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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融会(三) 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看隋唐的繁荣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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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对中国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朝时,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对外政策开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传入了日本、朝鲜等国,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建筑等传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备真备、高僧空海、阿倍仲麻吕等到中国研习中国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韩国,影响较大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韩国被西方国家称为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就与之有关。中华文化圈以东亚为中心,尤其是新罗(今朝鲜半岛)、日本受唐朝影响最大。与此同时,中华文化还远播至西亚、南亚和非洲、罗马地区。
隋唐时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是当时综合国力强大的反映,充分展现了隋唐的繁荣与开放,大大拓展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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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至隋唐是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国家从分裂重新走向统一,政治制度不断创新,尤其是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的创建,是古代制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经济领域不断发展,农耕经济达到新的高度,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南北经济格局趋于平衡。思想文化上的重构,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具体表现如下:
政治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集权遭到破坏,士族势力强大。隋唐时期,典章制度发达,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唐朝后期,安史之乱导致藩镇割据局面出现,使中央集权遭到削弱
经济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北魏均田制形成。隋唐时期,经济政策调整,生产工具改进,交通发达,农业、手工业繁荣,南北经济趋于平衡。城市的兴起、“市”的发展、柜坊和飞钱的问世,彰显其商业的繁荣
思想
文化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三教并存,儒学面临危机;文学艺术带有分裂割据和民族交融的特点。隋唐时期,雕版印刷术、火药发明;书法成为自觉的艺术,文人画开始出现,绘画理论形成,唐诗繁荣;佛、道冲击儒学的正统地位,又呈现三教并行的趋势
主题(一) 中央体制——从三省制到三省六部制的嬗变
[强化史料实证]
材料一 (汉)武帝以雄才大略独揽事权,于是重用内朝尚书,夺宰相权。晚年又用中书。……(曹)魏世,中书监始参大政。东晋则侍中始优。下逮(南朝时)宋、齐,尚书、中书、侍中三者皆为辅臣。……唐代中央最高机关,依然是魏、晋以来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但他们现在已是正式的宰相,而非帝王之私属。其职权分配,则中书掌定旨出命,门下给事中掌封驳,尚书受而行之;古代的宰相权,现在是析而为三。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 三省围绕着皇帝的诏令运转,中书草诏,门下审复,尚书执行,合成一套完整有机的施政体系。另一方面,三省首长既各领本省庶政,又以宰相身份联袂入朝。由于三省分工不同,见解、观点也难免有异,相互间“日有争论,纷纭不绝”,各项政令难以下达,以致贻误时机。为此,乃创设政议制度,以救其弊。通过政事堂会议将三个不同机构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中枢体。这样,三省权能配合,既各自发挥自己的职能,又相集发挥整体功效,推动着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对于这种三位一体、相互协调的中枢体制,学术界一般归纳为“三权分立”“三省并重”。
——摘编自袁刚《隋唐三省体制析论》
材料三 从两汉到明清,皇权政治与官僚政治一直在相互较量。同样是“寓分权于分工”,两汉和宋元时期注重对相权职责的分工,隋唐更看重的是权力的制衡,把立法与执法、决策与行政分离开。相权分散到三省,更兼中书门下相互制约,皇权得到了加强。同时三省都从宫廷独立出来而成为真正的政府部门,宰相由个人变成了集体,反倒更有力量制衡皇权。隋唐的三省六部是一个严密而精致的体系,尽可能地实现了官僚政治与皇权政治的平衡。君臣共治的理想得以提出和实践,并延续到两宋。这是既不同于两汉,也不同于魏晋南北朝的新政治。
——摘编自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
[深化历史认知]
1.从三省制到三省六部制的制度创新
(1)三省六部制格局的确立,是抑制秦朝以来中枢权力过度膨胀中传承重构与解决汉朝以来内廷权力不断异化时因袭再造的结果,更是中国古代官僚政体渐进发展中的一次有机整合与质的突破。
(2)通过隋唐的革新与完善,三省角色发生了蜕变:内廷秘书由皇帝的副手跃升为政府首脑;中枢机构的运行机制发生了质变,相权由个人独揽变为集体众治,从而实现了帝相之间和丞相之间“顶层设计”旧困局的新突破。
(3)唐太宗为了协调中书省和门下省,设立了政事堂,并鼓励臣下直言,以避免君主独裁所造成的失策。唐太宗虚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