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元素材之时评汇总 2025-2026学年统编版高二语文选择性必修中册

选择性必修中册单元素材 一、理性精神 【时评】 读《论语》，读什么 浙江宣传 在中国古典名著中，有一部书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梁启超称其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钱穆则认为“应成为一部世界人类的人人必读书”，这就是《论语》。 今天，《论语》早已成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文化资源。比如，我们用“温故知新”表示复习旧知识以获取新理解，用“任重道远”强调责任重大、需长期奋进，用“三省吾身”提倡自我反思、“复盘思维”，用“见贤思齐”鼓励向有才德的人学习，用“见义勇为”形容见到正义的事主动去做，用“杀身成仁”赞美为理想流血牺牲的精神品质。 《论语》篇幅不过二十篇，字数仅一万多，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以至成为不少中国人的“启蒙之书”？在今日，当人工智能浪潮席卷世界，当网络信息碎片吞噬思考，我们又该怎么读《论语》？ 一、读《论语》，读的是中道而行的理念 《论语》十分推崇“中道”，孔子感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将“中庸”视为最高美德。“中庸”不是和稀泥，而是不偏不倚、恰如其分，进退不失其正，在合乎仁义的基础上中道而行。 如果孔子生活在今天，他将如何评价偏离中道的行为？对于“加速主义”，他会说“欲速则不达”；对于犹豫拖延，他会说“再，斯可矣”；对于佛系躺平，他会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对于偏激执拗、盲目自大，他会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论语》告诉我们，真正的成熟，就是学会在冲刺与漫步间找到自己的节奏，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迈出自己中正平和的人生步伐。 二、读《论语》，读的是和而不同的精神 孔子曾对比“君子”和“小人”两种人格，认为君子可以在保持独立见解的同时，与他人和谐融洽相处，而小人则相反。 生活中，我们容易被固有观念束缚，让心中的成见长成一座大山。算法的精准推送，更是加剧了认知茧房、圈层固化的风险。于是，面对性别议题、婚姻议题、职场议题，群体极化消解了理性对话空间；“开盒挂人”、饭圈谩骂、控评拉踩，每种行径都能成为撕裂舆论的引线。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思维陷阱，难以看到问题的多面性。 实际上，保持个性与接纳他者之间并不矛盾。《论语》告诉我们，面对不同的声音不要急于否定或排斥，而应尝试去理解、去倾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交往原则，“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是处世风度，“人不知而不愠”是人生境界。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尊重差异的同时凝聚共识，以包容的心态构建多元社会。 三、读《论语》，读的是躬行实践的思想 孔子十分重视学行一致、知行统一。比如《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的“习”，不仅指复习，更包含“实践”之意。孔子常常教导弟子要“讷于言而敏于行”、“听其言而观其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认为真正的君子从不纸上谈兵，而是注重脚踏实地行动。 这种“躬行实践”的思想，并非抽象教条，而是具体的生活哲学。年轻人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听过许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之所以“过不好”，有的人就是因为并没有将道理转化为行动，成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码住”并不等于“看过”，“点赞”并不等于“做了”，放弃“间歇性踌躇满志，持续性萎靡不振”的内耗循环，将知识化为行动的力量，才能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 四、读《论语》，读的是快意人生的豁达 细读《论语》，会发现孔子作为最早的“人生导师”，从不讲空虚的大道理，而是从生活出发，以自身为表率，引导大家思考“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他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鼓励我们以热爱对抗倦怠；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提醒我们淡泊名利方能获得精神自由；他肯定“君子坦荡荡”的豁达，反对“小人长戚戚”的焦虑，即使困与匡地，命悬一线，他仍能“弦歌不绝”，超然自若。 当下年轻人中有一种现象，既追求物质欲望又难舍精神自由，既渴望社会认可又放不下高傲身段，即想建立一番事业又常因“没达到预期”而自责，陷入“做与不做都痛苦”的内耗。 与其纠结与内耗，不如以豁达的心态活出洒脱的人生。比如孔子既称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颜回，也欣赏以“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为志的曾皙，他用真切的言行告诉我们，“从心所欲不逾矩”才是大智慧，在平凡的日常中，也能活出丰盈。 五、读《论语》，读的是立己达人的智慧 《论语》中，弟子子贡问怎样做才能叫做“仁”，孔子回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认为仁者既追求自身的成长发展，也致力于帮助他人通达进步。同时，孔子又讲“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提醒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不能做恃强凌弱、狼性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不能做卡脖子、使绊子、放冷箭的“损人不利己者”。一个心怀他者、推己及人的人，才能在交往中获得更多的支持与信任，开辟更宽广的人生道路。 同样，国家和民族要屹立于世界之林，更要有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胸怀，在不同文明的交融中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 六、读《论语》，读的是赓续传承的情怀 《论语》并非从诞生之初就是“国民顶流”，而是历经了漫长的经典化过程。自从孔子的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成书后，《论语》一直以口传和抄本形式流传。经过张禹、孔安国、郑玄等人的整合与注释，《论语》的版本在东汉末年基本定型。 历代学者对《论语》的整理，并非只是简单的文字校勘、音韵订正，而是注重将《论语》与社会生活、人伦道德相结合。比如北宋邢昺认为此书“可以经纶世务”，强调《论语》在处理社会事务中的应用价值；朱熹认为此书首章是“入道之门，积德之基”，注重《论语》对普通人修身成德的意义；王阳明则认为此书是“夫子议道之书”，指明《论语》是对处世之道、治国之道的探讨。 近年来，海峡两岸《论语》读写接力大会、“一带一路”国家《论语》译介工程等活动，更是架起了文化桥梁，以《论语》为媒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遍世界。 两千多年来，《论语》的传承，靠的是一代代人的赓续接力，而《论语》也滋养了一代代人，教导我们如何立身处世。今日我们读《论语》，不仅是为探源寻根，更是为赓续文脉、返本开新。当你感到疲惫时，不妨听听孔子那句：“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本穿越两千年的书里，或许藏着解开困惑的答案。 二、苦难与新生 【范文】 穿越苦难，拥抱新生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们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一同探讨 “苦难与新生” 这一深刻的话题。正如尼采所说：“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变得更强大。”叶嘉莹先生用她的一生，诠释了从苦难中破茧而出，拥抱新生的坚韧；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的重新开放，则时刻提醒着我们，民族的苦难是历史的伤痛，更是奋进的动力，激励着我们走向新生。 苦难是生命的磨砺，是成长的催化剂。叶嘉莹先生一生历经风雨，家国动荡、漂泊流离、亲人离世，一桩桩悲痛如巨石般压来，却未能压弯她的脊梁。她在苦难中坚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将自己比作吐丝的蚕，“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哪怕历经千般磨难，心中所想仍是让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得以传承。不止叶先生，回望当下，众多国内名人亦是如此。马云创业初期四处碰壁，却凭借对互联网商业的敏锐洞察和执着追求，缔造了阿里巴巴商业帝国；刘强东在创业路上遭遇资金短缺、市场质疑等难题，却从未放弃，一手建立起京东这一电商巨头；赵丽颖出身平凡，跑了多年龙套，面对演艺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始终怀揣梦想，终成一线女星。这些都告诉我们，苦难并非是命运的诅咒，而是锤炼灵魂的烈火。在这熊熊烈火中，有的人被吞噬，而有的人却如凤凰涅槃，在苦难中重生，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苦难是民族的记忆，是奋进的动力。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暴行，是中华民族永远无法忘却的伤痛。那一段黑暗的历史，是苦难的深渊，无数同胞在战火与暴行中失去生命，民族尊严被肆意践踏。然而，正是这段苦难的历史，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抗争。从浴血奋战的抗战岁月，到如今繁荣昌盛的和平年代，我们的民族在苦难中汲取力量，砥砺前行。正如纪念馆出口隧道的旁白所言：“别回头，向前走，出口有光，有人间烟火，有国泰民安。别忘记，来时路，有民族苦难，有国恨家仇。” 铭记苦难，不是为了沉浸在悲痛中，而是为了让我们在前行的道路上，有更坚定的信念，更强大的动力。 那么，面对苦难，我们该如何拥抱新生呢？ 心怀希望，是穿越苦难的灯塔。在黑暗的日子里，希望就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无论个人还是民族，只要心中有希望，就有了战胜苦难的勇气和力量。叶嘉莹先生在苦难中从未放弃对文化传承的希望，正是这份希望，支撑着她走过漫长岁月；中华民族在抗战的血雨腥风中，始终怀揣着对和平与自由的希望，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勇于担当，是拥抱新生的钥匙。当我们身处苦难之中，不能只是抱怨命运的不公，而应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叶嘉莹先生以传承文化为己任，用一生的努力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无数革命先烈以拯救民族危亡为担当，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更应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在苦难面前，挺身而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也是民族发展的必经之路。让我们铭记叶嘉莹先生的坚韧，铭记民族的苦难历史，心怀希望，勇于担当，在苦难中砥砺前行，在新生中绽放光彩！让我们携手共进，穿越苦难的黑暗，拥抱新生的曙光！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三、以史为鉴 【时评】 强健精神，拒绝“解构崇高”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 人民日报评论 历史的确有“阴暗的一面”，但那些超越一己之私、超越一时之利，在权力与财富之上、在物质与欲望之上的精神，才是历史的主旋律。 “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孟子》中的这句话，用来描述历史也是合适的：历史的进程，有着教化功能；历史的遗存，最重要的是精神。从这个角度看，一部历史，也就是一部精神沉淀史、价值成长史。在历史当中，我们理应发现一些“超越性”的东西。 不过，现实中一些人却无视这样的“历史精神”，在人类心灵的高地一脚踏空。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告别崇高”“消解意义”，把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事件矮化为“权谋”“宫斗”，把那些承载精神信仰的英雄人物丑化为“投机派”“野心家”，把“个人利益满足”作为解读历史、评价人物的唯一标尺。史实因而变得暧昧低级，史识则因而变得庸俗含混，历史变成了少数人博取财富和权力的写照。 我们不需要“英雄史观”，但我们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需要在历史的镜鉴中，校准时代的心灵坐标、引领社会的价值航向。如果说这是一种历史观，那就是一种“精神史观”。那些视国家民族牺牲为“追求升官发财却站错了队、运气不好”者，那些以己度人认为“英雄都是傻子，没有典型意义”者，那些以短期利益、局部利益为标准认为“近代史就是党派斗争史”者，都应该扪心一问，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发现些什么、学习些什么、汲取些什么？ “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要点亮历史的火炬，说到底，还需要我们自己从历史中去总结教训、发现规律。把历史异化为蝇营狗苟的厚黑学、勾心斗角的权谋术，从历史中打捞的是残渣而不是精华，汲取的是糟粕而不是养分，关注的是如何靠机心取巧，而不是怎样为正义代言。进而把一切历史行为庸俗化、历史人物污名化，为理想献身的英雄不存在了，为民族大义奋斗的群体不存在了，那些照亮人类心灵和精神的理想信念也不存在了。 我们不讳言利益，相反，利益是历史的重要动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不过，如果把利益视为少数人对权力和财富的攫取，就难免戴上“个人利益”的有色眼镜分析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历史观也是现实的投射。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冲击、消费主义的洗礼下，在“消费优先”“物质至上”的步步紧逼下，一些人惯常以今度古、以己度人，让理想、信仰、道德这些美好的德行在历史认知中步步退却，看不到在个人之上还有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因而形成了荣辱颠倒、是非迷失的历史观。 如果站在上下五千年的智慧之基上，仍然只能看到眼前的方寸之地、执着于一厘一毫之得失，甚至解构历史、厚诬古人，那无疑是宝山空回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要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是宝贵精神财富；多次比喻，“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学习党史国史是“必修课”；多次要求“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历史不能复制，精神却可传承，端正我们的历史观，才能擦亮历史沉淀的精神瑰宝，为民族复兴提供更强大的价值支撑。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我们需要从历史中汲取一种雄健的力量，获得一种超越的境界。曾写下《国富论》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另外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开篇就讲道：“无论人如何被视为自私自利，但是在其本性中显然还存在着某种自然的倾向，使他能去关心别人的命运，并以他人之幸福为自己生活所必需。”历史的确有“阴暗的一面”，但那些超越一己之私、超越一时之利，在权力与财富之上、在物质与欲望之上的精神，才是历史的主旋律。而这些，也正是我们最应该传承发扬，并使之在历史长河中奔流不息的精神洪流。 四、丰富的心灵 【时评】 “宁作我”方能成我 人民日报评论 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晋名士殷浩与权臣桓温齐名，桓温常有竞争之心，每每要与殷浩一比高下。殷浩对此回应道：“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某种意义上，“宁作我”，就是要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找到方位，在波涛汹涌的浪潮中岿然不动。但在现实生活中，抵达“宁作我”的境界，殊为不易。在我们身边，有的人会产生“卿不如我”的傲气，有的人则会发出“我不如卿”的喟叹。在人与人的对比中，无论是略逊一筹，还是甘拜下风，难免打破平静的心境，让内心起了波澜。 人的一生中，每个人都“与我周旋久”，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然而，想抵达“自知”的境界谈何容易。有的登高望远，便自视甚高，忘记了“只缘身在此山中”；有的自甘堕落，总觉得与失败结缘，久而久之便深陷泥淖，消极怠惰；有的寄人篱下，盲从盲信、毫无主见、随波逐流。事实证明，一个人倘若不能正确认识自我、始终坚持自我、勇于战胜自我，心理就容易被外界影响，思想就容易被外物奴役，行为就容易被外力裹挟。长此以往，最终只会弄丢了自己。 由此想起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实验安排一批经过测试确属“心理健康的正常人”分别充当看守和囚犯，结果，无论是看守还是囚犯，都在不知不觉中被角色改变，各自沉湎于相应情境而无法自拔。翻看那些落马官员的忏悔录，也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他们常常陶醉于为官的角色，而淡化了一名党员的本色和为民的底色。正如陈云同志所讲的那样，“起初是干革命来的……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高高在上的“失重”状态下飘飘欲仙，在欲壑难填的“超重”状态中腐化堕落，这些人自然容易走上贪腐的不归路，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为官从政难在不忘初心，做人做事更是如此。著名画家丰子恺曾说：凡做人，在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前进路上，信息的迷雾、信念的迷失、成长的迷茫，都会成为“宁作我”的障碍；变动的世界、个人的眼界、做人的境界，都会影响“宁作我”的坚守。“踩着别人脚步走路的人，永远不会留下自己的脚印”。始终保持“我是谁”的自省、“宁作我”的自信和“勿忘我”的自律，看淡世俗眼光，看轻世间纷扰，看守住自己心中的世外桃源，才能避免成为“别人的影子”“他人的复制品”。 歌德说：“谁不能主宰自己，便永远是一个奴隶。”从来没有不需要抵抗重力的飞翔，也没有随随便便、轻而易举的成长。一个人真正的敌人是自己，真正的成功是“成我”。无论是面对未知的前路，还是身处人生的低谷，只要坚持做自己心灵的“主人”，一个人就能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宁作我”而成我。 【佳作】 有丰富的心灵，才有悠闲的生活 林语堂 中国人之爱悠闲，有着很多交织着的原因。中国人的性情，是经过了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这种爱悠闲的性情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学——大体上可称它为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理近情的态度。中国人能囫囵地接受这种道家的人生观，可见他们的血液中原有着道家哲学的种子。 有一点我们须先行加以澄清，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我们已说过它是空闲的产物），绝对不是我们一般想象中的那些有产阶级者的享受。那种观念是错误的。 我们要明了，这种悠闲生活是穷愁潦倒的文士所崇尚的，他们中有的是生性喜爱悠闲的生活，有的是不得不如此，当我读中国的文学杰作时，或当我想到那些穷教师们拿了称颂悠闲生活的诗文去教穷弟子时，我不禁要想他们一定在这些著作中获得很大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安慰。 所谓“盛名多累，隐逸多适”，这种话对那些应试落第的人是很听得进的；还有什么“晚食可以当肉”这一类的俗语，在养不起家的人即可以解嘲。 中国无产阶级的青年作家们指责苏东坡和陶渊明等为罪恶的有闲阶级的识分子，这可说是文学批评史上的最大错误了。苏东坡的诗中不过写了一些“江上清风”及“山间明月”。难道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和桑树颠的鸡鸣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占有吗？这些古代的名人不是空口白话地谈论着农村的情形，他们是躬亲过着穷苦的农夫生活，在农村生活中得到了和平与和谐的。 这样说来，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我以为根本是平民化的。我们只要想象英国大小说家斯顿在他有感触的旅程上的情景，或是想象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他们徒步游欧洲，心胸中蕴藏着伟大的美的观念，而袋里不名一文。 我们想象到这些，对于这些个浪漫主义就比较了解了。一个人不一定要有钱才可以旅行，就是在今日，旅行也不一定是富家的奢侈生活。 总之，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很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有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里所说的，要享受悠闲的生活，所费是不多的。 笼统来说，中国的浪漫主义者都是具有锐敏的感觉和爱好漂泊的天性，虽然在物质生活上露着穷苦的样子，但情感却很丰富。 他们深切爱好人生，所以宁愿辞官弃禄，不愿心为形役，在中国，消闲生活并不是富有者、有权势者和成功者独有的权利（美国的成功者更显匆忙了！）而是那种高尚自负的心情的产物，这种高尚自负的心情极像那种西方的流浪者的尊严的观念，这种流浪者骄傲自负到又不肯去请教人家，自立到不愿意工作，聪明到不把周遭的世界看得太认真。 这种样子的心情是一种超脱俗世的意识而产生，并和这种意识自然地联系着的；也可说是由那种看透人生的野心、愚蠢和名利的诱惑而产生出来的。 那个把他的人格看得比事业的成就来的重大，把他的灵魂看得比名利更紧要的高尚自负的学者，大家都把他认为是中国文学上最崇高的理想。他显然是一个极简朴地去过生活，而且鄙视世欲功名的人。 这一类的大文学家——陶渊明、苏东坡、白居易、袁中郎、袁子才，都曾度过一个短期的官场生活，政绩都很优良，但厌倦了那种磕头的勾当，要求辞职，以便可以回家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没有金钱也能享受悠闲的生活。有钱的人不一定能真真领略悠闲生活的乐趣，那些轻视钱财的人才真真懂得此中的乐趣。他须有丰富的心灵，有简朴生活的爱好，对于生财之道不大在心，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悠闲的生活。 如果一个人真的要享受人生，人生是尽够他享受的。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把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且无聊。有人说老子是嫉恶人生的，这话绝对不对，我认为老子所以要鄙弃俗世生活，正因为他太爱人生，不愿使生活变成“为生活而生活”。 有爱必有妒。一个热爱人生的人，对于他应享受的那些快乐的时光，一定爱惜非常，然而同时却又须保持流浪汉特有的那种尊严和傲慢。甚至他的垂钓时间也和他的办公时间一样神圣不可侵犯，而成为一种教规，好像英国人把游戏当做教规一样的郑重其事。他对于他在高尔夫球总会中同他人谈论股票的市况，一定会像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受到人家骚扰那样觉得厌恶。 他一定时常计算着再有几个春天就要消逝了，为了不曾做几次遨游，而心中感到悲哀和懊丧，像一个市侩懊恼今天少卖出一些货物一样。 我们的生命总有一日会灭绝的，这种省悟，使那些深爱人生的人，在感觉上增添了悲哀的诗意情调。然而这种悲伤感却反使中国的学者更热切深刻地要去领略人生的乐趣。这看来是很奇怪的。 我们的尘世人生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必须趁人生还未消逝的时候，尽情地把它享受。如果我们有了一种永生的渺茫希望，那么我们对于这尘世生活的乐趣便不能尽情地领略了。 基士爵士曾说过一句和中国人的感想不谋而合的话：“如果人们的信念跟我的一样，认尘世是惟一的天堂，那么他们必将更竭尽全力把这个世界造成天堂。” 苏东坡的诗中有“事如春梦了无痕”之句，因为如此，所以他那么深刻坚决地爱好人生。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人生不再”的感觉。 中国的诗人和学者在欢娱宴乐的时候，常被这种“人生不再”“生命易逝”的悲哀感觉所烦扰，在花前月下，常有“花不常好，月不常圆”的伤悼。 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一篇赋里，有着两句名言：“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王羲之在和他的一些朋友欢宴的时候，曾写下《兰亭集序》这篇不朽的文章，它把“人生不再”的感觉表现得最为亲切。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