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2023—2024学年高一下学期阶段性检测
语文试题 (2024.4)
注意事项:
1.本试卷满分150分,考试时间 150分钟。
2.答题前,考生务必用直径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将密封线内项目填写清楚。
3.考生作答时,请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选择题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非选择题请用直径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在答题卡上各题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试题卷、草稿纸上作答无效。
一、现代文阅读( 26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3小题,1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10分)
材料一:
红学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本身独特性甚强,却又很容易被当作一般对象对待。它的文化内涵极丰富,文化品位极高,所以需要我国的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科学等多方面的第一流学者通力协作,方能胜任愉快,展现光辉;而那些第一流学者各有自己的理想事业,如何能以“一部小说”来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于是“红学”遂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以我自己为例,如果勉强冒称一个“学者”,也不过是在三流的层次,还有一些尚不如我,根本不具备研治此学的条件。以上二端,乃是“红学”悲剧性的最关键的矛盾因素,至少在历史现阶段,其情势实在如是,讳言与美化,是有害无益的。
无视于“红学”之极大独特性而总想把它拉向一般化,最好的例子可举海外的余英时。余教授曾著专文倡言“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与“红学革命”,并以此而名扬寰宇。在他看来,已有的红学一无是处,尤其是考证派已是“山穷水尽”“眼前无路”,故必须“革命”,而他的革命口号却是“回到文学上来”——他认为红学研究只应是一种文艺方面的事,别的都是错了路头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无视于“红学”的独特性而要把它向“一般化”拉挽。其实余英时倒是个研究文化的高层次的教授(如对胡适的思想有所评论等),连他都那么看待《红楼梦》,则其他同类论红之人可推而知了。文学,文学,它是什么?离开特定的文化底蕴、历史环境、作者心灵神智,又能有何等真知灼见可以启迪学人呢?长时期评赞《红楼梦》的“艺术”的,仍然离不开“形象塑造”“性格刻画”“心理描写”“口语运用”之类,这倒看起来满像“文学”了,难道余教授会满足于这样的“回到文学”而以此排斥其他层面的研究吗?
我所列的第二条悲剧性,一方面与第一条有关联,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学术的普遍水平的事情。前者,至今连这“红学”的特定含义在大教授那儿都扯不清,则势必产生真红学与假红学的混乱。“文学”范围的一般赏析评论不必说了,即如对小说作者的生卒与祖籍来作些考证——这其实也是一般从事文史工作者的“基础课”,可是现在这也成了“著名红学家”,可见这一“界”的“家”之滥竽之地步了。
归结一句话:“学”不足而“红”必虚。 (摘编自周汝昌《还“红学”以学》)
材料二:
周汝昌先生于1982年发表了《什么是红学》的演讲,提出两个观点:1.“红学”有其特殊性,研究《红楼梦》的学问不一定就是红学。他说,“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红学不是要去代替一般小说学,它却补充和丰富一般小说学。一般小说学也不能代替红学”。2.“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四学。周氏的观点非常明晰:“红学”是一种独特的学问,不同于小说学;“红学”指曹学等四学。
应必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那篇《也谈什么是红学》中说:“《红楼梦》作者、版本文献的考证和《红楼梦》作品研究是统一红学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红楼梦》作者版本的考证对《红楼梦》研究具有基础性、前提性的意义,因而是必要和重要的”“但《红楼梦》作品的研究是红学的主体,《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考证不能脱离《红楼梦》作品的研究”“红学何为?就是用美学的、历史的方法,包括运用作者版本考证的研究成果在与时代历史、文化环境、思想思潮、作者身世、文学传统以及与读者的联系中,去阐明《红楼梦》审美艺术的创造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阐明《红楼梦》的审美个性和艺术风格,等等”。
应文说:“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在这里,应氏以他自己的“红学”概念界定去反对周氏在另一种“红学”界定下的逻辑展开。周氏的“红学”界定是否隐藏着否定“《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的动机,他自己并未明言。他只是说这种研究是属于“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而不在“红学”的范围。周氏的红学界定与他一生的红学研究大致对应。面对周氏的红学界定,我们只能说其过于狭窄、过于专门化。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而认为,周汝昌否定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进行研究。
几乎对于任何《红楼梦》的爱好者来说,指出周氏的红学界定过于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