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类文本阅读：情境探究题典型考点专项练-2026届高考语文复习

信息类文本阅读--情境探究题典型考点专项练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惯常的印象中，方言常常营造出浓郁的乡土氛围，承载着家长里短和陈年旧事。然而今天，在流行语聚集的网络上，方言也突然散发出不小的感染力。年轻人中间，夹杂不同方言的聊天方式越来越流行。方言发音和用词的“土味”不仅不被避讳，反而博得了年轻人的青睐。 如今流行的方言话语，大多是在普通话对话中借用了方言词汇和发音，或者使用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普通话，而非完整、系统地进行方言交流。因而，可以说获得流行的是一种方言元素，可以说“上头”的方言是一种以普通话为本、方言为用的言语模式。 方言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承载乡土文化和故乡情结。乡音难改的背后是对生养之地深深的眷恋。如今，中国社会走向信息化和数字化，偏僻村落也通过互联网与全球相连，人们被卷入共同的虚拟语言生活。借助共同市场和信息技术，普通话的普及更加迅捷，而借由相同的渠道，方言也被带出故乡，成为公共空间中表达乡梓之情的语言载体。 同时，这一混合语言现象也暗示着普通话和方言的分层使用结构已经基本形成。普通话服务于教育、医疗、公共事务和跨区域交流，是代表国家的民族共同语。而方言则是家庭、民俗生活中的语言媒介，对健康的语言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共同语和方言的位置被摆正了，在各自的圈层中发挥其功能，则语言生活趋于和谐：普通话不再“高冷”，方言也不再“土味”。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方言梗走红的背后，被娱乐化了的方言也隐藏着危机。方言梗里充斥着“土味”，仿佛可以带来接地气的感觉，但屏蔽了地域文化之美；一些方言梗只顾矮化方言使用者以达到搞笑的目的，却忽视了挖掘并展示其蕴含的文化民俗及悠久历史。我们不能以保护传承方言文化为名，就一窝蜂地刻板复制，让方言被贴上“土”“俗”的标签。面对这种红极一时的网络文化现象，应注意避免被流量盲目裹挟着的方言与低级趣味挂钩，要积极探索并鼓励开发应用多样化的方言，塑造高端、典雅、文化气息浓郁的方言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虚拟空间和公共空间中勇于并勤于使用方言，背后是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某媒体在2021年面向高校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81%的人明确表示喜欢自己家乡的方言，76%的人会不自觉地向身边人“安利”家乡话，近八成“Z世代”表示愿意为家乡话代言。一句方言的身后是多少“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期待。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过去的穷乡僻壤或坐拥“金山银山”，或发展特色产业，都成为丰衣足食的所在，家乡话的自信也因此底气十足了。语言态度常常伴随着语言认同，其背后则是文化与归属认同。如果不是人们对祖籍、对人生来源有了更坚定的自信和更强烈的认同，可能会有许多人一时难以转变对方言的态度。亿万人的“小家乡”汇成国人的“大家乡”，这份态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裨益良多。 （摘编自饶高琦《当方言不再“土味”》） 材料二： 目前我国共有100多种方言，每种方言都有自己的特点，每种方言的背后都有独特的地域文化。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个性化的时代，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整齐划一的内容是缺乏传播力的，而千姿百态、独树一帜、别出心裁的内容往往更受青睐。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为方言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的契机。 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理应受到精心保护和良好传承。我们需要兼顾语言的主体性和多样性，正确处理普通话推广和方言保护的关系，给予方言合理宽容的生存空间。为保护传承方言文化，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于2015年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也明确提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 在互联网与数字化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方言，增强方言文化的社会认同感，应该成为我们新的探索方向。比如，将方言引入长短视频，用方言演唱古风歌曲，用创意活动弘扬方言文化，这些新玩法都有助于方言适应新的时代环境和传播环境，提高人们对方言的熟悉度和亲切度。 （摘编自董雪松《“土味”方言缘何成网红——从“为家乡上分”短视频走红看方言的保护与传承》） 材料三 为了更好地找出方言衰落的原因以及人们对方言保护及传承的看法与态度，我们对社会上方言的存在现状进行了分析，将方言与普通话在各个地方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有34.72%的人认为如今大部分地区方言逐渐被普通话取代，17.6%的人认为方言仍占据主要地位，47.68%的人认为普通话和方言共存共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普通话已经在逐渐取代方言，使用方言交流不再是主流，但是普通话和方言在未来共存共荣是可以实现的。对于使用方言的优势与好处，大多数人持很同意的态度，只有极少数人不同意或者很不同意这种说法。对于使用方言的劣势与坏处，大多数人并没有太多看法，并且同意与不同意的人数比例相差不大，但是很不同意和很同意的人群也各占据一部分。通过计算均值，我们得出，在“方言的优势与好处”中，人们对“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的认可度最高；在“方言的劣势与坏处”中，人们对“会引起不平等对待”“给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不便”的认可度最低。 （摘编自王雪纯、杨睿、何倩文、何丽丽《方言保护与传承的调查报告》） 下面语段是方言短视频《我是云南的》的情况介绍，请结合材料一和材料二简要分析方言短视频火爆的原因。 一段云南傈僳族小伙录制的视频“我是云南的，云南怒江的……”在网络平台走红。由此，在社交平台上，以家乡、方言为主题的热门话题衍生出新一轮传播热度，全国各地网友争相模仿，以类似的方式拍摄视频介绍自己的家乡。 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回答人工智能是否具有创造力之前，我们需要对“创造力”这一概念有清晰的界定。一般而言，新颖性即是否原创、不同于常规且出乎意料，是提及创造力最先想到的要素。此外，对“创造力”的界定，除了要考虑新颖性，还需要考虑是否可以解决实际问题。 以此作为判断标准，人工智能在很多时候的确表现出很高的创造力。但有人认为，人工智能的创作只是对人类现有的知识进行重组，是对人类创造过程的模拟，称不上新颖，更不是创造力。要回应这样的质疑，需要明确两个关键问题：第一，知识的重组是否可以产生创造力；第二，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像人类那样，通过内在的驱动力而非仅仅依赖外部数据，探索未知领域并产生原创性创意。 首先，关于知识重组是否可以产生创造力，我们只要回想下很多人类创造力的作品就会得出答案：飞机受鸟类飞行的启发，智能手机是电话、相机等多种设备的整合……事实上，很多时候创造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以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作为基础。 然而，大部分知识仅仅沉淀成知识本身，转化成创造力并非易事。特雷莎·阿玛比尔提出过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创造力模型。创造力来自三方面要素的碰撞：首先是领域技能，指个体在某一特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这是创造力产生的基础；其次是创造性思维技能，指个体处理信息、解决问题和产生新颖想法的能力，这是创造力产生的核心；最后是内在动机，指个体对从事某项活动感到有趣和满足，这是创造力产生的动力。这一模型可以解释很多创新作品的诞生。 人工智能具有数量大、范围广的领域技能，这为其创新奠定了基础。但是它们是否拥有创造性思维技能呢？事实上，即便是对于人类创造性思维的本质和来源的理解，我们也尚在探索之中。学者普遍认为，创造力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需要大脑多个区域的协调，涉及多种能力的协同。不过，我们确实发现一些特定的思维认知方式可能和创造力的产生有关。比如具有发散性思维的人会跳出既有思维框架，提供更多样的想法和解决方案；具有矛盾思维的人更容易接收差异，能够根据环境和实际条件重构自己的认知。如果我们能够准确识别、理解人类的创造性思维，那么将来人工智能可能凭借更加丰富的数据训练达到比人类更高的创造力水平。 然而，人类在创作过程中很多的“灵光一现”是很难用模型去刻画的。我们经常在艺术家的创作中观察到一些独特的习惯，这些似乎都是他们产生创意的催化剂。许多人在学习或工作时也会经历突然灵光一闪，思路豁然开朗的时刻。这类创意的产生过程难以被完全理解或模拟，它们反映了人类创造力的独特性和不可预测性，是目前人工智能难以模仿的，也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 此外，动机在创新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人工智能难以超越人类的一个方面。人工智能通过学习，掌握现有数据的结构、模式和关系，进而在未训练数据中生成内容，所以它更擅长的是在一定的提示下完成任务或解决问题。至少目前的人工智能工具还不具备主动探索未知的动机，而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力往往来自提出一个问题，而非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人工智能有一天具备了人类的“好奇心”，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达到高于人类的创造力水平。 （摘编自张宏宇、李倚天、索菲娅《生成式人工智能让我们更有创造力了吗》） 材料二：   人工智能让计算机实现创造力，就是把人类的创造力当作样板或“原型实例”来建模。而要如此，当然得优先回答前提性的问题，如创造力本身究竟是什么，有无不同于思维等认知能力的独立的创造力，它本身的结构、本质和秘密是否能向人类认知开放？麻烦在于，根据传统的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创新观，创造力本身是一种谜或神秘性。要设法让创造力进入人工智能科学基础研究的中心，无疑要为之祛魅，把创造力从认知高不可攀的神坛上拉下来，回归为自然界的一种客观的过程或力量。 创造力之所以不神秘，能为机器建模，就是因为它依赖的是我们平常的认知能力，如思维、想象、联想、类比等。它们以一定方式集合在一起，就有创新现象的实现。用科学的语言说，多数创新任务的完成都与默认模式网络和执行控制网络的动态耦合有关。默认模式网络的激活反映的是来自长期记忆的想法或信息的自发生成，而执行控制网络的激活反映的是约束思维完成特定目标任务的过程。就创造力最倚重的发散性思维而言，它们由节点的激活所构成。如果这些节点非常固定地连接起来了，那么它们就表现为常规的心理现象。人有发散性思维，不外是出现了微弱的、间接的连接，进而唤醒系统用非特异性激活来撞击大脑皮层。结果人的精神生活中就表现出常见的灵光乍现之类的现象。 计算创造力基础理论建设的又一工程是化解怀疑论的质疑，即计算机和创造力风马牛不相及，计算机是按程序运行的，被编程是自主性的对立面，而自主性是创造力的必然特征。计算机即使能表现所谓的创造力，也只应归功于程序员。程序中的指令、规则决定了计算机的所有可能表现，这些是没法超越的。 但只要做与时俱进的研究，就会发现，上述认知是基于对程序狭隘而陈旧的理解而形成的。根据对程序的新研究，上述看法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程序包含规则本身的变化，即程序中包含规定怎么变化的规则，能被嵌入随情境变化而变化的“活算法”甚或有创造力的算法。再者，能学习的算法广泛应用于程序，会对来自环境的没有预料到的输入作出反应。例如遗传算法，能对程序面向任务的规则作出随机更改。这些变化类似于促成生物进化的点突变和交叉，从每个新一代任务程序的成员中挑选出最好的成员，作为下一轮随机按规则变化的“父母”。这意味着，机器由于程序概念的变革而有了特定意义的自主性和创造力，也能生成符合人类创造力两个标准（即新颖性和有用性）的输出。 （摘编自高新民《人工智能及其创造力——基于心灵认知哲学的视角》） 有人问ChatGPT如何让一辆汽车卖得更快时，它会很快给出答案。小米总裁雷军对小米汽车也有其独到的营销方案。由此，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的创造力表现有优有劣。请结合下面的案例及材料一简要分析。 2024年7月，雷军发表第五次年度演讲火爆全网，他把“重压之下依靠勇气破釜沉舟”的小米故事作为核心叙事，展示了雷军IP营销特有的“适当地示弱”的底层逻辑。当汽车友商们还在卷经销商和线下展位时，雷军直接以互联网思维，绕道开卷“品牌力+营销力＋产品力”，全网抢占用户心智，促小米汽车销量逆袭。 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访问者：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共同建构了现代社会的舆论空间，在这个数字化空间中，您如何看待公众媒介素养的重要性？ 约翰·汤普森：媒介素养通常意味着教育和帮助人们思考媒体的本质，并对媒体和他们通过媒体接受的传播持批判态度。媒介素养帮助人们批判性地思考，并理解这些过程和机制如何塑造和影响媒体与沟通。我们需要全面理解媒体的概念，不仅包括传统媒体，还有社交媒体及其通过这些平台和网站接收到的各类信息流，这些共同构成了当下我们存在和生活的象征空间。这个象征空间用我们无法控制的过程和机制塑造了我们的思维和情感方式。 媒介素养的核心在于帮助人们理解这些塑造我们象征空间的过程和机制。我认为媒介素养应该成为学校课程和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年轻人应该被鼓励批判性地思考这些问题，不仅在使用媒体和互联网时要保持谨慎，还要深入理解这些过程和机制，对各类媒体形成明智的认知和批判性看法。如今的年轻人在这个象征空间中成长和生活，对他们而言，理解这个空间如何被过程和机制所创造和塑造至关重要。 访问者：在这个数字化空间中，AI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否会带来伦理困境？ 约翰·汤普森：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与虚构之间界限模糊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模糊。在线环境中区分真伪可能会非常困难，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及其生成虚假图像和视频的能力增强。我不认为这意味着人们已经失去了对真实与虚假、真相与谎言的辨别能力。我们讨论的数字转型使得区分真伪变得更加困难，这是毫无疑问的。社交媒体上推送的信息形式如此之多，我们必须审视信息的来源和发布者，同时深思其背后的动机和目的。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发生了什么，因为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被模糊——有时这种误导和混淆甚至是个人和组织有意为之。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挑战，而媒介素养和媒体教育在这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应当意识到不能轻信一切听到和看到的信息，理解消息如何通过各种传统媒体和在线渠道创建和传播，有助于个人对自己所处信息和沟通环境保持健康怀疑态度。 （摘编自周琼、郭浩田《剑桥大学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访谈录》） 材料二： 网络文明是新时代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网络素养是适应智能传播时代生存的基本素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平台、社会组织、广大网民等要发挥积极作用，共同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以时代新风塑造和净化网络空间，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青年网民群体掌握各项数字技能的比例均显著高于整体网民水平。青年学生作为青年网民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具备较高的网络媒介素养，在推动网络强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智媒时代，智能媒介信息影响着人们对所处社会、时代的认知，建构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智能媒介信息深深嵌入并形塑着青年学生的日常生活，青年学生在获取资讯、传播信息、社会交往的渠道得到极大拓展的同时，其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逐渐发生深刻变化。 然而，一些网络媒介平台采用新技术手段，进行算法推荐和受众信息的个性化推送，在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上向青年学生精准推送“佛系”“躺平”等不良信息，使得部分青年学生接受的传播内容不断被圈层化和同质化，其中不乏暗含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的思想价值观念，这对加强青年学生个体发展的主体性是一种潜在的威胁。面对海量信息云集、观点市场繁杂、个性化内容推送，青年学生能否在算法驱动下的网络信息洪流中有效地接触、选择、使用、传播媒介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 学校在培育青年学生群体的媒介素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要立足互联网新阵地、新平台，掌握传播新理念、新方法，利用贴近青年学生的网络媒体平台设置主流议题，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强化正面信息的传播和推送，运用智能数字化场景、传播符号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同时，要深入了解和掌握青年学生在智媒时代的话语体系和话语符号，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根据青年学生成长发展特点和思想认知水平，建构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协同呈现的智能叙事格局，引导青年学生有效抵御不良网络文化的侵蚀，有效实现网络空间的共识凝聚和价值引领。 （摘编自席海莎《加强青年学生网络媒介素养培育》） 请结合材料一谈谈下列事件给你的启示。 近期，网民马某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某地最牛拒迁户，当年狮子大张口，如今追悔莫及”的视频。经核实，该视频是马某为吸引流量借助AI技术生成的虚假视频，误导了广大网民。 4．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连线》杂志的主编克里斯·安德森发表了一篇题为《理论的终结》的争议性文章。他在文章中称，如今我们拥有了无法想象的巨量数据，使得不同的理论模型都变得多余：“像谷歌这样的公司在今天这个充斥着海量数据的时代成长起来，它们不需要委身于任何错误的模型，他们甚至不需要任何模型。”人们分析数据，找到相关性或者主从关系的模式，一切依靠假说推演的理论模型让位于更直接的数据比对，关联性代替了因果性。 安德森的基本观点是，理论的价值正在弱化和萎缩。理论更像是一种模型或假说，需要通过一系列实验来证实或者证伪。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那样强大的理论是无法用数据分析模型来替代的，因为它们强调的是思考的基础。理论的本质是以不同的眼光对这个世界加以判定。它是最原始的、初发的判定，决定了哪些从属于这个判定而哪些不是，哪些存在着和应该存在而哪些不是。理论具有的高度选择性的叙事特征，可以帮它在“无人之境”披荆斩棘，打开一条通道。 以数据来支撑的思考是不存在的。数据支撑的只能是运算。思考是具有否定性的、无法计算的，应当先于“数据”，即业已存在之物而存在。支撑思考的是理论体系，即所谓的“预先规定”。它超越了现有事物所具有的肯定性，并使其以不同于前的视角出现。这并非浪漫主义，而是思考的逻辑，贯穿着思考的始终。无边无际增长的数据和信息量使科学极大程度上远离了理论和思想。信息是肯定性的。基于数据的“积极”科学（谷歌科学）仅限于数据的比对和调整，却导致了理论的终结。它是叠加的、侦察式的，而不是叙事性的、阐释性的。它缺乏贯穿始终的叙事张力，瓦解为信息的片段。信息和数据的铺天盖地，使得今天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需要理论。理论能够防止不同的事物被混为一谈而无序滋长，因而可以有效地减少熵。理论先是净化世界，进而才是解释世界。人们必须回到理论、仪式和礼俗的开端。它们为这个世界以及万物的运转规定了形式，提供了框架，使它们具备了边界。当今的海量信息则会让它们变形。 海量信息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世界的熵，即世界的噪声量。思考需要安静，是在安静中的一种探险。当今的理论危机与文学和艺术的危机有很多相似之处。法国新小说的代表作家米歇尔·布托尔将其称为精神的危机：“我们不仅处于一种经济危机之中，还处于文学危机之中。欧洲的文学正面临威胁。我们现在在欧洲正经历的是一种精神的危机。”有人问，布托尔从哪里看出精神危机之所在，他回答说：“十到二十年以来，文学界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出版物如同洪水涌来，但精神是停滞的。原因在于沟通的危机。花样翻新的通信工具令人惊奇，可它们带来的是一片可怕的嘈杂。”如同荒草蔓生的海量信息带有过度的肯定性，如同噪声。透明的信息社会是噪声量极高的社会。它不具备否定性，只有同质性。精神的本意为不安，也正是不安给予精神以活力。 数据支撑的“积极科学”无法带来认知或真理。被人们接收的信息仅能算是知识。但知识不同于认知。知识是肯定性的，因而是积累的、渐增的。肯定性的信息不能改变和预告任何事情，因而是无果的。认知则是一个否定性的过程，包含着甄别、提炼和实践。因此，由经验得来的认知可以让既成之事全然动摇，并创造出全新的事物。接收过量的知识并不能带来认知。信息社会是一种经历式社会。经历是不断累积和增加的，它与经验不同，因为它常常是一次性的，不具备通往他者的入口。它缺乏不断变形的爱欲。 苏格拉底在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角色是引诱者、求爱者和被爱者，由于他的独一无二，被称为“阿特洛波斯”。他的言论本身就是一种爱欲的引诱。听到他言语的每一个人，都如同灵魂出窍。迄今为止，大家都忽略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即在哲学和理论的开端，理性与爱欲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如若失去爱欲的力量，理性也会变得无力。 爱欲引领和诱导思想穿越无人之境，穿越独一无二的他者。苏格拉底演说的魔力归因于“独一无二的否定性”，而非“疑难”。与传统不同，柏拉图将波洛斯看作爱神之父。波洛斯的意思是道路。思考是在“无人之境”开辟道路却不迷路。凭借这一来历，爱欲是可以指路的。哲学是从爱欲到理性的转化。 爱欲是柏拉图的philosophos，即智慧的朋友。哲学家是朋友，也是求爱者。所谓求爱者不是指独立于自我之外的人，不是源自外部体验和实践的存在，而是一个“思想之内的存在，一种思考的可能性条件，一个鲜活的属类，一种超验的体验”。真正的思考会随着爱欲一起升华。必须做一个好朋友、好情人，才能有思考的能力。没有爱欲，思考就丧失了活力，失去了不安，变得重复和被动。爱欲刺激了思考，使人有意愿去追求“独一无二的他者”。在《什么是哲学？》中，德勒兹和瓜塔里将爱欲提升为思考的超验条件：“如果朋友是思考能够进行的条件，那么什么是朋友呢？或者情人，是情人吗？人们原以为纯粹的思考是将他者排除在外的，那么朋友会将一种与他者充满活力的关系重新带入思考之中吗？” （摘编自韩炳哲《理论之殇》） 结合原文，谈谈下列材料中对思考与爱欲的关系的理解。 马丁·海德格尔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说：“关于他者，也就是与我对你的爱以及我的思想密不可分的东西，是很难讲的。我称之为爱欲，巴门尼德称之为诸神身上最古老的东西。每当我的思想又迈出关键的一步，每当它朝着未经开发的领域探进一步，神那扇动着的翅膀就会触碰到我。当我把长久以来已知的东西引入可以表达的语言区，而把长久以来一直被表达的东西打入冷宫的时候，神对我的触碰就会更强烈，甚至叫我害怕。既要完全适应这样的状况，又要保护好我们的自我；既能追随神的飞行，又能安然无恙地踏上归途——也就是要兼顾和同时重视这两个层面而稳步前进——这是我不易做到的地方。我总是容易误入单纯的感官世界，或者徒劳地用工作迫使自己尝试那些原本无法被强迫完成的事。” 5．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传统村落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空间与载体，为其生发提供不竭动力，承载着文化基因的宝库，蕴含着传承发展的密码，中华文化的诸多鲜明标识汇聚其中，在内涵与外延、有形与无形、物质与精神方面蕴含着大量本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与民间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传统村落、传统建筑保护传承利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传统村落纳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有助于真正护住传统村落中各类文化遗产其“形”，守住传统村落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魂”。 作为“文化容器”的传统村落，其价值从单一建筑遗产到综合性遗产被逐渐认知，并在今日与遗产谱系中的自然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工业遗产、未来遗产、记忆遗产、数字遗产等其他类型遗产产生交集与碰撞。作为另一类文化遗产，传统村落中所蕴含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最为显著，两类遗产在此相互融合、彼此依存，共属同一文化与审美基础，形成地域特征显著的文化整体。而作为一种正在使用着的活态生产生活基地，传统村落又具有不可再生性、不可逆转性，因此对其保护必须以一种活态视角介入，通过对其外在表现与内在价值的探索，挖掘其中承载着的中华文明标识基因宝库。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原生性基因”。从“民间古俗”“残存文化”到“民众的知识”“民间的智慧”的称谓转变，体现出社会层面对民间文化认知深度的变化。反观催生、促发、传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村落，也从落后的、原始的、“难登大雅之堂”的代名词，转变为承载中华文明的“母本”“摇篮”与“基因库”。例如，传统村落中蕴含村落选址、风水格局、发展规划等先民智慧，历代民众在村落的发展过程中，为适应气候、环境变化又作出各种调适；公共建筑、民居建筑、文教建筑等建筑遗存，古井、古树、桥梁等文化景观，各类可移动文物、低级别文物以及未定级文物在传统村落中遍布，既是对不同时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各种遗迹现象的“凝固”表达，也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流动”体现；当地居民在生产生活中对传统工艺与地方材料的使用，深刻表达了“人—地—物”之间和谐共存的思想，展现了生产力的革新与历史进程的嬗变。毋庸置疑，今日依存于传统村落中的大量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民众情感、经验、价值、审美等地域集体认同的内在体现，同时也是乡土向世人传递中华文明的外在表达。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复合性基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化概念，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单纯的文化概念，而是掺杂了政治经济和人伦道德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体。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浓缩了的文化生态系统，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唯有依附文化空间存在时，才会彰显其地域性、民族性、活态性、传承性等特征，进而体现其历史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根本。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非物质”并非说明其与“物质”无关，反而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以物质载体或媒介作为依托与保障，进而反映其内在精神与外在价值。因此，在提取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中华文明标识时，除了关注其无形部分，还需聚焦其与传承发展相关的农耕文明智慧的原材料、制作工具及作坊店铺等。 优秀精神类遗产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弥漫性基因”。传统村落的精神类遗产中，不仅包括各类已列入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大量独特的历史记忆、宗族传衍、俚语方言、乡约乡规、生产方式等，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它们因村落的存在而存在，并使传统村落厚重鲜活，经过代际传承流传至今。此类精神遗产多以彰而不显、弥漫性的状态存在，潜移默化地承担着维护乡土社会秩序、制约失德行为的功能。 （摘编自蒲娇《推动传统村落纳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设》） 材料二： 传统村落保护，“活”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加大传统村落保护力度，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许多传统村落常住村民不断减少，面临着“空心化”威胁。让留守乡村的人安心扎根，把热爱乡村的人吸引过来，传统村落才能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传统村落往往有丰厚的人文底蕴，对本地和外来的人都有吸引力。提升传统村落的人气，关键要擦亮文化特色，提升辨识度，尤其要以年轻人喜爱的方式去挖掘其魅力、激活其生命力。 （摘编自孙璇《让传统村落更有“烟火气”》） 材料三： 古村落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古”“活”“和”三个字上。“古”即有历史，有年代，有文化底蕴；“活”即有传承，有沿革，有历史记忆；“和”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村落选址与建筑格局，文化与环境相调节适应的传统生计、生活方式，以及古朴的民风、和谐的人居环境等。“古”是古村落的基本要素，“活”是古村落的灵魂所在，而“和”则是古村落的生命之源。 （摘编自程天赐《古村落，多保一个就多一个文化基因库》） 嵩口是古村落保护发展的典范，请结合材料谈谈其成功的原因。 嵩口古镇，四周山峦起伏，三面环水，环境优美，是福州唯一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也是南宋著名爱国词人张元干、闾山派道教宗师张圣君的故乡。古镇很好地保留了120多座明清古建筑，当地人安居在这里。正月，古镇会举行盛大的“游神”“舞狮”等传统民俗活动，村民参与其中，规模十分盛大。 6．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民间文学是民众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和民众其他的生活手段、诉求融为一体，并非单纯的创作和审美过程。民间文学是文学，但又确实溢出了文学。自古以来，民间文学是民众进行生产和娱乐的基本方式，其表演往往不是单独进行的，而是和民众的日常生活、生产、抗争以及各种仪式活动紧密相伴，有充分的现实基础和意义，可谓之“民间文学生活”。 民间文学又称“口头文学”。美国著名学者休斯顿·史密斯认为：“熟悉的话题可以通过新鲜的措辞而重新赋予生气。节奏可以引进来，配合以抑扬、顿挫、重音，直到说话近乎吟诵，讲故事演变成了一种高深的艺术。”在日常交流时，一句通常的话语一旦“近乎吟诵”，并产生了感染力，引起在场者的共鸣，其文学性便油然而生。 鲁迅有一段话引述极为广泛：“我们的祖先，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才渐渐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杭育杭育派”常作为文学起源于劳动的依据。鲁迅的文学立场显然是作家文学的，以为“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才是文学。 鲁迅这类作家的文学观一直得到民间文学界的热烈响应，以为停留于口头上的“杭育杭育”不是文学，更无以成“派”。于是，一提及民间文学，人们就会列举许多文本，诸如《白蛇传》《鲁班的传说》《狼外婆的故事》等，并用书名号将文本的名称标识出来。在呈现样式上，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没有区别。而且，一旦采风记录下来，这一文本便成为经典，被学者反复引用，那些口耳相传的处于生活形态的民间文学反而陷入被遗弃的境地。 “杭育杭育”只是象声词，并无实际内容，但从“大家抬木头”的语境中爆发出来，便充满文学的情愫。在生活世界里，这种现象比比皆是。民众在从事民间文学活动时，并不把它当作艺术创作来对待，民间文学创作常常是伴随着生产或其他活动一道进行的。 民间文学具有浓厚的生活属性，只有摆脱文本的束缚，才能进入民间文学的生活世界。文本植根于表演语境，两者本为一体，失去表演语境，文本就可能难以被正确理解。表演者和观众共同完成文本的生产，民间文学的创作和传播过程实际上就是在特定场域中发生的言语和情感的交流行为。如果把民间歌谣从它生存的具体环境中抽取出来，没有“眼神交流”“声音的融合”“活跃气氛”“舞蹈的节奏”等等，只有记下来的歌词，那么其艺术魅力必然大为减弱。 文学或审美的属性不能涵盖民间文学所有的特征，甚至也非其突出特征。就最简单的民间文学文类“讲故事”而言，“故事”并非这一活动的核心，只是在场者共同的兴趣所在，或是用于交流的媒介，交流世界的构成才是“讲故事”的生活意义。这种交流与其他场域交流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故事性”的。当然，讲述延续和传播了故事传统，但这仅仅是这一交流活动的附属性能。吸引大家聚在一起的并非“故事”，而是“故事性”的交流活动。民间文学能够独立于文学之外，延续数千年而不衰，原因就在于围绕这一文学传统，可以建构民间交流的生活世界。在民间生活世界的时时刻刻，可以没有文学，但不能缺少交流。民间文学正是为了交流而存在的，交流的生活世界是民间文学存在的唯一场域。 （摘编自万建中《民间文学为何》） 材料二： 刘德方故事讲述的诗学风格是特殊的叙事形式，他生活阅历丰富，从事过种田、背脚、修路等多种生计劳作。正是在人民群众当中，刘德方学习了讲故事、说谚语、唱民歌、唱皮影戏、打丧鼓、打薅草锣鼓等民间文艺，培养了良好的讲唱能力，储备了大量故事、歌谣及相关素材，这使得他的故事讲述并非单一的口头散文叙事，而是汇聚多种民间文艺样态，讲述与吟唱结合，散文与韵文交织，生动传神，多姿多彩。 刘德方擅长讲幽默滑稽的故事，也喜欢讲吟诗作对的故事，这些简练晓畅的叙事极富艺术色彩，且贴近生活，包袱出其不意，让人笑有所思。最早采录刘德方故事的余贵福说：“刘德方故事的最大特点是文学性。他一讲出来，就有文学味。他有文采的故事特多。他不是吟诗作对呢，就是四句子；不是四句子，就是测字，它本身就极有文学性。”长期受诗学传统熏陶的刘德方强调：“我最喜欢的还是文化色彩深一点的故事。”“四言八句呢，它要说得好，说得押韵，虽说是打油诗，要说得挂帖（妥帖），因为我的故事就是诗词对联的多，哪怕不正规，也要说得押韵。”他的故事通常表现为使用押韵的诗文构成主干情节，并依此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发展。 刘德方兼收并蓄不同种类的民间文艺，而且样样精通，在文化实践中相互借取，融为一体，民间故事讲述中有诗词歌赋的吟咏，民间歌谣唱诵中有叙事性的讲述等。刘德方演唱的五句子歌情真意切，如“隔河望见两块田，郎种苞谷姐种棉，郎种苞谷装满仓，姐种棉花嫁衣全，田不相连心相连”等，这类歌谣融入故事讲述，在日常交流中成为民间故事的有机部分。刘德方还能演唱叙事性的长篇歌谣，比如孟姜女送夫、盼夫、寻夫、祭夫等歌唱层层递进，构成完整的故事情节，体现刘德方对孟姜女故事及歌谣的理解，歌唱与叙述交相辉映，声情并茂。 （摘编自王丹《民间故事的诗学实践研究——基于刘德方故事讲述的分析》） 下面是刘德方讲的一则故事，请结合材料二的评价对其进行点评。 教学先生和叫花子看见一位姑娘从桥上走来，先生赋诗道：“十八女子多美貌，特到此处看木桥，三寸金莲足下小，罗裙前后飘过桥。”叫花子一听，认为不妥。“你这个桥这么好看啦，她偏到你这来看木桥？应该是‘路过此处看木桥’。”他又说：“……‘罗裙顺风飘过桥’，风一吹，罗裙它可以东飘、西飘，也可以前飘、后飘，先生说的是前后飘，这句不对。”这个先生就说：“你这么好的才学，怎么不教书呢，你还讨米呀？”他说：“我像你这样的才学，老子几时就去讨米去了。” 参考答案 1．①这缘于人们对家乡的依恋和热爱，缘于人们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人们愿意为方言代言、为家乡代言。 ②国家对乡土文化的重视与引导，以及互联网与数字化媒体的迅速发展，使人们有机会、有条件用创意活动弘扬方言文化。 三则材料围绕方言的文化价值与当代传播展开多维探讨，共同指向方言作为文化认同载体的重要意义。材料一揭示方言在年轻群体中“土味”走红现象，辩证分析其文化承载功能与娱乐化危机；材料二从政策和技术层面提出方言保护路径，强调数字化传承的机遇；材料三通过数据展现方言使用现状与社会认知。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运用文中信息和探究问题并提出见解的能力。 本题语段有两句话：第一句话介绍了方言短视频《我是云南的》在网络上走红，第二句话介绍了网友纷纷模仿，拍摄视频宣传家乡。 ①由材料一最后一段中的“在虚拟空间和公共空间中勇于并勤于使用方言，背后是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近八成‘Z世代’表示愿意为家乡话代言……家乡话的自信也因此底气十足了。语言态度常常伴随着语言认同，其背后则是文化与归属认同”概括出：这缘于人们对家乡的依恋和热爱，缘于人们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人们愿意为方言代言、为家乡代言。 ②由材料一第3段中的“借助共同市场和信息技术……成为公共空间中表达乡梓之情的语言载体”和材料二第2段中的“为保护传承方言文化，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及材料二最后一段内容概括出：国家对乡土文化的重视与引导，以及互联网与数字化媒体的迅速发展，使人们有机会、有条件用创意活动弘扬方言文化。 2．（1）优势：①人工智能具有广泛的领域知识和信息，善于整合知识和信息，如其可快速、全面整合并提供数据库中所有关于“如何让汽车卖得快的”的答案（方案）。 （2）劣势：①人工智能尚未具备人类的创造性思维和特定的思维认知模式，其提供的是数据库中的已知的汽车营销方案，而不是新的研究成果。而雷军可以跳出传统思维框架，开辟新赛道。②人工智能不具备创新的动机，而促进小米汽车销量逆袭的目标推动了雷军的创新。 两则材料探讨人工智能创造力问题。材料一从创造力定义入手，指人工智能在数据处理、知识整合有优势，但“灵光一现”和内在动机难超人类；材料二从科学角度反驳创造力神秘化，认为其可通过认知能力建模，程序算法进步让人工智能具一定自主性与创造力。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中信息进行分析、运用的能力。 （1）人工智能的优势： 材料一中提到“人工智能具有数量大、范围广的领域技能，这为其创新奠定了基础”，并且“人工智能通过学习，掌握现有数据的结构、模式和关系，进而在未训练数据中生成内容，所以它更擅长的是在一定的提示下完成任务或解决问题”，当被问到如何让一辆汽车卖得更快时，ChatGPT能很快给出答案，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具有广泛的领域知识和信息储备，它可以快速检索和整合数据库中所有关于“如何让汽车卖得快”的相关知识和信息，基于已有的数据和模式，全面地提供相应的答案（方案），这体现了其善于整合知识和信息的能力。 （2）人工智能的劣势： ①材料一指出“即便是对于人类创造性思维的本质和来源的理解，我们也尚在探索之中”“如果我们能够准确识别、理解人类的创造性思维，那么将来人工智能可能凭借更加丰富的数据训练达到比人类更高的创造力水平”以及“人类在创作过程中很多的‘灵光一现’是很难用模型去刻画的……是目前人工智能难以模仿的，也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ChatGPT提供的是数据库中的已知的汽车营销方案，它只是基于已有的数据和模式进行整合和输出，尚未具备人类的创造性思维和特定的思维认知模式，而雷军可以跳出传统思维框架，当汽车友商们还在卷经销商和线下展位时，他直接以互联网思维，绕道开卷“品牌力+营销力+产品力”，全网抢占用户心智，这种创新的营销方案是新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人类的创造性思维，这是人工智能目前所不具备的。 ②材料一提到“动机在创新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人工智能难以超越人类的一个方面。至少目前的人工智能工具还不具备主动探索未知的动机，而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力往往来自提出一个问题而非回答一个问题”，人工智能只是根据输入的问题在已有的知识体系中寻找答案，不具备主动创新的动机，而雷军为了促进小米汽车销量逆袭这一目标，主动去思考和探索新的营销方案，这种内在的动机推动了他的创新，这是人工智能所无法比拟的。 3．①网民被虚假信息误导启示我们，面对网络信息，应保持批判和谨慎的态度； ②马某为了吸引流量发布虚假信息启示我们，要审视信息的来源和发布者，深思其背后的动机和目的； ③作为青年学生，我们要接受媒介素养教育，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增强抵御不良网络信息侵蚀的能力。 材料一通过学者访谈，深刻剖析了媒介素养的核心价值——培养批判性思维以应对虚实模糊的传播环境；材料二则立足本土语境，强调青年网络素养培育的紧迫性。两则材料形成互补：前者提出理论框架，后者提供实践路径，共同指向智能传播时代公民教育的关键命题。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运用文中信息和探究问题并提出见解的能力。 ①从网民角度，材料一中提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与虚构之间界限模糊的时代”“数字转型使得区分真伪变得更加困难”，网民马某发布的AI生成虚假视频误导了广大网民，这充分说明在如今的数字化空间中，虚假信息极易传播且难以辨别。因此，“人们应当意识到不能轻信一切听到和看到的信息”，面对网络信息，要“保持批判和谨慎的态度”，以应对真实与虚构界限模糊的网络环境。 ②从马某角度，材料一中指出“社交媒体上推送的信息形式如此之多，我们必须审视信息的来源和发布者，同时深思其背后的动机和目的”，马某为吸引流量发布虚假视频，这启示我们在接收信息时，不能仅仅关注信息本身，更要对信息的来源和发布者进行审视，思考其发布信息的动机和目的，避免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虚假信息误导。 ③从青年学生角度，材料一强调“媒介素养的核心在于帮助人们理解这些塑造我们象征空间的过程和机制。我认为媒介素养应该成为学校课程和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年轻人应该被鼓励批判性地思考这些问题”，青年学生作为网络使用的重要群体，更应接受媒介素养教育，提高自身媒介素养，这样才能“在使用媒体和互联网时要保持谨慎，深入理解这些过程和机制，对各类媒体形成明智的认知和批判性看法”，从而增强抵御不良网络信息侵蚀的能力。 4．①思考与爱欲密不可分，但又很难同时兼顾。 ②有爱欲的力量，才能有思考的能力，没有爱欲，思考就丧失了活力。 ③真正的思考会随着爱欲一起升华。 这篇文本深刻探讨了大数据时代理论与思想的困境。作者通过批判“数据至上”的科技乐观主义，揭示了理论在信息洪流中的独特价值——提供否定性思考的框架和叙事张力。文章巧妙地将理论危机与文学危机并置，指出两者共同面临的精神贫瘠困境，最终回归柏拉图哲学，强调爱欲作为思考原动力的重要性，为数字时代的理论重建提供了哲学路径。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中信息进行分析、运用的能力。 ①根据原文“在哲学和理论的开端，理性与爱欲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和题干材料“既要完全适应这样的状况，又要保护好我们的自我；既能追随神的飞行，又能安然无恙地踏上归途——也就是要兼顾和同时重视这两个层面而稳步前进——这是我不易做到的地方”可知，思考与爱欲密不可分，但又很难同时兼顾。 ②根据原文“如若失去爱欲的力量，理性也会变得无力”“没有爱欲，思考就丧失了活力，失去了不安，变得重复和被动”“必须做一个好朋友、好情人，才能有思考的能力”可知，有爱欲的力量，才能有思考的能力，没有爱欲，思考就丧失了活力。 ③根据原文“真正的思考会随着爱欲一起升华”“爱欲引领和诱导思想穿越无人之境，穿越独一无二的他者”可知，真正的思考会随着爱欲一起升华。 5．①传统建筑保护传承，增强传统文化底蕴：古镇内很好保留了明清古建筑120多座。 ②擦亮文化特色，提升辨识度：传统民俗活动兴盛，如正月举行在“游神”“舞狮”等；宣传文化名人，如南宋著名爱国词人张元干、闾山派道教宗师张圣君。 ③优化村民生活，使当地村民安心扎根，把热爱乡村的人吸引过来：嵩口古镇当地村民安居在这，有利于古镇在保护发展。 ④和谐的人居环境：嵩口古镇四周山峦起伏，三面环水，环境优美。 三则材料围绕传统村落保护展开，构成有机整体：材料一从学理层面剖析传统村落作为“文化容器”的多维价值，提出“活态保护”理念；材料二聚焦实践困境，强调“人气活化”路径；材料三提炼古村落“古—活—和”三位一体特征。三则文本形成“理论—问题—特征”的递进逻辑，共同指向传统村落保护中“形魂共生”的核心命题。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运用文中信息和探究问题并提出见解的能力。 ①材料一指出，传统村落中的建筑遗存是“不同时代人类活动遗迹的‘凝固’表达”，承载着先民的选址智慧与营造技艺。嵩口古镇保留120多座明清古建筑，正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这些古建筑作为“原生性基因”载体，既展现了当地适应“气候、环境变化”的调适能力，也通过建筑形制、材料工艺传递着“人—地—物和谐共存”的传统理念，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了可触摸的历史见证，夯实了古镇的文化底蕴根基。 ②材料一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需依托“文化空间”彰显活态特征，且常与物质载体深度融合。嵩口古镇正月“游神”“舞狮”等民俗活动，正是将无形的节庆文化与村落空间、传统仪式相结合的典型案例。这类活动不仅体现了非遗“地域性、民族性”的鲜活特质，更通过村民集体参与的“活态传承”，让“农耕文明智慧”以可见、可参与的形式延续，既擦亮了古镇的文化特色，也为中华文明标识注入了兼具历史厚度与生活温度的“复合性基因”。 ③材料二提出，传统村落保护的关键在于“活”，需让村民“安心扎根”并吸引外来热爱者。嵩口古镇当地人“安居于此”的状态，恰好契合材料三“‘活’是古村落灵魂”的定位。这种“活态”存续不仅避免了村落“空心化”，更让传统建筑、民俗文化始终浸润于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正如材料一所述，传统村落作为“正在使用的生产生活基地”，其不可再生性要求保护必须融入日常。村民的持续居住，使古镇成为“活着的文化容器”，而非标本化的展览空间，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最原生的土壤。 ④材料三将“和”视为古村落的“生命之源”，强调人与自然、文化与环境的协调共生。嵩口古镇“四周山峦起伏，三面环水”的选址格局，完美诠释了传统村落“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村落选址与建筑格局”。这种依山傍水的空间布局，既是材料一中“先民适应环境智慧”的具象化呈现，也通过“古井、古树、桥梁”等文化景观的保留，实现了“文化与环境相调节适应”的传统生计模式。自然环境与人文遗产的有机统一，让古镇成为践行“和”文化的鲜活样本，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增添了生态智慧的注脚。 6．①叙事形式体现了诗学风格，有文学味。故事用押韵诗文对答形式构成主干，推动故事发展，塑造人物形象。 ②幽默，富有诙谐感。“老子几时就去讨米去了”等语言诙谐幽默，增添了故事的趣味性和吸引力，让人笑有所思。 ③故事源于生活，贴近生活。叫花子针对先生诗句中脱离生活实际的表述进行修正，着重表现了民间文学的生活性。 两则材料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探讨了民间文学的本质特征。材料一以理论视角突破传统文学观，提出民间文学的核心在于“交流的生活世界”，强调其表演性、情境性和生活属性，颠覆了文本中心论。材料二通过刘德方的个案，生动展现了民间文学讲述者如何融合多种艺术形式，在即兴互动中完成文学创造。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中信息进行分析、运用的能力。 ①叙事形式体现了诗学风格，有文学味。材料二指出刘德方的故事“使用押韵的诗文构成主干情节，并依此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发展”，此故事中先生与叫花子以诗句对答展开情节：先生赋“十八女子多美貌……罗裙前后飘过桥”，以押韵的四言八句刻画女子过桥场景；叫花子修正为“路过此处看木桥”“罗裙顺风飘过桥”，同样采用押韵句式，既呼应先生的诗体形式，又通过词语调整形成叙事冲突。这种“吟诗作对”的结构正符合材料二所述“简练晓畅的叙事极富艺术色彩”的特点，诗句成为推动故事矛盾升级的核心要素，同时通过两人对诗句的不同处理，凸显了先生的酸腐与叫花子的机敏，使文学性与叙事性紧密融合。 ②幽默，富有诙谐感。材料二强调刘德方擅长讲“幽默滑稽的故事”，“包袱出其不意，让人笑有所思”。此故事中，叫花子直言先生诗句“不妥”，以“路过”修正“特到”，以“顺风”否定“前后”，直白的质疑已暗含对酸腐文人的调侃；而结尾先生反问“怎么不教书呢，你还讨米呀”，叫花子反唇相讥“我像你这样的才学，老子几时就去讨米去了”，通过口语化的“老子”“几时”等表述，将叫花子的不屑与机智展现得淋漓尽致，形成强烈的讽刺效果。这种“出其不意”的对话冲突，正如材料二所言“充满文学味”的同时，以幽默消解了文人的优越感，让读者在发笑中反思所谓“才学”与民间智慧的差异。 ③故事源于生活，贴近生活。材料二提到刘德方的故事“贴近生活”，而材料一指出民间文学“伴随着生产或其他活动一道进行”，具有浓厚生活属性。此故事中，叫花子对先生诗句的修正均基于生活常识：“特到此处看木桥”不符合女子过桥的日常行为逻辑，故以“路过”更显自然；“罗裙前后飘”受限于方位描写，而“顺风飘”则贴合风动裙摆的实际场景。这种对“生活真实”的追求，印证了材料二“从人民群众当中”汲取素材的特点。叫花子作为民间劳动者的代表，其“讨米”身份与先生的“教学”身份形成对比，凸显民间文学从生活中产生、为生活服务的本质，正如材料一所述“交流世界的构成才是‘讲故事’的生活意义”，故事通过日常场景的矛盾，展现了民间智慧对脱离生活的“文人创作”的解构。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