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2025高考作文备考之人物素材易卜生: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
一、作者生平
序言
“易卜生有自己的舞台世界和独到之处。他担当了一个人性的可能,而且是最大的可能,而且发挥到极致。”——木心《文学回忆录》
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易卜生一直是备受孤立的,每次新剧一出,迎接他的,都是暴风雨般的批评和攻击,而19世纪90年代以后,提到易卜生,你则会惊讶于人们推崇和赞美的一致性:他是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戏剧家,带来了挪威文学的黄金时代,其作品具有积极的价值,让新鲜的空气与光进入国家生活,彻底地唤醒了国人的良知。
可能没有哪位艺术家像易卜生那样遭受过如此多的质疑和责骂,但也没有哪位艺术家像他那样独立自觉、坚定不移地投入精神解放的事业中,秉持质疑与批判的态度揭露旧社会虚伪的道德和怯懦的劣根性,以此来唤醒每个人独立的人格、实现每个人真正的自由和高贵,即使恶评如潮名誉扫地也毫不动摇。
创作上,他一反“以情节为戏剧基础和灵魂”的传统,开拓出“注重人性的解剖与表现,展现人类真实的命运和性格”的全新戏剧观,不仅革新了那个时代戏剧的内容和形式,也推动了戏剧应该提出社会问题的这一观念的勃兴。在之后萧伯纳、贝尔托·布莱希特、皮兰德娄、尤金·奥尼尔与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作品里,都可以找到易卜生的影子。可以说,易卜生的馈赠无处不在,戏剧在何处产生影响,他就在何处。
作为“现代戏剧开创者”、继莎士比亚后个人作品上演最多的戏剧家,易卜生也是名副其实的挪威文化的“代言人”,一提起挪威人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易卜生。
打破共同生活的钥匙/和共同生活的皇冠吧/没有人能凭直觉摸清道路/没有谨小慎微之人能找到中心/但爱能摸黑到达/在那条蜿蜒小道上/因此/好好看守你们家中自由的火焰 ——亨利克·易卜生
“到生活的飚浪里去!”——先锋者易卜生
亨利克·易卜生1828年3月20日出生于挪威东南部的海滨小镇希恩。6岁时,父亲的投机买卖失败导致破产,家里的房子阿尔腾堡庄园也被拍卖了。一家人搬进了简陋的农舍,过着类似狄更斯笔下描述的贫民生活。易卜生同三个弟弟妹妹们下雪天要步行好几里路去上学,而父亲为了逃避耻辱开始酗酒,并经常虐待母亲,易卜生作品中对女性的同情显然始于其家庭。
易卜生16岁的时候,父亲决定让他自谋生路,将他送到距离海岸一百多里的格里姆斯塔镇的一家药铺当学徒。在那里,易卜生每天白天捣药打杂,工作15个小时,夜里便在楼上那阴暗狭小的小阁楼里点着蜡烛读书写作。睡梦中他也没有迷失在世界的边缘地带,而是在世界的中心独自战斗。期间,易卜生写作了自己的第一部戏剧作品《凯蒂琳》,开头几句是:
一个声音正向我呼唤,它来自我灵魂的深处,我必将,必将跟随它,听从它的召唤。
这段话或许也可以作为易卜生毕生作品的卷首语。
1850年3月,21岁的易卜生六年学徒期结束,揣着不多的现金,前往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10月,他从格里姆斯塔带来的那部尚未完成的题为《武士冢》的剧本定稿,被克里斯蒂安尼亚剧场采用,并上演了三次。这部剧引起了挪威重要文化人物欧雷·布尔的注意,布尔当时正在挪威的第二大城市卑尔根筹建一家民族剧场,他为易卜生提供了一份“戏剧作者”的舞台经理工作,易卜生那时没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于是接受了这个邀请。
1851年11月,易卜生奔赴卑尔根,与卑尔根民族剧场签订了一份合同,根据合同条款约定,他每年一月的第一周为剧场创作出新的剧目。在卑尔根的六年间,易卜生的天才似乎一直在某种程度上被压抑在乌云和阴霾之下,剧场的薪资很低,在物质生活和剧场生存的双重压力下,易卜生被迫将不同于自己的审美趣味纳入创作考虑范围内,那时写作的很多东西,后来都被他毁掉了。
1857年,易卜生离开了束缚着他的卑尔根剧场,选择回到克里斯蒂安尼亚,在那里的国家剧场担任导演。期间,他创作了《觊觎王位的人》和《爱的喜剧》。1862年,剧场破产,易卜生也被解雇了,此时,他已结婚,负债累累。
他遂起身而立,举步朝尘埃,/且惧且欲,将信将疑,/酣睡有时,梦中甘苦,/备好必需的知识和耐心/整装待发。/还有在那水深火热之年/那些腐烂、生锈和变化之物;/他的精神食粮/乃是自由,他的棍棒由力量锻造而成/而他的斗篷由思想编织而成。
“真理往往在少数人的手上”——理想家易卜生
1864年,易卜生获得了政府拨付的一笔到意大利的奖金。这笔数额不高的津贴使他短期内免于经济拮据,更重要的是,使他走出挪威、获得自由。旅居国外的主要结果是距离带来更宽广的视阈,离乡的距离之远让他足以看清曾经的所谓公共生活的刻薄与深刻的虚伪,也因此清除了以前对他影响很大的唯美主义艺术观(要求艺术从生活中隔离出来,独立地存在),坚定了文学应该反映当代社会、应该参与时代战斗的立场。
最终,在离开挪威生活的27年,易卜生相继写出:《布朗德》《培尔·金特》《青年同盟》《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野鸭》《海上夫人》等代表作品,其中四大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和《人民公敌》成为他创作成就里的最高标志。
“真理和自由的精神才是社会支柱。”——《社会支柱》
“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玩偶之家》
“我一定要撇开这一套拘束人和欺骗人的东西,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争取自由。”——《群鬼》
“真理和自由最大的敌人就是那结实的多数派。”——《人民公敌》
然而,易卜生对生存现状挖得越深,反对其戏剧的抗议声就越激烈。面对来自媒体空前的、暴风雨般的谴责和谩骂,易卜生不但不退缩,反而借《人民公敌》斯多克芒医生之口说出:“世界上最孤立的人是最强大的!”
“写作就是对自我进行审判”——艺术家易卜生
作为一个艺术家,易卜生终身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实现每个人真正的自由和高贵,就是我所希望的、我所期待的未来图景,为此我一直在尽力工作,并将继续付出我整个的一生。”
为此,易卜生持之以恒地努力,把强大而真诚的人格投入到将人生艺术化的实践中,并通过严肃自觉的自我反思自审自裁,写出人性的深层冲突,写出人类的性格和命运。差不多每两年创作一部精品,绝不粗制滥造。
1891年,易卜生回到自己的祖国,他们的船在码头靠岸时,迎接的他们的正是此前严厉批判过易卜生戏剧的公众媒体、批评家和达官显贵们。回国后易卜生所写的《建筑大师》《小艾友夫》与《复活日》中,继续震惊着曾经不理解他的人,易卜生说《复活日》(1899年)是此前所有戏剧的收场白,如果继续写作,“我将带上新的武器,穿上新的甲胄出现”。
1906年5月22日,当易卜生躺在床上濒死之际,护士对聚集在床边的家人说,他似乎好一点了。易卜生睁开眼睛,说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句话:“恰恰相反!”之后,78岁的易卜生在第二天下午的安睡中离开了人世。
“我愿做一个易卜生”——易卜生与现代中国
从1918年6月15日,胡适等在《新青年》第4卷发出“易卜生专号”,将其《玩偶之家》与《人民公敌》全文翻译刊载,易卜生的作品如今在中国的传播已逾百年,对中国的自由解放运动、现代戏剧发展以及思想观念觉醒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胡适在其著名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曾把易卜生的人生观概括为“写实主义”和“为我主义”,后来,他又将易卜生的人生观阐释为“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即“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有利于社会。真实地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易卜生主义”随之不胫而走,对近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他主张个人必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需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胡适
“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中国话剧运动一开始就深受易卜生戏剧的影响,从1914年春柳社演出《玩偶之家》起,易卜生的几部社会问题剧在我国多次上演,其中所反映的对人的价值与灵魂的关注,对我国人民摆脱精神桎梏、争取民主自由和妇女解放的斗争起过积极的作用。此外,中国话剧的三大奠基人—欧阳予倩、洪深、田汉,甚至曹禺、郭沫若也都曾或多或少地受到易卜生的启迪和指引。
二、《玩偶之家》故事梗概
《玩偶之家》是一部三幕戏剧。故事讲述了女主人公娜拉为给丈夫海尔茂治病,瞒着丈夫伪造签名向柯洛克斯泰借钱,无意犯了伪造字据罪。多年后,海尔茂升职经理,开除了柯洛克斯泰,后者拿字据要挟娜拉,海尔茂知情后勃然大怒,骂娜拉是“坏东西”、“罪犯”、“下贱女人”,说自己的前程全被她毁了,而当危机解除后,又立刻恢复了对妻子的甜言蜜语,娜拉认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玩偶”般从属于丈夫的地位,当她丈夫的自私、虚伪的丑恶灵魂暴露无疑的时候,最终断然出走。
【补充阅读】
人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读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
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
这是易卜生的娜拉向社会发出的“人权宣言”。有人说是“独立宣言”,有人说是“解放宣言”。“独立”也好,“解放”也好,都是以“人”为其内容的,是人的独立和解放,一百年来,我们已见过了。但是,娜拉,娜拉是否已像“一个人”那样生活着?“奇迹的奇迹”是否来到了娜拉和海尔茂之间,或者说,来到了人与社会之间?
历史的回答是:“绝望。”西方现代荒诞派把娜拉对“人的解放和复元”的追求,简直变成了绝望的歇斯底里……
一
富有浪漫蒂克幻想和自我牺牲热情的娜拉,为了救病重的丈夫的命,为了不给垂危的父亲增添烦恼,为了对亲人做“一桩又得意又高兴的事情”而显示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让人们看看:“‘娜拉,娜拉’并不像你们所说的那么不懂事”,背着丈夫,找放债人柯洛克斯泰借了一千二百块钱,自己偷偷地在借据上填写了保证人即父亲的名字。
但是,天真的娜拉,的确太“不了解咱们的社会”了!当她怀着女性的喜悦和骄傲,把这个似乎只属于她的秘密埋藏在心底时,怎么也想不到,她为此已经触犯了法律。一个潜在的危险在窥探着她,随时可以置她于死地。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挪威,这个生活脉搏缓慢但却正常的社会,感受到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所带来的现代灾难。挪威所引为自豪的社会道德和作为社会基础的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在金钱的金黄辉映下消溶了,剩下的只是无情的“现金交易”。
因此,所有沾染着昔日荣光的名誉,都和金钱的荣誉联系在了一起。这就使得这个小资产阶级社会的传统,即为荣誉鼓噪的社会舆论的小气和专横,更浸透着伪善、欺骗而亏损自己的良心,使人们的性格卑鄙,“成为不彻底的、两面性的人” 。
这一切,集中地体现在娜拉的丈夫——“社会支柱”海尔茂的身上,透过海尔茂对待柯洛克斯泰的态度,我们可以窥见这个“堂堂男子汉”灵魂的一隅。
对柯洛克斯泰,一个曾经象娜拉这样私填借据而失足的不幸者,一个触犯了金钱荣誉的人,发了迹的海尔茂毫不犹豫地履行着他的“社会支柱”的职责,即象社会惯常做的那样开除柯洛克斯泰的银行职务——剥夺他生存的权利。这当然首先是立足于个人的金钱利益的。当娜拉请求海尔茂留下柯洛克斯泰时,海尔茂激动地说:“我们有过一段交情,……他随便乱叫我的小名儿,……要是他在银行呆下去,我这经理实在当不了了。”——这个绝妙的细节暴露了海尔茂断然断送一个人的更深一层的原因。
柯洛克斯泰的现在,预示着娜拉的未来。戏剧在矛盾的交织中显示着自己的力量。
用柯洛克斯泰的话说,他在被人一脚踢下水时,为了生存,要拼命地抓住一块救生的船板不放。这个船板就是娜拉。海尔茂,这个迟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这般的自私胆小,早已丧失了资产阶级兴起时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因此,柯洛克斯泰决定借娜拉的失足,逼海尔茂作一次交易:要么保全柯洛克斯泰在银行的职位,要么毁掉娜拉的名声,进而毁掉海尔茂的刚刚展现出玫瑰色的灿烂前程。
可怕的命运的阴影,一点点逼近了这个“幸福而美满”的家庭,一点点逼近了娜拉的善良、天真的心灵。从第二幕到第三幕,那封信,那封投进了信箱里的、柯洛克斯泰揭发娜拉“伪造签字”的信,使娜拉经历了一场复杂的内心活动。她一下陷入了盼望奇迹到来又害怕奇迹到来的矛盾之中。她已下决心用自己生命的代价去换取她的托伐(即海尔茂)的名誉,就象她曾经用自己名誉的代价换取了托伐的生命一样。她渴望用这种奇迹显示自己爱情的价值。那种临死前的疯狂的舞蹈,正是带着这种决心的印记而震摄人心。同时,她仍然小心地期望着,作为“应有的”人——她深爱着的托伐,能在这生死关头,显示出他爱情的奇迹般的力量。那时,海尔茂勇敢地挺身而出,大声说:“尽管宣布吧,事情都是我干的!”就象他刚刚在耳边甜言蜜语说的那样:“亲爱的宝贝!我总是觉得把你搂得不够紧。娜拉,你知道不知道,我常常盼望有桩危险的事情威胁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奇迹似乎真的就要降临到这个家庭。娜拉一下子变得这样自信,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托伐,现在你可以看信了。”
可怜的娜拉,她以为人作为人,“爱情就只能用爱情相交换”。女人既然为她所爱的男人牺牲了一切,男人也应该为他所爱的女人牺牲一切。双方只有在这种彼此为对方牺牲一切的“奇迹”中,才能得到摆脱金钱桎梏而直接肯定人自身的奇迹中的奇迹。
可惜,这个“应有的”人远远没有被历史带来。“现有的”人——海尔茂看完信后,立即露出了一副可怕的面目。那在柯洛克斯泰的问题上揭开了一角的灵魂的帷幕,整个地拉开了。他粗暴地训斥无辜的娜拉,卑怯地决定接受柯洛克斯泰作为交易的条件。他公然宣称“男人不能为他的心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那是,维系着他的金钱利益的名誉呵。娜拉的梦,在顷刻间幻灭了。和海尔茂一起生活了八年的娜拉,一个曾经像小松鼠一样活泼、象小鸟儿一样可爱的“玩偶”,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终于清醒地看清了存在于她和他之间的那种现存的“家庭——社会”关系的秘密。
梦醒了,不能再回到梦里去。娜拉勇敢地走出了家庭——走向了自己“性格的历史”的必然归宿。她要承担对自己的更神圣的责任,即“做一个人”的责任。她要到社会中去了解、学习:“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
二
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易卜生正确?1870年,即写作《玩偶之家》的前几年,易卜生写了下面的话:
“自由、平等、博爱——现在已不是在已故的断头台时代那个样子了。
政治家们固执地不肯理解这一点。这就是我憎恶他们的原因。
他们想要局部的、完全表面的政治革命,这些都是空事。重要的只有人的精神的反叛。”
这个“只有人的精神的反叛”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从易卜生早期作品开始一直探索、寻求着的“真正的人和完整的意志”这一主导思想来看,“人的精神的反叛”不仅有对社会虚伪的否定,还应有因此而返归真正人的本质这一更深刻的含义。
家庭问题是一种社会问题:它一方面必然要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另一方面,构成它灵魂的男女关系,又总是人和人之间的最自然的关系。人们以为娜拉走后一切都很茫然,易卜生只是提出了社会问题,并没有解决它。或者具体地说,《玩偶之家》只是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娜拉走向自我认识的心理过程,而丝毫没有说明娜拉将如何“改变自己”。剧的最后一幕中,在娜拉突然停止多情的表演、八年来第一次同海尔茂进行了一番“正正经经”的谈话后,她便坚决地拒绝了丈夫的哀求和挽留,匆忙地出走了。舞台上最后的音响——楼下大门在娜拉身后关闭的声音,使人们无法看到,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娜拉走向冷漠的社会后将怎样生活。那最后的音响也许真的只是意味着茫然……
当然,要求根本的解决,对谁都未免是苛求。其实,认真地回味全剧,易卜生还是指出了娜拉走后的道路的。我们不应忽略林丹太太和柯洛克斯泰的关系在作品中的象征意义。在这里,易卜生成功地运用了人物对照的手法。林丹太太,并非如有人所理解的,“只是一个知心人,是专为娜拉回顾她婚后生活的经历而安排的一个借口”。实际上,易卜生是力图借这样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女人来补充和进一步表现娜拉的形象。因此,如果说娜拉和海尔茂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问号”,那么林丹太太和柯洛克斯泰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答案”。
柯洛克斯泰不是法律和金钱所能制服或拯救的,因为他本身就是法律的产物,就是金钱职能的具体执行者——法律是他现在一切不幸的根源;而他为了挽救他从海尔茂手中失去的过去的一切,不得不以娜拉“伪造签字”的借据作为威胁的武器。与此相反,倒是林丹太太的尊重和信任,才使他恢复了人的价值以及做人的信心和勇气:“现在我要努力做好人,让人家看我也象你看我一样。”即使这里也有经济利益作中介,但这种经济利益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它是在对人的尊重和信任的前提下,为着人的尊重和信任而起作用的。正如林丹太太所说:“生活的充实就是要工作,就是要为别人承担责任。”尽管林丹太太自己的生活中也充满不幸,但她始终保持着做人的善良本性和信念。那就是,她自己人格的独立,不是靠损害别人来维持;恰恰相反,是靠帮助别人来完成的。真正的人,应该在别人生命的肯定中,得到自我肯定。这是真理。娜拉的本性不也是如此吗?
显然,这就是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对自己提的问题所做的答案。且不管这种答案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它毕竟是易卜生所希望所追求的,是易卜生为娜拉指出的出走以后的人生道路,也是他在海尔茂绝望的心里播下的希望的种子。在最后的一刻,海尔茂不也在幻想着“奇迹中的奇迹”么?
三
易卜生的娜拉,她确实是在实现了的狄德罗对戏剧的梦想里,升华到了一个真正的高度。或许她还不够充实,不能在合乎现实规律地改变现状的行动中获得现实的生命,但她却不无自觉地表现了人们在资产阶级确立金钱统治后的一种可贵意识——应向人的自我异化即物化的社会关系索还人的权利。“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这是易卜生对《玩偶之家》主题所作的诗意的集中。它像一道强烈的光柱,照亮了全剧。
三、其他作品介绍
1、《布朗德》——易卜生早期的圣徒情怀
《布朗德》讲述的是一个狂热的传教士的故事。
布朗德为了他心中的上帝的伟大以及信奉坚守上帝的爱的精神,他将许多人类的感情,摆在上帝之爱的天平上,觉得人类的欲望,甚至情感,甚至生命,在上帝之爱面前,都是渺小的,不值一提的。世俗的一切都必须放下,不管是世俗的财富,世俗的情感,世俗的生命,都必须弃如敞履,这样才能够达到纯之又纯的上帝之境。
在这样的狂热的宗教精神当中,他将自己的母亲、妻子、儿子的日常世俗的生命和欲望,都置之脑后,全身心地侍奉上帝。以至于他的母亲、妻子和儿子都失去了生命。
剧作除了展示了他和自己的三个至亲的亲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因为上帝之爱而失去了自己世俗亲人的生命,还展示了他和周围的其他诸如乡长一类功利、世俗的人的关系,他不能够容忍一点点掺了杂质的宗教精神,坚守着自己内心纯之又纯的精神信念,由此和周围的人发生一次一次的冲突。
但是无论如何,他都坚守自己的信仰,保持自己信仰的纯度,以致到最后祭献了自己的生命。
或许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无法理解布朗德的精神状态和精神追求。但是我在剧本当中读的是布朗德这个角色,我必须全身心地去理解他,靠近他,并试图去展示他。我要无限地去靠近一种狂热的,纯粹的,甚至有点迷狂的圣徒的心灵世界。
易卜生曾经说过,他到了罗马的梵蒂冈去了圣彼得教堂以后,被这种伟大的建筑以及伟大的宗教精神所感染,他希望通过剧作来建立一个他心目当中的圣彼得教堂。
所以他把布朗德这个人物的宗教精神提到了一个极其纯净的高度。
2、《人民公敌》——打开社会问题剧更广阔的天空
《人民公敌》的剧情并不复杂,一个地方要修海水浴场,据说修好以后会为当地的经济带来极大的好处。但是一位医生斯多克芒发现了中间有严重的污染,于是矛盾冲突就开始了。
医生的哥哥恰好是这个城市的市长,后面的发展可想而知,不光是哥哥反对医生揭露污染的事情,而且是城市的各界人士都异口同声地反对医生。斯多克芒医生成了人民公敌。
易卜生的厉害在于,他把这个看似简单的矛盾,赋予了众多的社会层面交织的矛盾冲突。他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把面临着的各种社会问题拨开,每剥开一层,观众都辣了眼睛,刺了鼻子。
首先是斯多克芒医生和他的哥哥彼得市长之间的矛盾,他们各自站的立场不同,坚持的信念不同,处境不同,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截然不同,兄弟之间发生了强烈的矛盾冲突。但是,如果仅仅是兄弟之间的矛盾,这部戏就失去了更多的价值和意义。
在这一层矛盾之后,易卜生又罗织了很多的矛盾冲突。首先是媒体对这件事情前后的态度变化,当地一家最有影响的报纸《人民先锋报》的负责人,开始非常支持斯多克芒,斯多克芒也对此很有信心,希望通过媒体的介入,把事情的真相揭露于公众,维护正义,维护科学的尊严。但是后来,随着事件的延续,媒体的负责人态度悄悄发生了变化,站到了斯托克芒的对立面。
除此之外,易卜生还罗列了非常有意思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在人民大会上,也发生了多数人不支持医生的情况。按照民主制度的原则,多数人的意见,少数人应该予以尊重和遵守。但是这部戏的观众,对整体事件的前因后果,是非曲直,心知肚明。斯多克芒医生成了少数派,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社会问题,就是怎么样来认识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
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斯多克芒医生的那句台词成为了戏剧舞台上的经典:“世上最有力量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这句台词的意义和价值已经超过了这部戏具体情境当中的意义和价值,而是达到了更高境界社会问题探讨的领域,使得这部戏的许多思考,达到了可以流传百世的经典之作的高度。
除此之外,很多观众和评论者还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易卜生在这部戏的下半段还引入了资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作为以赚钱为目的的资本,对这件事情自然会站在斯多克芒医生的对立面,这同样构成了类似事件当中一个重要的社会层面的作用。
在资本和权力面前,斯多克芒医生的理想主义自然会败下阵来。
四、易卜生名言
1、社会犹如一条船,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
2、千言万语给人留下的印象不如其一次行动来的深刻。
3、每一个生命都有责任,我们的过咎,不在于所为之恶,而在于未行之善。
4、不因幸运而故步自封,不因厄运而一蹶不振。真正的强者,善于从顺境中找到阴影,从逆境中找到光亮,时时校准自我前进的目标。
5、诗人的使命不是为国家的自由与独立负责,而是唤醒尽可能多的人去实现自由独立的人格。
6、真理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才是社会的支柱。
7、我完全按我自己的意志行事,就像一个孤独的神枪手站在前沿阵地,独自行动,独自负责。
8、人的第一天职是什么,答案很简单:不掩饰你自己。
9、只有最坚强的人才能够孤独地站立起来。
10、经历是一面镜子;学习它,你能清楚地看到往事。
11、生活就是与心中魔鬼搏斗,写作就是对自我进行审判。
12、在高空中建造的楼阁决不会有坚实。
13、玫瑰正因为有刺,才在阳光下尽情地开放。
14、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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