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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创新联盟2022-2023学年高一上学期第一次联考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怀念孙犁先生
铁凝
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父亲为我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在父亲喜欢的
作家中,就有孙犁先生。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小兵张嘎》的
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型。我立即
大言不惭地回答:孙犁的书我都读过。徐光耀老师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
差不多可以背诵。那年我16岁,实在有点不知深浅。但能够说明的,是孙犁先生的作品在
我心中的位置。
那时还没有“追星族”这种说法,我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迷恋他的文字带给我的所有
愉悦,却没有去认识这位大作家的奢望。1979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
社做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各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
克明、顾传菁二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作家韩映山嘱托我带封信给孙犁先
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可我却面露难色。我听人说起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很
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韩映山看出了我的为难,指若他家镜框
里孙犁的照片说:“孙犁同志…你一见面就知道了。”
在秋日的一个下午,我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
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
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
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检豆子。看见有人来,他站起
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
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
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者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
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
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荷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这是我与孙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
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
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很快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
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的慷慨使我对自己的写作“路子”更加
有了信心。虽然这篇小说在技术上有着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作自己对文学的深意有
了一点真正理解的重要开端。
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
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
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
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梅,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
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戴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
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
字台前,桌面摊开若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我们就座。
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
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
我没有问过孙犁先生为什么总戴着套袖,若问,可能他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是为了爱
护衣服。但我以为,孙犁先生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能引
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瓜葛,但它联系着
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
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缝制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
估价的感情。
我想,我己经很久没读孙犁先生的小说了。春天的时候,我重读了《铁木前传》,我依
然深深地受到感动。《铁木前传》的出版距今几十年了,孙犁先生对当代文学语言的不凡贡
献,他那高尚、清明的文学品貌,却会长久不衰地渗透在我的文学生活中。
以我仅仅同孙犁先生见过几面的微薄感受,要理解这位大家是困难的。他一直淡泊名利,
自寻寂寞,深居简出,粗茶淡饭,或者还给人以孤傲的印象。但在我的感觉里,或许他的孤
傲与谦逊是并存的,如同他文章的清新秀丽与突然的冷峻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