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夏衍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现代著名剧作家。早年参加五四运动,从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留学期间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著作,并接触日本共产党,参加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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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同鲁迅等人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发起组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先后任《救亡日报》总编辑、重庆《新华日报》代总编辑等。为中国戏剧、电影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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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报告文学《包身工》剧本《赛金花》《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等,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林家铺子》《祝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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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这一笔名从发表《包身工》起使用的。
包身工──旧社会一种变相的贩卖奴隶的形式。被贩卖的多是女孩子,由承办人送到工厂做工,无人身自由,所得工资全部归承办人所有,在这种形式下做工的人称作包身工。
“包身工”又有很种别称,试着找一找:
猪猡3 懒虫5 机器11、15 罐装了的劳动力21
廉价劳动力15、22 试验工22 养成工22
没有锁链的奴隶23、49 墨鸭47
解题
报告文学:
《读本(中册)》P88
一种合乎逻辑的想象,因为那是决不可能的,要想把事件作成一个毫无瑕疵的图画而却缺少行动的地点或场所的解剖,参加者与目击者的批判以及叙述的推想等。记者自己必须创造出事件的实际价值,到达改造的成功的径路,而且只有留心着他的叙述的路线必须密切地沿着已知事实(事件所给的特点)进行。理想的条件是要具有那由记者所描画的在各点上都与实际事件的连续性相符合可能性的曲线;这种曲线的顺利的发展路向,由于极大多数的所给的特点确定,是可能而且可以得到的。(摘自[捷克]基希《文学回声》)
报告文学:
《读本(中册)》P88
有一个说法把报告文学分成记者型和作者型;我觉得记者型的报告文学的寿命不长。这两种的区别主要表现是在写法上。譬如,1935年我刚进《大公报》时,第一个任务就是报道山东和苏北的一个很悲惨的水灾(指其著名报告文学《流民图》。那么水灾有两种报道法:一种是报道和水灾有关的信息的统计资料,如水灾区的面积、多少人受影响,等等。可是我呢,没有着重这些。我实际上在速写:我和一位很有名的画家(赵望云)一块儿去;他画了画儿,我文字速写。当时我觉得应该照我所见到的去写。我没遍访灾区,最初,就站在一个站台上,看到了很多难民,我就描写他们。(摘自[美]罗福林《“跟着时代前进”——萧亁谈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是文艺通讯、特写、速写等的总称。它是一种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中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品种。报告文学被誉为文学创作中的“轻骑兵”。
报告文学特征: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
新闻性:“报告”意味着报告文学所反映的人物事件,必须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具有新闻报道价值的真人真事,并且要具有一定时效性。
文学性:“文学”意味着报告文学在忠实于真实的前提下,可以运用文学的艺术手法来增强文章的可读性,文学性是报告文学有别于般的新闻报道的突出特点。
内容可以写人,可以写事,也可以写问题(如《包身工》写的是剥削下层女工的问题) 。
文件常识:
“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一篇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夏衍《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
《夏衍电影文集》——
在当时,包身工住的工房,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包身工的工房,是由日本警察、巡捕、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的,他们为了防止这群“奴隶劳工”和外界接触,任何“外头人”是不能走进这个禁区的。在《包身工》里我说过,这些包身工“是罐装了的劳动力”,资本家把她们封闭起来,不让她们和外面的空气接触,这些话点也没有夸张。为了突破这种封锁,我得到杏弟(经同志们介绍我认识的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帮助,混进去过两次,但是在这之后,就被带工头雇佣的“下手”们盯住了。对于这种观察特别困难,是包身工们一清早就进厂做工,晚上才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们上班下班的生活,非在清早和晚间不可。当时我住在麦特赫斯德路(现泰兴路),离开杨树浦很远,这样,为了要在早上五点钟以前赶到杨树浦,就得半夜三点多钟起身,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她们上班的情景。这样,我从3月初到5月,足足做了两个多月的“夜工”,才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了一些她们的日常生活。
由于她们受着三重四重的压迫,遭受过无数的磨难,所以这些小姑娘们是不轻易和人讲话的,不仅像我们这样的人,即使同厂做工的“外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