人才才会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从影响来看，发展中国家在人才和经济上蒙受了双重的损失。从人才层面上，发展中国家花了大量的经费，大量的资金培养的人才最后外流了，导致本土的科研和产业升级缺乏核心的力量，形成了一个人才空心化的状态。从经济的层面，这些人才在发达国家创造的财富没有办法回流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发展中国家还可能因为人才短缺，不得不高价地从国外引进技术，或者是请这些人才进一加剧了经济的损失。第二类叫做劳务输出，它的特点是外国丰富廉价劳动力，这是全球产业分工当中低成本劳动力需求的产物。这些劳动力通常从事的是体力劳动，或者是低技能服务，或者是制造业的基础岗位，薪资水平低于迁入地本土的劳动力。但是能够满足迁入地对低成本、高性价比的劳动力需求。比如说东南亚的建筑工人大量地迁往中东地区从事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他们的薪资是当地工人的一半，甚至是更低。从原因来看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劳动力存在不足，以及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落后的地区，这些劳动力需要寻找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于迁入地，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迁入地的农业、建筑服务业这些领域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急需从外部引入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而对迁出地来说，人口增长较快，但是经济发展滞后，就业岗位不足。这些劳动力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改善自己的生活，不得不前往国外寻找这个就业机会。举一个典型的案例，墨西哥的劳动力大量的涌入美国，从事农业的采摘或者是家政服务。这既解决了美国劳动力的短缺，也让墨西哥的工人获得了一个就业的机会和稳定的收入。从迁移的方向来看，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人口稠密的国家流向人口稀疏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就岗位需求量较大，能够给他们提供更高的收入和稳定的工作。而人口稠密的国家流向人口稀疏的国家，这是因为人口稀疏的国家往往有大规模的资源需要开发，以及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需要完成，就需要大量的丰富廉价劳动力。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了，西亚北非地区有大量的石油资源需要开采，而人口稠密的国家剩余劳动力正好满足这个需求。从影响来看，缓解了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压力，并且可以赚取外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务输出能够让国内剩余劳动力找到就业的渠道，减少本土的就业竞争压力。同时劳工在外国可以赚取外汇，这个外汇流入到国内也能够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第三类是国际难民迁移，从特点上来看是战争难民和政治难民，这是人类社会冲突和压迫的极端表现。这些难民们因为战争或者是种族冲突、政治迫害，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就像俄乌冲突导致百万难民逃往欧洲各地，他们是为了躲避战争，不得不背井离乡。至于这个原因，也就是战乱、种族冲突以及政治迫害。这些因素直接威胁到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基本的生存权利，是难民迁移的根本驱动力。战争摧毁了家园，造成了人员伤亡，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从方向上来看，是流向和平的国家，能够给难民提供避难需求的国家。难民迁移的方向完全是由安全需求决定的，他们会选择那些政治稳定，能够给他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庇护的国。从影响来看，给迁入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许多的问题。从政治层面来看，大量难民的涌入可能会引发迁入国的政治分歧，比如说是否接收这些难民，怎么样安置这些难民。那从经济层面，迁入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难民的住房、医疗、教育，这些基础设施的保障，加重了财政的负担。同时难民可能会与本国的劳动力争夺低技能的岗位，影响到本土的就业市场。从社会生活层面来看，难民的文化以及风俗与本地的居民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可能会引发社会矛盾。这就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以上就是国际人口迁移的新表现。第二，国内人口迁移的时空特点，这是我国在不同时期几次人口迁移的典型代表现象。第一个时间尺度是我国古代的国内人口迁移。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民以食为天，为了获取粮食，人们往往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进行迁移。由于古代的交通条件限制，在迁移过程当中往往是大批人口一同进行迁移。下面是具体的表现。首先是第一个，从特点来看，表现为大批迁移。古代人口的大批迁移是受到了生存的压力，资源的分布和社会结构共同驱动的集体性流动。在古代农业社会当中，人口依赖于土地生存，当某一区域因为战争或者是灾荒导致土地撂荒或者是资源枯竭的时候，人们为了生存会集体进行迁徙。同时古代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组织具有较强的凝聚力，迁徙往往是以家族村落甚至是部落为单位进行，形成了规模较为大的迁移群体。比如说历史上的永嘉南渡，因北方的战乱，大量的北方士族和百姓集体南迁，规模能够达到数十万人。第二个从迁移的方向上来看，是迁往自然条件好的地区。这是古代农业文明依赖自然环境生存的本质体现。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气候温暖，土壤肥沃，水源充足，能够为农业的生产提供物质保障，保障人口的粮食供给和生存发展。古代人口迁移主要是为了寻找适宜的耕地，获取更多的粮食资源，满足日常的生活。第三个，迁移的原因，统治者的政策影响，或者是农业经济的发展，或者是战争自然灾害，这些都是迁移的原因。统治者的政策影响。古代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治统治，开发边疆地区，或者是解决特定地区的人口压力，会通过强制或者是鼓励的政策推动人口迁移。比如说中国秦朝为了开发岭南，强制性的迁移大量的中原百姓到南方。第二个农业经济的发展，古代是以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农业发展的扩张性就要求人口向有开发潜力的土地地区进行迁移。当某一个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了，或者是新的耕地被发现了，为扩大农业的生产规模，人们就会向这些地区进行迁移。比如说中国宋代江南地区农业开发吸引了大量的北方人口南迁，进一步推动了江南农业经济的繁荣。从战争的角度上来看，战争是古代人口迁移最直接的破坏性驱动因素。战争它能够摧毁城市，破坏农田，导致人口失去了生存的物质基础。同时战争带来的暴力和死亡威胁，迫使人们向安全的地区或者是远离战场的地区进行迁移。比如说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安史之乱，就导致了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改变了南北方人口分布的格局表现。还有就是自然灾害，古代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薄弱，洪水、蝗灾、旱灾一旦发生，往往导致农民颗粒无收，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迁移到受灾较轻或者是能够提供生存物资的地区。比如说我们古代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前期，就是由于华北地区常年干旱，大量的人口迁移到江淮地区求生。以上呢，就是我国古代人口迁移的具体表现，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个时间段，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人口迁移。这一时期，我国为了加大生产，发展经济，在国家的号召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大批有志青年走向了祖国需要的每一个地区，主要是迁往我国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特点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迁移为主，数量多、规模大、频率低，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国家对人口资源的集中调控。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是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主要调配者，人口迁移并非是个体的主要自主行为，而是由国家根据经济建设、国防安全或者是区域发展的战略需求，通过政策使得人口大量的向目的地进行迁移。比如说我们国家为了开发东北的重工业基地，建设西北的边疆地区，国家会一次性的组织数万甚至是数十万的人口进行迁移。频率低则是因为计划经济之下的人口迁移由国家统一规划，并非是市场或者是个体的自发驱动，迁移决策的周期长、规划性强，因此迁移事件当中发生的频率远低于市场经济时期。第二，从迁移的方向来看，国家从东部城市抽调各种人员支援西部地区、内陆地区、边疆地区的建设。大量的农村人口从东部人口的稠密区迁往了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这是国家区域均衡发展和重工业优先战略的空间反应，背后是资源布局与建设需求的统筹。东部城市支援西部和内地以及边疆地区，这新中国成立以后，东部的城市尤其是沿海的工业城市集聚了大量的技术工人、知识分子和管理人才。而西部、内地和边疆地区工业基础薄弱，人才匮乏。国家为了推动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和国防建设，通过政策从东部地区抽调大量的人员支援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和内陆地区。第三个从迁移的原因来看，是计划经济体制，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还有国家政策。这三类原因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主导一切资源配置影响下的人口迁移。首先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来看，在计划经济之下，生产、分配、就业都是由国家统一规划的，人口迁移是国家生产布局调整的配套措施。国家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区域均衡发展的目标，必须通过行政手段配置人口，将劳动力和技术人才输送到需要建设的地区去。因此人口迁移呈现出有计划、有组织的特点。那从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来看，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制度将人口严格的绑定在户籍所在地，个体自主迁移几乎是不可能的。人口迁移完全由国家通过户籍的审批和调配来实现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限制了人口的自发流动，确保了国家对人口移动的绝对管控。从政策的角度上来看，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战略需求，制定具体的迁移政策，是人口迁移最直接的指挥棒。比如说，为了开发边疆地区，国家出台的政策是鼓励内地人口迁往新疆、西藏。为了建设三线工厂，国家强制东部地区的人口迁往西南、西北的山区。这些政策都是通过行政指令推动了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发生。第三个时间尺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内人口迁移。这是我们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逐渐增大，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进行的人口迁移。肺疫时期的迁移特点是以自发迁移为主，流动人口大量增加，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个体经济与人口流动自由化的共同作用结果。自发迁移意味着人口迁移不再是由国家行政指令为主导，而是个体基于对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生活质量自主选择的一种为了追求更好生活条件的空间迁移，主动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向经济发达的地区进行。流动人口流动量增大则是源于改革开放之后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比如说允许农民工进城务工、实行暂住证的制度，以及城乡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扩大，使得人口流动的门槛降低，动力增强。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四川的、河南的农民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前往广东、浙江等地务工，形成了庞大的民工潮。这呢就是典型的自发迁移与流动人口增长的迹象。第二个，从迁移的方向上来看，从农村到城市，从内陆的省自治区到沿海的城市和工矿地区，从山区迁往平原地区，从贫困地区迁往发达地区。这些的迁移方向是中国经济发展差异在空间上的直接反应，都是从相对来说经济落后的地区迁往到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个背后是产业布局、资源禀赋与发展机会的不均衡所导致的。从农村到城市，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率先发展工业、服务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而农村地区受限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土地资源有限，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的收入高，多样化发展的机会对农村人口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大量的流入。从内陆省自治区到沿海城市和工矿地区，具体表现在沿海地区凭借它优势的区位条件和国家的政策支持，经济发展速度远超内陆地区。沿海的工矿业企业、外贸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内陆地区由于它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就业的机会少，因此内陆的人口流向沿海地区。比如说江浙沪地区的制造业吸引了安徽、江西等内陆省份的大量劳动力，一个提供就业岗位和经济，一个提供的是大量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双方互补了。从山区迁往平原，具体表现是平原地区地形平坦，耕地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更适合发展工业和农业，就业的机会和生活的条件远超山区，山区的人口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向平原地区进行迁移。那从贫困的地区迁往发达的地区，仍然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大量剩余的劳动力迁往就业机会多、经济发展好的地区。那么这一时期的迁移原因就比较好理解了，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还有沿海经济发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的劳动力。你看沿海地区提供了经济，而农村提供了劳动力，双方达到了一个互补效果。这四个原因是政策导向与经济差异的驱动相互叠加的结果，共同构成了人口迁移的动力系统。一方面强调的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和劳动力供需关系差异，是建一个互补。以上就是我国不同时期的人口迁移的表现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