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爆发90周年考点解析 导学案--2026届高三统编版历史二轮专题复习

该高中历史导学案聚焦西安事变90周年考点，整合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等核心内容，通过对比分析表、逻辑关联梳理构建时空框架，以问题链引导学生自主串联“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国共博弈等关键知识，形成系统认知。 亮点在于史料实证与自主诊断设计，含“九一八与华北事变对比表”“高考真题解析”等模块，培养唯物史观与时空观念。设置“综合评述与逻辑关联”任务单促反思，教师可依学情数据指导，助力学生提升历史解释能力与家国情怀。

备考攻略：西安事变爆发90周年考点解析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扭转时局的重大事件。它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交织的黑暗天空，迫使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重新洗牌，最终促成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直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理解西安事变，是理解中国从内战到抗战、从分裂到团结这一关键转折的锁钥。 第一部分：山雨欲来——西安事变的深层背景 事变的爆发绝非偶然，它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内外矛盾长期积累、激化直至总爆发的结果。 一、 民族危机：日本侵华的步步紧逼（外部推力）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沦陷（1931年）： 日本关东军发动突袭，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奉行 “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和不抵抗主义，东北全境迅速沦陷。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民族情感，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 华北事变与民族存亡危机（1935年）： 日本通过一系列军事、政治胁迫，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抗日救亡，已成为超越阶级、党派的全民族最紧迫诉求。 “九一八”事变与“华北事变”对比分析表 对比维度 “九一八”事变 (1931年) 华北事变 (1935年) 时间 1931年9月18日 1935年（主要事件集中在5月至12月） 日本行动与策略 军事突袭，武力占领：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炮轰北大营，占领沈阳。 政治谋略为主，军事威胁为辅：通过制造事端、施加政治压力，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运动”，妄图 “不战而取华北”，建立第二个傀儡政权。 国民政府应对方针 “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主义”。张学良奉令率东北军撤入关内。 继续对日妥协，默认日本对华北的特殊化要求。如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 《何梅协定》 ，主要内容包括中央军撤出河北、取缔一切反日团体等，使中国丧失了华北大部分主权。 直接后果 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在短短4个多月内占领东北三省，并于1932年扶植建立伪“满洲国”。中国丧失了巨大的领土、资源和工业基地。 华北特殊化。国民党中央的势力（党、政、军）基本退出华北，华北政权空心化，处于日本实际控制之下，主权名存实亡。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与影响 1. 民族危机意识初步觉醒：打破了“实业救国”等幻想，使国人认识到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 2. 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东北抗日联军等武装开始抵抗；全国各界掀起抗日救亡浪潮。 1. 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使国人清醒认识到日本的最终目标是吞并整个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2. 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诉求：超越了阶级、党派和意识形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呼声成为时代最强音。 标志性口号/言论 “攘外必先安内”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一二·九”运动中学生悲愤的呐喊） 在侵华战争中的定位 开端：标志着日本局部侵华战争的开始，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远东国际秩序。 升级：标志着日本对华侵略从东北的局部占领，升级为旨在吞并整个中国的全面侵略的前奏，是 全面侵华的临界点。 对国内政局的影响 激化了国内矛盾，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其统治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 直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它促使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召开瓦窑堡会议；也促使国民党内部分化，地方实力派（如张学良）思想转变，最终酿成西安事变。 综合评述与逻辑关联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野心的首次大规模武力实践，它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并试探出国民政府妥协退让的底线。 华北事变则是日本在“九一八”得手后，利用国民政府软弱心理，采取的 “以华制华” 、“分而治之” 的更狡猾、更具欺骗性的侵略手段。它旨在不付出重大军事代价的情况下，复制“满洲国”的模式，肢解中国。 两者共同构成了日本侵华步伐的“两步走”战略： 第一步（九一八）：武力占领，建立据点。 第二步（华北事变）：政治蚕食，鲸吞腹地。 这两个事件层层递进，将中华民族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最残酷也最直接的现实依据。 二、 政治困局：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内部张力） 政策的反动本质： 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 “心腹之患” ，而日本帝国主义仅是 “皮肤之疾” 。因此，他坚持必须首先用武力“剿灭”红军，然后才能抗日。 这一政策严重违背了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普遍愿望，使得国民党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民意压力和合法性危机。 对东北军的利用与消耗： 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自丢失东北后，背负着“不抵抗”的骂名和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全军上下普遍怀有 “打回老家去” 的强烈复仇情绪。 蒋介石将东北军调至西北“剿共”前线，意在使其与红军两败俱伤，达到既消灭红军又削弱非嫡系地方军阀的双重目的。这种借刀杀人之计，引起了张学良和东北军官兵的极大不满。 三、 思想转变：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思想催化） 《八一宣言》的号召（1935年8月）：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首次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一二·九”运动的推动（1935年12月9日）： 北平学生发起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迅速席卷全国，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它深刻影响了国内时局，也促使统-战线的对象——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 瓦窑堡会议的战略调整（1935年12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定将党的政策由“反蒋抗日”调整为 “逼蒋抗日” 。这一关键转变，为后续与张学良、杨虎城的接触与合作提供了政治基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三部曲” (1935年) 事件 《八一宣言》 “一二·九”运动 瓦窑堡会议 时间 1935年8月1日 1935年12月9日 1935年12月17日-25日 性质 党的纲领性文件（宣言） 群众性爱国运动（实践） 党的战略决策会议（决议） 核心内容/行动 1. 首次明确提出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号召。 2. 倡议组织 “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 和 “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 3. 标志着党的政治策略开始发生重大转变。 1. 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2. 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后，斗争迅速席卷全国，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响应。 1. 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2. 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3. 正式确立了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策略方针。 策略定位 从 “反蒋抗日” 转向 “联蒋抗日” 的初步探索与公开号召。 自发的群众运动，但其诉求与党的新方向高度契合，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 将策略明确为 “逼蒋抗日” ，为统一战线实践提供了具体的策略指导。 历史作用 政治号角：打破了中共与外界的信息隔绝，向全国乃至世界宣示了中共团结抗日的新立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力量展示：标志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证明了全民族联合抗日的深厚群众基础，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如影响了张学良、杨虎城）。 战略基石：从理论和政策上完成了党的策略转变，为后续与张学良、杨虎城的接触、合作，乃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理论依据。 内在逻辑关系 提出主张（理论先行） → 展现力量（群众响应） → 确立方针（决策定调） 形象比喻 播种：播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种子。 灌溉：民众运动的浪潮为这颗种子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和水分。 生根：党的决议使统一战线策略真正扎根，成为全党行动的指南。 《八一宣言》、“一二·九”运动和瓦窑堡会议，这三者在1935年下半年紧密相连，构成了一個完整的逻辑链条： 《八一宣言》是“宣言书”：它是在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后发表的，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主动调整政治策略的首次公开宣告。它像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国内外，让所有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的胸怀和姿态。 “一二·九”运动是“试金石”和“助推器”：它是由爱国学生自发发起，但迅速得到全国响应的群众运动。它雄辩地证明了《八一宣言》所呼吁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这场运动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进步青年，深刻地影响了国内政局，并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加速了其内部分化。 瓦窑堡会议是“总纲领”：在前两者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更重要的是： 从理论上深刻分析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明确了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以容纳一切抗日力量。 作出了党的策略从 “反蒋抗日” 到 “逼蒋抗日” 的关键性调整。 结论：这“三部曲”环环相扣，共同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关头，从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它们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终实现，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理论、舆论和实践基础，是理解中国全民族抗战何以能够形成的核心钥匙。 四、 前线实况：西北“剿总”的僵局与转向（直接诱因） 军事上的挫败： 在西北“剿共”战场上，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在与红军的交战中屡遭重创（如劳山、直罗镇战役），短短几个月内损失近三个师。残酷的现实使张学良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死路。 政治上的争取：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西北军（第十七路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线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写信给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部下将领，阐明联合抗日的主张。 1936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秘密会谈，双方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达成共识。这次会谈对张学良最终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蒋介石的威逼与最后通牒： 1936年10月、12月初，蒋介石两次飞抵西安，亲自督战。他拒绝了张、杨“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苦谏，并威胁如不全力“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西北军调往安徽。 这一最后通牒，意味着张、杨部队将远离故土并被分割瓦解，彻底断了他们的退路。在“苦谏”、“哭谏”均告无效后，张、杨被逼至绝境，决定实行 “兵谏” 。 第二部分：惊涛骇浪——西安事变的过程与各方博弈 一、 事变的爆发与经过（1936年12月12日-25日） 发动“兵谏”： 时间：1936年12月12日拂晓。 行动：张学良的东北军部队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杨虎城的西北军部队在西安城内控制了陈诚、卫立煌等随行的国民党军政大员。 通电全国：张、杨随即发表通电，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核心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复杂的局势与三方博弈： 事变后，中国局势瞬间形成南京政府、西安张杨、中共中央三方激烈博弈的格局。 西安方面（张、杨）：初衷是“逼蒋抗日”，但扣押蒋介石后，如何处置、如何收场，并无明确方案，陷入“捉虎容易放虎难”的困境。 南京政府：分裂为两派： 讨伐派：以何应钦为首，主张武力“讨逆”，轰炸西安。其目的复杂，或有借机置蒋介石于死地，取而代之的企图。 和平派：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主张通过谈判营救蒋介石，反对军事进攻。 中共中央：初闻消息，党内一片欢腾，多数人主张“审蒋”、“除蒋”。但很快，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为核心的领导层冷静下来，从全民族根本利益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经过深入讨论，确立了 “和平解决” 事变的方针。决定派遣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赴西安谈判。 二、 和平解决的关键步骤 周恩来的斡旋： 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抵达西安后，与张、杨进行了彻夜长谈。他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杀蒋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内战，徒然有利于日本，只有和平解决、逼蒋抗日，才符合全民族的根本利益。他的分析说服了张、杨。 宋美龄、宋子文的穿梭： 宋氏兄妹亲赴西安，代表蒋介石与西安三方（张、杨、周）进行谈判。他们既是蒋介石的代表，也是和平解决的坚定推动者。 谈判与蒋介石的承诺： 谈判主要在宋子文、宋美龄与周恩来之间进行，张学良、杨虎城参与。 蒋介石最终以“领袖人格”担保，口头承诺 “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改组政府；释放爱国领袖；联合红军抗日等条件。他拒绝在书面协议上签字。 蒋介石获释与张学良被扣： 1936年12月25日，在蒋介石做出承诺后，张学良出于维护蒋介石威望和团结抗日的诚意，未通知周恩来，亲自陪同蒋介石飞抵洛阳，次日抵达南京。 抵达南京后，张学良即遭蒋介石扣留，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长期软禁。杨虎城后被逼令出国，回国后亦遭长期监禁，最终于1949年惨遭杀害。 第三部分：历史转折——西安事变的影响与意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抗战的枢纽，其影响至为深远。 一、 对国民党的影响：政策被迫转向 停止内战：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虽然对张、杨进行报复，但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巨大压力下，已无法继续执行大规模的“剿共”内战。持续十年的国共内战在事实上基本停止。 准备抗战：国民党于1937年2月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这次会议成为国民党政府政策由“剿共”向“抗日”转变的标志。 二、 对共产党的影响：合法地位与抗战局面的打开 赢得转机：事变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摆脱了被“围剿”的困境，获得了休整和发展的宝贵时机。 取得合法地位：通过后续的谈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性也得到承认，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 实践统一战线：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和强大生命力。 三、 对全民族抗战的影响：团结御侮的开端 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基础。 凝聚全国民心：它实现了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极大地振奋和凝聚了全国的人心士气。 迎接全面抗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能够迅速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西安事变功不可没。可以说，西安事变是全面抗战的“序幕”和“催化剂”。 第四部分：多维透视——西安事变的深度解析与现实启示 一、 张学良、杨虎城的动机再审视 张学良：其行为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个人处境（国恨家仇、部队生存危机）复杂交织的产物。他并非单纯受中共煽动，而是自身民族良心与现实考量下的主动抉择。 杨虎城：长期与中共有联系，思想更倾向进步，对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政策早有不满，抗日态度坚决。 二、 中共“和平解决”方针的战略智慧 中共“和平解决”方针的战略智慧深度解析 西安事变爆发后，面对扣押蒋介石这一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中共中央在短暂的激动之后，迅速冷静下来，确立了“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这一决策并非怯懦或妥协，而是基于对时局的深刻洞察和高超政治智慧的战略抉择。 把握主要矛盾：洞察时局的战略眼光 这是和平解决方针最根本的理论基础。 矛盾分析：自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已取代国内的阶级矛盾（特别是国共之间的矛盾），成为支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最尖锐的矛盾。整个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生死对决，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 战略应用：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把握了这一主要矛盾的变化。如果杀掉蒋介石或与国民党决战，必然导致大规模的内战，这恰恰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阴谋，只会加速中国的灭亡。因此，必须服从于民族矛盾，将阶级矛盾置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和平解决事变，就是为了维护并壮大全民族抗战的力量，避免抗日力量的内部消耗。 秉持政治远见：超越恩怨的宏大格局 这是和平解决方针的价值立场。 摒弃复仇情绪：十年内战，蒋介石“清党”、“围剿”，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和牺牲。党内存在强烈的“审蒋”、“除蒋”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层，展现出成熟政党的宏大格局，没有被历史恩怨和一时情绪所左右。 坚守民族大义：他们将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置于党派利益和历史恩怨之上。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蒋介石是国民党内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保住他的地位，有利于稳住国民党内各派势力，避免其分崩离析，从而更快地形成全国性的抗日力量。这是一种 “以斗争求团结” 的远见，斗争是为了逼蒋抗日，团结是为了全民族抗战。 运用策略灵活：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这是和平解决方针的具体实践艺术。其策略演变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特点：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原则性：抗日的目标是坚定不移的。 灵活性：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认识到要抗日就必须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包括国民党。将斗争矛头从直接反对蒋介石个人，调整为逼迫其改变政策，共同抗日。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正式确立了这一策略转变。 西安事变中从“审蒋”到“保蒋安全”再到“联蒋抗日”： 原则性：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底线绝不动摇。 灵活性：事变初期，基于对蒋介石的深刻不信任和党内情绪，曾考虑过“审蒋”方案。但迅速根据局势变化（何应钦等“讨伐派”企图借机置蒋于死地、日本企图加剧中国分裂、英美希望和平解决以维护其利益），调整为首要 “保蒋安全” ，因为蒋介石的生死关乎时局走向。最终，在谈判中，以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为条件，拥护其回归领导地位，实现 “联蒋抗日” 。这体现了极大的政治弹性和务实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和平解决”的方针，是一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抓主要矛盾）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各派政治力量博弈） 相结合的完美典范。它体现了： 科学的判断力（对主要矛盾的洞察） 崇高的使命感（以民族大义为重） 高超的运作力（灵活务实的策略） 正是这种战略智慧，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一场可能引发更大内战的危机，转化为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枢纽，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和政治上的主动权，为其日后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乃至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高考答题中，从这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将使答案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和思想深度 三、 现实启示与精神传承 民族团结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华民族展现出的强大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依然需要维护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爱国主义是永恒的精神旗帜：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出于爱国赤诚，不惜牺牲个人和团体利益，发动“兵谏”，其爱国精神值得永远铭记。 坚持党的领导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事变中高瞻远瞩，力主和平，展现了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并最终实现民族复兴。 高考真题解析：中共“和平解决”方针的战略智慧 （2018·全国卷Ⅰ·文综）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最初不少人群情激愤，主张“审蒋”、“除蒋”。但经过深入讨论，中共中央很快确立了力争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并派周恩来等赴西安参加谈判。 材料二：毛泽东在事后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共中央为什么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仍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时局转换的枢纽”的理解。 参考答案与评分解析 （1）说明中共中央为什么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仍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8分） 【参考答案】 ① 准确把握主要矛盾：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地位。杀蒋可能导致大规模内战，有利于日本侵略，损害民族利益。 ② 具有高度的政治远见：以民族大义为重，超越党派历史恩怨，认识到保住蒋介石的地位有利于稳定国民党各派，更快形成全国性的抗日力量。 ③ 策略灵活务实：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策略已定，和平解决是“逼蒋抗日”的最佳途径，能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④ 应对复杂局势：南京政府内亲日派（何应钦等）企图借机挑起更大规模内战，取代蒋介石。和平解决可以粉碎亲日派的阴谋，维护中国抗日的整体力量。 【评分解析】 核心得分点（6分）：必须答出 “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2分）、“避免内战，一致抗日”（2分）、“逼蒋抗日/联蒋抗日”（2分）。这三点是和平解决方针最根本的逻辑。 高分拓展点（2分）：如能答出 “粉碎亲日派阴谋” 或 “维护抗日力量大局” 等更具体的局势分析，可获额外加分。 常见失分点：仅回答“为了团结抗日”等空泛表述，未结合矛盾分析；或脱离历史背景，进行道德评判。 （2）谈谈你对“时局转换的枢纽”的理解。（7分） 【参考答案】 ① 结束了十年内战：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停止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之间持续十年的内战基本停止。 ② 奠定了国共二次合作的基础：它促成了国共两党更高层次的谈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1937年9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③ 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新阶段：它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凝聚了全国的人心士气，为随后（1937年7月）全面抗战的爆发做好了政治准备。 ④ 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的举措，赢得了全国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尊敬，展现了其作为抗日力量中流砥柱的形象。 【评分解析】 基础理解（4分）：必须答出 “结束内战”（1分）、“促成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2分）、“转向全民族抗战”（1分）。这是“枢纽”作用最直接的体现。 深度理解（3分）：如能答出 “为全面抗战做政治准备”（1分）和 “提升中共政治地位”（2分），则答案更全面、深刻。 答题技巧：此题要求“谈理解”，因此需要在陈述史实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提炼和概括，点明其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真题透视与备考策略 1. 命题规律分析 本题是考查西安事变的经典角度，不考具体过程，而是聚焦于中共的决策智慧及其深远影响。 材料一提供矛盾情境（群情激愤 vs 和平解决），考查学生的历史理解与分析能力。 材料二引用经典论断，考查学生的历史解释与概括能力。 2. 备考策略建议 构建决策思维：面对重大历史事件，要习惯性思考：当时有哪些选择？为何最终做出这个选择？（如：为何不杀蒋？）决策的依据是什么？（主要矛盾、力量对比、国际形势） 掌握关键术语： “时局转换的枢纽” “逼蒋抗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 训练论证能力：在回答“原因”、“意义”类问题时，学会用多维度、有逻辑的史实进行论证，避免简单罗列。 3. 核心能力提升 历史思维能力：透过现象（扣蒋）看本质（民族矛盾激化），理解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因。 价值判断能力：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关头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抉择，培养家国情怀。 总结：通过这道真题，我们可以看到，高考对于西安事变的考查，已经超越了“是什么”的层面，深入到 “为什么” 和 “带来了什么改变” 的层面。精准把握 “和平解决方针的战略智慧” 及其 “时局枢纽” 的历史地位，是攻克此类试题的关键。 史料记载 西安事变：史料记载与国内外评论 一、 关键史料记载（第一手资料） 1. 张、杨的“兵谏”通电（1936年12月12日）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蒋氏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我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史料价值】：这是张、杨发动事变的政治宣言，阐明了“兵谏”的初衷是“救国”而非“叛乱”，其核心诉求是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 “（一）我们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二）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 （三）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发动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 “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史料价值】：这是中共中央在事变后确立和平解决方针的正式党内文件。它清晰表明，中共的立场是避免内战、和平解决、共同抗日，并策略性地支持张、杨。 3.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1937年） “尔等以余为领袖，则当知余之革命精神与人格，始终一贯……尔等此次举动，不特破坏国家纪纲，实亦自堕革命军人之精神。” “余始终命其（指张学良）立即送回洛阳，盖至余离陕之刻，始确知彼等已有悔悟之意。” 【史料价值】：此书是蒋介石事后为塑造自身“伟光正”形象而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但它反映了蒋在被囚期间的态度，以及他试图将事变的和平解决归功于自己“人格感化”的叙事努力。 4. 周恩来关于事变报告的节选（1936年12月） “我们接到电报后的第一个反应是高兴的……但第二天再开会时，我们决定了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我们分析了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内战，这是日德意所欢迎的；一是和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国际和平阵线与全国人民所希望的。” 【史料价值】：作为中共谈判核心当事人，周恩来的回忆揭示了中共中央决策过程的内部转变——从最初的“高兴”到迅速冷静下来，确立和平方针，展现了其战略远见。 二、 国内外舆论与评论（多元视角） 1. 国内舆论分野 支持与同情张、杨者：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爱国团体发表宣言，赞扬张、杨的爱国行动，呼吁“全国同胞立刻自动组织起来，给予他们有力的援助”。 许多地方实力派（如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虽态度暧昧，但多数通电主张“政治解决”，反对何应钦的“讨伐”，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的深刻裂痕。 社会舆论：北平、上海等地的报纸和知识分子，多数呼吁停止内战，和平解决，认为张、杨的举动虽方式过激，但动机是爱国的。 拥护南京中央者： 国民党主流宣传机器斥责张、杨为 “叛徒” 、 “劫持统帅” ，强调 “国家纪纲” 的重要性。 部分社会名流和报纸担忧事变会导致国家分裂，为日本所乘，主张恢复蒋介石的自由。 2. 国际社会反应 苏联： 出于其东方战略（希望中国拖住日本）和自身利益，对事变持严厉批评态度。《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表社论，指责张学良 “破坏中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是 “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 ，甚至毫无根据地怀疑事变是日本策动的阴谋。苏联的态度对中共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 起初欣喜若狂，认为是中国内战扩大的良机，公开宣称“绝不容许他国干涉”，并暗中支持何应钦的“讨伐”派，企图火上浇油 在得知事变可能和平解决后，极度失望，并加紧外交施压，警告南京政府若接受“容共”条件，日本“断然蔑视之”。 英美： 态度与日本截然相反。由于日本在华的扩张严重损害了它们的利益，它们极力主张和平解决，反对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如何应钦）挑起内战。 它们通过外交渠道向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施加影响，希望蒋介石获释后能领导一个统一抗日的中国。英国甚至在美国支持下，表示愿意充当调解人。 综合评述 西安事变期间的史料与评论，呈现出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景： 国内：它撕裂了表面的平静，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意与维护“领袖权威”的法统观念之间的冲突公开化，同时暴露了国民党内部亲日派与亲英美派的激烈斗争。 国际：它成为国际力量在远东博弈的焦点。日、苏、英、美基于各自战略利益，对事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他们的干预和态度，深刻地影响了事变的进程和结局。 中共的成熟：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国共产党能摒弃前嫌和党内情绪，以民族利益为重，独立自主地做出 “和平解决” 的战略决策，这标志着其在政治上已成为一个成熟、理性、具有全局视野和高度战略智慧的政党。 这些多元的史料和评论共同证明，西安事变绝非一场简单的军事政变，而是一个牵动中国乃至世界神经的政治枢纽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是国内外各种力量相互作用下，最终由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国共产党正确决策所主导的历史必然。 第五部分：高考命题视角与备考策略 一、 核心命题视角 背景分析题：“结合史实，分析西安事变爆发的历史背景。” 过程与博弈题：“简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并分析其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 意义阐释题：“为什么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人物评析题：“如何评价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和历史地位？” 材料解析题：提供事变通电、领导人讲话、回忆录等，考查信息提取与知识运用能力。 二、 备考策略建议 构建知识网络：将西安事变置于20世纪30年代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国共关系演变的大背景下理解，将其与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卢沟桥事变等事件有机串联。 掌握核心概念：深刻理解“攘外必先安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逼蒋抗日”、“兵谏”、“和平解决”等术语的内涵。 训练多维思维：学会从国民党、共产党、张杨、日本、苏联等多方视角分析事变的起因、过程和影响。 关注现实关联：思考西安事变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在今天的传承与弘扬。 西安事变已过去九十载，但其作为民族觉醒、团结御侮的历史象征，光芒永不褪色。它告诉我们，在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面前，任何党派、集团和个人的恩怨都应服从于民族大义。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不仅是高考的重要考点，更是每一位中国人都应铭记于心的民族记忆。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