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解析：重庆市外国语学校2022-2023学年高二上学期期末（线上）语文试题

重庆外国语学校2022-2023学年度高2024届上期期末在线学习反馈检测语文试题 （满分150分，150分钟完成） 第Ⅰ卷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拟史”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是以“史”的视角观照其他作家作品，表现为将作家作品比拟为史传进行阐释与批评。在中国古代文学“拟史”批评中，“拟《史记》”批评由于其发生的频繁性、广泛性，已经从一种文学现象上升为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拟史”批评根源于儒家文化深刻的宗经重史思想。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即流露出“窃比《春秋》”的拟《春秋》动机，其后因单篇流布，多有亡逸，西汉元成年间褚先生仿《史记》体例补写亡篇，可视为最有代表性的“拟《史记》”创作，故而后世多有将杰出的史书比拟为《史记》的现象。而唐代古文运动奠定了《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此后，其他文体中“拟《史记》”批评现象层出不穷。散文领域，韩愈曾评柳宗元的文章为“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到宋代，苏轼评价欧阳修“记事似司马迁”。唐宋八大家多有被比拟为司马迁的现象。后来，元代杨维桢《吊谢皋父》中称谢皋羽“文似太史公”。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以《史记》为旗帜，相关文论更是将“拟《史记》”批评发挥到极致。到清代，姚莹将姚鼐也拟作司马迁。由此可见，“拟《史记》”批评作为散文领域的一个重要观念，对文学创作与审美都有着重要影响，甚至影响到国外作品。近代黄遵宪评价日本古贺精里《赠茶博士某序》曰：“叙述茶事甚详，而抉剔弊窦，曲尽情状，如太史公《货殖传》。” 在诗歌领域“拟《史记》”批评同样影响广泛。宋代苏轼首先提出“杜甫似司马迁”的议题。杨万里在《江西宗派诗序》对“杜甫似司马迁”的解读重在风味而非形似，是对苏轼之论的深度解说，而其实质则侧重的是杜诗的诗史价值。 诗文之外，其他文体作品中“拟《史记》”批评也层出不穷。小说领域，明代金圣叹提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的重要观点，将《水浒传》拟作《史记》进行叙事、写人等文法方面的评点，其后清代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曰“《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一书兼二体”。 此外，辞赋领域，宋代罗大经将《赤壁赋》与《伯夷列传》类比。戏曲领域，明代韩邦奇最早将关汉卿与司马迁并举；可见“拟《史记》”批评在戏曲领域同样影响深刻。 “拟《史记》”批评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观念，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价值。正如清代尤侗在《艮斋续说》中评价诗歌领域的“拟《史记》”时所言“杜诗似《史记》，不但为太史公增价，并为工部雪冤矣”。“杜诗似《史记》”的论题，对《史记》与杜诗的经典建构皆有价值。不同文体领域共有的“拟《史记》”批评反映了《史记》传播的广度与文学影响的深度。不同文体在文学功用、接受群体、审美特征等方面皆有区别，而不同领域的“拟《史记》”批评都将《史记》视为重要的文学经典而树立，反映出《史记》在不同维度的经典化过程。同样，依赖“拟《史记》”批评，不同文体寻找到彼此间的共通之处，从而为文体之间相互渗透与学习提供了可能，进而推动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刘彦青《“拟〈史记〉”批评与〈史记〉的经典化》） 材料二： 中国小说传统源远流长，丰厚博大，“拟史化”倾向无疑是中国小说传统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所谓“拟史化”，即注重小说与历史的依存关系，把小说看作是历史著作的变种，强调小说“补史之阙”的作用。 这种“拟史化”倾向早就被中国古代学者们揭示出来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所谓“稗官”，即为记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官，可见小说的诞生即与史录有关。刘知几在《史通·杂述篇》直接把小说与历史著作类比，强调小说与正史“参行”的功能和小说家的“史家”身份。 中国古代小说的“拟史化”倾向与西方小说有着迥然的差异。西方小说产生较晚，但它的源头是古希腊的史诗和戏剧，而亚里士多德总结古希腊文学经验的《诗学》是后来西方古典文学发展必须遵循的圣经。这里的“诗”是文学的统称，更是叙事类作品（主要是史诗和戏剧）的特称。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西方的叙事类文学（包括后来的小说）一开始就是强调与历史著作相区别的，他们把文学（包括小说）看得比历史著作更高级、更有价值，都认为文学（小说）比历史更真实。这恰恰与中国的传统相反，中国把历史著作看作是校准小说的墨绳，中国古代小说家的终极目标是“补正史之阙”。 中国古代小说的“拟史化”倾向在近代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风行而逐渐式微了，以至当代人对此几无印象。在今天提出和梳理中国小说传统并不是出于狭隘的复古倾向，也不是要发泄浅薄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对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