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文》第十三-整本书阅读系列《经典常谈》名著阅读与练习

《经典常谈》名著阅读与练习 14《文》第十三 【内容梗概】 现存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也就是一种官文书。后来到了春秋的时候，外交的言语也称为“辞”，孔子说辞的要义在“达”，也就说说明白。到了战国，又说之风大盛，辩士们的说辞可谓天花乱坠，可以成为议论文。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春秋左氏传》是写事的丰碑，《史记》是写人的丰碑。汉武帝时候，盛行辞赋，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汉、魏之际，排偶更甚。真正开了文体宗派的，是唐代韩愈。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换去排偶的句子，句逗总弄得参参差差的。他的标准是“气”，就是然的语气，并且有意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到语言中去。成为了新体的“古文”、宋代所成的“散文”的创立者。之后经过欧阳修与苏轼的发扬，古文成了正宗。唐代的发展出的新文体“传奇”，到了宋代有了“话本”，也就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演化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直到《红楼梦》成为了白话小说集大成者。从明代开始用八股文取士一直到清末，可谓盛极一时。可是因“古文不宜说理”，总是一大大家曾国藩也没能补救这一缺陷，八股文逐渐没落。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但也未能长久。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胡适之等人提倡的白话文搭上中国现代化的马车，一直驶近了新中国。 【原文呈现】 《文》第十三 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后来《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是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按着卦爻与年月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卜辞显得整齐些罢了。便是这样，王安石还说《鲁春秋》是“断烂朝报”[1]。所谓“断”，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节的意思。卜辞的简略大概是工具的缘故，在脆而狭的甲骨上用刀笔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辞和《鲁春秋》似乎没有能够跳出卜辞的氛围去，虽然写在竹木简上，自由比较多，却依然只跟着卜辞走。《尚书》就不同了。《虞书》、《夏书》大概是后人追记，而且大部分是战国末年的追记，可以不论；但那几篇《商书》，即使有些是追记，也总在商、周之间。那不但有章节，并且成了篇，足以代表当时史的发展，就是叙述文的发展。而议论文也在这里面见了源头。卜辞是“辞”，《尚书》里大部分也是“辞”。这些都是官文书。 记言、记事的辞之外，还有讼辞。打官司的时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叫做“辞”；辞原是“讼”的意思[2]，是辩解的言语。这种辞关系两造的利害很大，两造都得用心陈说；审判官也得用心听，他得公平的听两面儿的。这种辞也兼有叙述和议论；两造自己办不了，可以请教讼师。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时候，列国交际频繁，外交的言语关系国体和国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说更需慎重了。这也称为“辞”，又称为“命”，又合称为“辞命”或“辞令”。郑子产便是个善于辞命的人。郑是个小国，他办外交，却能教大国折服，便靠他的辞命。他的辞引古为证，宛转而有理，他的态度却坚强不屈。孔子赞美他的辞，更赞美他的“慎辞”[3]孔子说当时郑国的辞命，子产先教裨谌创意起草，交给世叔审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儿他再加润色[4]。他的确是很慎重的。辞命得“顺”，就是宛转而有理；还得“文”，就是引古为证。 孔子很注意辞命，他觉得这不是件易事，所以自己谦虚的说是办不了。但教学生却有这一科；他称赞宰我、子贡，擅长言语[5]，“言语”就是“辞命”。那时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辞多指说出的言语，命多指写出的言语；但也可以兼指。各国派使臣，有时只口头指示策略，有时预备下稿子让他带着走。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时候总还得随机应变，自己想说话；因为许多情形是没法预料的。——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鲁语[6]。卜、《尚书》和辞命，大概都是历代的雅言。讼辞也许不同些。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写出，而写出的和说出的雅言，大体上是一致的。孔子说“辞”只要“达”就成[7]。辞是辞命，“达”是明白，辞多了像背书，少了说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8]。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 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大盛。游士立谈可以取卿相，所以最重说辞。他们的说辞却不像春秋的辞命那样从容宛转了。他们铺张局势，滔滔不绝，真像背书似的；他们的话，像天花乱坠，有时夸饰，有时诡曲，不问是非，只图激动人主的心。那时最重辩。墨子是第一个注意辩论方法的人，他主张“言必有三表”。“三表”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9]；便是三个标准。不过他究竟是个注重功利的人，不大喜欢文饰，“恐人怀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说他“言多不辩”[10]。——后来有了专以辩论为事的“辩者”，墨家这才更发展了他们的辩论方法，所谓《墨经》便成于那班墨家的手里。——儒家的孟、荀也重辩。孟子说：“予岂好辩