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08 东西方的基层治理-2023年高考历史【热点·重点·难点】专练（新高考专用）

热点08 东西方的基层治理 【热点背景】 2022-06-05 今日头条 中新社记者：李双南 吕德文，社会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城乡社会观察和基层治理研究，致力于以专业知识介入公共政策讨论，担任多家媒体专栏作家。新近出版《国家基石：基层社会治理图景与乡村振兴》。 【材料原文摘引】 中西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是有组织的，而西方是个体化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中国采取了全政府—全社会的疫情防控模式。事实上，这一防疫模式的选择以中国的基层治理体系为基础。 中西基层治理存在哪些差异？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治理经验的国家，中国的哪些历史传统与经验对当前基层治理仍有借鉴意义？中国基层治理如何向“大道至简”的目标努力？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深度解读】 吕德文：中西基层治理有何差异？ 中新社记者：您在著作中指出，中国是一个有丰富治国理政经验的国家，有悠久的乡村治理传统。哪些历史传统与经验对当下的基层治理仍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吕德文：中国的基层治理，实际上是三种经验的交汇。一是“大传统”，即在中国悠久历史传统中形成的极为丰富的乡村治理经验；二是“小传统”，即新中国成立后自主探索的治国理政新经验；三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治理经验。对于当下的基层治理而言，尤其要借鉴前两个传统经验。 首先，中国在历史上是单一制和大一统国家，基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人们对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存在误解，认为历史上的基层治理脱离皇权。事实上，这句话是指古代的官僚机构比较简约，只在县一级才有正式官员，但这并不意味着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治理依靠非正式工作人员，包括乡里的胥吏、地方精英和传统农村行业协会(青苗会、水利会)等。这些人员辅助地方治理，受地方官员节制，并不游离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而恰恰是国家治理建构的结果。 中国的简约主义的治理传统，给现代基层治理留下丰厚遗产。如古代的乡里制度，影响了现代的乡村两级治理层级结构，再如传统国家一直利用半正式行政方式解决基层治理问题。自上而下的行政和自下而上的自治相结合的“双轨政治”，实则抓住了基层治理的精髓。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传统中国简约治理的传统，并创造出群众路线，形成全新的现代治理经验。其实，在乡镇建立政权的尝试自清末起就开始了，但真正获得成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建立了现代政权，其体系远比传统体系复杂、高效、完善，但行政成本并不高。 新中国的基层治理何以做到高效且低成本?答案正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既是全新的治理理念与方法，又是对简约治理传统的继承，既是群众工作方法，又要在行政体系内实践。因此，新中国实现了比传统社会更高的动员组织程度，通过发动群众，依靠农村自身资源完成了现代农村建设，如沿用至今的完善的水利体系，简易公路交通系统等，并推进一系列乡村公益事业，如扫盲运动、卫生运动等。 概而言之，简约、高效的两个治理传统，在当代中国有深厚的合法性基础，是经过革命和建设检验的治理经验，可谓大道至简。作为学习型政党，中共近些年提倡基层治理现代化，向西方学习各种现代治理经验，如多元治理、去中心化治理、新公共管理运动、政府购买服务等。不过据我观察，近年基层治理真正有效的创新，仍是出自两个传统，而多数看似理念先进的创新，几乎都是失败的。因此，基层治理要返璞归真，接续传统，向简洁高效治理的目标努力。 中新社记者：中国与西方的基层治理有哪些差异？ 吕德文：首先，中西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是有组织的，而西方是个体化的。西方的政权体系不会到达最基层，典型例证是一般西方国家都没有居委会。相比之下，中国的基层社会和基层治理体系合二为一，尤值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细胞党的性质，与西方政党形成区别。在中国，党组织成为社会有效运行的细胞，是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并不外在于社会。党员和党组织分布在社会每个角落，关键时刻号召党员，社会就可以自我循环。面对新冠疫情，中国之所以采取全政府—全社会的疫情防控模式，是因为中国有条件做。事实上，传染病防治的基本科学原则是把病毒隔离，这需要社会组织动员能力。许多西方国家通过宵禁之类的法律命令试图隔离病毒，却缺乏有效的基层社会组织协调个体遵守防疫规定。 其次，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互构性，而西方国家对社会层面的治理是不干预的，国家直接对接个体，很难对接组织。中国的基层具有双重内涵，既包括基层社会治理，即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又包括基层政权治理，两者相辅相成。相比之下，西方的基层治理更大意义上就是指社会治理，很难依靠自发秩序。 任何国家的治理都希望达到简洁高效，中西皆然，并且对治理的评价存在客观标准，如绩效好，必定是投入成本少但实效高，且民众满意。对中国而言，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