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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 第四单元 家乡文化生活 同步练习
阅读下面的“访谈录”,完成下列小题。
《天行者》创作访谈
被访者:刘醒龙①
访谈者:胡殷红②
问: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您创作的《凤凰琴》的故事就感动了无数人,时隔十余年后,您怎么会想起续写《凤凰琴》,续写民办教师们的生存情状,是什么缘由调动了您的创作热情?
答:中篇小说《凤凰琴》在《青年文学》1992 年第五期发表后,编辑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有许多人提出希望读到《风凰琴》(续)。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高扬同志,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也提及这样的希望。我没有赶那个热潮,一方面是个人性格,不喜欢随大流,就像这些年流行浅俗易读的小长篇,而我偏偏要写被人疑问“百万字的长篇谁看”的有大的内容的厚重之作。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善意误读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体无意识”,不去细心地发现文本的真实意义,那样的写作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果的。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我不想写。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悄悄做着准备,无论是在青藏深处,还是在东南沿海,只要有机会见到乡村学校,哪怕只是进去看上一眼,我也要进行一定的了解,并用各种形式,记录下许多灵感。这么多年,有过太多想动手写作的欲望。去年有机会遇上一位来自西北的同行,他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们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风凰琴》当作经书来读。然而,这还不是最终的原因。这之后,我读到一位同行的文章,写的是在汶川地震中遭受灭顶之灾的映秀小学樊晓霞老师,与丈夫结婚后分居的 14 年中,夫妻俩一直在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14 年后,樊晓霞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映秀小学,与家人团聚,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了生命。这两件事,都让我为之震撼。特别是后一件事,让我觉得让《天行者》成书的时候到了。
问:同样是写民办教师的故事,如何处理《天行者》与《凤凰琴》的关系?您延展这一故事所遵循的原则是什么?
答:1992 年我写中篇小说《凤凰琴》,只是因为心存感动。时隔 17 年,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里充满感恩。因为,我看得见,如果没有那些可能被后人认为是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的哺育,那个时代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
问:您认为,您在《天行者》中最大的突破点是什么?哪些地方超越了《凤凰琴》?
答:17 年前,我还年轻,很自然地选择了表现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如何与天荒地老的乡村发生契合。17 年的时光让我的心苍老许多,命运也开始展现其无可抗拒的力度。就像映秀小学的樊晓霞老师,在那么美丽的女性身上,其命运的荒诞,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
问:与当年写《凤凰琴》的时代、环境都不一样,十余年后,农村生活、学校教学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去写《天行者》,写作的视角、对人物性格的塑造等方面,是不是要刻意与《凤凰琴》保持一致?
答:或许今后我还有机会写一写 10 年后的今天,乡村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但在这部小说中我所表述的,只是“20 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小说写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三次转正,而分成三个部分,因为一次比一次荒诞,所以一部比一部疼痛。半辈子都在盼转正的民办教师,当机会来临时,那些犹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政策,反而让他们彻底失去转正的可能。
问:这次写《天行者》,与十余年前写作《凤凰琴》的心情有什么不同?
答:对长篇小说的把握,实质上是对命运的参悟。而中篇小说,能将生命在某个时刻的状态表现生动,便是一种成功。
问:您在小说中,经由万站长提到一个概念——“界岭小学的毒”,“这三个人会让你中毒的”。在您的眼里,“界岭小学的毒”究竟是什么?支撑这些民办教师天地的力量究竟是什么?
答:诚如万站长自己所说,他早就中了“界岭小学的毒”,所以才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这种所谓的“毒”,可以简单地看成是人们总在向往的人格魅力。昨天上午,我接到生产建设兵团文联创作研究室主任钱明辉的电话,他刚读完《天行者》,在读的过程中,他的妻子很奇怪,说他这么大年纪了,还不时去找毛巾。钱明辉简单介绍过后,妻子从他手里拿过这本书,接下来,反而是他的妻子,不停地要毛巾擦眼泪。我与明辉兄,只是十几年前见过一面,他很感慨地说,虽然兵团内部没有民办教师,但这些民办教师实在是太感人了。对于毫不熟悉民办教师生活的人来说,人格魅力是没有界限的。
问:您在创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现在回头来看,小说是否留有遗憾?
答:一个成熟的作家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写作情绪,激愤是小说的天敌。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就这部小说来说,即便是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