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2023-2024学年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语文试题

福州一中2023—2024学年第一学期第二学段模块考试 高三语文学科期末试卷 （完卷150分钟，满分150分）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古时长江流域土壤黏结，以木石器及初级金属器开垦不易，故先夏及夏、商、周时期农耕经济总体上要落后于黄河流域。晚周至秦汉，黄河流域的开发蓬勃而起，奠定了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黄河流域的西安、洛阳、开封一线，是历代王朝都城的首选之地，也是历代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体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以及代表中华文化元典的“四书”“五经”，最早的成熟文字的使用，大都产生于黄河流域。 汉唐时期，北方因为战乱三次大规模向长江流域移民迁徙，加快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唐代“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长江流域的人口因此迅速增加，经济也逐渐超越北方。随着金属（尤其是铁器）农具与牛耕普及，唐代后期，江东人民改进笨重的直辕犁为曲辕犁（江东犁），大大提高了水稻耕作效率，长江流域得以大规模开辟和熟化，其优越的水热条件渐次得以发挥，演进为物产丰富、人文兴盛的地区。从隋唐到宋元明清，长江下游及长江中游相继成为粮米、布帛和国家税赋的主要供应地。唐代有“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之说，南宋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谣，明清更流行“湖广熟，天下足”之谚，这表明长江流域的发展从下游向中游挺进的轨迹。 梁启超先生言：“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多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张正明先生曾对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不同特点进行总结：就代表性的始祖来说，南炎北黄；就象征性的灵物来说，南凤北龙；就学术的主流来说，南道北儒；就艺术的表率来说，南《骚》北《诗》；就艺术的风格来说，南奇北正。 “江河互济”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古文明的明显标识。如日本学者伊藤道治称中国早期文明为东方式的“两河文明”。英国学者赫·乔·韦尔斯认为，“中国的文明有南北两个渊源，公元前2000年见于史册的中国文明乃是南北文化之间长期冲突、混合、交流的结果”。梁启超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受黄河和长江的影响最为显著：“过去历史之大部分，实不外黄河扬子江两民族竞争之舞台也”。 南北（长江、黄河）文化差异性和竞争性的存在，使中华文化因南北文化流通互鉴而拥有了轴心文明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华文化历来是由北南二元耦合的，北方以黄河文化为标识，南方以长江文化为表率。冯天瑜、张正明等学者称中华文化是“江河互济、二元耦合”的文明系统，且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言：“回望古史，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的早期发育居功至伟，而长江流域依凭巨大潜力，自晚周急起直追，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与北方之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羌文化并耀千秋。” 正是以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内在差异性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循环流动，在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前支撑了东亚同一文化系统的内部大循环，建构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张力。 除了“江河互济”的特征外，中华文化的另一大特征就是瑷珲—腾冲线和西域—东南线的对角线交叉的人口经济运动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成了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文化演进的流动性特征。瑗珲—腾冲线体现了中国长时段的人口流动和经济重心变化特征。西域—东南线主要体现了半封闭环境下大陆型民族的文明互鉴历史进程。这两条线交汇作用于长江稻作文化区和黄河麦作文化区。相对于长江流域，黄河文化的早熟使其在先秦时期形成了较高的文化势能。以“泰伯奔吴”为标志，黄河文化的因素从陕西即黄河流域的上游，流播到长江中下游的太湖流域，开启了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交流和流动的“对角线”。这条文化流动对角线的开辟，从“由北而南、由河而江、由陆而海”这三个维度上启动了中华文明共同体内部的“江”“河”互动，启动了江南与中原的互动，从而“牵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命线”。中华民族不论是在古代承受北方游牧民族冲击时，还是在近代承受西方文明的冲击时，这条文明对角线所支撑的巨大的回旋余地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传承不曾中断。 综观世界历史，在四大古文明中，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避免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文明发展中辍的命运，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华民族很幸运地拥有一条同样自西向东并与黄河平行的长江，构成了超过300万平方公里的战略回旋空间，这种“江河互济”的地理格局构成了世界上其他古文明所缺少的战略纵深。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压力下，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形成了紧密的空间纵深互动。当黄河流域成为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前线时，长江流域成为提供后勤保障的战略大后方；一旦黄河流域经济社会陷入衰弱，长江流域就会接过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火炬，继续与黄河流域一起，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兴盛。 （摘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