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叙州区一中2023年秋期高二期末考试
语文试题
本试卷共8页,23小题,满分150分。考试用时150分钟。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和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考生必须保持答题卡的整洁。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交回,试卷自己保管好。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本题共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元明之际,因政局混乱以及思想控制的松动,文人的思想活力获得极大释放,一个传统的诗学话语——“穷而后工”被旧话重提。值得玩味的是,此际文人非但丧失仕进的机会,甚至穷困潦倒,避乱山林,却反对“穷而后工”,这来源于易代文人特有的儒者心态与生命意识。
哀世有变风变雅之音本属正常,却招致一些文人的反对,以“穷而后工”为非。刘永之、刘崧等人主张“诗非穷而后工”,其理论内涵有两点:一是超越个人穷达富贵,主张不为物累的超越性人格,如此为诗而易工巧;二是反对困厄无聊之辈的凄然愁苦之辞,倡导豪迈隽伟、怡然自得的审美趣味。
“诗非穷而后工”说虽受到元延祐以来雅正诗风的影响,但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文人心态与出仕态度的变化。由于元代汉人出仕艰难,南人尤甚,因此,江南文人普遍经历由积极仕进到甘守山林的心态历程,但其间亦有区别:有些文人仕进不能,加之遭遇元季战乱,便遵循儒家待时而动的处世哲学,蛰伏山林以待世运清平,宋濂、刘崧诸人可归于此类;有些文人则彻底断绝仕进的念头,怀道而隐,讲经论史以践行儒者之道,刘永之、梁寅诸人可归入此类。这两种心态,既是年齿不同之故,例如刘崧时值壮年,而梁寅则垂垂老矣,又在于他们对行道方式的态度差异。
两种士人心态与出仕态度皆可导出“诗非穷而后工”说。待时而动的文人则倾向于强调儒者在遭遇低谷时的生命力,刘崧“乱石满江滩路浅,唱歌踏水负薪来”之语正是此种生命力的展现。因此,刘崧诸人否定“穷而后工”,实际上隐含着对身居清要之职而行儒者之用的向往。怀道而隐的文人倾向于模糊穷、达二者的界限,具有超越个人际遇的儒者胸怀。刘永之对“穷而后工”说的反对,实际上是对儒者因志不获伸而哀叹穷苦之辞的人生模式的否定,进而反对此种诗风。
(摘编自陈光《论元明之际文坛的“诗非穷而后工”说》)
材料二:
“穷而后工”这一命题的复杂之处在于:“穷”还存在着外部环境之穷、个人处境之穷和个人体验之穷的区别。在对穷而后工的讨论中,会出现个人处境与外部环境不一定完全相合,个人体验与个人处境也不一定穷达一致,更不用说个人体验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相逆的可能。那么,穷而后工这个命题本身便存有三个根本困境:
第一,穷而后工与时运、诗运关系评价体系的矛盾。穷而后工既然强调环境,那就不可避免地指向与时代的关联。乱世、亡国的大环境,诗人自然是处穷无疑。在传统诗学观念中,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时运与诗运关系,乱世之音、亡国之音,自是变风。变风虽然也不能说不工,但终究价值低于正风,作为对个体感受和创作的激励,肯定抵不过对群体政治理想的文学期待。所以,“工”的价值究竟体现在什么程度,难以定论。而另一方面,盛世中处穷也是常见,这个处境中的诗人,其诗之工是否归功于“处穷”?那么个人处境之穷与盛世之矛盾,该如何解决?
第二,穷而后工与“诗可以怨”复杂的离即关系。“诗可以怨”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诗歌对主体情绪的表达功能,但必须是“怨而不怒”。那么,无论是诗人的个人处境、个人体验还是外部环境,诗人对“穷”的表达,究竟需要限制在什么程度,才被称为“工”?一旦诗歌变成了诗人“境遇”的写照,诗歌评价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就会有或内容上或风格上的误会,也容易被置换为“穷苦之言易好”。如侯方域为宋荦作序时提出:穷而后工的价值判断,使得很多人无病呻吟,特别是富贵者作穷愁语,这显然与温柔敦厚相悖。富贵者作穷愁语是错误理解了穷而后工,只不过是用诗歌表现“穷”状,发“穷苦之言”而已。穷而后工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自身的价值。
第三,“工”的价值难以定位。欧阳修提出穷而后工,实则是建立在“写人情之难言”基础上进行的判断,即处穷之诗人在对自身处境的感触和表达上,特别是涉及到难言之情状,会更具观察力,也有发言权。当时,“工”是一个大家约定用来判断诗歌具备某种价值的语汇,但绝对不是最高一级的,或唯一的对“好诗”的评价。而由于清人对“好诗”的具体标准,如“高古者格,宛亮者调”之类一一摒弃,致使“工”的重要性逐渐上升。以不指向任何确定性风格和表现方式的“工”,作为诗歌较高甚至最高一级的判语,似乎是整饬诗坛较有效的途径之一,所以,当清人在讨论穷而后工的时候,他们的言论也可能同时暗含着对诗歌审美价值最高一级评价的问题。
(摘编自唐芸芸《清代唐宋诗之争中的“穷而后工”》)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