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考古大发现系列（一）--2025届高三统编版历史一轮复习

2025届新高考必掌握—百年考古大发现系列（一） 旧石器时期 一、北京周口店遗址：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后即刻来到北京房山周口店，开启了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大幕；1923年，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周口店发掘，在堆积中发现1枚人牙齿化石。经过中外学者和我国学者百年的努力，周口店遗址已成为包括27处地点的古人类活动遗址群，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目前，周口店遗址已成为人类化石宝库和古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地层学、年代学、环境学及岩溶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基地在同时期古人类遗址中她的材料最丰富、最系统和最有科研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东亚地区，直立人和智人的演化与生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周口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二、河北阳原泥河湾遗址群： 泥河湾遗址群位于河北阳原县东部桑干河畔，自1921年发现以来，目前已发现早更新世中期至晚更新世之末的遗址300余处。经过100年，尤其是最近30年来的辛勤耕耘，马圈沟、小长梁、东谷坨、许家窑-侯家窑、虎头梁等数百处古人类活动遗址，记录了东亚人类近200万年来的连续演化历史，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泥河湾遗址群遗址数量多，分布集中，延续时间长，自170多万年至1万年间古人类演化的文化序列接近完整，没有大的缺环，古人类演化关键阶段都有重要遗存发现。马圈沟遗址是盆地内目前确认时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址，提供了东北亚地区最早人类的生存证据；许家窑-侯家窑遗址是盆地内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发掘获得古人类化石20件；于家沟遗址发现有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剖面，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制品、装饰品以及陶片等，提供了研究华北地区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材料；埋藏文化遗物的地层为研究第四纪以来的环境变化、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丰富材料，是研究东亚地区人类起源演化的经典地区和典型材料。 三、山西襄汾丁村遗址： 丁村遗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北京周口店以外地区发现的首个大型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我国正式发掘的第一个露天旧石器遗址。60多年来，发现了距今50万年至2万多年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石器地点及遗址一百余处。该遗址发现发掘出土介于北京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丁村人”和2005件石制品，成为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典型代表。1976-1980年第二次调查发掘，将丁村遗址的分布范围由原来的的汾河东岸Ⅲ级阶地11个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地点扩展到汾河两岸Ⅳ、Ⅲ、Ⅱ三个阶地包括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遗址群。2013-2018年第三次调查调查发掘，在丁村以东黄土台塬地域发现了多个原地埋藏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遗址。出土数量丰富的石制品、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等，并发现地震裂缝、石器制造场等遗迹现象。丁村遗址内涵丰富，其石器工业特征鲜明。早期和中期以锤击法为主要剥片方法，石核类型多样，包含以角页岩原料为主的大石片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斧状器、刮削器、锯齿刃器等有刃类石片工具和以石灰岩砂岩为主的石球狩猎工具两个技术体系；至2-3万年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以燧石等精细原料制作的细石器工艺技术，更加丰富了丁村遗址的文化内涵。丁村遗址作为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发掘研究的旧石器遗址，开创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方向，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和持久影响，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旧石器考古事业的发展。对于构建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起到了关键作用。 四、辽宁营口金牛山遗址： 辽宁营口金牛山遗址发现于1974年，是距今20多万年前东北地区最早的古人类居住遗址。该遗址不仅出土了“金牛山人”化石，还发现丰富哺乳动物化石、人类使用的打制石器、人类居住面和用火遗迹，金牛山人是一个20-22岁的青年女性个体。人骨表现出进步性和原始性混合的特征，属于古老型智人，铀系测年为距今约26万年。金牛山遗址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以及丰富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为探讨早期人类适应东亚大陆北部地区更新世环境，不断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尤其是将该遗址用火遗迹、动物骨骼及碎片与石制品的空间分布等发现综合起来观察，结合人类化石的体质特征的进步性来考虑，更是为我们开启了认识中更新世晚期东亚地区古人类与旧石器文化发展历程及其区域性特点等课题的非常重要的新窗口。 五、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 水洞沟遗址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黄河岸边，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祥地。根据发现者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的研究调查，认为在整个水洞沟盆地的黄土中“埋藏着许多完全一致的旧石器时代制作场遗址。这是由黄土形成期间住在该区域的居民所留下的”。水洞沟遗址考古工作始于1923年对第1地点（SDG1）的发掘。大量古人类活动遗存的发现，证实了水洞沟作为早期现代人在东亚迁徙、扩散和技术交流驻足地的丰富内涵，被我国“黄土之父”刘东生先生誉为“中国旧石器考古文艺复兴”的标志。水洞沟遗址不仅标志着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开端，也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最有代表性遗址之一，在东西方旧石器文化对比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遗址中出土带有西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特点的文化遗存，存在远古时代东西方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证据或可能性，对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与意义。 新石器时期 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 磁山遗址遗址发现于1972年，其发现改变了过去所谓“彩色陶器”和“单色陶器”的文化面貌，将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上溯至8000年左右，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研究的空白，使我国新石器时代形成“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比较完整的系列和链条，拉开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考古的序幕。磁山遗址窖穴里发现丰富的粟和黍，确认已经存在人工栽培粟和黍作物，将粟和黍人工培育、种植的时间大大提前，磁山遗址也被确立为“世界粟的发祥地”。遗址发现动物骨骼丰富，经鉴定，存在大量家鸡、家猪、家犬等骨骼，对家畜、家禽的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 夏县西阴村遗址是1926年袁复礼发现的，它体现着中国考古学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除发现了大量与仰韶村同期的彩陶外，还出土了半个经切割的丝质蚕茧。199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工作，发现了西阴文化、西王村Ⅲ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二里冈文化的遗存，以西阴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主。1962年杨建芳提出仰韶文化“西阴村类型”，1994年张忠培进一步升华为“西阴文化”，2006年余西云出版《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历年来有关对西阴村遗存、“西阴纹彩陶”等研究文章，就更多了。西阴村遗址，不仅是空间层面的文化地理坐标，更是新时代考古工作者的精神灯塔。 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遗址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初步揭示出陶寺遗址是中国史前“都城要素最完备”城址。城址兴建与使用的主体年代距今4300-3900年，面积达280万余平方米。城址内东北部是面积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和宫殿群所在的核心区。宫城西南近处为下层贵族居住区，宫城南部近处是仓储区。城址南部是陶寺文化早期墓地所在，并单独围出一个小城作为特殊的宗教祭祀区，发现有“观象台”遗迹和中期墓地。城址西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西北部为普通居住区。陶寺遗址发现了迄今世界最早的观象台遗址。遗址出土了龙盘、文字扁壶、鼍鼓、石磬、玉兽面以及中国最早的“铜器群”等许多文物“重器”。这些重要发现表明陶寺文化时期早期国家已经出现，礼制初步形成，是中国夏、商、周三代辉煌文明的主要源头。因此，陶寺是中华早期文明的典型代表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支点。 四、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 兴隆洼遗址是兴隆洼文化的命名地。该聚落的年代距今约 8200-8000年，共有94座半地穴式房址，分成11排，布局规整有序，最大的两座房址面积各约140平方米，并排位于聚落的中心部位，聚落的外围环绕一道近似圆形的壕沟，西北侧留有出入口。这是国内第一个全部揭露出房址、灰坑、环壕等生活遗迹的史前聚落，对于了解当时的聚落与社会形态具有重要意义。1992年首次在兴隆洼遗址F170M117中发现成对的环状玉玦，此后又在多座墓葬中发现玦、匕形器等典型器类，这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真玉器，将我国雕琢、使用玉器的年代上溯至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对于研究东亚玉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系统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形成，西辽河流域也成为世界范围内种植和食用小米历史最悠久的地区，是世界范围内小米的独立起源地之一。 五、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 牛河梁遗址是目前经过系统发掘且有完整报告出版的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遗址。遗址“坛庙冢”的组合成为后世都城“天坛、太庙、帝陵”组合的“祖型”，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也被视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证据之一，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确立提供了关键证据。所体现的社会分层、生产分工的专业化特征、随葬品使用和墓葬修筑的规范化特征都显示，其所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已经进入复杂化社会阶段，是中华文明重礼崇玉传统的来源，对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六、上海青浦崧泽遗址： 崧泽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文化遗址。1957年被发现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和新石器时代的居住遗迹、石器制作场地等，清理了100座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墓葬。1979年，根据崧泽遗址的考古发现，考古学家提出了“崧泽文化”的概念，这是上海地区用本地地名命名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崧泽遗址是上海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周代至唐宋等时期文化堆积，考古出土大量遗物，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材料，被称为上海远古文化的发源地。因崧泽遗址而命名的崧泽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的重要一环，绝对年代距今约5800年-5300年，它是联结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要环节，开创了承上启下的崭新时代。崧泽遗址的发现对研究马家浜文化的去向、良渚文化的来源等问题提供了科学资料，同时，为研究中国早期文明起源、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和上海史前史具有重要意义。 七、浙江浦江上山遗址： 上山遗址于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调查期间被发现。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内涵分为下层、中层、上层三个阶段的堆积。上山遗址下层，文化内涵新颖独特，以大口盆、平底盘、双耳罐为典型代表的陶器群不同于长江下游地区以往发现的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代表了一种新发现的、更为原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考古发掘从地层上证明了上山下层文化遗存早于跨湖桥文化遗存，因此其年代早于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2005年在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了相同类型的文化遗存，进一步证明上山下层文化类型不是孤立的。2006年，这种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为“上山文化”。上山遗址出土的夹炭陶片的表面，发现了较多稻壳印痕，胎土中羼和大量稻壳、稻叶，遗址还出土了稻米遗存。这是长江下游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稻作遗存，为稻作农业起源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上山文化遗址群是东亚地区人类走出山地洞穴、在河谷旷野实现农业定居并获得成功的最早实证，在钱塘江南域的广大区域，带来了东亚农业革命的崭新气象，是稻作农业起源及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探索的重大突破。 八、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遗址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主体位于宁绍地区东部姚江流域四明山脉北麓低丘与低海拔平原的过渡地带，总面积40000多平方米。遗址地下文化堆积埋藏深度大多处在海平面上下，利于有机质遗存的保存。因此，发掘出土的稻谷壳、橡子、树叶及大量动物骨骼等先民生活遗物保存极佳。河姆渡遗址是宁绍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一考古发现是长江流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为重建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历史打开了一扇清晰的窗口，证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远古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空前发现。作为蜚声中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姆渡遗址因其广泛深远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文化遗产价值而备受关注。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2001至2014年间发现和发掘了河姆渡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田螺山聚落遗址。2013年河姆渡附近发现了中国已知最早、内涵最丰富的海洋文化遗址——井头山遗址，可确定该遗址为河姆渡文化主要来源。 九、浙江余杭良渚遗址： 良渚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遗址相关遗存贯穿良渚文化始终，年代为距今5300—4300年。整个城市系统的布局与山形水势充分契合，可见良渚先民规划古城之时视野之广阔。遗址先后发现不同阶段的良渚文化房址、成排分布的房屋台基以及石头盲沟组成的排水系统、神庙建筑基址、碳化稻谷堆积等遗迹。发掘出土玉器、石器、骨器等古代遗存。其宏大的规模、复杂的城市体系及庞大的建筑工程量等均表明，良渚古城不亚于同时期的古埃及、苏美尔和哈拉帕文明；高等级的墓葬与玉礼器的发现也证实良渚时期已经出现了统一的神灵信仰和森严的社会等级分化。良渚遗址是同时期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其规模宏大、要素齐全，被誉为中华第一城和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我国无新石器时代和早期文明时代世界文化遗产的缺憾。 十、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 凌家滩遗址是一处距今5800-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遗址于1985年发现，先后历经12次发掘，总发掘面积约6000平方米，发现祭坛1处、墓葬68座、环濠2处、大型红烧土遗迹1处。凌家滩遗址的布局有明显的规划，目前认为，遗址主要生活区、大型墓葬区各自独立，有内、外两条濠沟。其中内濠以内是主要的生活区，属于典型的沿河而居的形态；内濠以北为大型墓葬区，处在岗地的最高点，以一处略呈方形的祭坛为核心，在祭坛之上和周边，分布着数十座墓葬，其中级别较高的大墓主要分布于祭坛南侧一线，随葬品以玉石器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玉器有人、龟、版、鹰、龙、猪等。凌家滩手工业、农业比较发达，玉石器制造已出现切割、琢磨、钻孔、抛光等一整套技术，基本具备了后世玉器制造的绝大多数技术。水稻生产也较为发达。凌家滩是中国史前制玉的第一个高峰，也是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期最大的超大型聚落，是探索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节点。 十一、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 昙石山遗址位于闽侯县甘蔗街道昙石村旁的小山上，1954年村民取土时被发现，发掘面积达2000余平方米，先后发现了壕沟、灰坑、祭祀坑、陶窑、灶、柱洞等大批生产和生活遗迹，还发现了200多座墓葬，出土了包括石器、骨器、角器、牙器、贝器、陶器、玉器和原始瓷器在内的种类丰富、数量可观的文化遗物，具有很高的考古研究价值。根据考古研究发现，昙石山遗址还是南岛语族的重要起源之一。从福建考古史意义上说，昙石山遗址发掘开启了新中国福建考古的第一篇章。该遗址是福建史前遗址中发掘面积最大、成果最丰硕的遗址。昙石山遗址是福建考古界具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地方。福建的几代考古工作者在此锻炼和成长。昙石山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为福建史前文化树立了一个标尺。 十二、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 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是一处罕见的世界级洞穴遗址，年代距今约20000年至9000年。遗址先后发掘出土人工制品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烧火堆、人头骨、股骨、大量动物骨骼、灰坑等。该遗址揭示了人类由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这一重要历史历程，在探索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起源问题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考古发掘揭示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完整而清晰的地层堆积，这是目前所见中国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地层关系最为清晰的地点。遗址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和栽培稻植硅体，揭示了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的攫取经济过渡到了以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新石器革命”。 十三、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 大汶口遗址是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地，1959年首次发掘，清理133座墓葬，出土随葬器物与中原仰韶文化面貌不同，具有独特的东方特色。证实了山东龙山文化是一支有独立来源的文化，从而打破了当时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仅有仰韶、龙山两支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东、西地区应是两个独立文化区，刷新了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认识。后随着有关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特别是1974年、1978年进行的第二、三次考古发掘，大汶口文化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明确。大汶口遗址前后延续的文化发展序列实证了海岱地区史前文化谱系的清晰脉络。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久，文化序列完整。为山东龙山文化的本地来源找到线索，不仅从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上找到了大汶口文化承袭自北辛文化的明确证据，并且将大汶口文化早、中、晚三期的文化面貌进行完整补充，为构建并完善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支撑。大汶口遗址的发掘成果为研究史前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问题开辟了道路并提供重要依据。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地表现出的强烈贫富分化差距引起了学界广泛讨论，开辟了我国探索文明起源的道路。大汶口文化时期是海岱地区探索中华早期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段，大汶口遗址的发掘成果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四、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 城子崖遗址是著名的龙山文化发现和命名地，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中国新石器考古最为重大的发现，有力反驳了当时盛极一时的中国文化“西来说”。遗址自发现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掘：20世纪30年代第一阶段的发掘是由中国考古学家独自发现、独立组织，采用一套科学的记录方法，带有明确学术目的进行的考古发掘，1934年出版《城子崖》报告作为“中国考古报告集第一种”，揭示出一个全新的考古学文化——龙山文化，对认识中国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有重大推动作用。这次发掘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探讨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90年代第二阶段的发掘通过谨慎验证，确认了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周代三期城址重叠而成。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经济、文化的中心，具备早期方国的特征。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21世纪第三阶段的发掘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重新梳理了各期城址的范围及结构特征，为分析研究龙山、岳石城址更迭及城址防御模式的演变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材料。城子崖是目前岳石文化唯一能够确定大型城址存在的遗址，为研究岳石文化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及礼制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十五、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距今约7500-9000年，是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文化积淀极为丰厚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重要的代表性遗址。1961年，朱帜首次发现该遗址。贾湖遗址先后经历了8次考古发掘，出土文物6000余件及大量人类骨骼、动物遗骸和植物标本。贾湖遗址及其遗物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尤其是这里出土的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骨笛、家养猪狗、酒类遗存、稻作农业遗存和原始文字资料等，在我国乃至世界音乐史、农业和家畜起源、酿酒起源、汉字起源等领域的研究中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骨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贾湖遗址是淮河流域迄今所知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提供了连接黄河中游至长江中游之间新石器文化关系的一个连接点。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社会的经济、技术、文化、艺术和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贾湖先民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东亚地区万年以来第一座历史丰碑和文化高峰，与同时期西亚两河流域的远古文化相映生辉。 十六、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 裴李岗遗址在1977-1979年先后经过多次调查和发掘，发掘面积约2400平方米。2018-2020年重启考古工作，面积约500平方米，新一轮发掘发现了确凿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修正了过去模糊的认识，尤其是为认识墓葬、农业发展水平提供了新证据，为进一步填补新旧石器时代过渡生活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裴李岗文化因最先在新郑的裴李岗被发现与发掘而得以命名，裴李岗遗址在裴李岗文化研究、区域类型和分期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性的地位和特殊意义。裴李岗文化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及其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农业生产工具及家畜骨骼的出现，对于探索我国农业、畜牧业和陶器制作起源等具有重要作用。 十七、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 1921年仰韶村遗址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发现并命名了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和仰韶文化研究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仰韶村遗址先后于1951年、1980年-1981年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考古发掘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对于仰韶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获取了仰韶和龙山两个文化四个阶段的地层叠压关系。2020年8月，开展“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启动了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第四次考古发掘对深入了解仰韶村遗址文化内涵、聚落布局、聚落形态发展演变以及探索豫西地区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等具有重要意义。考古发现遗迹较为丰富，有房址、壕沟、墓葬、灰坑葬、窖穴、灰坑、灰沟、道路、柱洞等。此外，多学科研究稳步推进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如仰韶村遗址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中获取了酿造谷物发酵酒和曲酒的证据，在仰韶和龙山时期墓葬土壤中检测出丝蛋白痕迹，说明墓葬中可能存在过丝绸实物等。仰韶文化从发现到发掘，至今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研究成果丰硕。目前，仰韶村考古遗址公园已经正式对外开放。 十八、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 庙底沟遗址1953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考古调查队首先发现。1956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黄河水库考古队就在此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庙底沟文化及庙底沟二期文化，填补了仰韶文化向河南龙山文化发展的空白。2002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遗址进行了又一次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大量精美的彩陶和丰富的遗迹。庙底沟遗址早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聚落结构的雏形。在它的东西两面都有壕沟相环，居住区主要分布在遗址的中部和西部，制作陶器的陶窑也集中分布在遗址的西部，说明当时已有了专门的制陶作业区。植物考古的证据表明，庙底沟遗址是以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为主。这一时期庙底沟先民的肉食资源获取方式属于“开发型”，以饲养家猪为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的个别灰坑中，出现了随意弃置尸体的现象，说明暴力行动和冲突征服已经存在。庙底沟文化彩陶奠定了中国史前艺术发展的基础，也是史前艺术发展的一个顶峰。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四周播散，开创了一个灿烂的彩陶时代，也使得中原地区逐步崛起为华夏文明的中心。目前，三门峡庙底沟考古遗址公园已建成，成为了宣传展示庙底沟文化的最佳平台。 十九、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 巩义双槐树遗址于1984年河南省第四次文物普查、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发现，因当时发现时所在地属于滩小关村，故命名为滩小关遗址。1992年10-11月，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发掘。2004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调查钻探，发现环壕两道，滩小关遗址仅为遗址东北部的一部分，因此命名为双槐树遗址。2013-2020年，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发现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3重大型环壕、大型建筑基址、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夯土祭坛、房址、灰坑、人祭坑及兽骨坑等遗迹。遗址分为五期七段，第一期为裴李岗文化时期，第二期相当于大河村二期偏晚阶段（即庙底沟类型晚期）；第三期相当于大河村三期；第四期相当于大河村四期，可分为三段，第五期相当于大河村五期。双槐树遗址是目前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两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中国古代大型宫殿式建筑与其一脉相承。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墓葬区内发现的夯土祭台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的首次发现，有利于开展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边区域在祭坛文化方面的比较研究。 二十、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 屈家岭遗址的发现，第一次揭开了长江流域特征鲜明的史前文化的面纱。屈家岭遗址是研究屈家岭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代表性遗址，见证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辉煌阶段，也是湖北考古的起点，1955年2月、1956年6月-1957年2月，分别对屈家岭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考古发掘，这是湖北地区进行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初步了解遗址的文化内涵。此后，出版了湖北第一部考古报告《京山屈家岭》，提出长江中游地区第一支考古学文化——屈家岭文化。1989年，对屈家岭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主要清理了13座油子岭文化晚期的土坑竖穴墓和两期文化堆积，其意义在于提高了屈家岭遗址的年代上限并找到了屈家岭文化的主要来源。2015年至今，启动屈家岭遗址第四次考古工作。第四次考古工作，完善了屈家岭遗址的文化发展序列，即由早到晚历经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三个发展阶段，基本涵盖了江汉平原史前文明的主要阶段。整体把握了遗址的聚落布局和演变，明确了屈家岭遗址点油子岭文化时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主要功能分区。屈家岭遗址聚落等级高，规模巨大，结构完整，文化发展连续性强，影响深远。出土的石家河文化及屈家岭文化晚期铜矿石，含铜量高达94%以上，为探索我国史前矿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线索；与祭祀活动相关的四耳器和筒形器的出土，反映出屈家岭遗址聚落等级的高级且特殊地位。大量出土的油子岭文化时期碳化粟，为长江流域关键地区发现最早的粟作遗存。 二十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石家河遗址群主体区域约8平方公里，40多处遗址点连接成片，主体年代跨度距今约5900-3800年，是长江中游地区延续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史前都邑性聚落群。作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中心，特别是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石家河古城，以及夏纪年时期的肖家屋脊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的发现与确认，对于探索长江中游在早期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石家河遗址是湖北乃至长江中游地区最早开展考古发掘的遗址之一，是著名的石家河文化的命名地。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石家河遗址考古工作已走过60多年的探索历程，是区域文化序列与谱系构建的重要支撑，先后出版了《肖家屋脊》《谭家岭》《邓家湾》3本报告和《石家河发现与研究》等成果，该遗址分谭家岭城时期（距今5900-4800年）、石家河城时期、肖家屋脊文化时期（距今4200-3800年）3个时期。该遗址发现了大量见证区域文明发展进程的实物资料，并在探索人地关系、生业技术、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1950年代中期首次发现与发掘、构建区域文化序列，到1980年代后半期通过聚落形态探讨社会组织，再到文明进程研究，石家河遗址走过了一个逐步深化认识的过程，这是与我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发展紧密相联系的。 二十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 玉蟾岩遗址文化面貌具有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转变的过渡特征。遗址发现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揭露了铺垫碎石的居住面，铺设“白灰土”的防潮面以及多个平地烧火的灰堆等生活遗迹。出土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陶器、骨器、角器、蚌器、装饰品、动植物遗存等多个种类。遗址中出土的动物化石数量丰富，大部分标本仍是比较新鲜的状态。这些动物遗存大部分为人类食用所致，是狩猎经济的反映。鱼类标本的存在说明遗址上的人类也已开始了渔猎经济，是湖南史前时期首次出现的渔猎文化。遗址中早期陶器和水稻遗存的出现，是标志着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改造自然的两大创造性行为事件，不仅表明湘南地区是我国最早发明制陶工业和最早开始向稻作农业方向转化的地区之一，也再一次证明中国南方是水稻农业的发祥地，为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为人类农业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该遗址的发现为探讨陶器起源、农业起源的世界性学术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证据。 二十三、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 城头山遗址包含有公元前4500至公元前2300年长江中游地区多个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堆积，时代总跨度2200余年。先后揭示出距今6500左右汤家岗文化时期的水稻田与环壕，大溪文化早中期的城壕系统、墓地、祭坛祭坑等祭祀类遗存和大溪文化晚期成片集中分布的陶窑，油子岭至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墙、护城河、高度集中的墓地与多种形式的建筑遗迹等。城头山遗址先后出土完整可修复陶器和石、木、骨、玉等各种质地珍贵文物5000多件，陶器在其中占绝大多数，若加上残破的口沿标本，陶器数量超过2万件，其中又以大溪文化时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陶器为最多。城头山遗址保存有从大溪文化早期至屈家岭文化时期多次修建的城墙及环壕或护城河。它是中国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极其丰富的古城址。作为中国最早之城的城头山是中国文明起源最初的坐标；城头山最早的水稻田，是长江中游稻作农业成熟的见证；城头山延续两千年的文化堆积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见证。2016年，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面向公众开放。 二十四、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 甑皮岩遗址年代处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距今约12000至7000年，文化分期共分为五期，约每一千年一期。遗迹现象有石器加工场、用火遗迹、墓葬、灰坑、石料贮放点等；文化遗物主要为陶器、石器、骨器、蚌器、角器、牙器等，其中第五期开始出现磨制石器。遗址第一期陶器为研究人类陶器起源、各期陶器为研究华南早期陶器演变提供了重要材料，先民遗骸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人类体质特征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芋头残余物及先民龋齿现象为华南地区块茎类植物种植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甑皮岩遗址以其深厚的文化堆积、清晰的地层序列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发掘者多学科综合研究理念秉持下，成为华南乃至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最重要的标尺和资料库之一，为史前考古学尤其是华南和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考古资料。甑皮岩文化代表了距今12000-7000年间古人类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的一种最佳适应方式，也是史前中国多元一体进程的文化源流之一，承载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历史信息。 二十五、重庆巫山大溪遗址： 大溪遗址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最早发现和确认的考古学文化，是大溪文化命名的典型遗址。遗址历经8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超10000平方米，发现了墓葬、祭祀坑、房址、灶坑等各类遗迹遗物。大溪遗址陶器可分4期，不同时期可见仰韶文化、油子岭文化、玉溪上层文化等多元文化因素影响，其石器、玉器和骨器制作已呈现专业化分工。墓区内揭露有直肢葬、二次葬、俯身葬、屈肢葬等多种葬式，不同形式的屈肢葬演变方向清晰；墓葬区内发现有大量的器物坑、狗坑、牛坑、鱼骨坑、龟坑，墓主装饰特色鲜明，晚期墓葬随葬品已有一定的等级差异。遗址出土的肖型动物、玉器和大石斧等亦颇具特色，从出土遗物看，遗址先民主要从事采集和渔猎活动，农业处于辅助地位。大溪遗址对探讨长江中上游诸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有重要价值，对研究三峡与峡区外大溪文化遗址间资源互补、产品交换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对认识大溪文化葬式的发展演变规律、讨论当时的祭祀行为和原始宗教信仰有重要参考作用。 二十六、西藏昌都卡若遗址：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距今5300至4300年间，可分为早（距今5300-4400年）、中（距今4400-4300年）、晚（距今4300年以后）三期，是新石器时代一处重要的聚落遗址。遗址内发现有半地穴式房屋、地面石砌建筑遗迹。出土陶器以夹砂、手制陶为主，罐、盆、碗为基本组合，以小平底为典型特征。石器包括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遗址中还发现有粟、猪骨和投掷石球，说明当时已拥有农业和畜牧业共同发展的生产经济方式。卡若遗址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体现出与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脉区域之间的联系，以及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甘肃、青海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如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半山类型之间的联系。遗址揭示了西藏距今5000至4000年前的古人类生产、生活线索，比较完整地勾勒出藏东的生活方式，是研究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特征、划分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区系、探讨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生业模式的重要遗址之一。 二十七、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垣组成，城外还分布有数座人工修筑的“哨所”类建筑遗迹，是河套地区一处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目前已发掘外城东门址、韩家圪旦墓地、樊庄子“哨所”、皇城台等多处重要地点，出土大量玉器、陶器、壁画和石雕头像等重要遗物。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石峁城址的社会功能不同于一般性原始聚落，应为早期城市滥觞时期作为统治权力象征的邦国都邑。皇城台的一系列重要发现显示出遗址的核心区域已经具备了早期“宫城”的性质，其建筑结构奠定了中国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同时表明石峁在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中具有区域政治中心的作用外，可能还承担着宗教中心的角色，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由于遗址处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错地带，其发展高度、复杂程度以及建筑技术，远远超出了之前对公元前两千纪前后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程度的判断，表明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草原方向存在双向、多重、频繁的技术交流和文化互动。2017年，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对外开放，石峁博物馆预计2022年开馆运营。 二十八、陕西西安半坡遗址：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是关中腹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是中国第一次以大面积揭露古遗址的聚落考古方式开展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开创了中国聚落考古学先河。《西安半坡》考古发掘报告将半坡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划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是遗址的主体遗存，保存较好，遗存丰富，年代为距今约六七千年，以人面鱼纹彩陶为标志性要素，属于仰韶文化早期，有人工挖设的内外两重围沟环绕；晚期遗存以喇叭口尖底瓶和简化彩陶为代表，属于仰韶文化晚期，被称为仰韶文化半坡晚期类型。 半坡遗址首次揭露了中国境内以环壕聚落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闭合式聚落形态及其布局特征，同时，展示了仰韶文化不同阶段的文化面貌和社会结构特征，从而为仰韶文化的研究树立了半坡类型、半坡晚期类型两个阶段的标杆，为构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标尺提供了标志性参照系。此外，遗址内出土的遗迹遗物，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的环境、生业形态、建筑材料与建筑技术、埋葬制度与社会结构、彩陶雕塑与早期宗教乃至社会治理方式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物资料和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二十九、陕西临潼姜寨遗址： 姜寨遗址的发掘工作自1972年4月持续至1979年11月，历时8年，前后共经过11次科学发掘，总面积达17084平方米。共发现五期不同的文化遗存，其中前四期分属于仰韶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第五期属客省庄二期文化。姜寨遗址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半坡文化、史家类型、庙底沟文化、半坡四期文化类型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从地层学角度解决了仰韶文化诸类型间的发展序列问题。其中完整揭露的半坡文化原始聚落，是仰韶早期聚落的典型代表，姜寨聚落总体布局分为居住区、窑场和墓地三个部分。居住区位于中央，居住区内的房屋规划整齐，环壕内环绕的房屋建筑群由大、中、小型三种房子组成5个单元，每个单元的小型房屋围绕大、中型房屋，房址的门均朝向中心广场。周围有壕沟围绕，是人工挖建的防御设施。环壕外聚落东部、南部、东南部共发现3处墓地，环壕西南部靠近临河的岸边有一处不大的窑场。由此，构成姜寨遗址的完整聚落布局，为半坡文化聚落形态研究提供了科学材料。而且，如此严密的村落布局，正是先民复杂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的写照，反映出史前时期姜寨遗址原始居民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秩序的社会组织团体。这为研究当时人群组织、婚姻形态及社会制度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先民的经济形态、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三十、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 大地湾遗址是甘肃考古史上发掘规模最大、收获最为丰富的遗址之一，大地湾遗址的发现不仅为甘肃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提供了可靠保证，而且使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大地湾遗址历经8次考古发掘，共清理房址240座、灰坑和窖穴325个、墓葬71座、窑址35座、沟渠12段，出土陶器4147件、石器1931件、骨角器和蚌器2227件。大地湾第一至第五期文化的发现为甘肃新石器时代树立了明确的比较完整的年代标尺，促进了我国西北地区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研究。距今7000多年前的第一期文化的发现不仅确凿无疑地表明甘肃是中华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而且为探讨农业、陶器、彩陶的起源提供了一批弥足珍贵的科学资料。大地湾发现的240座房屋遗存为史前建筑及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增添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大地湾提供了史前聚落从一般村落发展为中心聚落的演进过程，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理论提供了重要证据。骨器的解剖学鉴定及动物的骨骼种属鉴定为研究史前经济生活状况、复原古代生态环境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古代生态环境的研究又为今天的西部开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三十一、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 马家窑遗址作为马家窑文化的命名地，是西北地区一处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初，安特生发现马家窑遗址，夏鼐以此遗址命名了马家窑文化。多年以来，考古学者在此开展工作，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早期学者确立了马家窑文化的命名，讨论并厘清了一些重要学术问题，成为构建西北地区史前文化基础框架的重要一环。近些年马家窑遗址的调查和钻探工作，使学术界进一步明确了遗址的分布范围以及不同时期遗存的分布情况。重点区域的发掘工作则使研究者进一步了解到马家窑遗址不同时期人群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大量多学科样品的采集和分析为学术界研究这一时期的环境变迁，动、植物资源利用，生业模式以及技术传播提供了新的线索。总之，马家窑遗址的考古工作有力促进了马家窑遗址的保护、利用及相关学术问题的研究。 三十二、青海民和喇家遗址： 喇家遗址是黄河上游地区史前时期以齐家文化为主的大型聚落遗址。遗址发现于1981年，1999年至2007年对遗址进行了历时9年的考古发掘，共揭露面积3000多平方米，发现了齐家文化的聚落居址、高等级墓葬、环壕、小广场、祭坛等重要遗迹，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新发现。2013年至2019年，对该遗址进行第二阶段田野考古工作。发掘面积近6000平方米，发现遗迹450余处，包括房址、壕沟、陶窑、祭祀坑、墓葬、大型冲沟、灰坑、灰沟，出土丰富的生产和生活遗物2000余件，主要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汉晋遗存等。多年的田野工作揭露出齐家文化时期大量非正常死亡个体及大面积灾难遗迹，考古记录科学证明了史前地震、山洪泥流和黄河洪水等灾难事件，这是国内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史前灾变现象，不仅是考古学的重要发现，其科学意义更是超过了考古学的范畴，为多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大型防御性设施壕沟、广场、覆斗形祭坛、祭祀坑、高等级墓葬、窑洞式房屋、面条实物、大石磬、权杖头、大玉刀、大玉璧、三璜联璧、玉钺、卜骨、彩陶提梁罐、仓形器、陶盉等重要遗存的发现，不仅反映了喇家古代先民所创造出的璀璨物质文化和神秘精神世界，也揭示出该遗址是黄河上游地区齐家文化的大型核心聚落。喇家遗址的发掘，是齐家文化发现以来全新、最重大的突破，对于黄河上游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进程及人地关系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十三、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遗址： 东湾仔遗址于1993年由白德博士（Dr.Solomon Bard）发现。遗址分南、北两部分，1994年由罗美娜在遗址南部进行了抢救性发掘。1997年，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遗址北部进行发掘。东湾仔北遗址位于香港马湾岛东北角东湾仔沙堤北端，遗址总面积3000平方米，属珠江口地区典型的海湾上升沙堤遗址。遗址中发现了3个时期的文化遗存：第一期遗存包括少量柱洞和陶片，年代约为距今5700-4900年；第二期遗存内涵最丰富，年代约为距今4200-3500年，包括墓葬19座，柱洞6个和灰坑4个，还发现了在中国东部和南部史前时代广泛流行的拔除上门齿习俗；第三期可以墓葬C1044为代表，该墓未见人骨，随葬品有陶器4件，玉管饰1件及石玦1件。陶器风格属于粤东和闽西南地区的浮滨文化，在香港地区极为少见，年代约距今3500-2500年。该遗址的发掘为建立香港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研究史前时代香港和大陆的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料。在墓葬中保存较好的古代人类遗骸，是香港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考古发现。经体质人类学家的初步鉴定，骸骨拥有亚洲蒙古人种的一般特征，同时亦存在热带地区某些种族相近的特征。这些发现无疑对香港地区新石器时代先民与其邻近地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