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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融会(一) 从“三星堆考古”看中国早期文明的辐射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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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通报了阶段性成果,回答了有关三星堆和古蜀国的各种疑问。考古成果“有话要说”:三星堆文化并不孤立,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比如中原文化的云纹,在这里放大作为三星堆符号;长江中下游青铜器,会有连体小鸟、兽头挂在肩部,3号坑发现的一些文物也能体现这种特点。此次发现的铜尊、铜罍、玉琮以及铜器纹饰,都能够在中原地区出土的一系列器物中找到祖型。三星堆属于古蜀文化遗址,据测定,其年代距今4 000年至3 200年。新一轮考古表明古蜀文明与中原地区交流频繁,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另外,虽然三星堆与中原相隔千里,但有了社会价值的认同,就会突破空间距离。这种认同感,便是日后秦统一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基础和历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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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勃兴阶段,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奠基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经历了确立、发展并逐步瓦解的过程;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精耕细作的农耕经济模式确立;在中原文化的辐射影响下,中华文化萌生,这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具体表现如下:
政治上
中华文明的起源以早期国家的出现为重要标志,逐步形成了以分封制和宗法制为主要内容,以“家国一体”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制度。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各国纷纷改革变法,中央集权制度的雏形开始出现
经济上
早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逐渐产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耕作方式从刀耕火种发展到铁犁牛耕,土地制度也从井田制发展为土地私有制,小农经济逐渐形成
思想
文化上
科技与文艺成就突出,百家争鸣出现。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商朝的甲骨文已是成熟的文字;有东方特色的实用性科学兴起
民族
关系上
先秦时期是中华各民族初步形成、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华夏族开始形成,其他各民族也相继踏上历史舞台,民族交融趋势明显。在不断地民族碰撞之中,各民族对华夏族的认同感产生,为秦汉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打下基础
主题(一) 政治层面——从分封、宗法制到中央集权制的萌芽
[强化史料实证]
材料一 “赵武灵王北略中山之地……与肥义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西方的秦国,其文化与中原六国存在较大差异;“楚,作为蛮夷之国……同北方各国相比,乃是颇为疏远的。”然而经过历史的发展,赵国文化、秦国文化、楚国文化无所争议,都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使它逐渐成为各个诸侯国的文化最大公约数。随着文化融合的不断加深,文化认同感也随之俱增。
——摘编自赵如坤、常银芝《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分封制基因》
材料二 宗法制总结了历史经验,使得西周统治者对领地进行了有效的控制,根据它自身的优势把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融合在一起,使它们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促进了西周历史的发展,中国文明得以延续下来;同时,宗法制也使得古代人们形成了勤劳、勇敢、奉献、顾全大局的精神,所以探讨宗法制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文明具有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王雅惠《浅析西周宗法制》
材料三 蜀、夏同源并长期有密切互动,在考古学方面有若干印证。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资料中,都有玉质礼器牙璋,在陶器方面都有封口盉、敞口觚、高柄豆;尤其是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只见于三星堆和二里头,显示了两地文化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两者器物之间容或有早晚,但属于双向互动则是无疑的。而作为文化因素的器物及形制、纹饰等,一定是通过人的流动,亦即人群之间的互动,才能实现传播。
——摘编自彭邦本《先秦古蜀与华夏的交流互动与融汇初探》
材料四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变革期,不仅表现在各种文化思想上的空前繁荣,各种学术观点的激烈碰撞、百家争鸣,而且也表现在许多既有的传统制度、宗法观念被不断颠覆。其中,郡县制就是在颠覆了中国古代宗法分封制后出现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它的出现,使得周王朝时期分封制下松散的国家权力迅速被瓦解,加速了诸侯国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的形成。
——摘编自何捷《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郡县制发展概述》
[深化历史认知]
1.全面认识宗法制
(1)嫡长子继承制和余子分封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大宗和小宗的区分,是宗法制的基本特征。具体而言,就是嫡长子为全宗族的大宗,旁系庶子为小宗。在宗法制度下,大宗和小宗之间是一种等级隶属关系,小宗必须服从大宗,每一等级的大小宗关系,都是政治上的领导与服从关系。因此,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从而也成为政治上的共主。
(2)周代宗法制的完善,使宗统与君统结合起来,也使王权较商代有所强化,这是周人统治上的一大成功,也是中华古典文明在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