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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学习资源拓展
第12课 水陆交通的变迁
材料一 中国古代道路发展
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大禹治水,辟山疏河,已开始人工筑路。“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诗经·小雅》),西周建设起来的广宽平坦的道路,其规划与路政管理,在世界道路史上亦属首创。春秋战国时期,魏在黄河以南的荥阳,楚在汉水、云梦,吴在江、淮、太湖,齐在山东淄、济等地开凿运河。挖河筑堤,河成路就,是为河堤路之先导。秦筑驰道,汉通西域,灿烂的中华文明,远播西方。魏晋南北朝割据近400年,长期战乱,交通阻塞,但在南北分治的历史背景下,东北、西北、西南地区的道路交通却获得了发展。三国时的孙吴政权还派大规模船队到达夷州(今台湾),进一步加强了台湾与大陆的水陆交通往来。隋、唐的大一统,给道路交通带来了大发展。隋、唐建都长安、洛阳,粮食、财赋多取给于东南,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在建成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大运河的同时,开通了沿运河长达四五千里的道路,加强了南北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唐代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文明的国家,以长安为中心的道路交通向四方辐射,达全国各地。由京师向西,经陇西逾黄河向西北,贯通河西四郡,连接西域诸国的大道,经过盛唐时期的进一步修筑,沿途设置驿站、军、城、关、戍,天山南北分别设置安西和北庭都护府,完善了交通设置和安全保障措施,极大地方便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成为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经过宋、辽、夏、金对峙300多年的历史,到元朝统一中国,全国道路交通又得到新的发展,拓展了云南驿路、贵州山区道路和黑龙江通往奴尔干的道路等,方便了西南、东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交通往来。乃至明、清时代,全国统一,经济发展,道路里程较前大有增长,进一步沟通了西南、东北、内蒙古等地区少数民族的联系。这些表明,经过元、明两代,清代的道路交通已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摘编自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第2页
材料二 大运河的修建及意义
隋唐两朝不但开凿了连通长安、洛阳、杭州、涿郡的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而且在沿河一线设置了黎阳、思洛、河阳、含嘉、洛口等漕仓,用于蓄积漕粮,每仓存粮多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石,其数量非常可观。这条运河东西南北纵贯2700余公里,不但连接了数省,而且将中国的黄河、长江、海河、淮河等大江大河贯通起来,方便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于促进国家的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元明清是中国运河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鼎盛时期,其河道管理之系统、漕运运作之完善,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漕运、河道、仓场之总督,运军、旗军、水手之运粮队伍,夫役、河兵之看守制度,天津、德州、临清之水次仓储,支运、兑运、长运之运法,南旺、高家堰之水利工程,无不体现着国家政权对运河与漕运的重视。元代开济州河、会通河与通惠河,改隋唐运河之弯曲,将运河线路变为直线,直接连接了北京与杭州,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
中国运河在发挥着交通运输、物资交流、文化传播的作用,其历史、文化、实用价值不可估量。
首先,运河具有重要的政治与军事功能······运河对于巩固国家政权、保障京城稳定、皇室与官员粮食供给也具有很大的意义,无论是秦汉时期的东西方向漕运路线,还是明清时期的南北路线,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便于将全国的漕粮输往京城与边防要地,以实现统治者对国家的控制与物资的调配。
其次,运河具有重要的经济与商贸价值。运河虽是国家为了政治目的而开,但却间接促进了南北物资与商货的交流,刺激了商人商帮的兴起及沿运城市与乡镇的开发。运河在古代社会相较于陆运与海运,具有很大的优势,不但安全省力,而且运量较大、运输方便、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小,所以很多商人往往将全国的货物贩卖于运河沿线。当时运河沿线的天津、临清、德州、聊城、济宁、徐州、淮安等城市商业繁荣、物资殷富,属全国著名的漕运码头、商贸重地、物流枢纽、河政要地,形成了经济总量大、商品种类全、人流密集的东部运河经济圈。
再次,运河的文化交流功能也非常重要。运河既是经济带,又是文化带,大量人群在运河上航行,将自己家乡的各种习俗、信仰带到了运河一线,并与当地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种贯通南北、杂糅东西、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
最后,运河的贯通促进了民族融合与国际交往。大运河连通南北、纵贯东西,便利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与商业交流,使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速度加快,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促进了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
-摘编自郑民德:《中国大运河的历史变迁、功能及价值》,载《西部学刊》,2014年第9期
材料三 中世纪欧洲的道路交通
在陆路上,商品由马和牛来运送,但不一定是大量货物。中世纪英国和别的国家的搬运服务由两部分组成:马的驮运(实际上有时用人背)和马车的运送;但是英国庄园的记录使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